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报社生涯：能言善辩，掌握舆论

第一节 从编辑做起，先练好了笔杆子

1908年3月，墨索里尼回到意大利老家，住在他父亲所开的铁匠铺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远离政治，集中时间阅读和学习。几年之后，通过自身的学习，对各种思想言论的理解不断加深，加之父亲的引导，年轻的墨索里尼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党党员了。此时，他对政治曾经湮灭的兴趣又重燃了。而且这一次他认识到，要“革命”，就必须大造舆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动员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因此，他决心进入报社工作，为将来在政治上的图谋进行舆论准备。

于是，在成为一把冲着人民开火的枪之前，墨索里尼先成了一个握笔杆子的人。叛逆与好斗的性格让他手中的笔不再是“文字”的象征，而是以满腔愤懑为引，辛辣文辞为炮，在一篇篇铅字里，发泄他不得志的郁郁，鞭挞对社会不公的愤愤。

这一时期，墨索里尼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各大报社投稿，并编辑了一份社会主义期刊《锉刀》，这对未来的法西斯投资而言，无疑是一段“黑历史”，所以在当上法西斯独裁者以后，墨索里尼为了掩饰他曾有过的左倾思想和反教权主义立场，派人将当地图书馆收藏的《锉刀》合订本全给销毁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墨索里尼就为自己确立了攫取更大权力的政治目标。他觉得他的政治天赋正在觉醒。

1908年7月，墨索里尼得到一次进行政治鼓动的实际锻炼，当地农村的农民举行罢工，反对地主和佃农，他积极投身其中，支持雇工开展合作化运动，宣扬废除带有封建色彩的对分租佃制，被地主和农场主视为眼中钉。

因为煽动暴力，墨索里尼很快被捕，由一队骑兵押送到镇上。他先被判刑坐牢，后经上诉获释。但这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很多人一下子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替农民争取利益的人，正像他自己所说：“我突然间出了名。”

在这一时期，除了在政治上的热情复燃，墨索里尼的感情生活也被点燃了一把火焰。在墨索里尼回到弗利，与父亲同住时，认识了雷切尔——他的父亲收留的寡妇谷迪太太三个女儿中的一个。这个女孩当时只有16岁，虽然是个女佣，但却长得非常美丽，而且举止落落大方，深深吸引了墨索里尼。生性风流的墨索里尼很快与雷切尔坠入爱河。

老墨索里尼当然是极力反对这门荒谬的婚事的，但固执叛逆的墨索里尼又怎会因父亲的反对而扭转想法呢。在父亲的反对声和雷切尔母亲的哭泣声中，他拉着雷切尔，手持一把左轮手枪，以死相逼，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同意他的婚事，那他和雷切尔今天就死在这里。

无奈之下，这门婚事被允许了。

墨索里尼一生的感情世界混乱而荒唐，他的妻子因为他的缘故，一生都没能获得过什么真正的幸福，颠沛之中，还要不断地受到他的许多情妇的情感刺激。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桩婚事被允许的那一刻，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在那一刹那却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不过，野史上的另一个说法就没这么浪漫了。有人说，雷切尔的母亲是父亲的情妇，暗示墨索里尼与雷切尔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且雷切尔曾经是墨索里尼的学生，如此，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是完全颠倒伦理的。

在与雷切尔订婚之后，1909年初，墨索里尼移居奥地利特兰提诺省，当上了劳工部秘书，并兼任一家社会党周刊《劳动者的未来》的编辑，开始进一步扩大他在舆论界的影响力。直到1910年才回来，与雷切尔同居。而雷切尔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短暂的离家期间，他就与别的女人搅在了一起，甚至还生了孩子。

虽然墨索里尼是个不体贴、不温和，甚至十分粗暴的人，但这个时期，他对他的妻子还算不错。有趣的是，虽然墨索里尼自己不断拈花惹草，但是只要妻子一出门，一离开他的视线，他就开始不断地猜忌，担心雷切尔有外遇。

1910年初，在弗利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推选下，墨索里尼成了联盟的书记。这份职务听起来颇为体面，实际上薪资极其微薄。微薄到党派的同志们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想要给他加薪，但却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由此，他的高尚品格在社会党内被广泛传诵。当然，妻子雷切尔对此却是满腔怨言，毕竟，他们的生活已经拮据到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了，以至于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艾达降生时，夫妻二人都没有钱给孩子买一只摇篮。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墨索里尼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者的远大和机会主义者的敏锐，为了能够制造大量的舆论，墨索里尼又办了一份名为《阶级斗争报》的报纸。这份报后来成了当地社会党的机关报，墨索里尼对报纸工作非常认真。他说：“报纸不是拿文字堆积起来的。报纸是党的灵魂，党的标记。”“现在的社会党，实在是不成气候，没有什么好的理想。”“现在的社会主义，变成做官的捷径，为政客奸人所利用，不能谋物质上精神上的进步了。社会主义，注重人类的合作，非努力工作、洗涤个人的身心是不能实现的。”看看，说得是何等冠冕堂皇！如果不是后来走向法西斯独裁道路，谁敢说他不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先进人士呢？

《阶级斗争报》是当时意大利上百种社会主义周刊之一。发行量刚开始仅一千份，但两年后增加了一倍。在办刊过程中，墨索里尼那好斗的言辞、激烈的文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锉刀》的结局类似，墨索里尼执政后，《阶级斗争报》的合订本在当地图书馆里也不翼而飞了。

墨索里尼利用手中的笔，到处树敌，既攻击共和党，又攻击社会党的“保守派”，并且按自己的理解随心所欲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结果招来了无数的抨击，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让墨索里尼的名气更大了。

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墨索里尼口头上虽然经常说拥护社会主义，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打着很严重的折扣的，而且并没有什么明晰的理论指导。他有时自称已是一个工团主义者，私下里却又偷偷说其他社会党党员的坏话。在对他较为了解的人看来，当时的他似乎更倾向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墨索里尼的观点并非来源于某种信仰，其主要反映了他早期生活过的那个环境和他那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性格，他仇恨压迫是因为他个人不得志或受到侮辱，是出自一种表现自我和个人复仇的强烈欲望，和革命者并非出于个人原因反对人压迫人的制度完全不一样。

是的，崇尚暴力，无视纪律，才是墨索里尼一生不变的信条。他根本不相信法律，并劝说其他社会党人不要求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庭，而要靠自己的力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共戴天，“二者不能并存”，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一场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流血的社会革命是必要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暴力于一百多年前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效仿他们的做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如蛮族的入侵曾给罗马帝国带来生气一样，今天的社会党人也应公开声明自己为“蛮族”，因为一场野蛮的世界战争也许能摧毁现有的欧洲秩序，建立起一个更加朝气蓬勃的新社会。

1910年10月，墨索里尼到米兰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年会。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党还是个小党，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都还没有定位清楚。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在意大利社会党全国性会议上露面。这个穿着邋遢、稍有秃顶、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在那些主持党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显得非常土，动作也很笨拙。不过，凭借着一副好口才，墨索里尼发表的关于反对将普遍选举和社会改良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佳办法的演讲，却获得好评，引起哄堂大笑。

在这次大会上，社会党内革命派的意见在投票表决时遭到否决。墨索里尼于是就劝这一小批人退党，说此时的意大利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武装革命。

不仅是对别人这么说，墨索里尼自己也是这么干的，1911年4月，墨索里尼在冷静考虑后，退出了社会党。

1911年9月，时任意大利首相的焦利蒂决定出兵利比亚，墨索里尼和社会党中的温和派及革命派一起抨击这场与土耳其为敌的战争，指出焦利蒂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他揭露说，国家当权者关于殖民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纯属谎言。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取胜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

在墨索里尼的鼓动下，他的家乡的很多铁轨被拆毁以阻止军队调运，许多商店都用木板将门窗钉死，工厂全部停工。不过，当局很快通过雷霆手段把这场运动镇压了下去。

这次事件后，墨索里尼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极力洗刷自己，将责任推给别人。可是法庭仍然判定他有罪，判刑五个月。

刑满出狱后，墨索里尼发觉自己成了知名人士。不过此时，他已踌躇满志，只是做一个名人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了。

当时墨索里尼常常对人说，坐牢也是受教育，仿佛要为他的牢狱生涯冠上一个更好听的名声。事实上，为了自己所谓的信仰坐牢，确实也是让墨索里尼感到自豪的一件事。而且，在狱中，百无聊赖的墨索里尼读了大量的书籍，甚至还妄自尊大地写了一部自传——要知道，这时他只有28岁，一个刚过了人生三分之一的小伙子，竟然开始为人生立传了！

当然，此时的墨索里尼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撰写并出版了一部论战小册《约翰·赫斯——讲真话的人》。在这本书里，他贯彻一直以来的信念，攻击教会，呼吁宗教自由。其中的理念，与他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不可否认时间对一个人的改变。除了形貌的变迁，人内心的厚度与深度也会变化。时间会磨砺人，也会磨损人。我们永远不能用二元论论断一个人的“好”与“坏”，抑或着“变好”或“变坏”，但可以肯定的是，时间之内，生活之外，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会变化的。毕竟我们无法用一个人的童言稚语去要求他的一生。后来的墨索里尼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手上沾染着无数无辜百姓的鲜血。20世纪20年代，利比亚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在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墨索里尼就是其中一个刽子手。可是时间向前推进，此时的他，却是意大利入侵利比亚的坚定反对者。他大声疾呼，认为这场战争是可耻的，是违背人性的，如果当局这么做，不啻为国际强盗。谁能想到，说过这些话的人会塑造出法西斯主义这样罪恶的果实，并把腥风血雨泼洒向整个欧洲大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