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明：做一个乐观通达的爱国者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18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马振明老师家中
记者：张音，张佩瑶
采访对象及简介：
马振明，1921年出生于山东泰安。17岁师范毕业，参加抗日战争。1954年来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副系主任，1963年任北大总务长，1979年任法律系主任。
记者采访手记：
与大多数山东人一样，马振明老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豁达、开朗，而且十分的率真。
他的感情非常丰富，想到什么就会在脸上呈现出来。谈到抗日时代的艰难，他会皱眉叹息；谈到加入共产党，与日寇、国民党斗争，他会神采飞扬；谈到“文化大革命”被送到昌平改造，他会连连苦笑。
山东人大都热情好客，马老师更是如此。他亲自为我们倒茶添水，关心我们的学业，对我们的采访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他详细、认真地回答。我们提出拍照的请求，他也爽快地答应下来。老年人常见的忧郁、孤独，在马老身上一点都看不到。他已经87岁高龄，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会读一读《毛泽东传记》，说起毛泽东的奇闻轶事，简直如数家珍。他专注于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天底下似乎没有能够让他烦心的事情，跟如此率真爽快的老人打交道真是一种享受。
采访完毕，已经是中午，马老师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吃午饭。我们婉言谢绝后，他好像还很不安，亲自将我们送到楼梯口，目送我们下楼。离开朗润园9号楼，走了很远，马老师还站在阳台上，面带着微笑向我们挥手……
记者：马老师，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那段岁月吗？
马振明：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参加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那是一个游击队，在各个地区、市是山东纵队的分队，我所在部队是山东纵队第四支队。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当时参加部队的时候才17岁吧！一个在学校念书的17岁的孩子怎么会决定去参加部队呢？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您从一个稚气的学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的过程吗？
马振明：好的。小学毕业以后，我们村就我一个考上了泰安的师范学校。家里经济情况不允许我继续读书，可是我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我的一位老师知道后就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学得不错，让他去上吧。”我父亲尊重老师的意见，就同意了，于是我进入泰安师范学习。当时在师范学校念书是不用交学费的，而且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仅在入学时交5元钱作为保证金。如果你在学校毁坏了公共物品，就从保证金里扣除。如果到毕业没有违反校规，这5元钱退就还给你，没有别的花销。在我毕业的时候鬼子来了，我亲眼看到他们为非作歹，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在学校里念书的学生一下子长大了。那时，我有位老师是地下党员，经他推荐，我去了第四支队。促使我参军的主要原因是抗日，希望国家和人民不受欺负，不受日寇的欺负，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欺骗。这个思想非常明确，也非常强烈。当时泰安爆发了徂徕山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当时山东地下党负责人黎玉。那时候国民党主要精力不是抵抗日本，而是放在欺压自己的民众上，军民关系很不好。而我所在的第四支队则很注重与群众的关系，与驻扎地的百姓们相处得很好。这一点更坚定了我加入共产党的信念，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站得住脚。我以前有好几次遇险都是老百姓救过来的，那是抗战时期，说来话长了。1942年，我已经是部队某个连的干部了。1943年到了武工队，主要负责到敌占区宣传抗日。那是抗日战争中期，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压迫下，部队处境十分艰难。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一个敌占区，向百姓宣传抗日的主张，天晚了就在那里住下了。我记得去的时候还开了封介绍信，上面盖着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龙彪的章，介绍信的大意是：“……到你村视察抗日工作，请予以联系并保证安全。”我们把信交给村长和保甲长，他们很重视，把我们安排住在村边一个地主家废弃的园子里，因为那里比较偏僻，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三四点钟的时候，甲长过来了，告诉我们和平救国军来了。他让我们别动，保证我们不会出事。国民党的部队投靠了鬼子，叫和平救国军，就是汉奸。他们对共产党是不客气的，因为蒋介石和日本鬼子都下达了绞杀共产党的指令。村长和保甲长们不让我们出来，他们中的一个人负责给我们送饭，其余的都去跟那些汉奸周旋。在那里整整藏了一天。天黑以后，正好下起雨来。给我们送饭的人已经打探好岗哨的位置，他领着我们，小心快速地避过岗哨，把我们送了出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来北大教书的？
马振明：我当时是华东的，解放上海以前，组织了一部分干部进上海。进上海以后，我们接收了一些大学生，就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我们给他们进行培训以便参加工作。现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还把我当做校友，常和我联系。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一般干部，到了上海以后是团级干部，后来到了华东局党校当教育科科长。我学历不高，必须得继续学习。过去当兵只要不怕死、跟得上就是好兵，现在不行。现在没有碉堡可打了，没有敌人可打了，只有向科学进军。1951年中央成立政法干校，我作为干部调了过去，在那里既学习又当干部，先是班主任。那时候我们班有170多名学生，都是县级的公安局长。到了1954年，董必武提出来搞宪法，说北大这样的学府没有法律系是不合适的，要恢复法律系。那时董老是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负责这件事。他开始为北大点将，点了我们的副教务长陈守一，陈守一又叫我一起来北大。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陈守一是司法部教育司司长，成立政法干校后，他去当了副教务长。董老说北大这个地方，必须有一个能挑大梁的人，于是他挑了陈守一。到北大之后，他是系主任，我是总支书记、副系主任，替他负责具体的事。
记者：那时候您是怎么看待北大的？
马振明：我没有感觉，因为别的大学我没有接触过。我对大学生的了解也不是那么充分。我和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的大学生接触过，是很尊重他们的。来到北大以后，我一面工作一面讲课，讲了两年的宪法。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以前），12点以前从没睡过觉，都是在看书。那时候年轻，也没有成家。
记者：您对北大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啊！
马振明：可以这样说，北大的形势离不开全国的形势。从我这一生来看，当兵的11年形势不好，最坏的就是战争。我经历过战争，到处弹坑残壁，国破家亡。新中国成立以后形势也比较好。但是，195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我受了罪。我们国家1956年以前是不错的，向科学进军。我1954年来北大，大家都学习，能考上北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我要好好对待他们，为他们服务。“反右”的时候，我不表态不说话。“大跃进”以后，一下子不行了。我1959年被批判，离开北大，去昌平分校劳动了3年。1963年给平反了，回到北大后勤部当总务长，总共工作了18年。1979年教育部曾想调我到二外当副院长，陈守一给教育部写信让我回到法律系。法律系的学生也请我回去，我就回到法律系当系主任。我60多岁就离休了，后生可畏，让年轻人干。
记者：您对北大有什么希望吗？
马振明：北大毕竟是北大，既有北大的老师，也有北大的职工，又有北大的学生，还有全国人民，培育了这所学校，造就了这所学校。北大必须安安静静地好好做学问，实事求是地把教学科研搞上去，要精益求精下大工夫做科研。一种学问能够长久不衰，是要经过考验的。孔老夫子2500年前的言论被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直到现在还在流行。因为这些话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中国人的思想。北大是长期以来国家、人民培育出来的最高学府，应该说蔡元培时代是很自由的，不管什么样的学说都可以发表，学问、科学都是辩论出来的。北大总得有点重点学科，法律在北大应该是有它的地位的。北大应该说是长久以来全国人民共同培育出来的，不能够离开人民。历代的校长都说要好好培养学生。我们要使这所学校好好地发展，现在是最好的时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