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康永年
假如我们的良心并未泯灭，理智还有点清醒，就不会用一套空洞渺茫的什么光明春天之类的东西来自欺欺人。现实生活里交织着太多的痛苦和血泪，每一瞬间我们都可以听到绝望的哀号，会看见无数的人在生活的煎熬中倒下去。
难道这世界就没有欢笑么？有的，在高楼大厦里，在豪华的宴会上你可以找到欢笑——无耻的，荒唐的，淫荡的欢笑——可是，隐慝在欢笑的后面，在欢笑者的脚底下又尽是绝望的哀号和倒下去的人类。
悲剧吗？是的，我们这个国度就只有这些永远演不完的悲剧。
谁不曾有过希望？谁又不曾体验希望幻灭的痛苦？抗战八年，我们希望着胜利！胜利了，我们又得着了什么呢？我们只是在往下沉，往下沉。
今天，谁的心头上都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对于将来，谁也觉得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语。
恰好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读完了巴金先生的《寒夜》，从第一章到最末一个字，我喘着气读完了它，眼睛里始终濛着一层泪水！我想愤怒的吼叫，我想尽情的痛哭，我想向谁去控诉，为着书中的主角，为我自己，为生存在同时代受着苦难磨折的伙伴。
我们在《寒夜》里碰到的尽是一些平凡的人物：被生活的重担压碎了，连挣扎、希望的勇气也没有了的机关小职员；不甘寂寞、冷静和黑暗，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少女；头脑虽然陈旧却疼爱自己的儿孙到忘我的境地的老母亲；因为物质条件太差，可怜而早熟的孩子；不学无术，倚势凌人的机关长官；逢迎吹拍的小丑……等等。《寒夜》里写的也是一些极平凡的故事：为了担心饭碗，不顾自己的身体埋头工作，终于死在肺病的痛苦里的善良的青年的生活；为了两代思想感情不融洽，母亲和妻子永远敌对的家庭纠纷；因为生活的艰辛，以致夫妻的感情日趋淡漠疏远，终于妻子决然出走悲惨的事实，……因为人物和事件平凡，所以特别能使人感动。在阅读它的几个钟头里，我在和那些人物共同生活，有时候竟怀疑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两个大学毕业生，因为有共同的理想而恋爱，而结婚了，这不是很理想么？小家庭里有一个慈爱的母亲，不是更理想么？居然又锦上添花生了个孩子，这家庭还缺少什么呢？他们全是善良的人，他们中间无论谁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然而，这些条件似乎还不能把他们永远的联在一道，他们仍然扮演着悲剧。他们中间还缺少了一些别的却更重要的东西。
抗战结束前一年——本书故事开始的时期——内地的物质生活因战争的延长达到当时空前艰难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假如不愿同流合污，就只有饥寒失业的一条路，那些幸而有一点小职务的人，也在极低的报酬下出卖自己的生命。现实生活露出了狰狞的面貌，用它魔鬼一样的压力使全部安分守己的人生活走出了轨道。这个七八年前还像个样子的汪文宣的家也就不能例外，过去十四年表面平静下潜伏着的一点一滴的不快，大大小小的矛盾，加速度的爆炸开来，每个人都“脾气大”。普遍的，人性受了摧残，他们在昏乱里看错了反攻的对象，应当加紧互爱互助的人竟互相伤害起来。
有些事简直就不可理解，生活的威胁使他们在职业的范围里忍受着欺负和奚落，不能反抗，不敢反抗，回到亲近的人的身旁，却尽量加以伤害。他们错了吗？错了！他们愿意吗？并不愿意啊！事情一过，良心上的责备比泄愤的痛快（其实何尝痛快呢？）要重千万倍。残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这只是极平凡的事。
他们缺少了互相的了解！但是这又是谁的错呢？
还是引两段巴金先生的文章吧！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周主任刚打完电话，不高兴的瞪了他一眼，淡淡的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周主任冷冷说，他不知道周主任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旁边吴股长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位上坐了。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稿样到他面前。“吴股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的说。
……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温和的点点头。
“吴股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看着他，象在折磨他似的又说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的答了一声“好”。（页一七—七二）
这就是我们的主角汪文宣在那职业机关里的情形。“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页九）他自己就这么说的。
再看一段：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的。”妻劝道。“等你病好了，我们可以还出这笔钱。”
“万一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的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的，你是人啊！”妻痛苦的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读书人，我自己是这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起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晌才答道：“我这是好意。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边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气愤的说，带着憎恶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过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道。
“哼！你配比我！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
她们究竟为什么老是不停的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敌仇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页一九四—一九六）
他们就这样互相伤害着。
这就是善良的人缺少互相的了解，加上生活的煎熬所逼成无可救药的悲剧。
在《寒夜》里我们几乎看到了陀思妥益夫斯基的人物，那种病态的，反常的，残忍的，个别的讲却又是善良的灵魂。我说“几乎”，是意味着两者中间还有许多不同的东西在。陀思妥益夫斯基的人物叫你绝望；“寒夜”的人物在被压迫、奚落、摧残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不平，甚至见诸行动，例如曾树生（文宣的妻）毅然离开这个家庭就是。作者通过了他的小说告诉了我们：在寒夜——黑暗，寂寝，冷静——里挣扎反抗的人们，退却妥协的就会自己毁灭，勇敢坚定的可以生活到明天去。
汪文宣说：“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暗吧！”（页二五四）他的妻子赤裸裸的告诉他：“……近一两年来，……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声回答，你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你为什么这样软弱……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爱你。……”（页二九三）他太“老好”了，这世界不是为他这种人造的。你没有力量征服它，它就会吞噬你，如是汪文宣在黑暗里无声的死去！他要活，但必需死去。
曾树生呢？“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热情的生活。”（页二九七）“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页二九九）她仍然灿烂的生活在人间。
在汪文宣身上我们体验了失望，曾树生却给人带来一丝温暖和活下去的勇气。为什么这样说，是不是过高的估计了树生？不会。我揣想作者的“尾声”无非是给我们这么点东西。树生追求的不是豪华的物质生活而在精神的幸福，自由；所以她并没有同上司陈经理结婚，到书的最末一个字，这事情也没有决定。无疑的，树生走到了岔路口，从她的个性来看，她会考虑出一条合理的前程来。是的，她仍然在寒夜中慢步的走，但，她不是要走着离开它吗？
这时，我突然起了个奇想：巴金先生的作品写作在一九四五年，而我们的男女主角刚好是三十四岁，是偶合呢？还是作者的意思呢？我们当然不必从这里去钻牛角尖。不过，无论如何作者会感到失望的，今天，生活压迫下许多的人踏上了汪文宣的故道，胜利并没有解救他们，这产生汪文宣的时代并没有随汪文宣的死亡而死亡。
这时代的继续，只是人生的厄运，人性恢复的那天，世界上才有真正的欢笑；那时巴金先生也该换一枝笔了。能讲述一些愉快的故事，让我们幸福的流泪。我们在等着，我相信巴金先生也在等着。
读完了《寒夜》，我得到的太多，有限的篇幅不容许我畅快的说出来，至于作者的写作技巧，早有定评，此地更用不着多浪费篇幅。最后我要向读者们说二句话：
你必需去读读《寒夜》，这本书太好了。
一九四八，三月六日夜完稿
（载《文艺工作》第1号“文艺批评”，1948年5月20日）动摇的“家”：《寒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