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曾朴的文学思想

曾朴一生热爱文学，并且顺应时世，积极追求革新。纵观曾朴的文学思想，体现了一个旧式文人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显示了他从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跨越的轨迹。他从小对文学自发爱好，初涉世事便发了“文学狂”，最初，他本着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之后又致力于小说革新，将文学当成改良社会的工具，接着，探讨中国小说落后的原因、伟大的作品如何产生，试图以文学作为鼓吹革命的号角，最后，表现了对新文学的关注，自以为自己的作品归属于“为人生而艺术”。

（一）如何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曾朴一直有一种文学使命感，从早年起一直到晚年，他对文学都保持清醒的看法。曾朴反对将小说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他把文学看成是冲破束缚的动力，将小说看成烛照时代的镜子。在《〈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他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转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飞也似地进行”，从而觉得应该将这样现实生活的途径再现于笔底，不仅要豁现全景和侧景，并且更要求展示远景。那么，曾朴说的远景是什么呢？曾朴与金松岑合拟的《孽海花》六十回目的最后一回是“专制帝国终攖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是打算将封建王朝覆灭、民主革命胜利作为小说的结局。拟定六十回目是在1904年，是光绪三十年，大清王朝已呈颓相，曾朴已经预言了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孽海花》极为严肃地展示了濒临瓦解的封建社会图景，讴歌了中国、日本的革命者，描绘了俄国革命运动的画图。以小说鼓吹革命，在晚清小说家中，曾朴可谓发端人，他明确表示《孽海花》这部书是在于唤醒“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但曾朴不是单纯一味的谴责社会，也并没有做出登高振臂一呼的姿态。他拥护革命，又出于对文学表达手法的操控，认真思考如何创作。他熟悉那些历史事件，也知道一些逸闻轶事，但他没有简单地拼凑罗列。也正因为如此，大浪淘沙，清末民初那么多的小说成为过眼烟云，而《孽海花》没有被淘汰。正如李培德所说：

《孽海花》虽然不是记述个人的小说，它却反映出曾孟朴对中国危亡的关心，也表达了他疑惧与爱恨夹杂的种种深切感受。……《孽海花》是曾孟朴痛苦与同情，苦闷与忍耐，惊异与错愕的流露。（《曾孟朴的文学旅程》）

1928年，有一位读者彭思指出，曾朴的笔名“东亚病夫”未免“给现代青年以恶感”，曾朴在《编者一个忠实的答复》认真答复他道：“那么你要我歌颂现代的健康吗？我摸着良心，觉得现在还是在赶速求医吃大黄芒硝的时候，写不上痊安二个吉利字。”（《真美善》杂志一卷四期）他说的大黄芒硝是泻药，为什么要用泻药攻下？在翻译法国诗人李显宾的《乞儿歌》时，曾朴指出，“我们大家都被法律、习惯、成说捆缚得紧紧的”，“赶速求医”吃泻药，这是强调必须先破除旧俗积习。而文学作品则能够“跳动了潜伏在我们心底的一种反抗的直觉”，让人产生“一种异常的快感”，在这里，曾朴点明了文学作品对不合理现实社会的反叛作用。

到了晚年，曾朴呼唤文学者要“把热情的镜子照透了人生”，在《真美善》杂志创刊号上登载的《编者的一点小意见》中明确指出：

以前戈恬及巴尔那斯派主张“艺术为艺术”的文学已经成了过去，目前风发云涌的是托尔斯太“艺术为人生”的文学；不能再像十八世纪官邸的文学或客厅的文学，集合了贵绅名士，在高雅的文会里，关了门讨论欣赏；要重门洞开，放着大路上夹夹杂杂的群众，大家来了解，大家来享乐，这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真的群众文学，真的“艺术为人生”的文学。

这里所说的“平民”、“群众”，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工农大众；曾朴倾心不已的“艺术为人生”主题的文学也只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学思想范畴，但这些见解，呼唤文学走出象牙之塔，走进百姓生活；尤其是摈弃贵族文学，倡导平民文学，与“五四”运动大潮的文学革命的主张相吻合。曾朴的确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基本的、积极的东西，他的文学主张已经透露出民主革命的光彩。

关于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孽海花》的确容易让人产生误解。1911年出版的《小说时报》第9期《小说新语》一文说：“《孽海花》一书，重印到六七版，已在二万部左右，在中国新小说中，可谓销行最多者。”《孽海花》影射真人真事，书中各种逸闻轶事，是这本书热销的原因之一。曾朴自己曾经说过，“做《鲁男子》乐，做《孽海花》苦，做历史小说不容易”。（《真美善》四卷二号《编者小言》）《孽海花》中大量的历史事件“看看不过千字，作者却翻了十几部书，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做成的”。

据说，赛金花因《孽海花》向曾朴提出过抗议，主要是因为书中所写的傅彩云出身于轿夫家庭，曾朴又描述了傅彩云在去欧洲的轮船上与船主的行为不检点，又详细描写了傅彩云与阿福、孙三儿姘居的始末。赛金花主动对号入座，就是因为《孽海花》所影射的真人真事太多，使得小说有了传记的意味。

（二）对文学标准的认识

曾朴主张以“真”、“美”、“善”作为文学的标准。在《真美善》杂志的创刊号上，曾朴就开宗明义宣示了这样的标准。他认为“真”、“美”、“善”的作用在于：

赛金花（傅彩云）

就是一个作品的原动力，就是作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产生，没有无因而至的，没有无病而呻的，或为传宣学说，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挥情感，或为纠正谬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综合着说，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不论政治上、社会上、学问上，发生变动的影响，这才算达到文学作品的最好目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不超越求真理的界限。（《编者的一点小意见》，载《真美善》杂志创刊号）

曾朴所说的“真”，兼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含义，也就是既写他自己亲眼看到事物，又写他愿意看到的事物；他主张“真”、“美”、“善”并重，表明他已经初步认识到应当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并且力求用美好的形式和技巧去体现，这表明他希望对文学的内质、形式和目的有着完整意义上的掌控。

很自然的，由于他所处阶级的局限，曾朴无法展望历史的“未来”怎样，也无法诠释历史的“真理”是什么。他所向往的“未来”是朦胧的，并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他所谓的“求真理的界限”，最多也就是公平正义最表层的含义。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可以用文学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要求摧毁那个专制统治；可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仍然黑暗，他的奋斗和努力就显得茫然而浅显。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与域外文学，曾朴的见解显得庞杂。

曾朴说过：

拿中国学术来看，从竖里讲，两汉的经师和清朝的经史考据家，是求真的，六朝晋唐诗文家，是求美的，周秦诸子，宋明诸儒，是求善的；从横里讲……那么义理是求善，考据是求真，词章是求美。拿世界学术来看，那么古典和浪漫主义近美，写实主义近真，近三十年来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近善。（《编者的一点小意见》）

这一段议论，貌似有条有理，实质逻辑混乱。他将真、美、善割裂开来，谈到“文学”、“词章”，则过分强调“美”而忽略了求真、求善，说到经史义理，又片面强调求真求善而不提求美。再则，按照曾朴的说法，求真就是反映现实，“善”就是文章产生的社会影响，那么，将两汉经师、清代考据家和周秦诸子、宋明诸儒全都看成是求真求善，这岂不是成了笑话。

对于域外文学，曾朴所说的“写实主义”、“社会主义”是指托尔斯泰、易卜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他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以法朗士为代表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抱的中立态度；身处中国历史的漫漫长夜，曾朴认为那些暴露黑暗、批判现实的作品是求真求善，有一定的独到之处。

（三）曾朴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五四”运动发生的当年，曾朴想要将法国文学作品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为此，他着手编纂了法国文学史大纲，要求在德国学医的儿子购买了大量法国文学书籍；他主张要为“沉睡了几千年乍醒惺忪”的中国开辟文学的新路径，力求“拾去些枯枝病叶，驱除些害菌病虫”，输入外国新文学，用以扩大中国文学的领域。

《真美善》杂志创刊时，曾朴将“中国文学范畴”细分列表，比如“韵文”一项，就分为牧歌、剧诗、抒情诗、叙事诗、学诗、歌几个门类；单是“学诗”一项，又再分为寓言诗、书翰诗、学诗、讽诗、童话诗几种门类。曾朴解释道，这是“大抵依着欧洲文学上的逻辑的分类法，把中国体裁概括的参合”，而如此糅合中西文学体裁的分类，曾朴认为既非“媚外”，又非“喜新”，只为自己办杂志、用来改革文学，“不是替旧文学操选政或传宣的。既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陈腐的体质，另外形成一个新种族”。对于域外文学的影响，曾朴看得很明白，他说：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不受外国潮流的冲激，决不能发生绝大变化的。不过我们主张把外潮的汹涌，来冲激自己的创造力，不愿沉没在潮流里，自取灭顶之祸……不是拿葫芦来依样的画，是拿葫芦来播种，等着生出新葫芦来。

曾朴反对一味模仿，他的理由是：“文学就是一个种族或一个国家个性的表现”，不同国家的文学各自具备自己的特征，因此“不应当只顾癫狂似的模仿外人”。

曾朴也关注新文学运动中的文言和白话之争。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勃发，起点的一端就是在文言与白话的争斗，白话文的优点在于：

就为了适应现代潮流。现代的潮流，就是解放的潮流；白话的本质，是解放的、普及的、平民的，所以能把束缚的、不是尽人能解的、贵族式的文言压低了气焰。

曾朴看清了白话文适合用来表达自由的解放的思想内容，强调语言文字应该向平民普及，作为一个旧堡垒里的文人，他以此与抱残守缺的旧势力决裂，而努力向新文学靠近。

关于文风，曾朴既反对“有意矜奇立异”，也反对“无心辞不达意”，认为应当倡行通俗平易，让文盲都能听懂：

该去难解的文言换了难解的白话，打倒了旧贵族式，另造了一个新贵族式，就把改革白话的本意抛荒了。

当时，正值“文字混进的时代”，封建文化势力还在文学界蠢动未已，又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于是，代文言而起的，既有文白混杂的鸳鸯蝴蝶派的“白话”，又有诘屈聱牙的洋腔白话，曾朴则主张“文俗一致”，反对质地不纯文白混杂的文学语言：

白话里糅入文言，就是普及的障碍，当然不能赞成。但我也不是绝对的，因此纯白话只限于对话，倘然参用文言，经过一番艺术的洗练，叫人不觉到不自然，我也不固执己见。

曾朴讽刺那些人“放着习惯的语言秩序不用，偏要颠颠倒倒学着人家的语法，叫做欧化文字”，他严肃地提出正面意见：

我们主张改革文字，第一要发扬自己的国性，尊重自己的语言文字，在自己的语言文字里，改造中国国性的新文字。

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不等于生吞活剥照搬洋腔洋调，而是应该从继承祖国优秀语言文字传统出发，既要保存语言文字的民族风格，又要积极推陈出新，这些主张反映了曾朴积极向上的思想倾向。

（四）曾朴对于创作方法的看法

曾朴主张从评判社会的角度来概括生活现象，对所描绘的事物，他努力从思想层面作出评价；他强调文学工作者创作时探求现实生活本质的主观能动作用，创作者用亲身经历过、体验过的事物来反映生活，应该达到“现身说法”的效果。

曾朴热衷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常说：“现在是一个丑妇，未来是一个仙女。”他的文学思想强烈迸射出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光芒。他将法国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比较集中地推荐雨果，比如，强烈表现反对古典主义倾向的《克林威尔》，反对暴政的《嬉王》、《欧那尼》，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笑的人》等，就因为雨果是浪漫主义大师。他倾力而成的《孽海花》，还有即便是他写的旧体诗词，也都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

不过，曾朴对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却非常庞杂。他的认识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颓废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表现在：曾朴强调从事创作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传宣学说”，“解决问题”，“抒发感情”，“纠正谬误”，所以创作者描写社会的事实或情绪应当“有所选择”。他鼓吹文学的天职应当是“显发人生”，应当激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一切压迫的反抗，比如，从事创作的契机应该是反对婚姻不自由、反抗封建宗法道德、打破宗教虚妄、揭露人生丑恶，创作应当主张爱恋自然，宣扬个性解放。但是，他所向往、所赞美的，其实是一个乌托邦境界，所寄托的是一种空灵渺茫的幻想，很容易堕入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主义。

曾朴在“五四”运动以后将“为人生而艺术”作为自己文学思想的重要支柱，一再提倡文学应该“照透人生”，文学的只能应该不超越“追求真理的界线”，但是，这“人生”、“真理”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很茫然。另外，曾朴提倡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包含着反对现有法律、道德与秩序的束缚，主张个性自由解放，在抨击黑暗社会时这一主张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也限于空想。他试图用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器械”，但是这个器械终究只是揭露某些时弊，宣泄某种愤懑，并不能起到根本改造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