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作品《寒夜》合评
在战争下
［日］木岛廉之
“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文宣的话象征性地暗示了《寒夜》的世界——“寒夜的悲剧”成立的基础。的确，汪一家的悲剧是战争产生的。但是文宣视为与“战争”同义的“不幸”不仅降临到了汪文宣一家，战争还把各种各样的不幸带给了所有中国人和家庭。战争导致的不幸把人类世界藏到普遍的阴惨的雾中，处于其中的各个家庭根据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不幸”也就具体化、特殊化了。
但是，巴金所思考我们也认同的——《寒夜》中的主题——“战争的不幸”，粗略说来就是“像人一样生活的时间的丧失”。所以成立在普遍性之上的《寒夜》的世界就是“像人一样生活的时间的丧失”被深刻具体化的世界。
在文宣的叹息和嘟囔中，追忆他充满可能性的青春时代的上海生活时带着“悔恨和哀惜”的消极情感，能看出在人生的落寞时期体会到的失败者的态度。“在追忆青春的时代”本身大概就是在走投无路的人生的晚年中体会到的落魄的失败者的态度吧。而且他三十三岁，不该是追忆青春的年纪，更不该有这样的感慨。在上海的时候，他刚大学毕业，满脑子都是“在自己的家乡或者某个乡下经营一个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创办规范的教育机构”。于是和现在的妻子树生恋爱、结合。随后侵华战争爆发。战争的重压极其简单地碾碎了个人渺小的希望、幸福，诞生了没有光明的黑暗的世界。受到战火侵袭，汪文宣举家逃往国民党的抗战首都重庆，在举目无亲的地方总算是作为半官半民的校正员，不得不在有伤自尊的出版社工作。与战争共起的黑暗的世界带给了他贫困和当时不治的结核，也让他失去了在家庭中的爱、妻子树生的爱。尽管血脉相连、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但构成家庭的文宣一家的每个人，在一个家庭中也已分崩离析，困在自己的世界中，卖弄隐性的自私。在毫无家庭温暖的阴惨的家庭中，文宣不得不挣扎在贫困和因贫困而导致的结核中。战争的重压极其简单地碾碎了个人渺小的希望、幸福，诞生了没有光明的黑暗的世界。文宣人生的晚年就生活在这样的黑暗世界中。贫困、病魔、孤独，这个残酷的世界无非是让文宣过着这样走投无路的人生晚年。即使这样，文宣也没有想过死。类似于老人度过余生的态度，文宣消极地残喘在既定的人生晚年。战争——青春丧失——不幸，文宣把不幸和战争等同视之。不幸伴随着战争降临。不幸应该会同战争一起离开。文宣茫然地寄希望于终战而活着。这希望绝不是出于深信。这不是出于想要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交织着确信的希望。缺失主体性，对自己寄浅薄希望于客观条件变化的人生的意愿——积极性——的丧失。自我判断的丧失。文宣已经三十三岁了，青春丧失，残喘在既定的人生晚年。因为对于消极地活下去的他来说，“客观条件的变化”就是“时间的经过”。文宣在听到窗外传来的发自“胜利”的群众的欢呼声后死去了。
译者冈崎俊夫说“至少《寒夜》给我的感受是”，“虽然‘苦闷’，但不‘脆弱’。虽然主人公——文宣——除了叹息、嘟囔和呻吟，对于自己的敌人什么抵抗也没有，只是在忍辱中死去，但是他的这种忍辱正是中国人民大众所展示的顽强的抵抗的源泉。该小说虽然绝望的色彩浓厚，但实际上是闪耀着理想之灯的明朗的小说、希望之书——中略——只能感受到该小说的浅薄和老旧的人囿于文学，似乎忘记了人类和民族”。的确，如果注意一下他所在的残酷的世界，就可以于凄惨中发现或许可以称为执念的文宣的忍辱，也许在这个世界“残喘”本身就是积极地活着。但是“他的这种忍辱的精神”和“中国人民大众展示的顽强的抵抗精神”到底是不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呢？如果历史地解读他的生活，就知道是经常逃避自我、丧失主体性、放弃自我判断的生活。如果这样想，那么甚至他青春时期的理想也散发着逃避的气息。他决心在“乡村”经营“家庭式学校”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这在小说中几乎没有说明，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都市的机械文明压抑的人的田园隐遁可供参考。然后是“家庭式的学校”！他想在那儿怎样育人呢？空壳的理想。感觉上的理想、站在主观可能性上的理想。
扎根于此的十三年，荒废人生的开拓、像植物般定居而生的三十三岁的人生晚年。是这样吧？可能和中国人民大众展示的顽强的抵抗精神一样吗？
文宣的悲剧因与妻子树生的生活方式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与文宣的植物般、消极的、人生晚年的活法相对，是动物般的、恣意的，明明与文宣同为三十三岁，却仍然保持着焕发青春的朝气。这具体体现在为打破“现实的不幸”而采取的态度。欲解决“现实的状况”中的“现实的不幸”的态度。那不是“时间”的迁移而是“空间”的转换。对她来说就是从他文宣身边离开。她和他生活了十三年。但是她身上没有作为经营一个家庭的主妇的、作为妻子的、作为母亲的、作为对婆婆媳妇儿的气息。确立了不受外物拘束的一个女性的地位。
她不是出于对他的爱而陪伴在病床边。是出于私欲。出于和婆婆较劲。出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女性树生的成立有依据吗？这是笔者读了《寒夜》后留下的疑问。而且在最后登场的树生想到行踪不明的孩子突然觉醒了母爱，这更加深了疑问。
——啊，小宣去哪里了呢。迟了、迟了。她为了自己幸福加速了别人的破灭。——
——为什么回来了呢？现在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那间屋子出来呢？她还有能力改变眼前的一切吗？——
——她终于对自己说，“时间会为我做决定的。”这之后该怎么办才好呢？等明天吧。死者将死，离者将离。——
这样，那个顽强的树生也步入了文宣的后尘。《寒夜》在这里终了。
（吴炜 译）
树生
［日］穴山严子
不是那么有趣的作品。平面化。没有让人感同身受的东西。没有节奏感。没有新意。对人的看法肤浅。没有思想。小说描绘的世界是落伍于现代的世界。刻意摘取将消亡的、必须克服的东西大写特写。只是一个劲地再现行将就木的世界。看不到指向现代和将来的东西。（也许对十年前的作品提这样的要求是错误的。）只知过去的人、不知己任的人、只知固执于狭隘的世界的人。而且作者隔着距离观察他人，只知哀叹、赞叹。不知道投身其中，全身心地感受“人”。为什么不描写活生生的人，笔者感到难言的焦躁。描写缜密，部分让人感到有趣、感到亲近，但整体观之，就莫名有在感觉上有偏差。为什么过着同样的生活却没有同感呢？为什么拥有肉体的人没法有机联结一个一个的心理活动、思考、行动，而只能无机排列呢？……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树生。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文宣，树生虽重要，但被置于配角的地位。但越到后面，作者“为了描写文宣”就赋予了她更多的东西。虽然是没什么新奇、没什么特别、平凡的女性，但是稍显有趣。虽然因为描写不充分不如文宣保持着一贯性。在“终章”状况明显改变了。终章无论从整体来看、还是对树生自己来说有强烈的画蛇添足之感。冈崎氏说作品最后树生的身姿是“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寒风中前进”，但这难道不是受她在信中的印象影响得来的评论吗？她绝不是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行。只不过是不知所措，委身于“时间所带来的”，缓慢地挪动着。迷失在散乱的乙炔灯光中。
我们按顺序看一看树生。最初的十多章完全没有内心描写。只描写了作者眼中的树生。只不过塑造了一个作为文宣的爱慕对象拥有美好肉体的三十四岁的女性形象。进入十二章才看见描写内心的语句。“我就怕黑暗……”“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只在这里表露了想要丈夫同等对待自己的心情。是文宣让她不再这样。从这里开始描写详细得仿佛能看透她感情的不安定。她和母亲的争执逐渐升级，文宣哀求“妈不懂，你忍忍吧”，她则骂道“不懂的是你”。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不理解自己的丈夫的不满的宣泄。文宣对树生孩子般的爱慕的心情并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文宣完全没有的身为丈夫的爱。对于丈夫无药可救的老好人性格，她冷言冷语道“变成这样，是我当初眼瞎”。但是同时也感到“同情、爱怜、可怜”，展示了对他温柔、感动于他的真心的意味。但是不满渐深，不可遏止。“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样的日子？从前还有点希望、有点理想……”十四章自从说出调职去兰州的话，树生的描写就详细起来了。她和文宣和母亲的关系被微妙地加以描写。对丈夫的“不舍”和“想逃离痛苦的生活”的矛盾心情又纠缠着对母亲的憎恶，她的心直到最后都在摇摆不定。走还是不走，这个最后的决定几乎是被动地做出的。文宣的那种完全扼杀自己的爱情使她总是放弃了要走的决心。面对一心想劝她一起走的陈主任，虽说没有精神上的羁绊，但这件事却使得她的行动更加自由。在她的潜意识里总是想着什么时候都能走。她从丈夫熟睡的样子感到了死亡的气息，自此以后，她“自己的事情所”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对文宣的情感也越来越淡。终于到了最后的日子，她对文宣的情感只剩下了“离别的感伤”。只剩下面对与自己渐行渐远的人的一丝柔情。她是无比自然地离开的。然后留下了第二十六章的那封信。心中正面吐露了她对文宣的情感，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让人感觉像是对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次总决算。“你不了解我”，“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不能在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要自由”，“宣，不要难过，你让我走罢，你好好地放我走罢。忘记我，不要再想我。如果你不愿救我，那我会不得已同别人结婚让你断了念想”，同一封信中还说到“绝不是因为利己心才这样讲”。然而，从字面来看，她确实完全地断绝了和文宣的关系，只有来信和汇款还透露着些许的留恋。并且在尾章中，她一放假就立刻赶到文宣的身边。作者并没有说明此时她内心的情感，但明显同来信的字面相矛盾。这不是简单地凭借感情的起伏就能够解决的。虽然能够看到“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这样的字眼，却不知这有什么深意。除了对丈夫的死感到悲痛以外，我们不知道她别的心情。
以上是对树生这个人物的仔细的考察，然而却难以断定作者是抱着怎样的意图刻画了她的形象。只能想象作者想要刻画这样的女性形象，即不愿被环境的重压压倒击垮、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来信”讲述了这一点。但尾章却有点偏离想象。即便不提丈夫对她的牵引力之类的，返回这件事还是让她成了一个平凡的女性，不能说她是一个自主的女性了。树生虽然知道“思考”，但却没有能力根据思考决定“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她和文宣一样，都是不能客观认识自己的人。“想变得自由。想要幸福的生活”，思想全部集中到这件事情上了。头脑中简单地这样的想。思想一直悬浮在半空中。这件事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也是十分贫乏的，是没有渗透入生活的一种不加掩饰的观念。通过描写，树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未来可能性的人。然而作者自身持有的一些思想却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树生成了一个按照自己秉性行动的女人，成了一个思考和行动没有多了不起关系的人。并且这才是大多数愚蠢的人类的形象。作者自己大概也不清楚她的去向吧。没办法指出她应该前进的方向吧。
我希望的是能够冲破“寒夜”之世界的东西，能够为树生指出前进的方向的东西。
（吴炜 刘若曦 译）
寒夜——关于树生的生活方式
［日］外河与志子
正如作者巴金自己所说，《寒夜》大概到底不过是描述了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汪文宣的生与死。主人公在战争这样一个惨淡的时代，在腐败的经济机构的角落里，被结核病病魔侵蚀着，一边说着全是自己的错，一边小心谨慎地生活、并且走向死亡。我同树生一样，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抱着怜悯和同情看待主人公的。而且我在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开始感到（自己）不断地远离文宣、被树生吸引过去。这可能是因为文宣一边拖着苍白的瘦弱胴体，一边走向死亡；与之相对，树生则用十分充裕的生命力吸引着我。然而，比起这个原因，更因为我发现了自己身上有一种接近树生的品质，这甚至让我对不断远离文宣这件事感到某种愧疚。而且树生是下面这样的女性，让我虽然感到愧疚但仍然会去追随。
她和同在上海的大学学习的汪文宣相识相恋。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并且也拥有实现理想的勇气。但是结婚以后来到重庆，文宣进入一家小公司，树生则在银行工作，幸福的家庭生活也不过转瞬之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生活变得困苦，希望也逐渐破灭了。因为空袭造成的恐怖、停电的烦恼和生活的苦难中，树生和原本就关系不好的婆婆的关系更加恶化，而丈夫文宣也因单位工作的不如意等最终病倒了。这样问题重重的生活的悲剧、还有因三人间的徒劳的善意而产生的悲剧不断压向丈夫文宣、母亲和树生。他们或是泪流满面地放弃，或者仅仅因为至今为止都忍耐过来了就继续忍耐着，或者努力逃脱那压迫自己的东西。
原本树生并非不爱自己的丈夫。她想着只要抗战胜利，所有这一切都会变好，他们自己也都能变得幸福。但是丈夫的病日渐严重，战况也不断恶化，而她所在的银行如果疏散的话，即便是为了养家糊口，她也觉得是随着调职比较方便。但是一想到生病的丈夫、并不亲近自己的独子，她又想着留下无论如何要渡过难关。而解决树生这样两种复杂心情、让她下定决心飞到兰州去的是丈夫母亲的许多刺痛人心的话语。但是从后来她从兰州给丈夫寄出的信件却清楚地表明了并非是这样直接的动机，她的内心其实早就滋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从这封信的字面领会的意思也就是树生和丈夫不能相互理解对方，因此也不能爱对方。而且丈夫的母亲加给她的痛苦已经到达了极限，令她忍无可忍了。因此她希望丈夫能放开她让她自由。这件事对丈夫文宣来说无疑是一次绝对的打击。他毫无办法，只能原封不动地承认她的话。但是她却在清楚地断绝了关系以后继续寄钱给丈夫家里。单从她的信中我不能够充分理解她这种想要自由的心情。我认为，这中间即便不描写她和陈主任（后来成了支行经理）的关系，也应该描写陈主任对她生活的影响力等。否则就完全无法理解树生的生活方式。
作者好像原本也不把树生当作重点来描写，也没有想要刻画树生的这一方面。在我看来，她尽量努力避免回报陈主任对自己诚心诚意的照顾。但是，随着与她陈主任的生活的接近和与丈夫的生活的远离，内心的矛盾变得清晰，她逐渐变得痛苦。所以她无疑想着在与丈夫断绝关系的基础上，获得自由，再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虽然从丈夫那获得了自由，她却在连丈夫死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丈夫的身边。她知道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并留下悔恨的泪水。我想到树生所追求的自由最终一端是被牵线连接了的自由，而且当想到这个牵线就是人际关系、连接的一端就是环境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理解树生的生活方式和树生生活的前进方向了。
（刘若曦 译）
巴金的悲剧
［日］前田苓子
这部小说中，由最巴金式的因子构成的人物不用说是文宣。他的苦闷、孤独等成了《寒夜》的基调。说各个出场人物都是为了这种苦闷、孤独感的展开而存在的也不过分，作者的目光不会离开文宣。树生这一女性也不例外，只不过因为她在出场人物当中担负了最大的情节展开的任务，所以自始至终不仅是文宣，树生也在作者和读者的意识当中占据着重大的位置。
那么关于树生会另作讨论，让我们回到《寒夜》的基调这一问题上来。
如果能将一般人类的不幸分成他们努力范围内的东西和由外在原因造成的不幸，那么毫无疑问对于后者来说任何的哲学都完全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就连巴金的爱之哲学也是如此。
在那个浪漫的革命年代，社会环境的变革也被认为大致在人类可能性的范畴内。因此，在“革命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当中是这样，甚至在“激流三部曲”中也是如此。面对由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而产生的苦恼，巴金怀抱着“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这样的信条，从正面解决问题。但是抗战开始，这其中国共两党的激烈争斗不断。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爱的理由只有在人文主义中才是全面的，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最终就在于此”这一信念等也只能是徒劳无用的。他的爱之哲学当然是把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作为重点。于是他的创作态度转移到了在被概念化了的意识形态以前的、但凡人类无论是谁内心都会引起共鸣的东西的描写上面，即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心灵互通的描写面。在《还魂草》《憩园》之后写就的就是《寒夜》这部作品。
考虑到上面这些事情，试着分析文宣的苦闷孤独感时，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跟《灭亡》中的杜大心、《雨》中的吴仁民、甚至《家》中的觉新等的苦闷孤独感是不一样性质的。
换言之，文宣的情况，导致苦闷孤独感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因长期化的战争而导致的不安定的社会形势。
二、肺部不断受侵蚀这一肉体的不利条件。
三、母亲和妻子争吵不断对立不断的黯淡的家庭情况。
但是最初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对文宣来说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外的，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如果环境的压迫非常强，终究会麻痹了人类的不安情绪。）敌机的轰炸只给了他和台风经过一样的受害的感觉，而“抗战胜利”大概对他而言也只有“从自然的暴力当中的一时解放”的意义。
接下来关于他生病的问题，哪怕得的是肺结核三期，只要花钱花时间好好疗养，可能就能够一定程度缓解。但是为了休息哪怕请假一天，就会影响到薪水，以这样一个图书公司普通员工的身份他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无法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时代。他故意忽视病情，再三地工作。为了维持家人的生活，他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同杜大心受结核病之苦，把死视为最高的幸福这样虚无的情感是对照鲜明的。
但是这样的文宣在面对第三个问题时确实绝对脆弱的。挚爱的妻子和母亲口角不断，就不断远离自己……这对他来说是比被裁员、比咯血更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了唤回妻子的爱，他竭尽全力。好像比起战势，妻子的脸色对他而言更值得关心。妻子的安慰的话语和笑容带给他的休息和安慰——虽然这绝不是能够持续得到的——也缓和了他肉体的痛苦。他一心寻求着这些。就连接到妻子从兰州的来信，受到打击感觉自己的全世界都崩塌了以后，他还是止不住地对妻子有所期待。至死，他都拒绝孤独，选择逃避。却没有意识到越是这样，自己的苦闷和孤独感越是不断激化。
悲剧是就连和平的家庭生活都在他的努力范围之外。
抗战末期在重庆的某条街道上，文宣一边等待着如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的战争胜利的消息，一边努力坚持相信人们、艰难度日。这个身患肺病的男子的苦恼，同时不又和作者的苦恼一样吗。作者努力相信人与人之间至少有爱之哲学的可能性。
我认为在《寒夜》中作者最尽心描绘的人物是树生。
从《灭亡》的李静淑，到《憩园》的万昭华，巴金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角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努力从旧社会的外壳脱身。这在当时是比较新型的人类。但是考虑到让她们更有效地为展现文宣这一平凡工薪阶层的苦闷孤独感这个目的而服务，她们都在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稍显稚嫩，有所欠缺。不同于静淑、亚丽安娜、淑华、蕴玉、文淑等女性形象，《寒夜》需要一种新的女性，即能够窥见近代人复杂的内心、细腻的感受能力、又充满活力的女性。
树生就担负着巴金的这一构想登场了。她虽然是一个十四岁孩子的母亲，但仍然年轻美丽，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她经常对自己要求一些十分自然又诚实的事情，努力避免自己内心逐渐消失的热情被道德义务观念和某种盘算拖延这个过程。这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最好过得更加丰富痛快。
但是她的活力到底需要等待一种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像包法利夫人式的活力。如果将文宣的妻子设定成一个既拥有近代人的复杂性、又拥有包法利夫人式的活力的女性的话，比如像《沉默集·雷》中慧一样的女性，那么《寒夜》的基调将会变得怎样？哪种情况树生能够给读者留下更加生动鲜活的印象？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但由于纸幅限制，这里仅仅作为问题提出。
（刘若曦 译）
杂谈
［日］松崎治之
我是抱着兴奋和叹息读完这本名为《寒夜》的作品的，它自始至终全部充满着寂寞和痛苦。
故事主要围绕三个人物展开，即在出版社工作的肺病患者汪文宣、比他拿着更高薪水的妻子树生以及嫉妒儿媳夺走了儿子的爱的母亲。这个悲剧是因为战争导致的生活压力、加上文宣的病弱和婆媳不和导致的。
文宣无比善良又意志薄弱，他每天拖着疲倦的步伐来到公司，还要小心惹主任不高兴，担心被炒鱿鱼；回到家中又要受母亲和妻子两人爱的夹板气，十分痛苦。他唯一的期盼就是抗日战争胜利这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一方面妻子很爱丈夫，但却对每日阴暗的生活感到不满，无法压抑自己追求光明生活的内心。而婆婆的冷嘲热骂也更加让她气愤。一天在跟婆婆吵过架后，她干脆跟公司的陈主任一起去了兰州。文宣因为生病被公司裁员，加上挚爱的妻子也离他而去给他巨大的打击，他在一片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与世长绝。
于是他（文宣）只是一边痛苦地承受着来自新思想的妻子和旧思想的母亲的夹板气，一边怀抱着未来抗战胜利这样的渺茫的希望。但是却完全没有看到他进一步打破现在家庭的争执建设新家庭的气魄和努力。这里看到的净是失败者的意识，正是这样的意志把他引上了破灭的道路。
关于妻子树生，与文宣这一人物相对照，“巴金”可能通过树生这一人物显示了积极的、理智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却对树生这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感到无端的厌恶。这是针对她自私自利的这一方面。存在自私的一面可能是人之本能，但我却感到树生太过自私了。具体来看她的行为，她跟婆婆一边争吵一边无法忍受这种烦恼在丈夫（文宣）那里寻找发泄口，总想着逃离痛苦。表面上对丈夫讲了许多良心话，然而另一方面想要自由快乐的生活的想法却不断变得强烈。这里也有对丈夫性格感到绝望的因素作用，而更加刺激这种想法的是陈主任的爱情。
另外她的独生子“小宣”对她不亲热，树生认为是婆婆倾注很多关爱想要独占小宣。在这里我们好像一点也没有看到她对自己缺乏母爱的反省，只是一味地批判婆婆想要独占小宣的关爱、肯定自己。而且从兰州寄给文宣的信中更加显露出她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文中写道：“她（婆婆）说的不错，我只是你的‘姘头’。我以后不再做你的‘姘头’了，我要离开你。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这只让人感到她在努力说服文宣相信自己的心境全是出于善意。这里一点儿没有对过去和文宣的爱情的回顾，在她理智的大脑中伦理观念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具体地来看，她常常对丈夫说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她知道文宣的精神上的弱点）与之相对在那封信中却完全忽视文宣，这不是太过残酷的行为吗？她可能想通过吐露内心，来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并且与之相对，又说着“我生就这样的性格，所以也没有办法”想为自己开脱。这种地方说是人的性格就讲得过去吗？这一点我有点儿不能理解树生。总的来说，无论文宣还是树生，都过早地放弃了追求幸福家庭生活、夫妇生活的努力，这个悲剧不就是由此产生的吗？这一点让人们感到作者过早地奠定了悲剧的基础。这个故事中看不到追求光明幸福生活的努力，让人异常地感到孤寂和美中不足。
（刘若曦 译）
文宣的生活方式
［日］小西升
《寒夜》完全没有寒夜之感。主人公文宣也离寒夜这种感觉很遥远。文宣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一个老好人。这个老好人又是一个平凡的、守旧的、懦弱的人。
树生充满怜悯地说他“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文宣也是这样理解自己的。面对喝得烂醉的朋友，他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也要亲切地说“我送你回家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他却不能完全成为一个老好人。他想着“荒唐！那就一辈子被人当做傻瓜，这样也好”，又像是反抗这个想法似的必须把剩下的酒都喝掉。他是个老好人，却不能够完全成为一个老好人。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
但是所有人都有矛盾的一面吧。比如某人H，他是一个现代人，却带着假面生活。并且H强烈地鄙视假面，批判一切伴随假面的事物。H就生活在自己和假面的矛盾关系中。不过问题是这种矛盾关系的解决形式，即行为模式。H首先追求孤独。他把自己同世俗社会分隔开来，并在其间构建深深的沟壑，以此来努力维护自己。虽然会因在这一孤独的境地和自己对话而受到精神创伤。
文宣却没有像这样解决矛盾关系。他也感到自己孤身一人，他的死也确实称得上孤独了吧，但他却没有追求孤独。不仅没有讨厌妻子和母亲、和她们之间建立沟壑，甚至抛弃自己说“都是我的错”，也要努力相信她们的善良和幸福。（但是他却无法被她们理解，总是被排挤到孤独的世界中，虽然他并没有寻求这样的孤独世界。可谓是被动孤独者）他虽然嘴上说着“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却又在之后立马听到内心“不要走，请不要离开我！”的声音。但是内心的声音却常常不能转化成现实的行动。
H努力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生存，而他却抛弃了内心的声音。H努力抛弃假面和所有构筑在假面之上的东西，而他却努力与这些东西共存。为了让妻子幸福，他使自己倒退到一个多余的人的位置上。在他的行动世界中，像H那样的所有东西都凝固，自己也逐渐消亡。
也就是说文宣没有按照他与自身的关系生存。他总是按照他和周围关系，即便忽视自己也要和周围环境相协调地生存。这就是他的行为模式。
这里有一点问题。面对妻子和母亲，他好像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是在面对图书公司的上司们时，虽然说不上恶意但他却感到排斥。而且他虽然感到上司把自己逼上死路，但却从来不敢说出自己的不满和抱怨，因为怕被同事说小气，还带病参加了周主任的生日宴会。默默的抱怨声常常在他的行为模式框架内结束。这样的协调也是老好人的性格使然吧。
重新考虑他对他周围环境所采取的行为模式，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不像是一种太过卑躬屈膝、懦弱之人的行为模式吗？不像一种平凡守旧之人的行为模式吗？
他行动的基本性格就是被动。他不能有意识地主动地追求什么而行动。他的行动总是为外界条件左右。
但是回忆中年轻时的文宣却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好人，为了建设田园牧歌式的学校而斗志昂扬。年轻时，妻子也愿意帮助他实现理想。他们一同为和平的社会环境所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大概能实现他的理想。而逼迫他成为一个被动的人的则是这个支持的丧失。在战争、悲惨的生活、公司（失业）、肺病、还有最后他最大的支柱树生的离家出走，以及激荡的时代潮流面前，他迷失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妻子离他而去以后，他彻底地成为一个被动生活的人，“做好了准备将自己交给任何的抛弃自己、带走自己的人和事物”。
通过文中一些有趣的描写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文中有这样的描写：“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也就是说他自暴自弃的被动的行为模式是由于发现了“时代的潮流”的观念而产生的。战事正酣，在这里生存下来不是福还是祸。这样不可知的时代宽慰并保证了他这种被动的生活方式。他这样被动的行为模式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性，即对时间彻底的忍耐。
小说中时间却故意与他作对，开始缓慢进展。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直到时间来解决这一切。
并且不仅是文宣，就连树生也变成了这样。
（刘若曦 译）
（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艺座谈会记录》第5号，195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