为什么王朔成不了塞林格
许多人都说塞林格是美国的王朔。看上去是有几分相似：两人都是衣食无忧的小康型作家，王朔出生于大院，塞林格家更有钱一些；两人都有漫长得让人羡慕的青春期，这成为他们写作的最大资源；两人文风都显得痞里痞气，这使得他们分外性感，让少男少女读者无法抵挡。
现在重温《麦田里的守望者》，你会发现塞林格的“他妈的”用得真多，比王朔的“他妈的”还多。如果塞林格像王朔那样，一路这样“他妈的”写下去，那么他充其量是一个靠着比别人更海量的俚语词库写作的作家，充其量是一个影响局限于本国的“局域网型作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伟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意象呈现了出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塞林格，使他成为一个靠诗意和哲思写作的作家，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引起共鸣的“互联网型作家”。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整部小说最核心的地方，就“他妈的”在这里。
王朔和塞林格，差也就差在这样一个伟大意象上。仅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之类的小意象，还是不够的。当然，表面上是意象的差距，实质上是哲学素养和世界观的差距。
“麦田里的守望者”道尽了人类的困境。它和约翰·多恩的“孤岛”意象，帕斯卡的“芦苇”意象，海德格尔的“被抛”意象，卡夫卡的“甲虫”意象，加缪的“鼠疫”意象一起，成为揭示人类生存状态的最经典意象，因深刻而显得冰冷，又因悲悯而显得炽热。
而“塞林格制造”尤其令人难忘。每当我听到中学生自杀、农民工跳楼、明星吸毒，甚至听到看似挺正派的官员突然被“双规”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麦田”和“悬崖”的意象，或者是熟稔已久的朋友，平时总抱成一团地玩儿，突然有某人因某种原因“离队”或“沉沦”的时候，我的眼前也会浮现出这样的意象。
事关一小撮人。但它描述的绝不是一小撮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那一小撮人身在深渊，而我们的心正一点点地往下掉，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然心在深渊。
201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