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进城

大树进城

这几天断断续续看了电视剧《闯关东》,传武和患病的鲜儿在木排上的那一段,不知怎的想到了流行已久的“大树进城”。可能放木排这一种是“死进”——砍倒了运进城,而各地急功近利搞绿化的那种是“活进”——囫囵移进城,关联就在于此吧。

古代也有大树进城,也是这两种进法,“活进”跟今天差不多,“死进”则大抵是营建宫室的需要。比如王士性的《广志绎》羡慕“长安宫殿惟秦汉最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秦陇大木多取用不尽”,有的是大树。到他所处的明朝就不同了,嘉靖时午门、三殿,万历时慈宁、乾清两宫火灾之后重修,“动费四五百万金,府库不足,取之事例(按成例的付给),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开矿”。而这些钱,主要都花在大树(木)进城上了,不仅“一木之费辄至千金”,而且“川、贵山中存者亦罕”,都给前人砍得差不多了;加上“千溪万壑,出水为难”,即使宫殿“欲效秦汉,百一未能也”。

该书的另一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大树(木)进城的艰辛。王士性说,比较起来,“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而他接着所说的“上下山阪,大涧深坑,根株既长,转动不易,遇坑坎处,必假他木抓搭鹰架(施工时用以撑托的临时支架),使与山平,然后可出”,就可窥见了这种运输法不仅运木头,还可能就是运大树,活的树才会“根株既长”。无论是运木头,还是运大树,都实在劳民伤财,因为“一木下山,常损数命,直至水滨,方了山中之事”。承办的官员也辛苦异常,“风餐露宿,日夕山中,或至一岁半年”。当然,有的也可以从中找到巴结的门道。和珅当国时,“福建布政某承办木材,得一香樟,大十余围,高矗霄汉,乃伐而献于珅”,自福建运到北京,光运费就“至银三千余两”。这么大的树被和珅雕成了一只独木舟,“舟成,长四丈余,广一丈六尺,不加髹漆,香气馥郁”。这可不是印第安人划的那种原始货色,而是讲究得很,“舱舷宽敞,可容百人,中有镜台、书室,红轩碧厨,上筑台榭,后植花木”。不过,和珅还没来得及享受就出事了,乾隆对这个独木舟感慨万千:“是奴所享受,朕亦不得望其项背也。国之精华,尽于是矣。”吩咐把它放在后海,自己也不坐,“目为妖物”。

宋代陈师道《后山谈丛》明确记载了“晁无咎移树法”,虽然非常简略,但不知后世移树者如果祭祀,是否要晁无咎他视为鼻祖,当做行业神来崇拜。其法曰:“其大根不可断,虽旁出远引,亦当尽取,如其横出,远近掘地而埋之,切须带土,虽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今天的,与之如出一辙。晁无咎就是晁补之,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无咎是他的字。《宋史·晁补之传》记载,他“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稡(汇集)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本来东坡也想写这么一篇,看了晁无咎的文章后感叹地说:“吾可以搁笔矣!”还赞赏他文章“博辩俊伟,绝人远甚”,评价非常之高。不过,《宋史》里并没有提及他的“移树法”,可能在他而言纯粹属于小儿科吧。

“大树进城”的历史有多悠久?要待学者们去考证了。就笔者的浏览,至少三国时候就开始了,依据是曹冏曹元首的名篇《六代论》。《文选》李善注曰,六代,指的是夏、殷、周、秦、汉、魏。李善又转引《魏氏春秋》的话说:“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就是这么一篇政论文字,结尾处间接谈到了“大树进城”,这么说的:“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营养充分意),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接下来是他的引申:“夫树犹亲戚,土犹士民,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平居犹惧其离叛,危急将如之何?”从逻辑上推断,倘若当时没有“大树进城”之举,则曹元首不会产生这一联想;再从不能造次移植来推断,那时可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移树技术。

《清稗类钞》里有一则“京城多古树”,说京城“每一坊巷,必有古而且大之树,约每距离不十丈,必有一株,外人常赞赏之,以其适合都市卫生之法也。且观其种植痕迹,似经古人有心为之者”,因为不同的地方栽种了不同的树种,“皆极参差蜿蜒之致”。现在的人没有“栽”的这种耐心了,他们要急于“见绿”而不想“建绿”,哪里需要干脆就往哪里“移”,金钱开道,移来人家的生态。不仅不“建绿”,而且城市要拓宽道路,还对已经长成了的大树毫不留情,如当年打进南京的“曾剃头”(曾国藩)一样,砍个精光……但晁补之所说的“虽大木亦可活”,恐怕只是理论上的结论。2006年,仅仅经过一个冬天,南京市绿博园内移植进来的1000多棵大树就因“水土不服”纷纷死亡,死亡率高达50%以上。在有些地方,这个数字更高达70%!那么对许多大树来说,“进城”基本上意味着灾难。

(200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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