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效谦：我以我生鉴理想
采访时间：2008年1月6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于老师家
记者：黎娟娟，郑晓晨
采访对象及简介：
于效谦，大学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前身——私立燕京大学，后在天津《大公报》工作。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从事一些革命活动。解放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现已离休，居住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采访印象：
于老师是一本书，是一本看似平淡但内涵丰富的书，是一本看似朴素但动人的书。于老师不无感慨地说，他这一生不是没有美好的理想，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可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么一本“无所作为”的书，我们打开后会读到一个真正真实的性情中人。
记者：于老师，您生于抗日战争前夕，成长于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请问您的童年经历对您一生的道路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于效谦：我的童年是在无穷的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社会现象的浑浊确曾使我幼小的心灵有一种在黑暗中向往光明的朦胧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伟人的感召力和老师的熏陶、朋友的鼓励和带动，加之社会不良现象的刺激，我逐渐把改造旧社会、创建理想新社会的美好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身上。再就是我一生一直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凭良心做事。我这一生是非常平淡的一生，现在已到垂暮之年，闲暇无事，有时难免想起一些亲身经历过的零星小事来填补离休后的时光，觉得童年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记者：那您的小学生活是怎样的？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或事呢？
于效谦：可以说我的思想之光在小学就被点燃。我最初上现代的新式学校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全校6个班，学生总数大约200多人。校长举止文雅，上班的时候总是穿一件整洁的长衫，有时还外加一件黑马褂，从未见他对人疾言厉色过。他自己不上课，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和学生课外活动。他办了个学生储蓄银行，负责收储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零花钱。开了一间学生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学生简单的文具纸张和路远学生需要的早点。这些都在他亲自指导下由选拔出来的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还有一个图书馆，有普通教室大，三面放着书架，都摆满了书，但是其中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不多。若干年后我想起这位校长，他可能是在实践一种什么教育理念。我也从中受到一定的熏陶。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两位青年教师，都穿着当时学校还没有人穿的西服。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向同学传授各种新知识，在课外还组织大家进行了许多新活动。他们对同学总是一派和颜悦色，看见大家淘气也不生气。当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们带学生上街去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日货。有的同学很能干，在群众面前大声疾呼，慷慨陈词。而我这个在人多的场合不敢说话的人，只能提着大铁壶到附近的卖水灶上给大家打开水喝。虽然我表现得不够能干，但这两位老师还是在众多同学里挑选了我跟他们一起上函授学校，学世界语。没想到在我高小毕业之前不久，市里发生了工人大罢工，很快又被当局镇压下去。这两位老师也不知去向。当时有些风言风语，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很自然地就把两位老师的平日形象和“共产党”三个字叠印在一起。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他们。
记者：那您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特长，并且有所深造的呢？
于效谦：有一次我在校外看见七八个工人吃力地拉着一个大铁机碾修石子马路。过些天我又在路上看见一个恶棍殴打一名工人模样的人，怪他挡了路。后来在作文课上我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说，劳动人民流血流汗修成了马路，却无权迈着大步在路上走。这篇习作受到老师的注意。从这以后，他常常叫我到他宿舍里去，向我介绍一些新书、新杂志。最重要的是他最早引导我读鲁迅的文章，唤起了我对鲁迅的伟大人格的景仰之心。这一年我自己买的最大的一本书是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作文也常常有意模仿鲁迅的风格。这一年两个学期我都获得了全校的优秀作文奖。
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试着向一家大报投稿，模仿鲁迅的风格写了一篇杂文，抨击社会上某些积弊。我把文章寄给当时一家一般认为属于自由派的报纸副刊，过些天居然收到那家报纸的来信，通知我文章已被刊用，并让我去西单该报营业部领取六角钱的稿费。当时六角钱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几十元钱，可以买两本喜爱的书。但最使我高兴的是，我居然可以在有名的大报上打开一条小缝隙，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这甚至让我产生了以后终生从事这一事业的想法。我不着急去领取那六角钱稿费，而是赶紧去学校图书馆翻找我那篇发表在大报上的文章。找到一看，不禁惊呆了。想不到我那篇批评社会积弊的文章却被编辑老爷大笔一挥，没改两句话，就变成了讽刺或者攻击进步势力甚至影射共产党的文章。对此我无力抗争，但是要我去领取那六角钱稿费，不就等于接受了他们对我文章的篡改吗？我当然不能去领。同时我也深深感到，一般老百姓要想在报刊上发表点自己的见解有多么困难。于是我和几位平时合得来的同学决定合编一份自己的杂志，我参照鲁迅主编过的杂志《莽原》的名字，给这份杂志起名叫《荒原》。我自己也给这份杂志写了篇文章，内容和题目现在都忘了，但是还清楚记得署名叫匪坚。这个署名是从《诗经》中“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两句话套用过来的。我内心的想法是：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是既不能转动，也不可卷曲的，因为那时候反动派管共产党叫共匪。
记者：我们知道，您大学最初选择了燕京大学，其实当时北平还是有很多所高校的。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
于效谦：因为那时候北平已经沦陷在日本侵略者手里两年，虽然还有几所高等院校，但是受日本侵略者和敌伪政权干扰最少的只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我别无选择，就上了燕京大学。而燕京大学整洁优美的校园、典雅的建筑、举止脱俗的老师、健康活泼的学生与外面那污浊沉闷的社会比起来，也让我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理想的世界。
记者：据我们了解，在您进入大学后，对于院系的选择也是一波三折，后来又进入北大文学院。可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具体情况么？
于效谦：刚上大学的时候，考虑到经济工作对建立理想新社会的重要性，我选择了读经济系。一年级必读的经济学概论是以英国正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主干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在这门课程还没有学完的时候，我感到这门经济学明显肯定了资产阶级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当时一些革命著作和进步作家都认为他们就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动者的代理人，收入虽然丰厚，可是我宁可过一辈子清贫生活，也决不当一个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劳动者的代理人，于是决定转系。当时我还认为，创建理想新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改造人的灵魂。哲学是一件重要的武器，于是从二年级起就转入了教师学生在全校人数都最少的哲学系。我很景仰哲学系一位颇具权威的老教授，因为他面对侵略者大义凛然，而对有些见风转舵、在学术上迎合当权者的学者非常鄙视。可是我却不知道他也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他有句名言，大意说，如果让他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之间必须选一个，就无异于让他只能选择枪毙或砍头。我选了一门他介绍欧洲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课。学期终写了一篇论文，自以为还有一点新意，不料考卷发回来，他却给我打了一个4分。当时学校的计分制度，10分为满分，3分就及格，但是如果全年总分平均达不到5，就得留级。本系学生在专业课中得4分，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气哭了。有位高年级同学把这事告诉了他，他说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想也许那个分数是他助手判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读哲学系了，想转入社会学系。但是学校有规定，一个学生4年内只许转一次系。没办法，我只好在哲学系继续读下去。为了扩大知识面，我选了许多其他学系的课程，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都因为浅尝辄止，没有学出什么名堂。只有一门极少人选修的研究四大皆空的佛教教义的课，我却得了个接近满分的9分。由此可以推断出我当时思想的空虚和寂寞。
“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封闭，有些老师和同学被日本人按照早已准备好的名单抓起来，我只好回家。没过多久，收到当时设在沙滩红楼旧址的北大文学院的通知，说我可以转学到那里去，院长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因一时没有出路，我就转学到那里去。因为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也无心学习，有时在私下场合说几句流露真实思想的话。不料有一天夜里我正在宿舍睡觉，校工突然进门把我叫醒，说外边有人找我。我觉得情况不妙，出去一看，果然有3个日伪特务在等着我。他们态度并不粗暴，只是拿出纸笔，让我把我从小学到当时的简历准确写出来，就走了。我一想这是对我的来历有所怀疑，虽然那张表我写得准确，但既然被特务盯上，以后就不定出什么事。听说燕大已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大后方四川成都复校，我就稍事打点，匆忙上路去了成都。我到成都燕大报到时，哲学系因为教师学生都太少，暂时停办，我就转入了新闻系。那时学校正放暑假，我闲着没事干，又写起文章来。快要写完的时候被一位早到成都的同学看见，他颇为赞赏，就送到一个四川军阀出钱、一些进步人士编辑的报纸编辑部，很快就被发表出来了。从此我就和一些进步同学建立了联系。
记者：在您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到天津《大公报》去工作。这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呢？
于效谦：在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学期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成都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长已向他预定，要我毕业后到他那里去工作。当时在进步人士眼里《中央日报》是一家反动报刊，我怎么能答应到那里去工作呢。系主任对我说，报社对我们系曾给过很多帮助，现在人家预定一个毕业生都办不到，说不过去。我把这事拿到进步同学中去讨论。一位当时人们都认为是地下党员的女同学认为应该去，哪里都要有我们的人。我就抱着到那里去起进步作用的志向答应下来了。半年后我去报社报了到，第二天我办公桌上就出现了一张空白的国民党员登记表，显然是让我填写的。有人对我说，国民党就是这样，你就胡乱填一张敷衍吧。我怎么肯这样干，过几天那张空白表格就不见了。报社编辑部里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国民党员。其实，我当时在报社工作时最多只能凭借自己的认识把有利于民主势力的文章标题尽量做大一些，把不利于进步势力的词句抹掉，把露骨反动的稿子扔到字纸篓里去。但是因为报纸编辑不只我一个人，我这些努力并不能左右整个报纸的版面。就是这样，我也无法在《中央日报》待下去了。正好那时我的一位老师已在天津《大公报》当了总编辑，写信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很快就进了天津《大公报》。
记者：那您到《大公报》工作后，有什么感受呢？
于效谦：当时《大公报》是一家在国内外都颇有点名气的报纸。我刚从狭窄阴暗的成都《中央日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颇有一种天宽地阔、行动自由的感觉，认为至少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用文字抒发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我写过一些揭露旧社会罪恶的新闻，编过几次支持学生反饥饿运动的版面，也在新闻报道中为受国民官僚讹诈的民族资本家讲过理。但最使我高兴的还是我感到这个时期我和共产党的关系仿佛更接近、更具体了。我有时候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掩护青年学生去解放区，有时候帮海外人士把解放区的宣传材料送上轮船带到国外去，有时候也为我心里明白但没有明说的解放区来人找份掩护工作。
记者：那您是在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吗？
于效谦：是的，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大公报一位同事忽然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我激动得一时竟不知怎样说才好。他问我：“你害怕啦？”，因为那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市里抓捕杀害共产党员最凶恶的时候。我赶紧向他解释，说不是害怕，是因为太激动了，我从没有敢想我也可以加入共产党。接着我主动向他介绍了我的经历，他说这些组织已经了解了。过几天在一个秘密小组会上宣了誓，我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者：那您作为一名地下党员，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与我们共同分享？
于效谦：地下党员的日常工作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有几个颇具戏剧性的小故事，至今使我历久难忘。
东北解放军和华北解放军在远郊把天津团团围住以后，天津市内的地下党组织为配合解放军的进攻，积极展开了情报工作。一天，一位和我单线联系的同志来找我，说天津市工务局一位负责修筑城防工事的工程师思想有些动摇，组织决定让我公开以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去找他，让他交出那份城防工事图。我自以为这是生平第一次接受正规的战斗任务，心情很激动，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万一这个人变了卦，我就性命难保。于是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包括坐老虎凳怎么办，鼻子被灌辣椒水怎么办，指甲缝里被钉竹签怎么办，都要挺住。又想到我正在谈恋爱（和现在的妻子），一旦被捕，她怎么办。那时候她只知道我是个进步青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若是当了临阵退缩的懦夫，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这样一想，勇气又增加了几分。第二天我找到在旧英租界一幢小洋楼里那位工程师的家。他开门看见我一愣，好像已有人跟他打过招呼，赶紧把我让进院里，关上大门，又把我带到楼顶上一间屋子里。我以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要求他交出天津城防工事图，不料他却为难地说，那张地图锁在机关的保险柜里，他一个人不能拿出来。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怎么办？最后问他能不能帮助我再画一张。他答应了，并拿出纸和笔跟我一起画起来。防御工事的最外一层是鹿砦，鹿砦后面是壕，有多宽多深，里面灌满了水；再里是碉堡群，子堡围着母堡，各有多宽有多深，是什么材料建成的；再里面是内壕，还有这些防御工事重点都在哪里，都一一注清楚了。当时的情况很危险，不宜停留太久。我还是沉住气，尽量把该想到的都问清楚了。回来抱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地图交上去了，组织上说很有用。我想顶多不过做个参考材料罢了，但我总算松了口气。
到了正式攻城那天，炮声从早晨零零星星地响起，越响越密。最后竟然咕嘟咕嘟地像开了锅一样，分不出一声一声的炮响了。报社同事都聚集在营业大厅里等着迎接解放。到了半夜，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十来个国民党士兵，由一名看不出军阶的青年军官带着，说是想进来休息休息。进来后，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想投降的，不过是想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放下武器。于是就由那个军官带头，把带着的一些步枪、手榴弹等放到院内一个墙角里去。到天快亮起来的时候，已经听到街上一阵阵奔跑追击的声音，显然解放军已经攻到门外了。这时报社后门忽然响起一阵阵紧促的敲门声。我赶快跑过去一看，大门上小窗子外面露出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脸。是解放军到了。我刚一开门，就听前面大喊一声：“举起手来！”我一看，对面站着一名解放军战士，手上端着美制卡宾冲锋枪，两腿叉开，做准备射击的姿势，身上的棉军装几处被磨破，脚上被蹬裂的鞋用布条缠着，显然是摸爬滚打，战斗很久了。在他后方有一名战士，前面架着轻机枪。这些解放军战士在我面前生动地展示了一幅真实战斗着的英雄群像。那时候地下党员是不能随意暴露身份的，我迟疑着举起双手。他接着问：“里面有蒋匪吗？”我简单地回答一声有。他一听又大喊一声，冲锋枪握得更紧了。拿手榴弹的人也手臂往后一摆，准备投掷。后面的轻机枪咔嗒一响，上了膛。我赶紧说，他们已经放下武器，准备投降了。他说：“那好，叫他们出来，缴枪不杀！”我回去告诉这些蒋军，他们就由军官带头，排队走出去。还没等转过墙角见到解放军，就一个个举起双手被解放军押走了。随后又来了几名战士，用担架把那些枪支、手榴弹抬走了。过一阵，又来了几名战士。领头的好像是一个班长，大约有十八九岁，几个同事就跟他们聊起来。那位班长操着东北口音，讲了许多革命大道理。接着又说，作战要做充分准备。不但要有充足的弹药，还要有详细的地图等等。我当时想，我只看见过将军们在大幅军事地图前指挥作战。没等我提出要求，他就主动把他的地图拿出来。原来是一张比明信片略小的卡片，上面用素描笔法画着一幢楼房。我看出那是一幢在天津颇知名的楼房，名叫望海楼，当时是天津市公安局的所在地，也是蒋军一处防御重点。这几个小战士可能就是被指定最后向这幢楼房发起进攻的。我不禁想了很多，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只靠我画的那张简略的城防工事图是打不了胜仗的。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您也经历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是怎样的呢？
于效谦：天津解放后不久，我转到北京燕京大学当了一名青年教师。这时候的我对想象中的新社会充满信心，以为很快会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任我驰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会迅速提高。
没想到解放后还走了那么多曲折的道路。50年代的一些政治运动，有的我也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详细经过几句话说不清楚。聊以自慰的是，运动中我经手审查的几个人，没有一个被错划为贪污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我也没有揭发出一个右派分子。
“反右派”之后，又高举“三面红旗”，开始“大跃进”。我被任命为一名领导学生大炼钢的连长。于是首先把家里所有的铁器，饭锅饭勺等都捐了出去，跟同学们日夜奋战在自己搭建的小土炉前，炼起钢来。究竟消耗了多少木材和煤炭，损毁了多少有用的铁器，已经无法计算。最后终于炼出了一块比巴掌还略小一点的“钢”，其实不过是一块被烧得还了原的生铁，立刻被领导送到校部去报喜。一位在校报里当编辑的同事对我说，他们收到好多篇同学们写的赞扬我的诗，还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我后来找到那份报纸，果然有一首诗，全篇都是赞扬我的话。我对诗里的溢美之词实在愧不敢当，同时也深深感到年轻人的心地是多么纯洁善良。
后来“大炼钢铁”被叫停，但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还是层出不穷。我感到“大跃进”有点失去了控制，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是“高速度与刹车灵”，大意是说要想把汽车开快，刹车一定要灵，不然会出事故的，暗指“大跃进”也应该歇一歇了。稿子交到我认识的一位副刊编辑手里，他准备发表。不料后来又出现“反右倾”回潮的苗头，原稿很快退还给我。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不知就里，在整个运动中就当了被大家公认的逍遥派。其实所谓逍遥派，只是对“文化大革命”表现不够积极，不参加两派造反组织中的任何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开全系师生大会，揭发某领导人的问题。一些教师被一一叫起来揭发，揭发的不令人满意，就到台上低头站着。忽然后面有人大声喊，叫我站起来揭发。我想大不了也跟别人一样站到台上去。刚刚从座位上站起来，还没发言，就听主持会的学生大喊一声：散会！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他有意保护我，还只是一种巧合。从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受过粗暴的批斗，有时被叫去交代问题或揭发问题，也是双方都坐着。
后来我和大家一起上了“五七干校”。劳动之余，每月集中休息4天，我就一个人骑自行车或坐火车到附近小镇或较远的大城市游览一番。偶尔发两句牢骚，也没有人挑错，找麻烦。
对干校，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是当时干校养了一些猪，有时候杀猪给大家改善生活。可能当时人们对吃好喝好还有些顾虑，一怕影响劳动锻炼，又怕犯了什么资产阶级错误，所以做出来的肉食常常非常难吃，令人难以下咽，有的人甚至把肉倒在地里喂野狗。干校结束前，我接手管理供本连一百多人吃饭的食堂，我想，吃好了不是会劳动得更好嘛，这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我不敢杀猪，有人自告奋勇帮我杀了猪，退了毛，开了膛，我决心为大家做一顿当时我唯一能做好的红烧猪肉。就带领几位自愿来帮厨的“五七战士”，大家集思广益，按照传统的烹饪方法，把肉切成整齐的小方块，先放在冷水里面把水烧开焯去血水，捞出来又放在油锅里煸一煸，走走油，然后放上葱、姜、花椒、大料、酱油、白糖，用温火慢慢焖熟。大家吃起来，非常满意。猪肠子很多人不爱吃，甚至看了那样子都不舒服。怎么办？我独出心裁，让几个自愿帮厨的人把肠子反复冲洗干净，煮熟，先横切成段，用竹笋等烧成一味类似烩肚丝的菜。“五七战士”们吃了都说好，但就是搞不清究竟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另一件事是，当时连队办了张墙报，向我约稿。我写了4首旧体诗，其中两首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另外两首中的一首是咏毛泽东主席著作的，题名《红宝书》，原句是：
涤荡乾坤红宝书，雷惊雨
众生苏。
千年困惑云消散，万代宏图泉涌出。
诗意虽然未免有些夸张，多少借题抒发了当时我某种颇为豪放的情怀。
另一首题名《南昌八一湖塘泥到干校》。当时干校种田缺少肥料。正赶上南昌八一湖放水清淤，干校就用火车运来一部分塘泥做肥料，我也参加过挖泥工作。又因为我曾读过一本关于农业的书，说肥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消耗了自己，培育了作物，我的诗是：
不恋碧水扶红莲，宁上荒山肥绿田。
耗尽身心无遗憾，唯愿青翠满人间。
这些诗句多少反映出当时我的某些心境。不久干校撤销，我回到了北京，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了，1973年夏我又回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回到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全国正在大搞“批林批孔”运动。我还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接到系里通知，叫我准备出国援外。校军宣队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在几所高校挑选过几个人，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数我合适。我别无选择。在一个专为出国人员开设的学习班培训了几天，并被指定为专家组组长，就出发了。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我才从国外回校。
记者：通过刚才的谈话，我们能感觉出您的爱国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在采访最后，您能结合您一生的经历谈谈您对共产主义的感受吗？
于效谦：改革开放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是中国革命今后必须坚持走下去的正确道路。领导全中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向前走下去的重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肩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为革除旧社会的弊端，构建合理的新社会秩序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做出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经受了令人痛心的本不应有的教训。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用事实证明了，共产党是可以遵循先贤的英明教导，发扬先烈的牺牲精神，把国家建设好的。尤其让我——一个从青少年时代就对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抱有极其美好的理想的人深有感触的是那理想的世界仿佛更靠近了一些。虽然一般说来共产主义社会要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极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以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无法为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世界描绘出详细具体的蓝图，但是以近年科学技术难以意料的惊人发展速度推断，实现理想新社会的进程可能比过去想象得会快一些。这是可喜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种种消极因素，如强权政治、恐怖主义、邪说邪教等等。如果不认真对待，他们也可能倚仗某些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只有坚守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才有可能带领民众战胜所有的挑战，走上胜利的道路。我个人以为，现在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赞成的和反对的，委婉的和率真的，好听的和不好听的，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以至旁敲侧击或指桑骂槐的，都要认真听取，加以分析，正确对待。以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博采各家之所长，补充自己之所短，努力奋斗，使现实生活更加美满幸福，使理想中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世界真的遥遥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