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五四”启蒙
正是创办人屠元博的先见之明，常州中学聚集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勇于接受新思想，无形中为学生打开了一扇清新的窗户。每次上体操课，学生们整整齐齐地站立在风雨操场，个个精神抖擞。当年刘伯能老师在前面呼立正，铿锵有力地喊道：“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如果碰到酷暑天气或者阵头雨，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刘伯能宏亮地呼道：“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刘伯能老师呼立正的声音代代相传。周有光虽然身体细弱，只要一听到体育老师呼立正，便热血沸腾，操场回荡着齐刷刷的声音，人生立身大训便于此立下。正是这些胸怀民族和国家的好老师，使少年周有光心中埋下理想的种子，内心激荡着将来报效祖国的情怀。令周有光印象深刻的师长，还有音乐老师刘天华和古文老师吴山秀。
常州中学非常注重课外学习，上午九点上课，安排三节课，每节课五十分钟，下午则是游艺课。孔子曰，“依于仁，游于艺”，说的是人要有“仁”的内在修养，心理上就有了安顿的地方；有“艺”的熏陶，人生就有精彩的地方。游艺课的教学理念正基于此。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选择课程。比如，喜欢古典文学的去上古文课，喜欢音乐的就听音乐课，爱好书法的就去书法班，各类课程都有，极大地开扩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学生自己组织的学社、学会、乐团、剧社等，办得热热闹闹，真是课内打基础，课外出人才。游艺课不用考试，全然凭个人兴趣，因此大家学起来兴致勃勃。正是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大家读书都很自觉、很用功，教室里、操场上经常晃动着青春矫健的身影。
周有光爱好广泛，他经常串门子，有时会钻到打拳班，在北拳和南拳的爆发力中，在拳师的进攻和防守中，观摩中国工夫。每到下午四点钟，学校的军乐队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一听到昂扬的军乐声，大家都跑到教室外观看。周有光跟一帮同学跟在军乐队后面，随着乐音开心地蹦跳。戴着圆眼镜的刘天华，在一边指导学生的演奏。刘天华是学校的音乐老师，枯燥的乐理课经他一讲便令人神往。年轻有为的刘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西洋音乐，回国后又主攻民族音乐。他在母校组建了军乐队与丝竹合奏团，全然提升了学校的音乐素质，展现了学校不同寻常的精神风貌。在教学之余，刘天华专研西洋音乐，大胆借鉴西洋演奏技法以改革国乐，最终成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
校长童伯章不仅学识渊博，上课生动，还精通音乐，担任学校游艺部昆曲班导师，笛、箫、笙、三弦、二胡、唢呐等各种乐器无一不能。在童校长的影响下，周有光喜欢上了音乐，一气选修了好几种乐器，弹月琴，拉二胡，吹笛子，忙得乐陶陶的。周有光天分很高，在刘天华手把手的指点下，提高了音乐修养，增强了欣赏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每天下午，周有光早早来到西园的音乐教室，摆弄乐器。下午的校园里，琴声、歌声、书声相应和，令人陶然。音乐像舒缓的河流，带着周有光神游万里，在思维体操中翩跹。
吴山秀饱览经史子集百家书籍，中文课上的是出名的好。他面容清瘦，须发花白，一件浅色长衫衬托着他洒脱的学者风度。每天清晨，他布衣长衫地步行来到学校，看到正在做操的学生们则颔首微笑。吴山秀上课没有教案，因为教案早已烂熟于胸。他讲屈原的《离骚》，先抑扬顿挫地背上几段，他非常注重分析时代背景，如此这样分析透彻之后，作品的主旨及屈原的爱国热诚和高尚情操自然浮现；他讲庄子的《逍遥游》等，令人生发展翅高空的情怀，同时理解大背景下的情状。吴山秀讲解课文，善于体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和心理活动等因素。他经常会把思绪甩开去，在引经据典中结合趣味故事，因此听起来特别生动。吴山秀对学生要求很严，两节作文课须当堂完成作文，不许打草稿，还要求用毛笔工整地书写。正是这样的严格训练，周有光打下了扎实的文言文功底，作文常常得高分。夜深人静时，回想着课堂上老师风趣生动的讲解，一个个古人形象都翩然而至，与周有光时而亲切、时而激昂地交谈，令他理解了代代古人的情操，体会了古典文学的精妙，学会了写诗作文的构思和技巧。
吴山秀曾秘密参加常州地下革命组织，以手中犀利之笔，创办了常州第一张报纸——《公言报》。他虽然教授古文，全然没有迂腐之气。当时，“五四”思潮已席卷而至，白话文运动的主帅胡适，早在1915年就率先提出“文言文是死文字，白话文是活文字”的见解，1918年又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在这一年《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文。与此同时，中国涌现出了400多种白话报刊，由这种白话文的新媒介，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猛烈地爆发出来，形成了强大的潮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使“无声的中国”变成了“有声的中国”。吴山秀密切关注白话文运动，积极倡导白话文国语。由于当时处于过渡时期，上课、作文仍然是文言文，国语大多在校比赛时才用。但是吴山秀在课外指引学生看白话文，《新青年》的传阅令周有光大开眼界，胡适的《尝试集》更是萌发了周有光的兴趣，这本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炸开了少年周有光的思想之花，影响了周有光的一生。
周有光跟高一级的吕叔湘经常一起讨论，在学校图书馆，在校园的亭石花木树间，两人一起品味《诗经》与《尝试集》的真味。日后成为中国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吕叔湘，对国文和英语最感兴趣，有空就呆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学校的英文老师水平很高，都是圣约翰大学或者东吴大学的高材生，有的还在西方留过学，学校甚至引进外籍教师。当时，外国语、外国史地、数理化等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强大的氛围让周有光中学毕业时，达到不打草稿就可用英文写文章的水平。而毫无障碍的英文阅读，也让周有光接触到国外最新的书籍和报刊，接受新思潮的精神洗礼。
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洗礼的周有光，左手古文，右手英文，心中装着鲜活的白话文和中西方音乐，扎实的基础、广阔的视野、开明的思想，为他日后的人生准备好了一副飞翔的翅膀，成为一个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