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越绝书》是一部反映江浙地区（长三角地区）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历史典籍，而对于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来说，它已经超出了地区的界限，特别是它所要揭示的思想内涵，即告诫人们戒奢行俭、居安思危、富邦安民、行仁义、执中和、慎用人等等，亦已经超出了历史的界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越绝书》所记史实内容及思想内涵的庞杂，语言的奥衍晦涩，均给研究和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莫衷一是，无法定论。就如此书的名称、作者、卷帙及写作年代，至今还没有一种明确的说法。当然，要形成定论是十分困难的，只能在不断的研究、商榷中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一、关于书的名称
书名越绝，“越”字自不待言，关键是个“绝”字。陈桥驿先生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说：“关于该书的名称，许多人都作过解释，但很少有令人满意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1.将“绝”解释为“断灭不继”。陈桥驿先生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说：“对于《越绝书》的这个‘绝’字，历来解释甚多，并无定论，明田艺蘅在《留青日札》卷十七中把它解释为‘断灭’，张宗祥手写本序言中说：‘绝者，绝也，殆不继之意’，均颇得其实。正是由于此书的撰述，这个春秋部族已经断灭不继的历史，才得以流传至今。”“颇得其实”说明陈桥驿先生是赞同将“绝”解释为“断灭”“不继”之说的，并且明确是越部族历史的断灭不继。
2.将“绝”解释为“绝笔”的“绝”。仓修良先生在《〈越绝书〉散论》一文中引入了俞樾《曲园杂纂》中的一段话：“愚谓此绝字即绝笔获麟之绝。下云：‘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是以此书为继《春秋》而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吴越之事，略而未详，此书踵而成之，直至句践之霸而绝，故曰：‘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仓先生认为此解释“比较令人信服”，并作了进一步的推释，说：“《越绝》之绝就是孔子作《春秋》获麟绝笔之绝，而吴越贤者见孔子所作《春秋》‘略吴、越’，故‘览史记而述其事’，那么为什么不称‘齐绝’‘楚绝’或‘吴绝’呢？因为其书主要记吴越之事，而吴虽大败强楚，又胜句践，北上称霸，但最后还是败在句践手下，国灭身亡。唯句践最后称霸，为其富国强兵而立下大功的两位谋臣，此时范蠡远走他乡，文种被逼身亡，因而此书记载至此绝笔，故曰《越绝书》，此解释顺理成章。”并认为“俞氏之说足以释此多年之谜”。
3.释“绝”为超群绝伦。湘潭大学的刘建国先生在《白话越绝书》中，将“越绝”的“绝”译为“超群绝伦”。
前两种解释：释“绝”为“断灭不继”侧重于史实；释“绝”为“绝笔”之“绝”则侧重于记述活动，只是解释的角度不同，如果撇开孔子获麟绝笔不说，仅就《越绝书》所反映的史实和作者对此史实的记述活动而言，这两种解释并没有渊壤之别，而是相互融通的，其共同点在于“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史实反映的是“句践之时”的越族（国）情况，记述活动也止于“句践之霸”，反过来，记述活动止于“句践之霸”，使后人看到的也就仅仅是“句践之时”的史实，互为因果，难说哪种解释是令人信服的。当然，仅从字面去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其含义未尝不可，欠妥之处是，前者将“绝”解释为“断灭”，并因此理解为越部族的“断灭不继”，没有注意到史实所反映的仅仅是“句践之时”的实际情况，失之偏颇。事实上，句践之后越部族不是“不继”，而仅仅是“不记”而已。后者释“绝”为“绝笔”之绝，并以孔子获麟绝笔来比照，也没有真正理解“句践之时”的真实含义，从“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看，记“句践之时”的史实是作者有意识的终止记述，这跟孔子获麟绝笔也有明显的区别。再说孔子述《春秋》而“略吴、越”，《越绝书》的作者“览史记而述其事”，按俞曲园的说法，叫“踵而记之”，是“为继《春秋》而作”，实有不使断绝的意思，那么就不该叫绝笔，而应该叫“续笔”。俞的解释是有些矛盾的。
细细分析《越绝外传本事》篇对“绝”字的解释，我发现如果用“断灭”或“绝笔”来定义，是不能揭示出“绝”字的真正含义的，或者说不能片面地用“断灭”或“绝笔”来解释。而第三种解释，即刘建国先生用“超群绝伦”来释“绝”也没有揭示出“绝”字的真正含义。
其实在《外传本事》和《篇叙外传记》中有关“绝”的含义，作者也是语焉未详。正如明代杨慎所说：“越绝二字，尤非解者。曰‘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内能自约，外能绝人，故曰越绝’。又曰‘圣文绝于此，辩士绝于彼，故曰越绝’。二说似梦魇谵语，不止齐东野语而已。”（《杨升庵全集》卷十）我们把《外传本事》中有关“越绝”的几句话摘抄如下：
问曰：“何谓《越绝》？”“越者，国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齐、鲁，皆以国为氏姓，是以明之。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
——（《外传本事》）
问曰：“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句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句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国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故作此者，贵其内能自约，外能绝人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
——（《外传本事》）
“万代不灭，无能复述。故圣人没而微言绝。赐见《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亦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赐之说也，鲁安，吴败，晋强，越霸，世春秋二百余年，垂象后王。赐传吴越，□指于秦。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
——（《篇叙外传记》）
我觉得从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来看，“绝”字应该有几层意思：一是空前绝后。句践作为夷狄之君而“率道诸侯”使“中国侵伐，因斯衰止”的旷世功业，特别是他二十年如一日“躬而自苦”，立志复国的信念和意志，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二是绝笔，“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曰《越绝》”。孔子作《春秋》获麟绝笔，子贡说齐安鲁的外交活动和对越国兴霸事业所起的作用，实开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其三是继其绝笔。“贤者所述，不可断绝”，即对这样重要的时代和重要人物的思想行迹记述下来十分必要，所以“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如果仅限于某一种解释，就不能把“绝”字的意思完整地揭示出来。
二、关于该书的作者
正如李步嘉先生所说，《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是自唐朝中叶起一千数百年以来《越绝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历史上对于《越绝书》作者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子贡所撰；有的说是子胥；有的说是战国时人所为，后人附益增删而定；有的说是东汉袁康、吴平。大致在元朝以前的官修书目，均把该书的作者说成“子贡撰”“或曰子胥”。中唐以后的一些学者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到了明代，杨慎用析隐语的方法认定该书的作者为袁康、吴平，影响甚远。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用了杨慎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仍然不绝。因此，《越绝书》的作者问题是一个难以厘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历史上关于《越绝书》作者的几种说法：
1.子贡或子胥说。由于《外传本事》篇中有“或以为子贡所作”“一说盖是子胥所作”之语，因此古代文献目录在著录《越绝书》时，就把作者说成子贡或子胥。最早著录《越绝书》的，目前所知为南朝梁时阮孝绪的《七录》，其书已亡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张守节《正义》曰：“《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而《隋书·经籍志》在著录《越绝书》时称：“《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此后，《旧唐书·经籍志》称：“《越绝书》十六卷，子贡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子贡《越绝书》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小心一点，说“《越绝书》十五卷，或云子贡所作”。
2.“成非一人”说。其实，《外传本事》篇中的“或以为子贡所作”或“一说盖是子胥所作”，本为推测之辞，作者为谁并未确定，而此后官修史籍因袭未定之说，就经不起推敲了。所以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贞《索隐》云：“按：《越绝书》云是子贡所著，恐非也。其书多记吴越亡后土地，或后人所录。”宋朝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了怀疑意见。《战国策·楚策四》姚宏注：“《越绝书》，《隋经籍志》称为子贡作。今杂记秦汉事，疑后人所羼，不敢尽信。”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云：“秦《越绝书》，《隋经籍志》云子贡作。其书杂记秦汉事，疑后人所羼。”王尧臣《崇文总目》也称《越绝书》十五卷“子贡撰，或曰子胥……又载春申君，疑后人窜定”。黄震在《黄氏日抄》卷五十二亦云：“（《越绝》）……谓子贡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载乃建武二十八年，何其自为矛盾耶？”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宋学者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越绝书》的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说法，因此也没有去寻找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越绝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后人所羼”“后人窜定”“不敢尽信”的观点，动摇了此书为子贡或子胥所作的传统说法。直到宋陈振孙提出该书“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的观点之后，得到了明代以后许多学者如张佳胤、钱培名、徐益藩、余嘉锡等的赞同，该书的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才逐渐消退。
3.袁康、吴平说。宋陈振孙提出战国后人所为汉人附益说，给以后的研究者平添了许多回旋的余地。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要数明代杨慎的袁康、吴平说，他用析隐语的方法破解该书作者之谜。杨慎《杨升庵全集》卷十云：
或问《越绝》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书中，览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观其绝篇之言乎？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此以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庚乃康字也。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文属辞定，自于邦贤，盖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与康共著此书者，乃吴平也。
此说得到明朝学者如胡侍、陈垲、田艺蘅、胡应麟等的纷纷赞同。其后，清乾隆年间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更是对杨慎提出的袁康、吴平说及《越绝书》即王充《论衡·案书篇》中提到的吴君高《越纽录》的观点加以全盘肯定。《四库全书》是钦定之书，因此对于《越绝书》作者问题的看法，似乎是一锤定音，直至近现代乃至当代，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讲到或引用此书，往往称“袁康、吴平之《越绝书》”。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虽本史实，并含异闻。”
当然，自杨慎的“隐语说”提出之后，一些明清学者在基本肯定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除了陈垲提出“独‘祸晋之骊姬，亡周之褒姒’八言也，不类，盖六朝之先驱也”，传达出《越绝书》可能有晋人所羼的信息外，田汝成从书内各篇的文字风格分析，得出此书“成非一手”（《田叔禾小集》卷一）。另外，清代学者王鸣盛《蛾术编·说录》中说：
《越绝书》十五卷，不著撰人姓名。王充《论衡·案书篇》云：“会稽吴君高之《越纽录》，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今作《越绝书》，似讹。然其篇末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杨慎云：“此以隐语见其姓名也……与康共著此书者，乃吴平也。”此言似确，至云“临淮袁太伯、袁文术即其人”，则谬。既称会稽，又籍临淮；既称太伯，又字文术，任意挦扯，非也。
王鸣盛的弟子迮鹤寿在《蛾术篇·说录》的注文中同意老师的看法，认为：“明之杨升庵，今之毛西河，其所著论，止图眼前好看，不顾他人根究，即如此条，以《论衡》证之，其说不攻自破。”对杨慎将《越纽录》说成《越绝书》，将袁太伯、袁文术、吴君高说成袁康、吴平提出了异议。
现当代学者对于《越绝书》作者问题的商榷主要围绕袁康、吴平展开。有支持袁康、吴平说的，如张宗祥《越绝书·跋》云：“此盖汉人收辑战国旧闻，撰为是书。其姓名、籍贯，详记隐语之中，确然可考，《四库提要》之说，盖可据也。”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徐奇堂《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篇卷问题》等都对袁康、吴平作《越绝书》深信不疑。刘建国在支持杨慎观点的同时，认为《越绝书》即《越纽录》，作者当为吴君高（吴平）；袁康所作的《越绝书》是对吴平《越纽录》的改头换面的剽窃。有认为袁康、吴平“子虚乌有”的，如仓修良先生在《〈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中指出：“该书实际上正像《战国策》一样，是当年一些政治家游说吴、越国君，由战国后期人追记汇编而成，直到东汉还在有人‘附益’，因而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在《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一文中，仓修良先生对杨慎析隐语之法作了评析，归纳出三点看法：第一、析隐语如同考证，析出以后必须具备旁证，胡应麟称之“佐验”。杨慎列举的孔文举、蔡中郎、魏伯阳三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不仅在当代的正史《后汉书》中有传，其他许多文献乃至诗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名字。可是杨慎析出的两个人物，总是无案可查，无书可证，自然不能取信于人。第二，杨慎析隐语之法，从文字学上来讲，也不那么科学：清代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已经指出：“而袁字隐语乃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吴字隐语乃曰：‘以口为姓，承之以天。’……而以‘袁’为‘
’，以‘吳’为‘吴’，已大缪六书之旨。”袁、吴两字，在汉代显然不是作如此写法，不应当用经过多年演变的字形去解释古代的字形，否则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第三，东汉时代，会稽究竟有无袁康、吴平这两个人？他们的名字，不仅范晔的《后汉书》中没有，就连专门记载会稽地方先贤的虞预《会稽典录》也没有。以《会稽典录》为例，所记人物如董黯、陈业、皮延、任奕、卓应、张立等，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仅以某一个方面闻名乡里，《会稽典录》却对他们一一予以立传，以传后世。“可是杨慎析出的袁康、吴平，不仅口口声声称为吴越贤者，而且还是‘百岁一贤’，按理便应为史所书，尤其是地志一类著作大书特书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哪怕就是个名字，竟然在所有史书、方志及其他典籍中均未留下蛛丝马迹，乃至影踪全无，这当如何解释？……可见隐语之说，实在无法令人心服。”仓先生认为袁康、吴平都属子虚乌有。李步嘉先生在所著《越绝书研究》中认为袁康、吴平是政治谶语。他认为杨慎把《篇叙外传记》中的那段文字确定为隐语没有问题，把隐语中的含义解释为“袁康”“吴平”，也是对的，而把“袁康”“吴平”解释为两位历史人物则不对，隐语中的“袁康”“吴平”应有另解。他说：
我以为《越绝书·篇叙外传记》中杨慎所发现的那段隐语“袁康”“吴平”是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的两个政治隐语，而不是杨慎及其后人所说的两个文人隐语。“袁康”隐语原始喻意为袁氏昌盛；“吴平”隐语原始喻意为吴国太平。
他认为这两个隐语分别当产生于袁术称帝前和吴国末年，但在被用进《越绝书》书末时，由于当时的时代特点不同，隐语的含义已经大为改变。即由原来昌盛、平安之期而成为归命之谶。
另外，浙大周生春教授根据“成非一手”之说，通过对《越绝书》篇目内容的研究，认为该书的作者有多位，不限于袁康、吴平。他在《〈越绝书〉成书年代及作者新探》中说：
子胥和子贡也是《越绝书》的原始作者……子胥似是《荆平王内传》《请籴内传》《外传记军气》《外传纪策考》，以及《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部分篇章的原始作者。子贡则是《内传陈成恒》《外传纪策考》《外传记范伯》等篇章的原始作者。此外，计倪和大夫种亦应是《越绝书》的原始作者。按前所述，计倪是《计倪内经》和《外传计倪》诸篇的原始作者，大夫种似为《内经九术》和《外传记范伯》部分篇章的原始作者。
他又抓住书中的记年事件、地名沿革、行文避讳进行研究，认为该书的作者还包括东汉永建四年（129）至本初元年（146），建宁元年（168）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吴黄武五年（226）至七年的增补者。“《外传计倪》即由其编定补入《越绝书》”。而“《外传本事》的撰写者是三国至东晋时《越绝书》的增订注释者。从时间上说，此人应是《越绝书》最后一位直接作者和完成者”，把最后下限定于东晋时期。至于袁康、吴平，周先生认为：
袁康生活的时代大致应在秦代前后……作为对《越绝书》有颇大贡献的一位作者，袁康应是该书“内经”“内传”，也可能是《外传枕中》等“外传”的裒辑、编订者，《德序外传》《外传记地传》等篇章的撰写者。吴平是西汉前期《越绝书》的增补修订者，即“文属辞定”之人。《外传记吴地传》和《外传记军气》的大部分文字即是由此人写定。
他不仅把子胥、子贡、计倪、文种看成是《越绝书》的原始作者之一，而且把袁康、吴平定为秦汉之际的人，并认为汉晋之间不断对《越绝书》有增补修订者，企图做些调和工作。
对历史上及现当代学者关于《越绝书》作者的种种说法归类整理之后，才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越绝书》作者的定名是明代杨慎析隐语以后的事，此前，或说子胥，或说子贡，即便在杨慎析隐语定为袁康、吴平以后，子胥、子贡之说仍然没有被完全加以否定。要之，根本原因在于《越绝书》内容庞杂，文风参差，没有统一的时代风貌，所以，如果定于“一人一时”，就会异议蜂起。在此我想围绕杨慎隐语说谈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杨慎的隐语说确实有前后不能相顾的地方。他从《篇叙篇》末段文字析出袁康、吴平，又用孔融、魏伯阳的离合诗所隐姓名加以印证，以为汉末文人好用隐语，从而说明袁康、吴平是东汉末年人；为了得到更充分的证明，他又从王充《论衡》找到证据，说王充《论衡·案书篇》中所说的吴君高的《越纽录》即《越绝书》，吴君高即吴平，同时把临淮袁太伯、袁文术说成是袁康。王充所说的袁太伯、袁文术、吴君高是东汉初年人，与杨慎析隐语所证的东汉末年，在时间上不一致，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吴君高即吴平，《越纽录》即《越绝书》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临淮二袁与会稽袁康就是生拉硬扯的了。
第二，袁康、吴平不是历史人物，也不应该是政治隐语。明代以来的传统说法是把袁康、吴平当作历史人物来看待，但正如仓修良先生所考证，如果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且撰写了《越绝书》这样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必然在当时或往后的史籍著录中有所反映，可惜的是找不到有关袁康、吴平的片言只语。而李步嘉认为，袁康、吴平是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的两个政治隐语，袁康是指袁氏（袁术）昌盛，吴平是指吴国平安，到了袁衰、吴破，又成了归命之谶。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政治隐语（谶纬、童谣）来预示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乱世时期这种谶语更多，李先生的说法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我以为，文人写书除了用真实姓名外，还用一些别号，当然假托署名的也有，如宋初钱俨的《吴越备史》十五卷，即托名范垧、林禹撰。钱俨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裔，托名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政治避嫌，但未见用政治隐语。如果诚如李步嘉所说，当时也无必要作政治避嫌如袁康、吴平者。所以，我以为用政治隐语来署名似乎不大可能。
第三，《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其理由是：（一）吴越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吴、越争霸过程中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人回味，特别是越王句践忍辱负重、立志复仇，越国臣民同仇敌忾、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史实给人借鉴。战国以后，吴越地区有两个历史时期是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是六朝时期，一个是南宋时期。国家分裂，异族入侵，谈统一，谈和战，是当时主要的政治话题。与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不同，一些主战的士大夫，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即利用句践之事借古喻今，以振奋民族精神。所以《越绝书》的出现和受到重视是很自然的。有人曾以句践谋敌之策来规劝统治者，如南宋孝宗时，余端礼对孝宗说：“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七》）嘉定年间汪纲守越期间，不仅修建了越王台等纪念建筑，而且将《越绝书》“刊置郡斋”。所以我认为，《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六朝（周生春教授认为下限在东晋）时期；而受到特别重视，研究校核，刊行流传，则在南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政治的需要。（二）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前的官私著录均将《越绝书》的作者写为子贡或子胥，如果说历代官私著录存在着因袭传抄的话，那么南宋陈振孙的“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的观点，应该是在他深入研究《越绝书》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不可能没看到所谓隐语的那段文字，杨慎所说“盖睹书者卤莽，阅未数简已欠伸，意思睡，而束之高阁矣”，以致“袁康、吴平之姓名，著在卷末，无人知之”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可能是陈振孙看到此书时，《篇叙外传记》还没有所谓隐语的那段文字。否则，《越绝书》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能没有人见到此段文字的。事实上，除了陈振孙外，赵希弁、丁黼、汪纲等都对《越绝书》做过一番考辨、校订。在传抄、整理此书的过程中怎能偏偏没有发现那段所谓的隐语？（三）隐语重在隐，而从《篇叙外传记》的这段文字看，其隐语跟杨慎析隐语时所举证的几个隐语例子，其难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如蔡邕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隐“绝妙好辞”四字。魏伯阳《参同契·后序》：“郐会鄙夫，幽谷朽生；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遭厄际，水旱隔屏。”隐“会稽魏伯阳”五字。又如“鲁国孔融文举”六字的隐语为“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蛇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以上三例，蔡邕《曹娥碑》采用托意联想法，魏伯阳、孔文举为离合法，有诗的形式、诗的韵味，真正做到“隐而不露”。而《篇叙外传记》的这段所谓隐语文字，既无联想的意蕴，也无离合诗的韵味，稍有文字和历史基础的人就能解读，与前述三例比较是“露而不隐”。可以看出，加此文字者并未得到汉末魏晋时期离合隐语的要领。如此简单的隐语只有杨慎能看懂，能破解，实是怪事。（四）假如说《篇叙外传记》的最后那段文字早已存在，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如杨慎所说“盖睹书者卤莽，阅未数简已欠伸，意思睡，而束之高阁矣”，是观书者未审其详。这其实是杨慎的一种主观臆说。二是观书者已审其详，但“以去为姓，得衣乃成”“以口为姓，承之以天”不得其解。为什么？大概至少在两宋之前还未能将“去”“衣”合而成为“袁”字，“口”“天”合而成为“吴”字，如果有，也只是隶草演变的个别现象。因此陈振孙在解读《越绝书》作者的时候，只说“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而未能如杨慎那样直接将“汉人”指为“袁康”“吴平”。事实是杨慎用析隐语的方法定《越绝书》作者为袁康、吴平，已是明代的事，并已为清代学者李慈铭斥为“大缪六书之旨”，所以唯一的可能是这段所谓的隐语文字是在“袁”“吴”字体演变至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再说，从这段所谓的隐语文字看，既然作者无意于将自己的姓名直接指出来，而文中又何必自吹自擂为“百岁一贤”“邦贤”“德比颜渊”，又把所作之文比之于孔子的《春秋》呢？因此，后人所加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具体问题还需进一步考证。综上所述，我以为“成非一人”“无撰人姓名”最符合《越绝书》作者问题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该书的卷帙
《越绝书》的卷帙，前人理之基本已详。如陈桥驿先生《点校本〈越绝书〉序》中说：“《史记·孙吴列传·正义》引《七录》，称《越绝书》有十六卷。隋唐三《志》著录的此书，也都作十六卷。但在《崇文总目》中，此书仅十五卷。《崇文总目》说此书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今文题舛阙，才二十篇。由此可知，此书在宋代初年，已经缺佚了五篇。《崇文总目》以后，绝大部分公私书目均作十五卷（但高似孙《史略》卷五，《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澹生堂书目》卷四，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载记类等仍作十六卷，这些当是抄录隋唐《志》卷数，并非实见）。今本仍作十五卷，计‘内传’四篇，‘内经’二篇，‘外传’十三篇，共十九篇。这十九篇篇目，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完全相同，说明从宋初到宋末之间又缺佚了一篇。与隋唐《志》著录之本相比，其缺佚超过十分之二。所以此书从南宋流行之本起直到今本，实际上都是一种残本。”所佚之篇目，据《德序外传》和《篇叙外传》当有《吴太伯》和《兵法》外，其他已难详。
四、关于成书年代
一般说来，只要作者有案可稽，成书年代也不成问题。现在此书作者难以确定，则成书年代也就无法确定。按照陈振孙“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的说法，此书是将战国到汉代人所写的有关吴越史实的文章裒辑而成。也有一部分学者根据《越绝书》中的类晋骈体文语句及汉以后建置沿革，认为该书可能是六朝时人所为，如宋朝的陈垲，他在肯定了杨慎的袁康、吴平说后认为“东汉去古未远，残编遗事，固当不泯。缀辑而成之，语虽质，犹近于古”。但同时又认为“独‘祸晋之骊姬，亡周之褒姒’八言也不类，盖六朝之先驱也”，传达出了《越绝书》可能是六朝人所作的信息。比较明确地提出《越绝书》为晋代人作的是清代学者马与龙，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扬州·会稽郡·诸暨县”条下刘昭注：“《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王先谦《集解》：“惠栋曰：‘韦昭云：有句无亭。注：《越绝》曰兴平二年，《越绝》无此文，传写误也。’马与龙曰：‘据刘注，《越绝》晋代出。’”“兴平”是汉献帝的年号，“兴平二年”为公元195年，已是东汉末年。刘昭注引的《越绝》文，惠栋以为今本《越绝》并无此记载，应该属于传写之误。而马与龙不同意惠栋的说法，他根据汉唐地理沿革，认为“据刘注，《越绝》晋代出”。浙大周生春认为“《外传本事》的撰写者是三国至东晋时《越绝书》的增订注释者。从时间上说，此人应是《越绝书》最后一位直接作者和完成者”。他把最后下限定于东晋时期。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归纳的“伪书鉴别十二公例”第六说：“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其书不唯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此说对后来研究者的影响也颇大。但梁氏此说意在说明如何鉴别伪书，对《越绝书》“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的具体内容并未述及。所以如作者一样，其成书年代也成为未知数。而从综合分析，此书成于三国至东晋南朝的可能性较大。
五、关于该书的价值
一部古籍的散佚，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流传不衰，则由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所决定。历来对于《越绝书》是怎样一部书，价值几何，评价也不一致。有的从体例来说，有的从内容来说，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1.《越绝书》是一部历史书。陈桥驿先生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说：“它不仅记载了春秋於越的历史，并且也记载了与於越相邻的句吴和楚的部分历史。在我国古籍中，曾经记载於越历史的，主要有《国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四种，其中后两种是当地著述，其内容远比前两种丰富。而《吴越春秋》又显然无法与《越绝书》相比”。“可见在我国所有记载於越历史的文献中，《越绝书》是内容最丰富的权威著作”。清钱培名《越绝书札记》中说：“赵晔《吴越春秋》，往往依傍《越绝》。”仓修良先生赞同这种观点，并十分明确地说它是一部历史书。
2.《越绝书》是我国地方志的鼻祖。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称：“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清毕沅认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今人朱士嘉在其《宋元方志传记》序中也说：“《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陈桥驿先生认为“其中卷二《吴地传》和卷八《地传》两篇，不仅把句吴和於越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而且还写出了这两个不同地区即太湖流域和会稽山地的地理特征……无疑为宋代及其以后的地方志编纂开创了范例。”
3.《越绝书》是一部复仇之书。认为《越绝书》在于“重仇明勇”，因而“多阴谋秘计”，钱培名在《越绝书》跋语中说：“《越绝》，复仇之书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践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认为“春秋之末，复仇之事，莫大于斯三者，《越绝》实备之，有国有家者，可以鉴观焉”。
4.《越绝书》是一部兵书。书中于吴越争战之事详备，重在战守兵备，越国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得之于计策、权谋、兵备，所以余嘉锡认为《越绝书》“原系兵家之书”。
5.《越绝书》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张宗祥在其校注本序中说：“越王句践归国，行计倪、范蠡之术，覆吴报仇，霸于中国，其道在富民贵谷，古所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越尽行之。此其精神，详于《计倪内经》《外传枕中》两篇之中，最此书之要旨也。”
这几种对于《越绝书》的评价见仁见智，各有侧重，对我们理解《越绝书》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偏颇在所难免。
从“方志鼻祖”去看《越绝书》，其中《吴地传》《地传》两篇文字，如陈桥驿先生所说，“不仅把句吴和於越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而且还写出了这两个不同地区即太湖流域和会稽山地的地理特征”，并为以后地方志的编修开了先河。但仅两篇而已，在整部《越绝书》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不足以概《越绝书》之全貌。说《越绝书》是一部兵书或复仇之书，理由似乎充分些。书中言及战守兵备、计策权谋篇什甚繁，如《纪策考》《陈成恒》《请籴内传》《范伯》《吴王占梦》《九术》《军气》等，记述“重仇明勇”“阴谋秘计”、复仇争霸之事十分详细，但于作者（或说裒辑者）的真正意图，也即《越绝书》的思想内涵而言，其议还是偏颇的，也就是说，兵备、阴谋、术数、复仇之事仅仅是表象，兵备为复仇而设，阴谋、术数为复仇而用。透过表象，其实质并不在宣扬复仇，钱培名虽定为“复仇之书”，却认为三人（子胥、夫差、句践）复仇“皆非其道也”。如果“非其道”而赞其事，道之不存，又怎能作为后世借鉴？所以定性为兵书或复仇之书是不符合《越绝书》的要旨的。张宗祥先生以为《越绝书》的要旨在于“富民贵谷”“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民本思想在《计倪内经》《外传枕中》篇中得到了反映，但我以为，从“经世致用”来说，“富民贵谷”也仅仅是一个方面，从吴越争霸复仇的事实来看，兵备、权谋、术数等都可以经当世之用，非独“富民贵谷”。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富民贵谷”的民本思想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张先生是得其要领的。但篇章内容也未免单薄，也是不足以全面反映该书的主旨的。
历来公私书目把《越绝书》多收在杂史、稗史类，《四库全书》收入载记类，把它当作是一部历史书，至少是一部“野史”，但从内容来看也不全是历史，并且里面许多历史概念也不是很正确。《外传本事》有这样一句话：“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从整部《越绝书》来看，“内经”“内传”多为“论其事”，即叙述史实；“内传”中有部分为“道其意”，“外传”多为“道其意”，即通过史实表明作者的看法。因此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历史书，它具有很强的政论性质。所以《越绝书》的写作（或者说裒辑）意图除了叙史述事之外，主要的还在于表达某种思想、阐述某种道理。
《越绝书》的内容比较庞杂，这是人们对此书未能正确定性的原因，也是研究者各取所需、说寅说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一是史实内容比较庞杂。刘建国先生认为其杂比《吕氏春秋》有过之而无不及，“庞杂纷繁是《越绝书》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点”。二是思想内容比较庞杂，即在《越绝书》中，既有儒家的“仁义”思想，也有墨家的“节事”思想和道家的“道”的内容，更兼阴阳五行、兵、农、法、商杂糅在一起。这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杂糅各家学说、统一于儒家经学之中的社会思想状况是合拍的。
《越绝书》史实内容的庞杂是事实，但也并非杂乱无章，这一点我们在《篇叙外传》中可以看出，裒辑者是经过一番精心编排的：
问曰：“《越绝》始于《太伯》，终于《陈恒》，何？”“《论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乃太伯审于始，知去上贤；太伯特不恨，让之至也。始于《太伯》，仁贤，明大吴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诈，故次以《吴人》也，善其务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为，持危救倾也，莫如循道顺天，富邦安民，故次《计倪》。富邦安民，故于自守易以取，故次《请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请粟者求其福禄，必可获，故次以《九术》。顺天心，终和亲，即知其情；策于廊庙，以知强弱；时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动作不当，天与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将，春秋无将，子谋父，臣杀主，天地所不容载。恶之甚深，故终于《陈恒》也。”
可以看出，《越绝书》在内容安排上有其章法，并不是没有系统的。在庞杂纷繁的内容里作者（裒辑者）的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即遵循着这样一条线索：仁贤—忠信—智勇—循天道—安邦民—慎兵革—孝事亲，忠事君，否则“天地所不容载”，也就是儒家的“仁义”思想。而越王句践能够“转死为生，以败为成”、以弱胜强的道理也在这里。所以，要说《越绝书》是怎样一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宣扬儒家仁义思想和越国精神的书。
“仁义”思想贯穿于该书的始终。春秋无义战，《越绝书》所记述的几件大事：吴楚交争、吴伐越、越灭吴，从“仁义”来衡量，其实都是不义之战。正如钱培名所说，吴楚、吴越复仇之战，“皆非其道焉”。但《越绝书》作者的意图，却要在这些不义的战争中，找出合乎道义的东西来，借以说明行仁义则胜、不行仁义则亡的道理。当然，《越绝书》当中有关对仁义的推释也比较复杂，并非一概而论复仇之战就是不义，这跟仁义内涵的广泛性有一定的关系。如《篇叙外传》言及子胥之勇时说：“臣不讨贼，子不复仇，非臣子也。故贤其冤于无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众，并义复仇，倾诸侯也。”明言复仇也是义举。
1.行仁义则胜。楚平王为太子聘秦女而自纳，伍奢谏而被杀；蔡昭公朝楚，楚大臣囊瓦索羔裘而不得，将昭公拘于南郢三年，后又兴师伐蔡。楚国君臣的不仁不义，引发了吴王阖庐救蔡伐楚、伍子胥为父报仇尽孝道的“仁义”之举，楚国几遭覆亡。但伍子胥入楚都后，鞭平王之尸，又“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盖有妻楚王母者”，陷于不义。而阖庐先有“臣弑君”（杀王僚），继有杀殉葬女，又有倚强凌弱、侵伐贡赐之越国的不义，因此有阖庐不战而败卒、伍子胥无罪而被杀之事。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尽孝道而不彻底，“释越而不诛为不孝”（《〈越绝书〉序跋辑录》）；使越王句践“刍莝养马”（《外传本事》），又侵凌诸侯，奢侈狂惑，信谗杀贤，兵革散空，人民离散，仁义不施，以致身死国亡。越王句践居百里之地，推行仁义，德比尧舜禹汤，行肩文武周公，因此“得士民之众”（《吴内传》），转死为生，一举灭吴，霸于中国。句践之后，越国内讧，子弑父，臣弑君，至越王无彊为楚所败。说明了行仁义则胜、不行仁义则亡的道理。
2.行仁义则霸。春秋之时，“上无贤天子，下无贤方伯，诸侯力政，强者为君”。吴越争霸，吴争而不霸，越不争而霸，尽在义与不义之间。吴王夫差对内骄奢狂惑，信谗杀贤，劳民伤财，不恤国民；对外穷兵黩武，侵凌诸侯，黄池之会，挟兵争霸，因不行仁义，虽争而不霸。越王句践“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责，任用贤人”（《外传本事》），行富邦安民之策，省刑薄罚，与民同苦乐，君仁臣义，士民一心，“遂有大功而霸诸侯”（《外传计倪》）。对外句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国侵伐，因斯衰止”（《外传本事》）。因其行仁义，所以不争而霸。这一点，是《越绝书》作者极力颂扬的，并说比之齐桓、晋文之霸，更合乎仁义，更难能可贵。如《外传本事》说：“桓公，中国兵强霸世之后，威凌诸侯，服强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所以说，春秋之际，虽王道不复，但霸亦有道，即行仁义。所谓“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者，即是施行仁义的结果。
3.行仁义则治。《外传计倪》曰：“夫仁义者，治之门；士民者，君之根本也。”意思是仁义是治国的门径，士与民是国家的基础，也是仁义施行的对象，君行仁义于天下，才能邦富国强，“卜祚遐长”，这一点在《越绝书》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发。
首先是“正身”。“闿门固根，莫如正身”，其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君主施行仁义，牢固根本，自身首先要有仁义之心、仁义之行。越王句践可谓正身的典型。《请籴内传》中借伍子胥之口述说了越王句践的正身行为，说：“越王句践罢吴之年，宫有五灶，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别所爱；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适饥不费，是人不死，必为国害！越王句践食不杀而餍，衣服纯素，不袀不玄，带剑以布，是人不死，必为大故；越王句践寝不安席，食不求饱，而善贵有道，是人不死，必为邦宝；越王句践衣弊而不衣新，行庆赏，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结果正如伍子胥所预料，句践得士民之众而灭强吴。
其次是用人，即“任贤使能”。要求君王“谨选左右”，“公选于众，精炼左右，非君子至诚之士，无与居家。使邪僻之气无渐以生。仁义之行有阶，人知其能，官知其治”，并提出“有智之士不在远近取”“明主用人，不由所从，不问其先”的不拘一格原则。《越绝书》把用人当否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加以阐述，许多篇章，如《计倪内经》《请籴内传》《纪策考》《范伯》《外传计倪》《吴王占梦》《德序外传》等都涉及任贤使能问题。在具体事例中，荆平王、吴王夫差未能任贤使能而败，越王句践深谙用人之道而胜，鲜明的对比，说明了用人的重要性。“君臣同心，其利断金”，“得贤兴国，失贤丧邦”，“亲贤臣，远小人”，这是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第三是利民。“士民者，君之根本也。”民为邦本，“民本”思想是儒家仁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越绝书》在《计倪内经》《外传计倪》《枕中》等篇中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民本”思想。其要旨在富民贵谷，其策在“顺四时”“劝农桑”“省赋敛”“忧积蓄”“利源流”。农末皆利，才能富民，民富则邦安，邦安则能御外侮，破敌国。所以要“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
第四是宽政。孔子曰：“宽则得众。”宽政，执中和，实质就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越绝书》于亲民宽政思想有所涉及，但未完全展开，具体见于《计倪内经》《外传计倪》《枕中》诸篇。《外传计倪》：“（越王）及坏池填堑，开仓谷，贷贫乏；乃使群臣身问疾病，躬视死丧；不厄穷僻，尊有德；与民同苦乐，激河泉井，示不独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谋同辞，不呼自来，皆欲伐吴，遂有大功而霸诸侯。”把亲民宽政跟任贤使能、赏功责罪、轻徭薄赋、省刑薄罚等联系在一起，认为“不任贤使能，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刑繁，则群臣多空恭之礼、淫佚之行矣。夫谀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贫兵弱致乱，虽有圣臣，亦不谏也，务在谀主而已矣。”“有道者进，无道者退”，“人主无私，赏者有功”（《计倪内经》）。
其他如忠、信、智、勇、诚、孝，居安思危，明存亡、得失、进退之道等等，均在儒家思想范畴之内，在《越绝书》中无不有所表述。总之，“仁义”是《越绝书》的核心。
再说说《越绝书》所反映的越国精神。正因为越王句践躬行仁义，所以取得了内外政策的有效实施，翦灭强吴，称霸中国。在《越绝书》所记述的三次复仇事件中，句践复仇是最为有效和彻底的，哪怕在中国整个历史进程中，也是最具典型性的，无怪乎有人认为《越绝书》的主旨是复仇，并将句践卧薪尝胆誓复吴仇、最终消灭吴国作为越国精神了。确实，如果没有复仇之事，越王句践或许一直踞于东南之一隅，也就没有了以后称霸中原的雄风。但从《越绝书》来看，我以为句践复仇仅仅是一种表象，一个过程，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种内在动力。在复仇动机的驱使下，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越王句践卧薪尝胆，克己自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形成了为儒家称道的越国精神，也就是《越绝书》作者所颂扬的能为后世借鉴的越国精神。具体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克己自励，关心民间疾苦。越王句践在宦吴三年返国之后，为了兴邦复仇，首先做到的就是克己自励，关心民间疾苦，安定国内民心。他食不重味，衣不重彩；闻乐不喜，尝胆如饴；“妻操斗，身操概”，躬自耕作，夫人织布；孤心苦志，克己自励。同时“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养生葬死，吊忧贺喜，施民所欲，去民所恶，关心民间疾苦。当时一个国君能做到这样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败后国内民心的安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越王句践的这种克己自励、关心民间疾苦的行为，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确实可以看作越国精神的重要方面，是《越绝书》作者竭力颂扬的。
2.任贤使能，虚心听取意见。《外传本事》：“问曰：‘吴亡而越兴，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贤矣。’”《越绝书》作者把越灭强吴、行霸诸侯归之于越王句践的“任用贤人”，认为善于任贤使能，“则邦富兵强而不衰”；不善任贤使能，“则邦贫兵弱”，治理国家关键在于用人。越王句践不但善于用人，而且善于听取这些贤能之人的意见，对范蠡、文种、计倪等人可说是言听计从，对子贡的意见也无不采纳，一一落实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从这一点说，句践复国的成功实际上就是“用人”的成功。尧用舜，舜用禹，禹用益，汤用伊尹，武王用周公，齐桓公用管仲，或王或霸，而桀、纣、荆平王、吴王夫差信谗杀贤而国亡，《越绝书》通过对比，颂扬了越王句践任贤使能、善于听取意见的精神。
3.富民贵谷，视民为立国之本。张宗祥先生在《越绝书校注》序中说：“越自句践归国，行计倪范蠡之术，覆吴报仇，霸于中国，其道在富民贵谷。古所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越尽行之，此其精神，详于《计倪内经》《外传枕中》两篇之中，最此书之要旨也。”劝农桑，万物不夺其时；省赋敛，与民休养生息。“不贪天下之财”，而与“天下共富之”，多贮粟，富百姓，“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越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迅速崛起，以民为本、富民贵谷是很重要的方面。
《越绝书》内容虽然十分庞杂繁复，但我们如果能从作者所要宣扬的仁义思想和颂扬的越国精神入手，或许还能得其要领。《越绝书》是一部奇书，涉及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虽语多奥古，且糟粕不少，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我们推介这部古籍的意义所在。
《越绝书》历来多点校本，少注译本。因其“字义奥衍”，会带来阅读困难，甚至会产生歧义，注译《越绝书》的基本目的，就是想帮助一般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读懂它，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其基本内容。
本书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的乐祖谋点校的《越绝书》为工作底本。撰者对原文中部分段落和标点根据文意作了适当调整；对乐本原校勘内容，也作了取舍，与他本对照无异议的略去，不重复述；对乐本未出校或出校后仍有疑义的、或出校而未加补正的，则对照其他校本并根据文意仍出校并作补正。本书部分篇章错简严重，原文仍依底本，译文则按调整后的原文来翻译。注译主要依以下原则：
一、本书注译并重。注释尽量吸取前人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与钱培名《越绝书札记》、张宗祥校注本、李步嘉校释本和张觉的《吴越春秋校注》本（岳麓书社2006年版）等互参。前人所研究未及处，撰者就直接作出注解；前人或有不当之处，则稍加按语以表明撰者的看法。
二、撰者在每篇篇名之下，加一节“题解”，对本篇的思想内涵及行文安排作简要叙述，以便于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
三、为方便阅读和参考，将原文分为若干段落分别注译，并标出篇号和段号，如第一篇第一段标为“1.1”。
四、字音的注释只限于生僻字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多音字。词义的注释，力求详尽，与译文互参，能使读者晓畅文意。
五、本书原文一向来被视为历史典籍，但所涉历史概念与正史所载有较大的出入，因此，撰者在注释中对有关史实、地理和人物等，尽量参照《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书加以考释，正其本末，以免造成读者历史概念的模糊。某些历史、地理和文化概念及历史人物，则参照《辞海》《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仓修良先生主编的《史记辞典》等书，而取其长。有些地理、文化概念，历来有多种说法，在注释中一并列出，以资研究者参考。
六、字音、词义和史实、地名、人物及其他文化概念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注释，以后出现时即标注“见XXX”，如“见2.3注②”。考虑到阅读的方便，有些词语不免重复注释。
七、原文中吴王阖庐的“庐”、越王句践的“句”，在史籍中有写作“闾”“勾”的，故校注时原文及本注译从底本，注中引文仍其原貌，不作统一。
八、本书中古地名，一般用今地名注明，今地名采用最新地名。
因限于水平，注译定有许多不尽然处，祈请专家学者教正！
张仲清 2020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