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五四”启蒙

4.“五四”启蒙

正是创办人屠元博的先见之明,常州中学聚集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勇于接受新思想,无形中为学生打开了一扇清新的窗户。每次上体操课,学生们整整齐齐地站立在风雨操场,个个精神抖擞。当年刘伯能老师在前面呼立正,铿锵有力地喊道:“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如果碰到酷暑天气或者阵头雨,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刘伯能宏亮地呼道:“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刘伯能老师呼立正的声音代代相传。周有光虽然身体细弱,只要一听到体育老师呼立正,便热血沸腾,操场回荡着齐刷刷的声音,人生立身大训便于此立下。正是这些胸怀民族和国家的好老师,使少年周有光心中埋下理想的种子,内心激荡着将来报效祖国的情怀。令周有光印象深刻的师长,还有音乐老师刘天华和古文老师吴山秀。

常州中学非常注重课外学习,上午九点上课,安排三节课,每节课五十分钟,下午则是游艺课。孔子曰,“依于仁,游于艺”,说的是人要有“仁”的内在修养,心理上就有了安顿的地方;有“艺”的熏陶,人生就有精彩的地方。游艺课的教学理念正基于此。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选择课程。比如,喜欢古典文学的去上古文课,喜欢音乐的就听音乐课,爱好书法的就去书法班,各类课程都有,极大地开扩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学生自己组织的学社、学会、乐团、剧社等,办得热热闹闹,真是课内打基础,课外出人才。游艺课不用考试,全然凭个人兴趣,因此大家学起来兴致勃勃。正是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大家读书都很自觉、很用功,教室里、操场上经常晃动着青春矫健的身影。

周有光爱好广泛,他经常串门子,有时会钻到打拳班,在北拳和南拳的爆发力中,在拳师的进攻和防守中,观摩中国工夫。每到下午四点钟,学校的军乐队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一听到昂扬的军乐声,大家都跑到教室外观看。周有光跟一帮同学跟在军乐队后面,随着乐音开心地蹦跳。戴着圆眼镜的刘天华,在一边指导学生的演奏。刘天华是学校的音乐老师,枯燥的乐理课经他一讲便令人神往。年轻有为的刘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西洋音乐,回国后又主攻民族音乐。他在母校组建了军乐队与丝竹合奏团,全然提升了学校的音乐素质,展现了学校不同寻常的精神风貌。在教学之余,刘天华专研西洋音乐,大胆借鉴西洋演奏技法以改革国乐,最终成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

校长童伯章不仅学识渊博,上课生动,还精通音乐,担任学校游艺部昆曲班导师,笛、箫、笙、三弦、二胡、唢呐等各种乐器无一不能。在童校长的影响下,周有光喜欢上了音乐,一气选修了好几种乐器,弹月琴,拉二胡,吹笛子,忙得乐陶陶的。周有光天分很高,在刘天华手把手的指点下,提高了音乐修养,增强了欣赏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每天下午,周有光早早来到西园的音乐教室,摆弄乐器。下午的校园里,琴声、歌声、书声相应和,令人陶然。音乐像舒缓的河流,带着周有光神游万里,在思维体操中翩跹。

吴山秀饱览经史子集百家书籍,中文课上的是出名的好。他面容清瘦,须发花白,一件浅色长衫衬托着他洒脱的学者风度。每天清晨,他布衣长衫地步行来到学校,看到正在做操的学生们则颔首微笑。吴山秀上课没有教案,因为教案早已烂熟于胸。他讲屈原的《离骚》,先抑扬顿挫地背上几段,他非常注重分析时代背景,如此这样分析透彻之后,作品的主旨及屈原的爱国热诚和高尚情操自然浮现;他讲庄子的《逍遥游》等,令人生发展翅高空的情怀,同时理解大背景下的情状。吴山秀讲解课文,善于体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和心理活动等因素。他经常会把思绪甩开去,在引经据典中结合趣味故事,因此听起来特别生动。吴山秀对学生要求很严,两节作文课须当堂完成作文,不许打草稿,还要求用毛笔工整地书写。正是这样的严格训练,周有光打下了扎实的文言文功底,作文常常得高分。夜深人静时,回想着课堂上老师风趣生动的讲解,一个个古人形象都翩然而至,与周有光时而亲切、时而激昂地交谈,令他理解了代代古人的情操,体会了古典文学的精妙,学会了写诗作文的构思和技巧。

吴山秀曾秘密参加常州地下革命组织,以手中犀利之笔,创办了常州第一张报纸——《公言报》。他虽然教授古文,全然没有迂腐之气。当时,“五四”思潮已席卷而至,白话文运动的主帅胡适,早在1915年就率先提出“文言文是死文字,白话文是活文字”的见解,1918年又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在这一年《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文。与此同时,中国涌现出了400多种白话报刊,由这种白话文的新媒介,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猛烈地爆发出来,形成了强大的潮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使“无声的中国”变成了“有声的中国”。吴山秀密切关注白话文运动,积极倡导白话文国语。由于当时处于过渡时期,上课、作文仍然是文言文,国语大多在校比赛时才用。但是吴山秀在课外指引学生看白话文,《新青年》的传阅令周有光大开眼界,胡适的《尝试集》更是萌发了周有光的兴趣,这本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炸开了少年周有光的思想之花,影响了周有光的一生。

周有光跟高一级的吕叔湘经常一起讨论,在学校图书馆,在校园的亭石花木树间,两人一起品味《诗经》与《尝试集》的真味。日后成为中国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吕叔湘,对国文和英语最感兴趣,有空就呆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学校的英文老师水平很高,都是圣约翰大学或者东吴大学的高材生,有的还在西方留过学,学校甚至引进外籍教师。当时,外国语、外国史地、数理化等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强大的氛围让周有光中学毕业时,达到不打草稿就可用英文写文章的水平。而毫无障碍的英文阅读,也让周有光接触到国外最新的书籍和报刊,接受新思潮的精神洗礼。

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洗礼的周有光,左手古文,右手英文,心中装着鲜活的白话文和中西方音乐,扎实的基础、广阔的视野、开明的思想,为他日后的人生准备好了一副飞翔的翅膀,成为一个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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