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长沙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与胡适、梅贻琦、蒋廷黻、钱端升、周炳琳等学界名流，受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邀请赴庐山牯岭出席各党各派团体领袖及社会各界人士谈话会，共商御侮图存大计。借助这一历史契机，傅斯年成为国民政府参政员，踏上了参政议政之路。
1937年7月下旬，傅斯年离开庐山回南京，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各项事务。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一路颠沛流离，先是迁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再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后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在一起，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1936年春，继被刺身亡的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去世，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他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朱碍于情面，半推半就于这年5月就职。是年冬，朱家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已无兴趣，再三坚辞，仍无结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东陷入全面危急，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顾及各方情面与国家危难，毅然挑起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繁乱的工作刚刚理出一点头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企图让中国灭国灭种，而中国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生死之战就此开始。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等学界要人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派胡适以非正式外交人员身份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
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第二书》，表示：“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决心发动全国抗战到底。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一定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品、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做出了中央研究院各所与平津两地六所大学迁往长沙、西安成立临时大学的决定。根据这一战略决策，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争形势，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器物和各种器材进行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条载：“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若干年后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的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沿长江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人员装船之时，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进行轰炸，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瞬间被战火硝烟笼罩。在此危急时刻，一批又一批满载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而行，向西南大后方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启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落脚于圣经学院。坐落于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但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已陆续迁入，大部分房间已被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原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与搬运、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由于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艘轮船抵达长沙时，已是10月下旬，这时梁思成一家已在长沙找到栖身之处，兄弟两家始得以在异地他乡见面。
此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奉命率部押运100多箱国宝级文物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原属北平的故宫等处，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抢运到南京暂时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30万关东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平津震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秋。——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面对日本关东军步步进逼，北平故宫等处所藏文物有可能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此举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相关机构于1932年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和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人一起押运南迁——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宝南迁”大行动。此批文物在1948年年底大部分随国民党运输舰船迁往台湾，并以此为基础充实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南迁文物先是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便存放北平故宫博物院迁来的文物。因一同运往上海的其他机构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的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暂与中央研究院同楼办公，另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为收藏展览场所。
◎南京博物院大殿（南京博物院提供）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由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同时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做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1914年袁世凯北洋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把原国子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1912年成立的北京历史博物馆暂设于此）、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筹建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也奠定了该院日后在文博界的扛鼎地位。
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入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整个建筑群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气势。修改后的建筑图案获委员会通过，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1937年7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建造的人文馆刚刚完成四分之三（即后来的南京博物院大殿）被迫停工，仓皇撤离。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国宝，开始了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又一次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博筹备处在李济领导指挥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运出，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爆发，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60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安全抵达南昌农学院后，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负责人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往南京的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保存的100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轮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也从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人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研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基本安排就绪。得知梁思成一家已从北平迁来长沙的消息后，在梁思永带领下，李济登门拜访。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想到，随着这一机缘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将开始千里逃亡与长达九年的密切交往。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暂且安身后，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流氓无产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人满为患、混乱不堪。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石家庄沦陷！
同年10月中旬，日军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驻忻口晋军与日军展开血战，阵地多次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两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日军源源不断增兵，猛烈炮火步步进逼，晋军力不能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著名的风景名胜五台山在硝烟炮火中呻吟。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佛光寺那位一脸苦难的老住持和哑巴弟子，自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走后，整日吃斋念佛，苦盼着这一路大德施主进香还愿。但等来的不是烧香磕头的众生，也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那诱人的“政府资助”，而是端着滴血刺刀“呜哩哇啦”叫喊的日本鬼子和照准光亮脑袋抡过来的响亮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