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教北京大学

1916-1919年的北京，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荟萃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精英，同时也麇集着旧文化旧思想的遗老遗少。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任。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阐明了三项原则：一、保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聘请有真学问、真本领的人为教授。蔡元培深受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威廉·冯·洪堡(1767-1838)和那个时代其他一些大学者的影响，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发展。因此，他在整顿和改革北大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这所学府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学府，网络百家人才，不以成见取人，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即任其自由发展。一时人才荟萃，各派人物毕至。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教员中，包括了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学派的人。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也有政治上保守但学术上确有造诣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陈汉章等。

1923年9月，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教员，这就是胡适引荐的归国博士林语堂。当时林语堂二十八岁，他被聘为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妻子廖翠凤则在预科教英文。此时，胡适因病去了杭州烟霞洞疗养，校长蔡元培也因抗议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在罗文干案件上干预司法独立，宣布辞职，拂袖南去。经北大评议会议决，由总务长蒋梦麟出任代理校长一职。林语堂初登北大教习就被聘为教授，可见北大对他的重视和充满希望。

1923年的北京，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北京了，五四运动早已落下了帷幕。北京政局混乱不堪，变化多端。尽管环境如此黑暗，林语堂还是力争把在外国饱学之知识，用于教学与研究。

林语堂所在的英文系，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有胡适、温源宁、徐志摩、陈源、张歆海、潘家洵、宋春航、柴思、柯乐文等人。林语堂是这支队伍中的新人。林语堂在这年秋季给学生开了《基本英文》(一)、《写作》(一)、《英文教授法》、《英国语言史》、《语言学》等课程。到第二年春季又增开了带有研究型的新课程《中国比较发音学》。林语堂还多次主持英文演讲会，以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教学之余，他还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早在出国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有关汉字改革的文章。回国后，他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科学与经书》、《古有复辅音说》等文章。他不但研读《广韵》、《音学辨伪》等中国古代音韵学著作，而且还专题研究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汉字改革和汉字罗马化等方面的知识。

林语堂在1923年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和1924年《晨报副刊》第56号，分别发表了《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和《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两文，与汪荣宝和章太炎商榷有关“歌、戈、鱼、虞、模”等字的古读音问题。

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以来，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自由带来了丰硕成果。学校的研究所设有多门学科的研究机构，如国学门等，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也组织了各种学会、研究会，如国文学会、英文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孔子学说研究会、国家主义研究会、孙文主义研究会、中山主义研究会、方言研究会、国是研究会、中国书法研究会、造型美术研究会、高等教育访问社、歌谣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进德会等等。林语堂就参加了歌谣研究会和方言研究会。

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2年，由周作人主持，钱玄同、沈兼士、容肇祖、常惠等是其骨干，林语堂来北大后参加了此会，并且在每次会议上都是积极发言的一个。林语堂提出：“音标为划一起见，应该只限二十六个字母，这可以用国际音标和罗马字母对照拼写。”此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周作人的赞同。林语堂还提出应扩大对“神话”的调查，“收集的目的该是注重在民间未经记载的文学；在这文学的材料上，再拿种种方面的眼光分析研究”。这些意见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经常撰稿的人有钱玄同、钟敬文、台静农、顾颉刚、魏建功、周作人等。林语堂在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了《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在1924年5月18日出版的《歌谣》周刊第85号上发表了《方音字母表草案》，在1925年5月2日出版的《歌谣》周刊第98号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这些文章，尤其是《方音字母表草案》表现出了林语堂富有创造性的特点。

1924年1月26日，方言研究会宣布成立。它是由林语堂主持，有董作宾、温晋韩、容庚、容肇祖、杨世清、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魏建功、夏曾佑、黎锦晖、汪诒、顾颉刚、沈兼士等三十二人组成的一个专门研究方言的组织。方言研究会确定的宗旨是：“以语言学方法调查及研究中国的方言。凡方言的现象如语音、语汇、语法，俱常用的历史的及比较的方法研究整理它。凡与中国语言之研究有关系的，都在研究范围之内。”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1919年下半年，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达四百种之多。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白话文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终于承认了白话文为“国语”，通令从小学一二年级起全部采用白话文，白话文取得了胜利。但如何统一国语读音仍然是语言学界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1919年4月21日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由张一麐任会长，赵元任、钱玄同等先后共一百七十二人加入，每年开大会一次，主要研究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林语堂到北大后立即参加了第五次年会，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一员。第五次大会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其主要成员为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汪诒、叶谷虚、易作霖、朱文熊、张远荫等十一人。林语堂积极参与国语罗马字拼音的研究，他认为罗马拼音并非不能实行，他的母亲就借罗马拼音法把《圣经》全部读通，并且还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他。1925年9月，为了加强联系和沟通信息，钱玄同、赵元任与汪诒、刘半农、黎锦熙、林语堂、周辨明经常碰头聚会，形成了一个“七人会”。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回国不长的时间就成为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此后，他继续在研究古音、探索文字改革的途经和推广国语罗马文字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