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鲁迅的交往
鲁迅是1920年8月聘为北大国文系兼任讲师，直至1926年离开北京为止，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他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林语堂于1923年9月来到北大英文系任教。他们两人是否接触过，不得而知，但他们是北大的同事关系却是事实。林语堂与鲁迅的接触，可能是因参加《语丝》开始，并且由同事发展到战友。
林语堂加入《语丝》社后，经常参加该社同人的活动。他们由每月一次的聚会发展到每两周举行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饭庄坐落在中央公园内环坛西路上，主体建筑具有浓郁的古典色彩，庭院内假山、小桥、喷泉、瀑布相互映衬，海棠树郁郁葱葱。当海棠花盛开的时段，漫步庭院中，不时清风吹拂，点点海棠花瓣似风如雪般轻轻飞扬着。来今雨轩始建于1915年，最早由当时中央公园董事会发起成立，轩名为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定。原址在中央公园内坛墙东南角外，里筒瓦歇山卷棚屋面，南向，建筑面积481平方米，厅前平台周围砌矮花墙，中间独置太湖石一座。厅后西侧堆叠山石，为广东刘姓老人堆砌。建成后本拟做俱乐部，后改为餐馆，由赵升永租来开设了华星餐馆和茶座。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也留下了许多轶事。如著名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就喜欢来今雨轩，不管是春柳含烟、蝶舞莺唱，还是冬雪堆玉、老梅燃情，也不管是秋菊噙香、黄叶流金，还是夏荷出水、翠竹临风，这里都给人一种惆然脱俗的美。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便诞生在这里。
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鲁迅先后曾27次到来今雨轩就餐、饮茗、交谈、阅报、翻译小说，他翻译的小说《小约翰》便是在这里完成的。
语丝社虽在东安市场开成北楼拟定，但后来的聚会大多是在来今雨轩。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谈到了语丝社活动的情形：“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茂密的松树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儿一样，声音迂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词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能针针见血的。他极受读者欢迎。在语丝派的集会上，我不记得见过他那位许小姐，后来他和那位许小姐结了婚。周氏兄弟之间，人人都知道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兄弟之间误会很深。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从来没打听过。但是兄弟二人都很通达人情世故，都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巧妙地运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于绝境，置人于死地……他们还有一位弟弟周建人，是个植物学家，在商务印书馆默默从事自己本行的学术工作。”林语堂的这段回忆中，有两处是不属实的，可能是林语堂写此自叙时年龄已高(八十岁)，记忆有误是难免的：一是语丝社的聚会不是“每两周一次”。据川岛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说说〈语丝〉》一文中说：“《语丝》既没有稿酬，于是先是印了‘语丝稿纸’送给写稿的人，后来是请吃饭。大抵在《语丝》出版到十多期之后，每月月底就必有一次聚会，每次一桌两桌不等。这就在一些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从此，《语丝》也就开始有‘社’了，但也只在这样的小木牌上有时写写而已。”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也谈到了聚会的情况：“《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二是鲁迅从未参加“语丝社”的聚会。鲁迅于1923年7月14日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7月19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1923年底才购买了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房宅。1924年6月11日，鲁迅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11月17日，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虽然兄弟两人都积极参加了《语丝》(周作人还是主要总编辑)，以及后来对女师大学潮的一致态度，但鲁迅与周作人不会出现在同一种集会场合里，尤其是宴会，只要周作人参加，鲁迅是绝不会参加的。据《周作人日记》载，从1924年11月2日“议刊小周刊”到1926年5月底林语堂南下厦门之前，语丝社聚会至少有14次，周作人参加了12次。鲁迅说：“我那时是避开宴会的。”可以说，鲁迅基本上没有参加语丝的聚会。林语堂对鲁迅的描写可能来源于在其他场合见到过鲁迅而留下的印象。同样的失误，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中也存在：“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达夫在座，必来两杯花雕，嬉笑怒骂都来。我此时闭目，犹可闻达夫呵呵的笑声。他躺在老藤椅上，一手摩他的和尚头。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我也莫知其详”。林语堂所写鲁迅和周作人的说话情形符合实际，但肯定是另外场合留下的印象。但说郁达夫“一手摩他的和尚头”，却不真，如果换作周作人才对。
林语堂加入“语丝社”，成为《语丝》的一根台柱子。孙伏园在《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中说：“《语丝》——周刊，北大一院新潮社。这个‘自由说话’的刊物，以周作人、鲁迅为骨干，林语堂、衣萍等为配角。因主持者之努力，文思之隽逸尖刻，格调之风韵滑稽，广布国内。在它的作者中，除周氏二人外，我所喜欢的林语堂与钱玄同，而尤以林为最。林氏对于政治的见解，驾胡适等远甚。”孙伏园的说法应该是够权威的。
林语堂由于参加了《语丝》社，跟鲁迅的关系也由同事前进了一步。当鲁迅感受到林语堂已成为一位可靠的战友时，就向林语堂为他编辑的《莽原》约稿，林语堂慨然写了一篇题为《祝土匪》的文章，鲁迅把它安排在《莽原》半月刊第一期的首篇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