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长沙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与胡适、梅贻琦、蒋廷黻、钱端升、周炳琳等学界名流，受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邀请赴庐山牯岭出席各党各派团体领袖及社会各界人士谈话会，共商御侮图存大计。借助这一历史契机，傅斯年成为国民政府参政员，踏上了参政议政之路。
1937年7月下旬，傅斯年离开庐山回南京，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各项事务。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一路颠沛流离，先是迁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再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后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在一起，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1936年春，继被刺身亡的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去世，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他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朱碍于情面，半推半就于这年5月就职。是年冬，朱家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已无兴趣，再三坚辞，仍无结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东陷入全面危急，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顾及各方情面与国家危难，毅然挑起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繁乱的工作刚刚理出一点头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企图让中国灭国灭种，而中国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生死之战就此开始。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等学界要人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派胡适以非正式外交人员身份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
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第二书》，表示：“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决心发动全国抗战到底。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一定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品、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做出了中央研究院各所与平津两地六所大学迁往长沙、西安成立临时大学的决定。根据这一战略决策，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争形势，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器物和各种器材进行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条载：“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若干年后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的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沿长江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人员装船之时，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进行轰炸，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瞬间被战火硝烟笼罩。在此危急时刻，一批又一批满载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而行，向西南大后方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启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落脚于圣经学院。坐落于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但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已陆续迁入，大部分房间已被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原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与搬运、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由于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艘轮船抵达长沙时，已是10月下旬，这时梁思成一家已在长沙找到栖身之处，兄弟两家始得以在异地他乡见面。
此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奉命率部押运100多箱国宝级文物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原属北平的故宫等处，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抢运到南京暂时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30万关东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平津震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秋。——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面对日本关东军步步进逼，北平故宫等处所藏文物有可能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此举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相关机构于1932年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和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人一起押运南迁——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宝南迁”大行动。此批文物在1948年年底大部分随国民党运输舰船迁往台湾，并以此为基础充实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南迁文物先是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便存放北平故宫博物院迁来的文物。因一同运往上海的其他机构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的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暂与中央研究院同楼办公，另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为收藏展览场所。
◎南京博物院大殿（南京博物院提供）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由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同时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做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1914年袁世凯北洋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把原国子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1912年成立的北京历史博物馆暂设于此）、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筹建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也奠定了该院日后在文博界的扛鼎地位。
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入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整个建筑群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气势。修改后的建筑图案获委员会通过，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1937年7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建造的人文馆刚刚完成四分之三（即后来的南京博物院大殿）被迫停工，仓皇撤离。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国宝，开始了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又一次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博筹备处在李济领导指挥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运出，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爆发，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60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安全抵达南昌农学院后，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负责人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往南京的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保存的100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轮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也从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人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研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基本安排就绪。得知梁思成一家已从北平迁来长沙的消息后，在梁思永带领下，李济登门拜访。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想到，随着这一机缘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将开始千里逃亡与长达九年的密切交往。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暂且安身后，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流氓无产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人满为患、混乱不堪。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石家庄沦陷！
同年10月中旬，日军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驻忻口晋军与日军展开血战，阵地多次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两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日军源源不断增兵，猛烈炮火步步进逼，晋军力不能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著名的风景名胜五台山在硝烟炮火中呻吟。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佛光寺那位一脸苦难的老住持和哑巴弟子，自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走后，整日吃斋念佛，苦盼着这一路大德施主进香还愿。但等来的不是烧香磕头的众生，也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那诱人的“政府资助”，而是端着滴血刺刀“呜哩哇啦”叫喊的日本鬼子和照准光亮脑袋抡过来的响亮耳光。
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外公告。此举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与军民坚持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这座历史古城后，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窜到殷墟遗址，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劫掠地下文物。
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
◎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八十七师一辆装甲车孤军进入日军阵地，给日军以重大威胁，后因缺乏后援，被日军摧毁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三个月之久。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28万陆海空精锐部队，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以其规模与死伤人数论，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还是太平洋战场的硫黄岛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差距悬殊，中国军队损失惨重，最终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关头。
民族危急，国难当头，流亡到长沙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在这个群体中蔓延升腾开来。许多年后，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道：“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战火已在大江南北燃起，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日机炸弹猛烈袭击，灾难来临。
那是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大批日机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中国的飞机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突然到来，听到声响后，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刹那间，只见几个“亮晶晶的家伙”从飞机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向自己住处飞来，梁思成的头“嗡——”地一震，“炸弹！”两字尚未喊出，一枚“家伙”就在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折回房中抱起了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林徽因惊愣片刻，顺势抱起5岁的儿子梁从诫，并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生活的母亲随梁思成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门窗“轰”的一声震垮，木棍与玻璃碎片四处纷飞。当一家人连拉加拽，跌跌撞撞奔到楼梯拐角时，又有几枚炸弹落到了梁家院内。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院墙上的砖头、石块随着腾起的火焰向外迸飞，林徽因抱着儿子被震下几级阶梯，滚落到院中。紧接着，整座楼房开始“轧轧”乱响，门窗、隔扇、屋顶以及天花板等木制物件瞬间坍塌，劈头盖脸地砸向梁思成和他怀中的女儿……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上时，日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外，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家伙”竟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再也没有吭声——原来是个哑弹。梁思成一家死里逃生。
当晚，梁家老少五口无家可归，梁思成那“合唱队指挥”的职位自然随之化为乌有。面对如此凄惨景况，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居住，张家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度日。第二天，梁思成找了几个人，把家中没有砸烂的物品慢慢从泥土瓦砾中挖出来。
这次轰炸之后，梁思成、林徽因感到长沙如此动荡不安，拥挤不堪，每天面临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设想，处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应当更远一些，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一举两得的地方，遂下定决心奔赴昆明。
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黯淡的黎明，梁氏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云南方向奔去。
此时，战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中国人顿足捶胸、撕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并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
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声中。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军入城仪式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的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沿长江一线向西南方向大规模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要道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支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离开上海赴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下，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经过几轮讨论协商，仍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流落何处更为有利。在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史语所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为了此地同人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人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而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的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致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1936年2月，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右起：祁延霈，李景聃，刘燿，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王湘（李光谟提供）
除李、董、梁“三巨头”外，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又称“十兄弟”）要各奔东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湖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陕北的山沟里去参加“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游而不击”。想到人各有志，也就没人再去理会。“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不过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若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史语所走。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发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申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有了这一规定，临时大学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投笔从戎，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王湘受这股风潮影响，决定跟着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其他所内成员只能表示赞许，并未挽留。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已在日本军人的铁蹄之下，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有“六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基本上走掉了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与苍凉。
去留问题得以拍板，天即将黑下来，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一个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和忧伤，据石璋如回忆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河南、山东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在“三巨头”带领下，嘴里喊道“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来，大喊“中央研究院万岁！”再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齐声喊道“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金刚”从历代酒场上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五大阶段，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中，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算是进入了酒场中“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据石璋如回忆说：“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没喝什么酒的胡占奎、李连春吃了菜之后，就将我们带回宿舍，打开房门放到床上。我次日清早醒来，只记得在清溪阁喝醉，之后怎么回来完全不记得，真是醉得一塌糊涂啊！”
从沉醉中醒来的“五大金刚”，于当天上午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人，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今天到了昆明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地区撤退转移。
1937年年底至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迁往昆明等地，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住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一处楼房。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待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翌年一月条：“西迁昆明，经过桂林之工作人员暂驻桂林、阳朔调查研究。”
几乎与此同时，长沙临时大学分成三路人马赶赴昆明。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由安南（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湘黔滇旅行团”沿长沙经贵阳至昆明公路徒步行军；第三路从长沙出发后，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由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奔赴昆明。
在中研院史语所同人抵达昆明半个月后，湘黔滇旅行团的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等教授率领200余名师生，徒步跋涉3500多里，日夜兼程68天，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从贵阳赶到了昆明。进城之后，大队人马正好经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率领同人在路边设棚迎接，队伍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欢迎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赵元任特地为师生赶写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联大师生和现场观者均大为感动，许多学生想到了国难当头与一路艰辛，禁不住涕泗纵横。
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同人与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联大教授，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南疆省城再度相会，自是又一番兴奋与感慨。
因长沙撤退诸事繁杂，梁思永劳累过度，身体患病不能再负责任，根据傅斯年提议，史语所撤退事务由李济负责，在自己到达昆明之前，李济为中研院史语所代理所长，处置在滇一切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与总办事处均设于南京。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正居住在上海。此时，中研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淞沪战事起，蔡元培强撑病体，号召全院各研究所集中物资设备，准备向内地撤退。上海城陷之际，在南京北极阁的中研院总办事处已由朱家骅和傅斯年共同组织撤往长沙，而后转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邮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与总办事处人员会合。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后病体不支，被迫滞留港岛疗养休整，暂居跑马地崇正会馆。次年2月，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携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Austin Road），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平时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中研院的命运，并为本院各所迁徙与未来的生存、发展思谋筹划。
就在国军于淞沪战场死打硬拼，最终力不能敌，即将全线撤退的前夜，中研院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奉令撤退，史语所是行动最快、执行命令最坚决的大所之一。与史语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天文研究所对代理总干事傅斯年的命令与组织调动却阳奉阴违，采取推诿、敷衍战术，负责人甚至假公济私，于危难中不顾大局，使气任性，成为抗战流亡学术机构中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典型。1938年1月12日，激愤难平的傅斯年致函已至香港的蔡元培，对天文研究所负责人所作所为予以呈报，并阐明相关责任，函曰：
院长钧鉴：
自京迁往内地各所，在迁动中，最不使人满意者为天文所，此事本不想上渎清听，然责任所在，欲罢不能，思之两月，谨以奉闻。
一、天文所自北平迁来之古仪器，其中有明成化仿郭守敬之二仪，乃世界科学史上之实器，亦是中国科学史上之第一瑰宝也。此二仪前自北平运京（亦由斯年鼓动），由京移至紫金山上。战事一起，即由院务会议议决请其迁下，并由斯年催促无数次。乃余所长一味推诿，率领全所研究员来总处与斯年辩论。（余、李、陈等）。斯年谓此物如不迁出，虽院长亦负大责任，若谓无法迁下，何以当年有法运上？最后斯年又谓可将上层拆下，以便运。（此器去德国时已拆散也。）[行首自注：“此二件即以凡尔赛条约返之中国者”。]余又谓路上新修门，不便。斯年谓可即去与警备部接洽。如此争论数次，余所长谓当去接洽，以后催问，迄无下文，如是者两个多月，不得结果，又推诿无法借车。（斯年亦代为想法，用木条滚下，余又谓无工人。然他处皆可觅到工人。）及上海撤兵，一时局面大变，乃无法可想矣。[行首自注：“此事责任甚大，所谓‘不尽人事’也。如政府后来追问，本院无词以对。余对毅侯兄等云，古董不如新仪器要紧，盖全不知此件之价值也。”]
二、八月初，决定近北极阁各所在他处觅房，天文所迁一部下山。适陈遵妫君房子出来，即以转租于研究所，然其地正在北极阁下。八月廿六日夜，日机大轰炸，三工人丧命。此一地点，总处事前全不知其即在北极阁附近。且总办事处早嘱各所自北极阁迁远者，何以返迁近？岂是但图转租之便耶？
三、在京时，天文所只有一人来湘，余所长等仍留京，即以其自己之住宅租给研究所，月领百元，又用厨房勤务，皆开公账。其实此时住内职员，余外仅有二、三人，以报时诸人在外也。（余先生自谓在京管报时，然李铭忠又谓此事与余无关。）毅侯兄对此开支深不谓然，曾对天文所庶务有所指摘，余先生次日来辩，谓天文所每月九百元之杂费不为多。斯年不便指明，只好模糊了事。
四、上海撤兵后，京局顿紧张。余所长遂用所中二汽车载物而行（公私皆有，且开至湘潭，其岳家所在地也），而将报时等要件由李铭忠赁民船西行。李自谓一套仪器分成三批，无法工作，又谓去京时，余不理之，只顾自走。
五、总处迁至长沙后，开一院会，会后余谓要回家。斯年问，天文所尚有多物，如何安置？余谓可问李铭忠。次日问李，李云，余无交代；再次日，李亦不见矣。船运之物到汉，茫然无人过问，于是电陈，自南岳到此，然后稍作安置。余先生对公物似全无顾惜之念。[行首自注：“斯年曾以此信中各节面质李君，李谓颇有同感。”]一所四人，余先生回家，陈与他所往桂，李则不知去向矣。[行首自注：再，斯年请陈君来此，曾将此中各节面告之，陈君不能答。斯年当时曾大发脾气，旋即谢过。然事实如此，终应有以明之。]
在此情形中，固不能保证物件之不失，然必须尽人事，然后可以心安。今果尽人事乎？其责任谁负之乎？乞先生将此函交余先生，请其向先生直接作答。至于何以善其后，非斯年所能知也。专此，敬叩
钧安
傅斯年 谨上
一月十二日
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余所长，乃余青松，福建厦门人，时年40岁，属于中研院较年轻的所长之一。当初天文研究所成立时，以高鲁为所长。1929年，高鲁被国民政府委任驻法国公使，高氏向蔡元培推荐当时在厦门大学任天文系主任的余青松接替其职，蔡允。余氏于一个学期结束后到天文所就职，未久创建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抗战爆发，余氏奉令组织内迁，但推进极不顺利，同人亦不团结，惹得傅斯年大怒而又无可奈何，半年后在各方督促下，总算携部分仪器入滇并在昆明东郊建成了昆明凤凰山天文台。之后，余氏多次致函蔡元培提出辞职，蔡予以挽留，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到1940年年底，余终于辞去天文所所长职务，1947年赴北美于天文台和大学等机构工作、教书，直至终老海外。此为余氏一生之大致信息。
傅信所言余青松率全所研究员跑到总处与之辩论的“李、陈”二人，应是天文所负责子午仪室的李铭忠与变星仪室的陈遵妫两位主任，后二人随余氏流亡到昆明继续工作。1938年9月28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昆明，昆明天文台被炸，李陈二人与嫡亲皆受重大伤亡，至堪痛心。此为后话。
且说在南京组织内迁的代理总干事傅斯年，面对天文所一班人的散漫与阻力大为恼火，而对于上海三家研究所负责人的明显对抗，更是愤愤不平。当上海危急、蔡元培欲赴香港之际，傅斯年已与翁文灏统领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协商好，由该委员会资助钱款与交通工具协助三所搬迁。为促成此事，傅斯年专门赴上海督促撤离。不知是故意对傅斯年本人予以反抗，还是不愿离开上海而采取拖延、消耗战术，时驻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等三所所长丁燮林（即丁西林，字巽甫）、庄长恭（丕可）、周仁（子竞）面对傅氏的督促竟置之不理。眼看局势越来越紧，国军全线撤退在即，傅斯年捶胸顿足仍无济于事，对方一直采取哼哼哈哈或不理不睬的态度虚与委蛇。傅见事不可为，只好弃之不管，一跺脚离开上海回了南京。同年12月，中研院总办事处及下属史语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并开一紧急院务会议，再度提出中研院各所以紧缩为主旨，必须立即迁往内地，傅斯年拍电报至上海再度督促三个所果断行动，但工程所所长周仁竟指傅氏电报谓“令其解散”，对傅大为不满，多亏丁燮林日记中有所记载，证明其非如此，才免于继续争执。按傅斯年致蔡元培信中的说法，“此将一年中可谓三所各行其是也。大约巽甫兄只是畏难（此亦实可畏者），庄丕可乃以上海为天堂，故彼之去职，可以其一语括之：‘离上海不能研究’（实不能生活耳）。子竞此时在精神失常态中，不敢有任何劝告也”。三所所长如此一番打着不动、踹着团团的软体模样，且还有一个精神病夹在其间，霸气如傅斯年者亦无能为力，只好听凭三所负责人自作主张，各自率部于日军刺刀底下死地求生了。
对于以上诸事，在香港的蔡元培了解后，于1938年1月14日致信傅斯年，对傅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歉疚之情，信曰：
孟真我兄大鉴：
接本月十日快函，敬悉一切。本院在京各所由京而湘，由湘而桂，头绪纷繁，环境又时出变态，焦急、失望、兴奋、疲倦，为人之所不能免之苦痛。而兄适当其冲，艰辛可想。幸同人知识均在水平线以上，与共患难，尚能互相谅解。而在京各所之重要书器，辗转迁移，已达于较为安全之地点，苟中国不亡，国民经济不破产，他日当能继续工作，在文化上尽相当之力，则感谢吾兄者，岂特本院同人己耶？弟衰病侵身，又因有特殊关系，不能来京，为兄分劳。对于上海三所又太偏放任，不曾预定计划，强制执行，即令陷于僵局。负疚寔深，何以补过？骝公自去浙后，两表辞意，经弟恳劝而罢，今既离浙，当然回院，弟于十日致毅侯兄函中曾附一纸，托加封寄去，即以院务谂记之。今来书特去电相邀，甚善。弟已于昨日发一电，旃“中研院全仗鼎力维持，务请即回院视事”云云。当此艰难时期，想渠亦不肯坐视也。……
弟 元培
一月十四日
傅斯年得信，稍感安慰的同时，继续以代理总干事身份处理中研院纷繁事宜，与蔡元培保持书信、电报联系，遇到大事、难事及时汇报请示，按蔡的旨意处置办理。1938年2月，当傅得知中研院各所已陆续向桂林、昆明一带搬迁（原在南京的地质所、心理所等两个研究所抵达桂林不再前行，并在离桂林市40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中安营扎寨，准备长驻于此，其他所继续前行赶往昆明。原在上海的物理、工程、化学等三所，于1938年暑期开始从日本占领区秘密搬迁，至年底，物理所迁往桂林，另二所迁到昆明。未久，化学所所长庄丕可辞职，吴学周代理），致函蔡元培予以报告并提醒注意事项，函曰：
院长先生钧鉴：
此信乞阅后，交丁、庄、周诸先生一看，并由此间抄下一份，寄迁滇、桂在途中各所。（但看完后乞即焚之。）院中同事时时以“将来经费如何”见问，院外之人又时时以“研究院迁何处，上海部分现在哪里”见问。对此斯年有回答之义务，同时亦皆系极难答之问题。其实此两事关系甚大，今自经费说到迁移及工作。
………
四、迁后安顿。此时逃难中人心难定，本人情之常，势不能免，然须早为安顿，以资祛除。故迁桂者应在桂安居，不作再迁之计。如其不能，便即行迁滇，勿稍留恋。不可先展开再搬家，既住下又思走。总之，此次一搬便搬到底，如不以桂为妥，即行赴滇。在滇、在桂，一经住下，便扔去再搬之思想，积极恢复工作。
五、本院公物应竭力保全，勿以“所值不过几千几万”而弃之。此事关系院长之责任甚大，同人谅必看清。其非人力所能挽救者，固非罪过，然必须先尽人事，时间上之关系尤大也。
六、各所迁后总要积极做几件切要的事。按，各所安顿后，似当即行恢复工作，择与时势有关者为之。（此不指一切所言。）故气象所之工作必不可断。地质所似可写下近、未来调查南方矿产之草结果送给政府。社会所似亦有同类题目可作。如此则便于宣传，便于向政府要钱。以后要钱，非宣传本院如何如何重要不可。如谓此话难听，则良心上亦当如是也。
傅斯年确知他最为挂念的史语所已抵达昆明且安顿就绪后，于1938年3月30日致函代理所长李济，就有关未来计划与注意事项直率相告，函曰：
本所同人既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以院所情形论之，本所可以维持至明年暑假，故不必过分忧虑，以后亦不再疏散。此两点请告同人。至于法币问题若有毛病，自然不了，然此乃四万万人之问题也。
我们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也”，理当“入门而闭禁”，在此风闻云南情形，亦不齐一，教厅长似与建厅长不甚要好。云南大学是建厅一派的。临大到彼，又是云大招待，故教厅不甚帮忙云云，此亦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耳。然本所在滇之人类调查，本系龚厅长勾引去的，且旅费是云南出的，中间教厅又甚帮忙，而建厅厅长竟谓要向中央提议取销此等研究！（此该厅长亲对丁、庄二位说的）看来似乎彼此吃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①不得罪任何人，②不沾任何人的光，③与一切人皆客客气气，④切勿批评地方任何事件。使得他们知道我们是有礼的客人，便好了。昆明情形，不特不能比南京，且不能比长沙、桂林，此意请诸兄务必格外注意。
同人迁移中安适，至慰。闻诸兄皆有定居，羡甚羡甚。即此可以开始大工作矣。印刷出版，弟负全责。只愁无稿，不愁无法印也。昆明天气既佳，大可为长居之计，纵使驱寇出境，吾辈亦不易返京，盖经济与房子皆成问题也。弟意在昆明可以作长久想，倭贼也到不了那里。
所址租到此一处（靛花巷三号者），至妙，恐以全租为宜。有此廿间，本所似可全够用。乞与交涉全租下，如此岂不方便之至乎？拓东路房子，自然仍当留下也。
临大如建筑，我们似可以入一股（自盖房子于其中），万元之内，可以生法（基金）。
时人与后人谈到傅斯年，多着笔于他的才气、豪气与霸气之“三气”，很少注意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能屈能伸、屈伸自如的机智与超强本领。从此信可看出，他人虽在重庆，但对云南地盘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复杂纠葛，可谓观察得细致入微，秋毫皆知。而其谨小慎微的态度及竭力尊重当地人事与风俗之境界，又远非一般人特别是在内地城市骄横惯了的高官大员、大腕名流或一帮土豪能望其项背者。所谓细微处见真功夫，甚也。除对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的参悟与自觉，从此信还可看出，此时的傅斯年把往昔组织各所搬迁的烦恼与愤懑尽抛脑后，对史语所在昆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且认为得此有利条件，正是徐图奋发，挽起袖子于国难中大干一场的时候。
只是，这种乐观未能持续多久。无论是中研院史语所还是其他研究机构人员，或是迁往昆明的高校师生，很快就开始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
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地位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之后国军节节败退，其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所。原在上海的几百家工厂企业、国立同济大学等机构纷至沓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也相继到来。同当初的长沙一样，向以安然静谧闻名于世的昆明，因蜂拥而至的滚滚人潮而显得拥挤、嘈杂和混乱起来。城中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拖家带口、风尘仆仆的外地来客在匆匆穿行。
大批流亡者突然涌进，导致原本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昆明货物短缺、物价飞涨。中研院各研究所人员和西南联大师生，在生活压力下入不敷出，开始典当衣物，出卖由内地携来的各种物件。而毫无经济来源的梁思成、林徽因为了生存，只好拿出他们作为建筑师的特殊技能，开始外出“打工”，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奸商”和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设计房子。尽管“雇主是一批可憎的家伙，而且报酬很不稳定”，为了解决一家五口的“吃饭”问题，梁氏夫妇也只好默默忍受。生活的重压导致梁思成急火攻心，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疼得昼夜不能入睡，经医生诊断是由扁桃体脓毒引起，决定切除扁桃体。想不到这一切又引起牙周炎，索性再把满口牙齿拔掉。当两大“障碍物”被铲除之后，梁氏的病情却未见好转，关节与肌肉的疼痛使其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日夜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苦度时日。大约半年之后，经过无数大小不等、土洋不同的医生诊治，才开始渐渐好转。当梁思成病体痊愈，离开帆布椅重新站立起来时，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他一道在西南边陲这片散发着温情的红土地上，奇迹般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
就在梁家抵达昆明不久，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几位老同事得到消息，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了过来。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无愧于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原清华学校校长、时任该基金会总干事的周诒春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得到了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答复。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烟雨迷蒙的西南边陲挂了起来。
◎1938年，梁思成一家在昆明西山华亭寺与清华好友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眼看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牌子重新挂起，且人员得到了相当补充，代理史语所事务的李济认为自长沙迁徙而来的同人已在昆明站稳脚跟，各项工作即将展开，遂与同人商量后致信傅斯年，欲把于长沙流散的石璋如、王湘等旧部重新召回，扩大史语所阵营，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傅斯年得信甚表赞同，于4月30日回信道：“约璋如、子湘回来一事，甚妥甚妥。当时一批走去数人，皆是好手，如此‘淘汰’，决非办法，如能全招之归（以那一批同走诸人为限）尤佳。如此办法，自然有反本院一般之办法，然反之者不自本所始，上海三所皆大恢复（然所恢复者究何在，弟亦不知也）。此一批中诸位回来时，其薪水恐须在‘中基会’补助中支。第一组弟近来把姚家积恢复了（其薪由中英庚款会补助项下支），其他皆拒绝。此等恢复办法，弟意可有下列标准：（一）以助理为限，（二）须大家同意，（三）须薪有著落，如此似可无流弊矣。”又说：“一组事，在寅恪未到前，请即托岑仲勉先生料理。”
1938年5月6日，傅斯年再度于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致函昆明的李济，谓：“昨见张政烺，知贵组北去各助理之踪迹。祁赴新疆（其父在南渝教书，云如此），刘、王赴陕北（必失望也），石在西安，李回家，杨所在不知。看来祁是无法回来，其他当可招之返也。”
信中所说的祁，乃山东人祁延霈，此公离开长沙后奔赴延安并加入共产党，1939年1月被调往新疆哈密地区任教育局局长，同年11月因患伤寒病去世；刘、王，指的是刘燿、王湘二人，刘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陕北公学教员、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长等职；王湘时任延安振华造纸厂厂长。只是傅斯年所言刘王二人“必失望也”，没有说中，此时二人蹲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干得正欢，一点没有重返史语所的打算；石，指的是石璋如；李，指的是当年考古组“十大金刚”中的老大、安徽人李景聃，时在家乡闲居；杨，指的是杨廷宾，时在延安中央出版局工作，主要从事美术（人物木刻）创作，后有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等木刻作品传世。上述诸人，除杨廷宾是于南京沦陷前出走延安外，其他人皆为长沙流散的考古组人员。李济根据得到的线索分别致函与诸位联系，但最终召回昆明的只有石璋如与李景聃二人，且这时石璋如本已受召唤到了昆明重新进入史语所工作了。据石璋如回忆，他自长沙回到家乡后，闲居无聊，过了春节便独自一人到陕西宝鸡做田野调查。之所以到宝鸡，是因为石璋如1937年7月到过北平研究院，看到了考古人员于宝鸡斗鸡台先秦遗址、墓葬发掘的东西，经手发掘的是北平研究院的重要人物徐炳昶、苏秉琦与心灵手巧的职员白万玉等人。当时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一辆车，因天气太热，便把车上一小部分部件挖出来带回北平，车的整体又重新埋好，准备下次开工时再挖。石璋如在北平研究院只看到一个小铜泡，便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到宝鸡去实地调查，看看宝鸡出土的车与安阳出土的车有何区别，同时在学术上予以考证。于是他便怀揣盘费乘火车去了宝鸡，在斗鸡台等遗址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返回西安后，石璋如将调查情况写一报告寄给了李济。石回忆说：“我是在二十七年三月初写信给李济先生，寄到长沙圣经学校总要好几天，会寄往长沙……一方面是三组的东西多，可能一时运不完，还有人留守。或许圣经学校的留守人员知道李济先生已经到达昆明，就把信转过去……可能就这样收到的。李济先生回电报的时间是三月底，电报传递就比信件快得多。我接到电报之后，除了走铁路线可到长沙，也必须先到圣经学院问明情况，不过总算是归队了。”又说：“我大概是四月到昆明的，雇马车找到青云街靛花巷。所谓靛花巷只是一个楼房，是三层楼，外面有门，还有号房，并不清楚房子的原先用途。……到了昆明之后算是安定了，我获分配去整理过去发掘的资料。东排是梁思永、董作宾二位先生工作的地方，其他人在西排工作，从五月起，我正式开始工作。”
史语所流散的人员陆续被召回，并补充了几个新的青年职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欲招人充实队伍，并有到野外实地考察发掘的打算，而中国营造学社因重新召回了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旧部，焕发出新的活力。于是，几个研究机构开始在昆明这个新的聚集地大干起来，战前的气象在春城昆明再度得到短暂呈现，然而更大的危机却悄然逼来。
1938年7月中旬，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疾速推进，国民政府调集100万大军，以武汉为中心，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组织武汉保卫战。10月下旬，骄悍的日军逼近武汉三镇，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扬子江一线高山峻岭、密林险滩中展开了空前的大血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伤亡异常惨重，日军伤亡人数达10万以上，中国军队伤亡40万之众。武汉会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脚步，更重要的是为由上海、南京等地迁往武汉的大约3000家兵工企业、民用制造业和大批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广西、云南等后方基地，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10月25日，国军百万部队激战后不支，为保存实力，不与敌人争一日之胜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全线撤退，武汉沦陷。
武汉会战尚未结束之时，日本军部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切断、封锁中国国际通道的战略行动中。日军大本营首先派遣海军航空队轰炸昆明至越南、缅甸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同时出兵侵占广东和海南岛，切断了香港和内地的联系，继而进攻广西，切断了镇南关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联系。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九架日军航空队飞机从南海一线突然飞临昆明上空，首次展开对昆明的轰炸。当地居民和无数难民见敌机一字排开向昆明城压来，不知所措，许多人停住脚步抬头观望。炸弹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民众立时血肉横飞，人头在巨大冲击波中如断线的风筝翻腾乱滚。时在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乡难民和好奇的市民，几十枚炸弹落下，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市中心区华山南路，当地报纸此类报道甚多
许多年后，石璋如对这次轰炸的悲惨场景仍记忆犹新：“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哪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铭忠]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这可能与天文所在高处，目标显著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李鸣钟，认识陈遵妫，都被炸得很悲惨。”
惨剧发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场面：“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娘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它破头断足、血肉狼藉……”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这次惨剧发生之后，日军展开对昆明的持续轰炸，许多人目睹了这样的恐怖场面：日本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的风声向城市飞去。西南联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众位人员，因在长沙时已有了跑警报的经验，一看敌机飞临，立即向防空洞或野外躲避。中研院史语所驻地靛花巷，离昆明城北门极近，一出北门即是野外乡下一片乱坟岗，学者们听到警报响起，就扔下手中工作向北门外的荒山野地兼乱坟岗狂奔。
敌机前来轰炸的次数不断增加，间隔相继缩短，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几次，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省政府即通知驻昆各学校及科研院所疏散到城郊乡下以利安全和工作。史语所为保存明清档案及书籍不受损毁，决定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曾到城外十几里外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做过民间工艺调查，认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村紧挨着龙头村和麦地村，而以龙头村为最大，外界多把这三个村子统称龙头村），知道棕皮营有个响应寺，此处条件不错。于是他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察看，并通过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决定迁于此地。正在这时，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以中研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具体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事务。南京沦陷前，傅斯年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元培一面劝慰，一面邀请原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中基会（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继任。
傅斯年对重庆方面的事务稍做安顿，携妻带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一楼，继之迁往龙泉镇龙头村。1939年1月20日，在昆明的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并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言辞中透着悲怆与凄凉。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批人员与物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尽管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在敌人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学者们的心渐趋平静后，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
只是，以研究为主业的学者，要开展工作就需要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无从谈起。时西南联大的图书极端匮乏，唯清华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抢运出部分图书及设备仪器，北大和南开几近于零。自长沙撤退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教授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主持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抢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津门几乎被日机炸为灰烬，北大图书也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又被炸成灰烬，整个西南联大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只有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为方便研究工作，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西南联大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孤立无援的梁思成与史语所协商，借用其从长沙和重庆运来的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工作。——自此之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有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当史语所迁入昆明郊区龙头村时，营造学社也跟着搬过来，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做工作室，在龙头村建造房子作为居住生活之处。
无论如何，在抗战军兴、祖国危难之际，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西南边陲昆明城郊的乡村寺庙，终于赢得了一个喘息和工作的机会。
搬到麦地村的梁思成除率领队员在昆明城内外搞古建筑调查，还带队赴四川西康一带做野外古迹考察，同时与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调查昆明的手工制造业。傅斯年则在龙头村观音殿内用新发现的内阁大库档案研究成果校勘《明实录》。董作宾在自己的斗室埋头研究甲骨文，撰写后来轰动于世的皇皇大著《殷历谱》。梁思永则独自研究殷墟西北冈出土的铜器，每当需要画精确铜器图饰时，便请营造学社的陈明达、莫宗江协助。陈莫二人受过绘图训练，绘图功力深厚，既仔细又准确，往往白天跟随梁思成出外调查，晚上回来再加班画图，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西南联大特别是清华大学流亡时带出的图书多被敌机炸成灰烬，校内师生已无书可以参考，不得不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作为学习、研究资本。当敌机空袭昆明后，史语所建的临时图书馆撤销，书籍再度打包运往龙泉镇龙头村暂存。1939年11月20日，傅氏向西南联大领导人梅贻琦、蒋梦麟、黄钰生、杨振声等发函，谓：“查敝所各部分书，均已整理就绪。其中普通汉籍一部分约十万册，已与贵校订立合同，规定阅读、借出各项办法。兹为便于贵校教员起见，谨拟下列扩充办法……”同一天，傅斯年为图书借阅事再致函梅贻琦、蒋梦麟、黄钰生，函曰：
月涵、孟邻、子坚先生左右：
查清华、北大两校在龙泉镇建房十二间，专为联大教员来此阅书者住宿之用，早经动工，中经大雨，墙倒其什八，兹已督工赶修，当可于下月中旬完工，围墙尚须稍待。在此房未能使用之时，贵校教员如有来此看书因而留宿者，如同时人数不过四人，可在本所办公室中临时安置铺板，差足舒适；其饭食一事，除有友人在此可以设法者外，亦可在敝所同人公厨搭用伙食（每餐约五角左右），并无不便，仅铺盖、盆器须自备，为此奉达左右。贵校教授如有需要，可由先生分别介绍，便即招待，不必俟清华、北大所建屋落成之后也。专此，敬颂
道安
傅斯年 谨启
28∕11∕20
如此情景，难免令人想到辙中之鱼相濡以沫的悲壮情谊。身处战时，尽管如此落魄不堪，对于救亡图存的流亡知识分子而言，能避开敌机轰炸躲在乡村安静地读几天书，哪怕夜间躺在木板上于清风寒月中独眠，也算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过于短暂，仅过半年，昆明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日军飞机对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这年的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力度明显加大，来势汹汹，火力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与此同时，日军作战大本营开始组织陆海军精锐部队向云南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头镇的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而在梁氏夫妇的儿子梁从诫的童年记忆里，曾留下这样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右）在一起。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美两对夫妇成为至交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指令，开始考虑再度搬迁。
◎朱家骅
此前的1940年3月5日，蔡元培于香港与世长辞，消息传到昆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受过蔡氏直接、间接恩泽的教职员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响应寺弥陀殿大殿外组织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营造学社同人也前往参加。傅斯年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的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
蔡院长去世后，根据中央研究院章程，流亡各地的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云集重庆，选举新一届院长。参与竞选者有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任鸿隽等亦官亦学的两栖人物，经过多轮明争暗斗以及评议人员多次投票选举，最后选出朱家骅与翁文灏两位人选，由蒋介石在二人之间圈定朱家骅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并于蔡元培去世半年后的1940年9月正式公布。朱家骅作为新上任的中研院代理院长，力邀傅斯年出任总干事，协助其处理总办事处和散落西南各地的研究所事宜。此时傅斯年与朱家骅已经结成坚固的政治同盟，受此邀请，答应就任并再度为院务由昆明而重庆地来回奔波起来。
因为敌机轰炸昆明日渐猛烈，在蒋委员长下达驻昆教育、学术机构再度迁往内地以避战火的命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中研院等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商讨撤退地点与办法。入会者根据局势分析认为，最合适搬迁的地方当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相通，沃野千里，是一个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也是积蓄力量伺机反攻的大后方。三国时的蜀国，民少将寡，兵员不足，却能与强大的魏国、富甲一方的东吴孙氏政权鼎足而立，且一度处于攻势地位，主要原因就是掌控了四川这一“天府之国”。著名的《隆中对》已说得明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益州”，就是古代的九州之一，治所在蜀郡的成都，其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省（川西部分）、重庆市全境和陕西省南部、云南省西北部一带。而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皇帝妃嫔都选择逃亡蜀地避难，如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又站了起来，由此可见蜀地对天下大势之决定性的分量。
当然，四川之所以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因为一个不可忽视、极为重要的条件，这便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元素——食盐的充足。川南的自贡地区自古盛产井盐，而富世、大公二井享誉九州，为历代朝廷所重。远的不必述及，仅清咸丰年间，洪杨之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清廷饬令川盐济楚，借此契机，富世、大公二井的盐业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量占全川的一半以上，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与名副其实的“千年盐都”。假如蜀地没有发现盐井，没有提取生产食盐的产业，“天府之国”的名号就要大打折扣或根本不存在了。
盐业为历代朝廷与统治者所重视，且不说古代炎、黄二帝之争，实际上就是为争夺盐井产地而战，即便对于近现代的军阀或国共两党之争，盐业的存亡有无，亦有着重大影响。据胡适分析，共产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离开江西苏区进行万里长征，固与当地农村经济衰败以及蒋介石采取“铁桶合围”战略战术有关，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区食盐的极度匮乏。因国民党军队围困，外部食盐运不进苏区，缺少食盐导致红军将士出现身体浮肿及其他病症，最终到了人马皆不可战的崩溃边缘，红军高层不得不放弃苏区而另觅存身之地。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城市不断沦陷，川盐再次济楚，并向四周未失的城市乡村输送补给。为便于战时军需、民食及支持前线抗战将士，国民政府于1939年8月，决定在川南产盐地区设置独立市，以采盐、制盐、输盐等盐务为经济供给中心。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产盐区，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合称“自贡市”。这年9月1日，自贡市政府成立，隶属四川省政府，这一地区的人民开始以特别的方式投入救国图存的生产生活中，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鉴于这样一个天然条件，驻昆的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欲尽快撤离昆明这座战火熊熊的城市。
1940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长江上游、川南地区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安身之地；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也在宜宾沿江下游22公里外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回到昆明后，芮逸夫将赴川考察、洽谈情况向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傅听后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地方可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地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等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傅斯年所言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中研院史语所连同相关的科研机构之所以选择李庄，得益于同济大学的导引。
国立同济大学是由一位早年于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Paulun）创办，大致经过是：1900年（庚子）爆发义和团运动，导致英、法等八国联军携枪弄炮来华兴师问罪，掌控朝廷大权的慈禧老佛爷于悲愤交加中，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对八国联军的宣战诏书。于是，清廷官兵联合号称“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与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一带展开激战。其结果是清军与义和拳民很快溃不成军，大败而散。慈禧老佛爷见势不妙，挟持光绪皇帝等数人潜出紫禁城逃往西安避难，逃亡路上诏令朝廷重臣李鸿章等与八国联军议和，请求对方息战撤兵，最终以斩杀肇事的臣僚与拳民首领，并赔偿白银4亿5000万两的代价，求得交战国政府下令罢兵息战。
◎同济大学旧门（同济大学宣传部提供）
经这一场混战，八国联军方面在赢得胜利的同时也有不小伤亡。态度最为强势的德国为应付战时急需，从欧洲本土运来大批医疗设备，并聘请当时在沪极负盛名的埃里希·宝隆医生在上海协助成立伤兵医院。战乱结束，清廷屈膝投降，联军陆续归国，德国方面鉴于运输困难，把伤兵医院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宝隆医生，以示感谢。面对从天而降的这笔横财，颇具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宝隆没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银子堆上享受，而是利用这批设备，另外捐了一笔款子，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正是这个医学堂的创立，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同济大学。这所大学在未来的抗战岁月里，成为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化的唯一桥梁。1917年，借欧战德国战败之机，同济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迁入上海吴淞新址，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是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了。
◎同济大学校园内老式房子
吴淞江湾的校舍遭到日军首轮炮击，顷刻夷为平地。同济师生于惊恐慌乱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仓皇逃离。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旋因杭州局势趋紧，退至江西赣县；随着战火步步紧逼，再度迁往广西八步；到达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广东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不得不于1938年12月再次议决迁往昆明。翌年2月，全校师生经过艰难跋涉抵达昆明城，开始在临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几个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1940年7月，由于日军对昆明的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高职机械科学生项瑞荣在一次日军空袭中当场被炸死，噩耗传出，全校师生悲怆不已又无可奈何。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最高当局同意，同济方面派出人员在川东长寿一带寻找地方，后认为该地离战火较近，安全堪忧，遂改向川南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为同济大学找寻落脚之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
钱子宁者，浙江绍兴人也，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当时正是中国留学生在柏林就读的鼎盛时期，俞大维、赵懋华、周自新、李祖冰、邓名方、邓演达、黄祺翔、巴玉藻等数十位后来的军政界名人皆为其同学兼好友。德国学成，钱氏转赴法国学习先进的造纸技术，归国后集资办厂造纸，随后在杭州创办中元造纸厂并出任厂长。后战事兴起，中元造纸厂沿长江内迁至叙府落脚，继续从事生产。
钱氏接电，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带来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来。当时的叙府已是人满为患，从上海、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机构人员特别多，几乎到了难以插足的地步，同济大学人多，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后通过朋友探知，下游的泸州比叙府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锥之地，根本不能考虑。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能维系在叙府与泸州之间狭小的沿江一线。所幸，钱子宁偶然听说在这一线之间的南溪县和江安县尚有可利用空间，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将前去打探联系。事出意外，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师生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只有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可惜，当地官僚和士绅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这么多‘下江人’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传统的社会风俗将变质、变坏”云云。其实不肯相助的真正原因是，当地上层官僚不乐意多事，只想多捞钱、少费劲，清静安然地享受悠闲日子；而与下层劳动者联系较紧密的当地士绅和社会贤达，则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大米小菜都跟着抬成了天价，使当地人的生活陷入困顿，因而表示拒绝。
正当钱子宁派去的人灰头土脸从各衙门走出，身心疲惫，正在南溪县城一家饭馆借酒消愁时，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
只见酒馆走进两个50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来者是南溪县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罗伯希与王云伯，大家在十几年前就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自然感到格外亲切。稍事寒暄，几人便围坐一桌，推杯换盏地喝将起来。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罗伯希听罢，颇怀义愤，借着几分酒劲说道：“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也太不识大体、顾大局了。”言毕，头突然转把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说云伯，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咋样？别看咱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啊，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云伯听了，会意地点点头，附和道：“应该没得问题，不过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
“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们俩力争把这件事促成，也好给南溪县城那些官老爷和闲杂碎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没得脸面！”
听者心里明白，这罗伯希可不是因为泸州老窖喝高了胡言乱语，也不是吹牛摆龙门阵。此人见过大世面且办事严谨，早年出身行伍，曾做过川军将领刘云辉的副官，并在成都川军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当过少将参谋，后因不满军阀之间相互残杀与争斗，解甲归田，回李庄老家栖居，欲谋再起的机会。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庄甚至南溪这块地盘上，他算是个叫得呱呱响的人物。钱子宁手下干将于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李庄，大感意外，内心生出感激之情，赶紧给罗伯希二人添酒加菜，好言相捧，直弄得罗王二人满脸热汗，心中舒坦已极。待酒足饭饱，罗伯希意犹未尽，乃邀请对方同去李庄做一番实地考察，并与当地官员、士绅打个招呼，待正式商量后，再做决定。如此这般，历史在不经意间注定了同济大学与李庄古镇结缘的命运。
几个人到达李庄，罗伯希找了个上岁数的当地人，带领钱子宁手下镇内镇外地转了起来。他与王云伯则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说明一切。罗南陔本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派人把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李清泉、邓云陔等权势人物及士绅名流、巨贾富豪，请到自己在李庄镇羊街8号的家中厅堂，共同商议。
此前，为躲避敌机轰炸，省立宜宾师范学校与宜宾中学两所学校已迁往李庄镇，分别住在张家老宅大房子和李庄下坝。因有了接待来客的经验，再接待一个同济大学就不觉太过棘手。经过几个时辰的反复权衡、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众位乡绅之所以如此痛快地达成共识，据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后来回忆，除因罗南陔等人对知识分子同情和尊重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南溪县城居长江以北，李庄居长江以南偏西位置，一江隔了南北，而南北两地的官僚与民众长期互不服气，抗战后隔阂日深，一度视同仇寇。此时的李庄官僚与士绅富贾，大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意气用事之感，也就是说，既然南溪县城不予接纳，李庄就要揽过来，这同罗伯希在南溪酒馆里的表现是一样的。正是这许多的复杂因素使得奔流的历史长河不断地拐弯，想不到这一拐，同济大学竟拐到了李庄。
◎长江边上的李庄古镇
既然李庄方面已有意接纳，与罗伯希一道来考察的几人也已围着镇子转了一圈，见此处房屋大院既多且古，颇感满意，于是乘船赶往宜宾向钱子宁汇报。钱氏一听，既惊喜又踌躇，尽管李庄有情，但毕竟只是个乡镇，不知同济方面是否有意，于是决定亲自乘船前来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李庄镇，对当地的山川形势、风物民俗，特别是九宫十八庙及周边几个大山庄做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悬着的石头砰然落地。在没有更好地方可接纳的情况下，此处未尝不是一个避难读书、生活工作的安居之所。
◎由李庄罗南陔拟稿发出的16字电文（逯弘捷提供）
钱子宁与当地官僚、士绅就相关情况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诚意，由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请钱子宁带到宜宾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对李庄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各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钱氏分别转达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同济大学当局得到报告，颇为欢喜。时同济校长赵士卿（字吉云）因校内经费不足、债台高筑，又得不到师生与教育部的谅解和同情，于进退两难中选择辞职走人，教育部改派留德出身的周均时代理校务。
受命于危难之间的周均时一上任，立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傅斯年通过教育部得知消息，即刻发电通知在昆明的史语所民族学组的芮逸夫，随王周二人一同前往李庄考察，以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几个所的迁徙。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新的文化中心，即将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
同济大学派王葆仁、周召南赴李庄，主要是出于安置师生校舍这个层面的考虑；而傅斯年派芮逸夫而不派考古组或历史组其他人前往李庄，则有更深一层的缘由。尽管傅斯年游走过大半个世界，属于见多识广之人杰，但对叙府一带的川南却未曾涉足，尤其是长江上游的李庄，他不但此前没有听说过，也无法从地图上找到。他想起此前国民政府及其附属机构迁往重庆时，曾遇到不少阻力和麻烦，对于这个小小的李庄是个什么状况，心中自是没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傅斯年当然知道四川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也没忘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警世箴言。在这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省份，自古以来经常发生动乱和暴乱，造反举事的次数和阵势，不亚于自己的山东老家水泊梁山一带巨野泽。尤其是川南一带，那可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当时没少吃苦头，著名的“治蜀宜严”遗训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了这些警世箴言与遗训，傅斯年心中忐忑不安。抗战军兴，正是天下大乱、匪盗蜂起的时候，确应派一得力干将前往李庄，对那里的历史、地理、民风、民俗、商业、教育以及盗风匪患，来一个全面考察了解，待大局已定，自己再亲率中研院几个所的同人出滇入川，方保无虞。于是，傅斯年便委派芮逸夫前往川南以探虚实。
芮逸夫是江苏溧阳人，1899年生，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1933年春夏间，受中央研究院派遣，与留法归国的凌纯声博士一同深入湘西苗族地区，历时三个月，在当地驻军、政府以及苗族人的协助下，对湘西苗族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写出了著名的学术研究论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自1934年起，随社会所民族学组归并于史语所民族学组，仍任副研究员。1935年，芮氏参与外交部考察滇缅未定界务，并考察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当地婚丧、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歌谣、语言、地理、历史等诸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考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芮逸夫李庄之行，可见傅斯年用人得当。芮到达李庄后，以其独特的眼光、学识和经验，用训练有素的方法对这块土地上的民风、民俗展开了全面考察。
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李庄”，具体位置在宜宾市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江河口，下可直达泸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直至入海。镇区为一平坝，全坝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1公里余。北临大江，隔江与雄奇壮美的桂轮山对峙，南倚天顶、铜钱诸山，自古为川南地区通往滇、黔的重要驿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李庄镇曾是川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历代朝廷曾在此屯兵防边，屏障戎州东南。
按照李庄乡民口传的历史，这个地方原是一片荒草野滩，根本无人居住。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家姓李的来到此处披荆斩棘，开荒种田。待有了一定积蓄后，李姓主人深感长江中捕鱼船工极其辛苦，心生怜悯，拿出部分钱财在江边修了个茶亭，每天备一些简单的茶点，为在江中来回穿行的捕捞者提供一个歇息、交流、躲避风雨、补充体力的驻点。几十年后，李姓主人去世了，因感念这位老人的恩德，捕鱼者自发组织捐了些钱财，在茶亭边修建了一座小庙，名曰李王庙。再后来，就有外乡人迁来居住，时间一长，便聚集起一个村庄，因有李王庙在先，这个村庄便叫作李家庄，后又简称李庄。
◎长江岸边的李庄古镇，对面即为桂轮山
这个故事只存活于当地人的口传中，并未形成文字，因而关于李庄的起源，后人已难考证。据有关史籍和当地府、县志记载，此地至迟在战国时已为僰人聚居之地，秦以前属僰侯国，秦孝文王时（前301—前250年）属于秦国蜀郡，并划归僰道县，自西汉至南齐均属僰道县辖境。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在李庄置南广县，并置六同郡。从大同十一年（545年）起，南广县属戎州所辖之六同郡，郡之所在地直至北周之末（580年）都在李庄。隋王朝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初（约581—590年）废六同郡，南广县直属戎州。至仁寿元年（601年）为避太子杨广之讳，南广县改名，因当时县城主要在今李庄镇北岸僰溪（今黄沙河河口段）之南，故易名为南溪县。此地作为戎州治所和南溪县治所所在，经唐末和五代时前蜀、后蜀至宋末，一直未再变动，历400余年。
1937年，镇人罗伯希等曾在僰溪西岸大红山麓榛莽丛中发现一古石碑，石刻全文为：“维天授三年太岁壬辰一月丁卯朔其日甲申戎州界”，共二十一字，分三行刻，其中“月”写作“口”，“日”写作“⊙”，经考证是武则天独创的异体字。戎州州治早于贞观六年（632年）由李庄迁回僰道，天授时的石碑为戎州定界碑。这一发现，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
到了北宋初的乾德年间（963—968年），不知因何变故，南溪县治所由此地迁奋戎城（今南溪县城）。此后李庄不再作为县治所在，但经济交往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未曾衰落。从明代起，李庄设镇，咸丰时成为川南第一大场镇。
自清光绪三年（1877年）起，李庄始设食盐官运局分局（总局在泸州），滇、黔两省部分地区及南六县（庆符、高县、筠连、珙县、长宁、兴文）的食盐均由此地运发，货商也引来上述地区的土特产品在此销售。直到抗战初期，李庄镇仍驻有“盐务缉私队”，专门打击不法盐商。
长江作为黄金水道在古代西南地区的交通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决定了李庄在历史上是不可替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货物集散地。除盐务外，李庄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周边物产丰富，粮食、花生、蔬菜、水果等产量均为川南之首，号称“四川的米仓”。自汉代起，此处就成为川南著名粮食集散地之一，直到抗战爆发前，米市成交额都远远大于南溪县城甚至泸州，从这里运出的大米供应宜宾、五通桥、泸州，并成为重庆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基地之一；豆类则远销自贡、乐山、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整个李庄镇码头船来车往，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大批的运粮船队离港远航。李庄镇内常年设有大小两个粮市，经营此业者一直保持在100家以上，粮市管理者在街头设公斗20张，仍应接不暇，其繁盛景象，在川南罕有其匹。
正应了“天下未乱蜀先乱”那句老话，李庄自从设郡立县以来，大大小小的动乱此起彼伏，从未消停过，尤其到了改朝换代的年月，更是战乱频仍，动荡不安。
关于李庄战乱兵患的史事，唐以前只凭口头流传，未发现确切的材料，有文字记载的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拉杆子造反的王小波农民军张余、马保太部，受官军围捕分割后退踞川南，并在叙府与泸州一线的长江两岸，与官军、民团展开激战，一度攻陷李庄，杀掠焚烧后，抢走了大批粮食与其他物资南遁。当张马两部被官军围剿镇压后，由于动乱激起的余波未得及时平息，川南一带土匪盗贼蜂起，李庄深受其害达百年之久。
元末之时，揭竿而起的红巾军明玉珍部，在官军打压进逼下败退川南，其部在休养生息、招兵买马的同时，又与当地官军、民团为争夺地盘与生存权展开厮杀，李庄成为双方在长江一线的战略要地和粮食物资补给地。经过几年生死相搏，官军败绩，民团星散，明玉珍部夺取了整个川南地区，并一度在叙府设置安抚使司，李庄在其治下，并派驻军守防。改朝换代引起的战乱与社会动荡，使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土地荒芜。在当过叫花子及和尚的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使恢复元气，从两湖和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但战乱与社会动荡并未立即停止，直到朱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几十年后，李庄及其四周仍余波未平，大小暴乱时有发生，此等状况直到明朝中叶才稍有好转。
明末，陕西北部李自成、张献忠公开扯旗造反，其声势之大，天下震动，朝野惊慌。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自封为大西王的张献忠部攻入四川。四月，张部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当月，攻破泸州，溯江而上攻陷南溪和叙府，李庄为其所占据。八月，攻占成都。至此，整个四川全境均为张献忠的大西军所占领。
◎张献忠铸钱“西王赏功”
由于张献忠军队每到一处，除攻城略地、屠城放火，还四处捕杀百姓，搞得全川官宦、民众犹如惊弓之鸟，纷纷携带粮食物资逃离家园，四处流窜，全川陷入了长久的大动荡与大混乱之中。此等情形使南明几支脆弱的军队乘虚而入，樊一蘅、杨展、马乾等残明部将，趁机从滇、黔边境向蜀地杀奔而来，并很快收复了已被张献忠部占领的川南地区的叙府、内江、泸州、合江等地。但此时川南、川东南一带已是人烟稀少，耕地荒废，粮食奇缺。樊一蘅、杨展等部在中南部立稳脚跟后，面对随时会卷土重来的张献忠部，不得不在当地募兵扩军，以对强敌。扩军必须增饷，饷无可筹，则饥军难于约束，因而樊、杨等部每到一城一邑一镇，便下令抢夺劫掠。待无粮可抢、无果可掠时，开始抓人而食。川南一带百姓自遭张献忠屠杀之后，又遭遇了一场南明军队残杀后食人的浩劫。处于川南中心地带的李庄，自是在劫难逃，被南明军队抓走而食者不计其数。也正因如此，南明军队在收复叙、内、泸、合等城邑之后，遭到了各山寨乡勇民众的顽强阻击抵抗。面对南明军队的围攻和步步进逼，各山寨川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中，宁肯自己相互而食，也不让明军抓获屠宰烹煮成为盘中大餐。南明军队至此便步步荆棘，再难前进，只好在嘉定一带与张献忠大军成对峙状态。历史上谓张献忠屠蜀吃人，但据考证，“吃人”一事，实由南明的所谓“义军”始，而后才是献忠也。
◎张献忠铸钱“大顺通宝”
张献忠定居成都并自称南帝后，派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四路大军分道出剿南明残军与当地顽固分子，同时抢些粮食以备后方之需。不料愈剿叛民愈众，守寨愈坚，反为樊一蘅、杨展等南明将领得了空隙，占了便宜，不但趁机破了城寨抢了粮食，还把当地百姓差不多全捉住吃光了。张献忠的四路大军刚出征时，尚能抢到一些粮食供应成都，几个月后，各城邑已无粮可抢，各路大军皆闹起饥荒，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这一危急情形报于成都内宫，张献忠既惊且忧，见军粮已无处可掠，又听说各寨乡勇与南明军队都以人为食，吃饱之后再与自己对垒交锋，心想这大西军也不能只看着活人满地乱跑而不抓来吃掉，自己干瞪着眼活活饿毙，成为各寨寨主与南明军队的盘中美食。于是迅速下达命令，各路大军以人肉代替军粮，号为“人粮”。孙、刘、李、艾四路大军首领，依张献忠命令各率本部人马，到了应剿州县，分别乡区界至，扎下围场，采取铁桶合围战略战术，不管是地上跑的还是天上飞的，通通擒获宰杀，除分而食之，还要留出一些装入车中，用盐腌渍，拉入成都供后宫妃嫔及朝廷官宦享用。此种方法在历史上被称作“草杀”，其意就是如农民在野地里割草一般宰杀。待一地的人畜被斩尽杀绝后，大西军再移居另一乡区，如法炮制，一县斩尽再移他县，一州杀绝再移他州。四路大军所到之处，地上的人畜与天上的雕鹫皆为之绝迹，只有一堆堆白骨昭示着蛮荒时代的重现。当人畜被赶尽杀绝，再无可杀可吃之物，饥饿难耐的四路大军不得不先后退回成都。
此时云集成都的张献忠所部尚有十余万之众，粮草皆尽，只靠捕杀城内和周边百姓为生。四路大军返回成都后，更是难以为继，眼看百姓越来越少，不足以支撑全军的“人粮”，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恰在这时，与张献忠几乎同时造反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兵败南逃，清军已经入关并占领北京，向南围追而来，张献忠闻讯更是焦虑不安。有几位忠诚精明者如随军和尚志贤等，曾冒死向献忠苦谏，谓：“西蜀沃野千里，号为天府，一年多来竟已是人尽粮空，天荒地老。倘不改弦易辙，何地不可变成沙漠。宇宙虽大，我军终当饥困坐毙，徒累一方生灵而已……坚定志趣，招垦劝耕，以为亡羊补牢之计。”孙可望等将领也苦劝张献忠。但流寇毕竟是流寇，他的最大本领是“流”而不是“坐”，否则如鲁迅所言将成稍受百姓欢迎的“坐寇”，天下百姓所惧怕者，也全在一个“流”字。
此时刚愎自用、嗜杀成性的张献忠已听不进任何锦囊妙计，仍一意孤行，命人在他的大殿前立“七杀碑”一座，公开标榜自己杀人是最好、最有效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亲自撰写碑文命人刻于其上，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气冲天的“七杀碑”高高立起，但整个成都几乎已无可杀之百姓，张献忠传下密令，把城内青羊宫近百名道士、成都周边寺庙的几百位和尚，连同特意骗来贡院赶考的千余名四方八乡的儒林士子，全部派兵抓来杀了充当食物。当道士、和尚与读书的儒生被斩尽杀绝后，张献忠再下令，把军中平日专门靠耍笔杆与饶舌混饭吃的宣传部门的官员，以及老弱病残的武官及兵差全部杀掉分食。实在无人可吃时，张献忠便走出骷髅成堆、阴气森森、四处飘荡着血腥气味的内宫，命手下兵士一把大火把成都这座千年古城烧了个片瓦不存，自己统率大军在火光熊熊中向川北逃亡而去，一个号称全盛之局的大西国，至此消亡了。
张献忠逃亡后，四川分别为南明军与清军所占。不久，已渡过江淮、进入川境的清军，以保宁（今阆中市）为大本营，与南明军展开争夺川境的战斗。南明军以嘉定为大本营，抵抗清军劲旅。保宁与嘉定之间相隔七八百里，其间只有飘荡的藁草而不见人烟。清军携粮来打嘉定，总是粮尽败归，而南明军又携粮去打保宁，亦是粮尽败回。明清两军往复征战，厮杀经年，直到永历皇帝入缅之后，南明军溃退，四川全境才为清军所占。那时已是永历十二年（1658年）戊戌，即清朝顺治十五年。此后四川境内并未安宁，尚有郝承裔与李赤心及其他许多不服清朝的当地士绅与民众，先后纠集武装，起兵据地，与清朝军队为敌，双方直杀到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四川人战死或被杀者无数。世人皆说张献忠屠蜀，其实张献忠仅据蜀三年，最多亦不过杀掉川人百分之几，其余大部分乃是因为战争、饥饿、瘟疫，以及张献忠死后明清两军为争夺蜀地相互砍杀、捕食了十七年而尽的。
清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受朝廷之命，由广元入蜀赴任。当他率领一班人马来到天府之国首府成都时，昔日辉煌的宫殿楼阁已被张献忠烧了个精光，抬眼四望，全城尽为瓦砾，芳草萋萋，满目疮痍，除了啃吃人骨而红了眼的野耗子在残垣断壁间来回窜动，以及在天空中盘旋打转、哀鸣不已的野鹭黑雕，一个人影都未见到。整个成都成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无人之国。面对眼前的凄惨之状，张德地触景生情，想到战争之残酷，民生之多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眼看成都已无法落脚，更不能成为官府衙门所在，张德地只好由成都去嘉定，察看了当年南明军队的老巢，但见残败不堪，仍无法久驻。接着乘船顺岷江而下到叙府，再至李庄、南溪、泸州、重庆，沿嘉陵江上溯至合川，舟行千余里，一路寂无人语，仅是空山远麓，江上鸟影，令同船者不胜唏嘘。最后，张德地一行来到当年清军与南明军对峙的大本营——保宁，方见有人声犬吠，房屋茅舍，西蜀的巡抚衙门就在此地安置下来。
张德地上任后，首先派出文官集团对各地人口进行统计，武官集团分责平息社会动荡。同时在各地设置官吏，以恢复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由于民众少得可怜，不得不将几个县并为一县，但仍是人口稀疏，不足成形。当时的安岳县已到了“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的地步，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既然此地已无乡民，作为统治者的官员，自然就成了空架子，既没有威风可摆，也没有油水可捞，做官好像没有了实际意义。张德地为了让自己这个巡抚有个官样儿，也有点油水可捞，就上奏朝廷，谓“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请求朝廷颁诏，号令川省出走的流寇、流民与流氓无产者“三流”之人，速回原籍生产、生活；同时以优惠政策和条件，招民填川，让“无业者入蜀垦荒”，使沃野千里的川省再现当年“天府之国”的辉煌。极具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见到奏折，觉得此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于是恩准，并批转吏部、户部及江南各省督抚，着行照办，不得有误。
为了鼓励外省人丁来川开荒种粮，向官府纳税，张德地再度向康熙皇帝请求：“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康熙见奏，再度恩准。于是，两湖、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福建及滇、黔等诸省的流民，从饥寒交迫的苦难与重压下逃脱出来，呼儿唤女，背篓挑担，蚂蚁搬家一样向蜀地拥来。南方之流民，多是顺长江水道，穿三峡，进重庆，分流至川南、川西各山川平坝之中，安营扎寨，开荒拓土。张德地因为“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加工部尚书衔”的升迁。
继张德地之后前来四川任职的大小官员，见招民开垦不但可收到租税，还可得到朝廷赏封加冕，赐奉加爵，为利益驱动，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招民。当各地的无业游民与流民大都安居乐业，再无人可招时，为了冒功领赏，当地官员开始趁大乱之后的混乱局势浑水摸鱼，将当地土著纷纷改籍，摇身一变成了外地迁来的“移民”。更有甚者，开始“捏造姓名，指称依傍”，予以冒籍。在这场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的鼓噪与蒙骗中，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尽管在康熙驾崩之后，接替其父执掌朝柄的雍正皇帝对这股经久不衰、声势浩大的“移民入川潮”有些警觉并产生过怀疑，发出“去年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的疑问，但由于其间暗伏层层官吏的共同利益，仍未能阻止这股大潮汹涌流动。到了乾隆元年，编查户籍，全川百余州县，合缘边土司计，共653430户。这时张献忠死去已有90年矣！
就在这股历康、雍、乾三世，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填川”大潮中，长江上游第一古镇、川南重要的“米仓”和交通驿站——李庄，自然成为各路流民瞩目的焦点和争相迁居的风水宝地。
由于人口增多，当地经济逐渐恢复。随着“康雍乾盛世”来临，李庄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繁荣时期。一些会馆、佛寺、道观开始复修兴建，仅乾隆年间就先后修建了文武宫、桓侯宫、南华宫、文昌宫等四座宫殿，以及佛光寺、万寿寺、玄坛庙、永寿寺、关圣殿、伏虎寺、常君阁、天宫庙等八座规模庞大的庙宇楼阁。至咸丰一朝，在李庄地面上形成了九座宫殿十八座庙宇——号称“九宫十八庙”，外加两座教堂的辉煌格局，其势力之大，气派之盛，威震川南，名播巴蜀，为一时所重。
- 《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傅斯年致蔡元培》，载《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编者注：此函件取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页末收发注记：“元月廿二到”。
- 《傅斯年致蔡元培》，载《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编者注：此函件取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页末收发注记：“元月廿二到”。
- 《蔡元培致傅斯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
- 《傅斯年致蔡元培》，载《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编者注：此函件取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页末收发注记：“元月廿二到”。
- 《傅斯年致李济》，载《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
-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傅斯年致李济》，载《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
- 《傅斯年致李济》，载《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孔庆荣、段昆生《忆日机首次轰炸昆明》，载《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 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梅贻琦1937—1940来往函电选》，黄延复整理，载《近代史资料》，第19页，李学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傅斯年致梅贻琦、蒋梦麟、黄钰生、杨振声》，载《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出版。
- 《傅斯年致梅贻琦、蒋梦麟、黄钰生、杨振声》，载《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出版。
-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熊明宣主编，宜宾市李庄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 《蜀乱》，转引自《西王张献忠》，任乃强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 著名的“七杀碑”现存立于四川广汉房湖公园。一种说法是张献忠亲题，一种说法是清朝将领所改，这种说法的考证较详细，谓“七杀碑”原是号称大西皇帝的“圣谕碑”，碑上共二十字：“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张献忠战败后，明将杨展在此碑背刻《万人坟碑记》。清军入关后，将“圣谕碑”题刻改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此后被称为“七杀碑”，现碑、文依然如故也。
- 《清史稿》。
- 《清史稿》。
- 《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