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心现实人生——古典文学与中医学的共同精神传统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都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壤中生发起来，具有共同的精神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受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重视现实，关注社会人生。与道家、佛教对现实采取出世的消极态度不同，儒家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尽管儒家并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对它们“敬而远之”，而主张积极介入现实生活，将人的理性心智用于社会人生，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二是提倡仁道。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宣扬古代圣贤的“仁政”，反对“苛政”，孟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与重视仁道的思想相伴行，儒家把经世济民、兼善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无论读书取仕，还是从事其他实用的技艺，都把它们看作是体现仁道的手段，实现济民利天下的途径。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古典文学和中医学都形成了关注现实人生的优良传统。古代的文学理论家们大都十分重视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尤其是它的教育作用。他们提出文学创作应该“经世致用”、能“补察得失”、“有益教化”，反对形式主义的无用之文；同时还大力提倡文学作品应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生活。孔子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诗歌可以启发鼓舞人，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得失和民俗民情，可以用来团结人民，可以对现实进行批评，表达不满。他的这段话不仅较全面地阐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同时还反映了文学应该真实具体地表现现实生活的思想。后代的文论家们又进一步指出，文学应该干预现实生活，通过“美”与“刺”即歌颂与暴露的方法，来达到“劝善惩恶”“救世劝俗”的目的。例如东汉郑玄说：“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唐代柳宗元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更进一步举起了现实主义的鲜明旗帜。他认为：“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因此，文学家应该积极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他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主张用文学作品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现实服务。由于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黑暗腐朽的事物大量存在，因此白居易特别强调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必揭露社会黑暗，批判时政弊病：“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寄唐生诗》)，大力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以便“救济人病，裨补时缺”。在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古典文学形成了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流的趋势。有不少作家更是把揭露时病，反映人民疾苦，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内容。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古典文学从一开始就把它的眼光投向了社会人生。在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民歌“国风”部分，更有许多现实主义的优秀篇章。像《硕鼠》《七月》等诗篇，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讽刺了贵族的荒淫无耻生活，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不幸。汉代乐府民歌和古诗中，也有不少作品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等，或是描写劳动者的生活，或是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或是反映妇女的悲惨命运。东汉末年的建安文学，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到唐代，更涌现出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诗人。他们富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人道主义精神，面对现实，深入生活，关心同情广大人民。他们的诗歌作品充满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提出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面貌，反映了人民的离乱之苦，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中的许多诗篇，尖锐地揭发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现象，表现劳动人民的痛苦呻吟呼声，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此外像元稹、张籍等诗人，都写出了许多现实主义的诗歌。以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明清时期的《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戏曲、小说作品，更加广泛全面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现实和腐朽的本质。古典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形成了一种关注社会现实人生的精神传统。
古代中医同样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的优良传统。中医学是一门对社会人生都十分有用、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它可以用来治病救人，使人们解除肉体乃至精神上的痛苦，获得健康和长寿，享受生命的欢乐，因此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唐代医家王冰说：“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黄帝内经素问注·序》)所谓“三圣道”，即指中医学。元代吴海在《赠医师郭徽言序》中说：“举天下之术，利惠足以及人，溥而不穷者，惟医为然。”古人不仅把医学看作是一门最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和技术，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把它看作是可以辅助政治，促进社会安定祥和的手段。清代姚鼐就说：“夫医小道……其极至于使人无疵疠夭札之伤而群生乐育，导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赖焉”(《医方捷诀·序》)。清代医家赵濂在《医门补要·自序》中也说：“大则体国经野，泽被下民而靡穷；小则拯急恤灾，征诸日用而最切，盖莫近乎医。”正因为医学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能帮助人民解除病痛不幸，符合儒家的仁道思想，因此古人又把医术称为“仁术”、把医学称为“仁学”。例如明代医家黄就说过：“医，仁术也。苟精之，亦足以济人。”历代许多医家都把学医行医看作是实践儒家仁道思想和实现其经世济民理想抱负的途径，即所谓的“悬壶济世”。例如元代著名医家朱震亨弃举子业而学医，就是为了“精于一艺，以推己及物之仁”；明清著名医家张介宾、李时珍、喻昌等人弃儒从医，也都是因为认为行医、研究医学可以实现他们济民利天下的理想。
古代文学家关注的是社会的弊病，民生的疾苦。他们利用文学作品揭露黑暗和腐朽的现实，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用文学作品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而医学家们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他们关心人们的身心疾病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同情患者特别是那些孤苦无援的病者。张仲景早就指出，一个人有了医术可以“救贫贱之厄”，即帮助贫苦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摆脱病痛。皇甫谧强调，一个人不学医，即使有“慈惠之性”，但在“赤子涂地”时也“无以济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提出：医生对于病人不论贫富贵贱、老幼亲疏，都应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把病人的痛苦当作是自己的痛苦一样，“一心赴救”，不辞劳苦，不计名誉，不图钱财。他还要求医生必须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甚至“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充分表现出人道主义的精神。明代医家龚信和他的儿子龚廷贤在谈到良医的标准和要求时，都把“心存仁义”“博施济众”放在首要的位置。
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中，也充分体现了“仁道”和济民的精神。远古时期，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神农虽然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他那种为了寻找治病救人的药物不惜以生命为尝试的行为，却集中反映了中医的献身精神和济民的理想。春秋时期的名医扁鹊行游各诸侯国，每到一地，都根据当地的民众需要来决定自己行医的内容，“随俗为变”，急病人之所急。北宋医家唐慎微医术高明，治病“百不失一”，凡是病家来请，“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治好病“不取一钱”，只要求病人将他们所知道的“名方秘录”告诉他，以便收集更多的方药来完善自己的医术，提高疗效。他所编撰的著名医学著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的许多单方验方就是由此收集而来的。元代医家朱震亨一心为病人，“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他“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从关心民众疾苦的人道精神出发，古代有的医家还更进一步指出，除了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以外，还应尽力在生活上救助贫者，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把医生的同情心延伸到医疗的范围以外。例如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一中指出：对于贫穷和地位低的人们“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命亦难保也”。据《神仙传》一书记载：东汉医家董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取报酬，救活了无数病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杏子成熟后，他用杏子换来粮食，接济穷人和缺乏盘缠的过往行人。此事千百年来被人们传为美谈，“杏林”也因此成了中医的代称。董奉的行为不仅是良好医德的表现，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古代医家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古代具有这种思想行为的医家很多，例如北宋医家庞安为人治病不仅不受谢，贫病者上门求医时，他还专门辟出房舍收治，无偿施与药物，并“亲视飦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宋史·庞安时传》)。元代儿科医生曾世荣医术专精，“未尝以病家之贵贱贫富异其心。或遇窘乏太甚之家，亦随力捐资，济其粥，以故全活者众”(罗宗之《活幼心书·序》)。他们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医德的要求。
古典文学与中医学的这种关心现实人生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和道德传统的体现，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古代传统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