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丛书
策划：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顾问：李小林
主编：陈思和 周立民
编委：孙 晶 李 辉 李存光 李国煣
陈子善 陈思和 周立民 臧建民
谈《寒夜》
巴金
《寒夜》后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社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据《巴金全集》第8卷收入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谈《寒夜》
我前不久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像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像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像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感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像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镂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像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像我的朋友彼得罗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像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钟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话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像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像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
。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一年多以后，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
我还想谈谈锺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像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锺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锺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锺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锺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他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像锺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睹，也根据范予病中的来信，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为那些人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作品》新一卷第五、六期合刊，现据《巴金全集》第20卷收入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寒夜》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看自己可以说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有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我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像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辍。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像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像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个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〇年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的。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〇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〇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〇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〇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像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1980年12月27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81年2月14日香港《文汇报》，现据《巴金全集》第20卷收入本书）
知识分子——随想录九○
去年年底我为《寒夜》——挪威文译本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说《寒夜》已经被译成挪威文，友人叶君健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个新译本写序，我当然愿意。
《寒夜》脱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阅自己的《文集》时，我又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一个多月前我新编自己的《选集》（十卷本），又一次读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样激动。我不能不想到自己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了。
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小说中的一样。那些年我经常兼做校对的工作，不过我靠稿费生活，比汪文宣的情况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三四年来我几次对人说，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都死于肺结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J'accuse）。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关于《寒夜》，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悲观绝望的书；一说是充满希望的书，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说是常常跟着评论家走。现在我头脑清醒多了。我要说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因为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究竟怎样，挪威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很高兴挪威的读者通过我的小说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过去艰苦的生活和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互相了解是增进人民友谊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说能够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写到这里为止，想说的话本来很多，但在一篇序文里也没有说尽的必要，留点余地让读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火》第三部里面，我就替大学教授打过抱不平。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像上海的小瘪三。”昆明的大学生背后这样地议论他们的老师，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看不起老师，因为他们会跑单帮，做生意，囤积居奇，赚大钱，老师都是些书呆子，不会做这种事。在那个社会知识无用，金钱万能，许多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温饱。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书却常常给人带来不幸。在《寒夜》中我写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庆的一些事情。当时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没有实权，靠正当收入过日子，也谈不到舒适。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政院当参事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几个人合租了一座危楼（前院炸掉了，剩下后院一座楼房）。我住在郊外，有时进城过夜，就住在他们那里，楼房的底层也受到炸弹的损害，他们全住在楼上。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吃的平价米还是靠他们的“特权”买来的，售价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来难下咽。这些贩卖知识、给别人用来装饰门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枪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实权的大官相比，他们也只是勉强活下去，不会受冻挨饿罢了。
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有一段长时期汪文宣那样的命运像一团黑影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我没有屈服。我写《寒夜》，也是在进行斗争，我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我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气放弃了斗争，我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说句心里话，写了这本小说，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爱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还写过批判、鞭挞知识分子的小说如《知识阶级》《沉落》，就只这两篇，目标都是对准当时北平的准备做官的少数教授们。我写《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给河清（即黄源，他帮助郑振铎和傅东华编辑《文学》月刊）后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读了我的小说很生气，从北平写长信来批评我。他严厉地责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发泄气愤）？！我把他的劝告原封退还，在横滨写了一篇散文答复他，散文的标题也是《沉落》。在文章里我说，我“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说明，小说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当时北平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我并未揭发他的“隐私”，小说中也没有什么“影射”的情节，我只是把他作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来批判，进一番劝告。他本人当然听不进我这种劝告。我那位好友也不会被我说服。我记得我们还通过长信进行辩论，谁也不肯认输。不过这辩论并没有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我的小说给编进集子在读者中间继续流传，朋友对我也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至于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继续“沉落”下去。不过几年他做了汉奸。再过几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经喜欢过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还保存在我的书橱里。但是对于我他只是黑暗深渊里的一个鬼魂。我常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人。
这“沉落”的路当然不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经过了八年的抗战，我们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经受得住这血和火的考验的。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有机会我还想谈一谈，现在用不着多讲了。
中国人民永远忘记不了闻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82年6月17、18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后收入《真话集》，现据《巴金全集》第16卷收入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与《寒夜》剧组主创人员的谈话
（1983年3月26日，上海华东医院）
阙文：《寒夜》摄制组已经正式成立了，4月5号开拍。我们摄影组的主要创作干部呢，除了我以外，还有这个摄影师，罗丹，拍《原野》的，《原野》你看过？
巴金：听讲过。
阙文：听过哦。这个美工师，晓滨同志，拍《早春二月》的美工师，《一盘棋》也是他的美工师。这是我们的录音师，专门声音合成各方面的，《原野》组他也参加了。副导演，任申同志。主要演员，我们现在主要有：汪文宣，选了许还山，他演过《樱》，最近演了《张衡》；曾树生，潘虹，最近得了金鸡奖；母亲呢，林默予，演过很多戏，她形象比较和善，有书香门第的气质，所以我们选了。选的这些演员，我们都给你过一下目。
他这个人呢，表面上是比较硬性的，但是我们感觉这个戏开始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他的气质比较有一种追求理想的精神状态，不要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人家就感到没有理想。有理想，最后整个人被社会吃掉了。我们是这么想，所以呢，不选一般的，我们摄制组叫做反色彩处理，我们想试试看。不要一来就是，人家说窝囊废啊什么，一来就是有精神有理想，最后，被社会，一步一步，到最后垮了。我们现在有许多问题，听说你有个录音带，我们想听一听。
巴金：我是讲，主要意思呢，就是拍电影是再创造，所以你们有权，你们有思考，全部按照我的意思也不一定很好，这个戏喜欢的人不一定很多。出版多年以后，（我）慢慢地认识才成这样，所以你们有权决定一切。我的认识，我曾经和小祝闲谈，讲到我的真实思想，我说的就是荒煤讲的那个时代问题。
我觉得《寒夜》时代是明显的，我选的人物就是，不写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不写人民的反抗，不写这个，就是只写三个善良的人，在这时候，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只想生活下去，结果都活不了，悲惨死亡，这说明这个统治到了最后要崩溃了。对这一点，我就像他一样，对这个悲惨统治的死心，我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汪文宣，他不是窝囊废，我想说汪文宣有我的成分在里面，他最初是理想者，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在重庆又没有后台，没有关系，做个小事，就靠这个生活，他什么理想都给破光了，都没有了，所以他这样子逼到他走这个绝路。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是，当时在重庆我也是在搞出版，如果不是我过去写了很多书，如果不是我在书店当个总编辑，我从桂林逃出来，我也毫无办法。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也很悲惨，最有办法的是做投机生意的人。所以汪文宣他怎么样？在这三个人里面，我觉得汪文宣他最善良，我写这三个人都是很善良的人，他最善良，他不愿意伤害别人，任何人，不愿意做这样的，所以他走到末路。
他的母亲，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新人物，当时是新人物，但是到了四十年代，已经就是落后了，所以思想也有个思想冲突，一个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她看不惯这种这样的，所以她对媳妇处理不好，婆媳之间以后有纠纷了，主要也就是人纠纷越多，因为生活越苦，越犯愁，越感到不公平，社会不公平，她觉得她儿子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她这样跟媳妇，生活越不好嘛，冲突越厉害，就是这样子。算是最初的新人物，清末民初新人物，到那个时候变成落后了。
曾树生这个人最被人误解，我觉得她是，她也善良的，但是她跟那个汪文宣不同，她比汪文宣要强一点，她也自私一点，汪文宣不做的事她也肯去做，所以像曾树生就在银行做事情，那个时候叫法叫“花瓶”，汪文宣就不肯做的，但曾树生她不在乎，她做。但是她做花瓶，花瓶当时有几种花瓶，有些有本事的，有些没本事只靠漂亮装饰，曾树生她有本事能够应付，她在银行里面工作也可以。
还有一个陈主任，陈主任当时也是很普通的，弃文求商，他当时是大学生，不读书了，跑到缅甸去，或者什么（地方）买点东西做投机生意，或者在银行里看看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什么后台啊，有没有什么背景啊，他有背景，他在银行搞一个位子，他可以做投机生意，可以发财。所以这个人呢，相貌也不错，也有能力，也能够应对的。
曾树生呢，她有理想，和汪文宣一样有理想，但是那个时候她把社会看穿了，所以她觉得我应该保持我的青春、自由、幸福，她是这样子的。
她是这样，她觉得她有权利享受，所以她跳舞啊玩乐啊，她一方面是做着银行的工作，工资高，银行工作工资高，所以她能靠自家养活她一家。她有过去的理想，理想慢慢地被社会夺去了，但是她还是想，把儿子培养出来，所以小孩子读书，当时那个南开中学，是一个高级的（学校），学费很高的，她婆婆就说了，你不是说经济困难嘛，经济困难你为什么读学费这么高的学校？她就希望培养她的下一代。
她能够应付陈主任，她思想里面充满着各种各样矛盾。她岁数是三十四岁，和她爱人是同岁，比陈主任还大两岁。这个陈主任一方面是新人物，还比较正派，只能说是比较正派一点，他也没有玩女人。所以一方面呢，曾树生有一点本事，工作有一点能力，她能够应付他，她高兴这样子。但是将来怎么样，她有些担心的，心里头也是矛盾得很厉害，所以到兰州她给汪文宣写了封信，要求离婚了。
当时来说（曾树生和汪文宣）属于同居，不兴举行婚礼，她和婆母吵架的时候，那个母亲就是骂她，借着这个吵架的机会这样讲，并不承认这个。吴楚帆他们拍的这个电影，说他们争论哟，就因为他们没结婚，他母亲看不起她，所以后来找了个戒指放在桌子上，他们才和好了，其实倒不是这个样子。他母亲说曾树生，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不满意当时的生活，不满意当时的一切。这三个人都是这样的，曾树生她也在斗争，她也是这样生活，她也不愿意（做花瓶），但是不能不这样做，家里人靠这个生活。去兰州，她好像脱离这个家庭一样的，实际上呢，她不去兰州，她这个家怎么办？她小孩子念书，念高级学校，她的丈夫生肺病，所以（她）也很矛盾，所以最后，她回来也说，她什么都没有。
我的意思呢，三个人主要从这一点，整个问题是国民党当时的统治。三个人都是善良的人，当时有更好的（环境），就比较好一点。所以大家都是整个矛头针对当时社会，当时事情就是这样。这一点，你们可以，我当时写的就是把我自己放在里面，把我当时周围的事情也放在里面，所以我说我如果不写小说啊，我在法国我一直这样讲，我就成为汪文宣。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窝囊废，是社会整个把他毁掉，他也不愿意害人的，不愿意做一点亏心的事情，不愿意做一点伤人的事情，最后就走到末路。比如说，他同仁包饭，就有同仁写信到他家说，你生肺病了，大家都这个（担心传染），就不要他包饭，他就退出。就真有这个事情，有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李××的儿子×××，在抗战时期，就是这样的，（肺病）特别的厉害，今天的话就不成为不治之症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这个事情，三个小人物的事情，来写当时的社会特征。我就讲这一点吧。
我自己对一个作品的看法，也是慢慢地变化的。
阙文：这是我们的照片，拍了试妆的。这个汪文宣的形象。你补充一下，说一下汪文宣什么时候的。
许还山：这个他害病了以后。先把这个年轻的（照片）拿（过来）。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正是年轻有为、充满理想的时候。
巴金：对对对对，大学毕业，想办学校。
许还山：对，想办学校。这是年轻的造型。那个，潘虹那个年轻的。这是他们正在初恋的期间。这是她造型，这是潘虹的。这个就后期了，就和他同居以后了。同居以后是这样子的情况。同居以后，年纪也比较大了。
跟她同居以后，汪文宣呢，病了，贫穷疾病，在这个时候。第一个阶段，一种病态的感觉。
阙文：这是快完蛋了，呵呵。
许还山：行将就木的时候了，得肺病到了后期，这个时候。
巴金：这主要是靠你们创作。
阙文：母亲啊，因为她在杭州有戏，这回回去呢，再照了照片给你寄来。
巴金：她演得很好。
阙文：她是演得很好，她演老太太是专家了。她表面上是善良的，她形象是善良的，所以我们呢，不要把一个受过教育的老太太表现成恶婆婆。
巴金：教育——
阙文：哎，受过教育的，
林默予：有文化的。
巴金：的确是。
阙文：我回去嘛，准备把她试了妆再给你寄来。现在看看我们演员有没有什么问题，跟你个别提一下，好不好，可以？
巴金：可以，可以。
潘虹：巴老，我想请教一下你，关于陈主任这个人物，在当时社会里，他属于什么阶层，具体的说是？
巴金：这个，那种人也很多的，很难说的，就是知识分子，他总是有一点办法，有一定关系，他能够沾点边啊，能够做点生意，他那时候叫做生意。陈主任呢，就是他有亲戚关系在银行里面，所以非常地重用。在银行里他有这个位置，就可以靠这个东西去赚钱。所以我讲曾树生啊，是他那里的一个会计，他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也带她做一笔，所以关系比较深一些。陈主任就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点办法的，不很善良的，重庆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这个人物啊，他相貌也很动人的，做人会讨好人，会交际。另外，这个人照我写的，他还比较规矩的，他对曾树生没有手段，没有别的，真正是爱这个人。将来可能真正结婚以后，他把她抛弃也难说，年纪差两岁啊。但是到当时为止，他还是规规矩矩的。
潘虹：那当时他和曾树生，在感情上来讲，到底有没有那种，嗯，暧昧的关系呢？
巴金：感情上，他是要去追她，他要和她结婚了。曾树生就主要是应付，曾树生我就说过，这个是我是六○年改的，她到兰州去的时候，她丈夫下楼，她不要丈夫送她，留个条子，丈夫下楼来送她，她一回头看见了，就扑到他身上去吻他，她丈夫说你不要吻，我身上有肺病，要传染的，她说我倒愿意我传染着，这样子我就不离开你。所以她是很矛盾的，她唯一的缺点，如果我说的话，就是她喜欢玩，到处跳舞啊，家就不像个家，吵吵闹闹的，在家里没有时间的，到外面去，就这一点，所以她是不断地斗争。当时她去（兰州），她不去啊，家里安家费就没有，生活也没办法，整个家也没办法，所以她最后还是（去了），最后也可能跟陈主任结婚。她还回来看看，以为家里人还在啊，她想这个，结果最后发现死掉，什么都没有，她也许可能走别的路，但是人去楼空，她没有（家），最后是那种感觉。她的缺点就是这个。当时很多的大学生在念书的时候，大学教授也很多（这样）的，都是自己买菜啊，生活得很苦。在课堂上学生说读书有什么用呢，我跑到缅甸去跑一趟，去做趟生意，赚钱就好，老是这样子生活艰苦。
任申：所以说，曾树生曾经有没有一点爱这个陈主任？
巴金：也难说的，只能说好感。
许还山：有没有动心？瞬间的这种动心还是有的吧。
巴金：她呢，她在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不是有一幕讲到江边，看雾的时候，她也有一点的，但是这种时候不多。
许还山：那她的感情的主要方面，还是在汪文宣这边？
巴金：就是，就是。
许还山：尽管他很穷，而且有病。
巴金：就是啊，而且知道没希望了，那个时候，肺病这样子是没希望了，所以她一方面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把小孩培养起来，但是她小孩又不同她接近，感情生疏，小孩对她反而不怎么样。
任申：曾树生和陈主任走，这里面有没有感情的成分？
巴金：这个倒没有，不一样。陈要她，陈是为了她，她本人不这样觉得，所以她斗争得很激烈，最后她是跟母亲吵架，家里生活（不愉快），所以最后决定是去兰州。
阙文：有个人提出来，她到兰州写了封信给汪文宣，说是我跟你离婚吧，不是有这么一封信吗？
巴金：是啊。
阙文：那么离婚的基础是因为感情的破裂呢，还是某一种原因呢，还是她真的爱上了这个陈主任呢？
巴金：不是，当时的环境她自己斗争得很厉害，她很痛苦，将来怕又出什么事情呢，所以她就告诉这个（汪文宣），把关系弄清楚嘛。她怕自己经历不住，受不住考验，感到痛苦。所以事实上呢，她离婚以后回到重庆，问她一下，她说我还没有什么，是不是啊？
阙文：嗯嗯，方太太问她，她说我还是那样，原来那样。
巴金：她对汪文宣讲，不过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陈主任是拼命追她，那是很好的，对她是很有感情的，没有感情的话，他就玩弄她，就骗她了。陈主任是相信她是可以跟他结婚的，知道她丈夫会死掉的。
阙文：另外我们现在处理这个演员表演的问题上，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害怕吃不透，什么问题呢？就是曾树生为什么从兰州要回来看她的丈夫汪文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她是被陈主任遗弃了，抛弃了，是男的不要了这个曾树生呢，还是女的，由于看到胜利了，原来的理想又在她脑子里升起了，所以她感觉到跟陈经理在事业上是空虚的。
巴金：抗战胜利了，那个对。
阙文：哎，因此回来了，那么这个问题呢，要求我们在语言表演的时候设计好这个问题，到底是陈主任把她离婚了，不要她了，把她抛弃了，因为反过来，（他）要到上海接收去了，他另外找一个爱人，或者找一个小老婆，不要她了。还是曾树生她感觉胜利了，她教育事业的理想，一切（的理想）都要出来了，又要恢复到她当年的办教育事业，所以她离开了陈主任。
巴金：她恐怕没去想这个事情，不过她是这样子想，抗战胜利了，她以为她丈夫身体会好一点，她以为他会恢复，或者生活有一点希望，就是这样子，所以回来看看。她不愿意和陈主任在一起，过那种生活。
任申、潘虹：她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林默予：跟陈主任在感情上不能得到满足是吗？
巴金：就是就是。
阙文：她感情上不能得到满足就是？
巴金：就是没有理想，过去那一点（理想），她还有一点，所以她回来看看到底怎么样，还想恢复这种关系。
许还山：巴老，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汪文宣这个人物，他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在您的作品里面，您觉得更多地应该强调哪一个方面？作为他男人的自尊。
巴金：我的想法是，汪文宣他喜欢一个女人，他就是真的爱她，为她幸福，他自己完全绝望了，到《寒夜》里面他已经绝望了，所以他一直就是为他的母亲，还有妻子，他处处都为他妻子想。所以他很多（时候）有小知识分子脾气，资产阶级脾气，习惯了，最后到咖啡店里去，叫两杯咖啡，放一杯在这里，所以他思想总的还是在过去的妻子身上。这个人，他也没有大用处，社会把他搞得这个样子，但他思想还是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他的理想也没有了，搞版校啊什么的，最后想的就是他这两个亲人。所以，社会这个制度，这个统治，把他弄得这个样子。
阙文：那老太太这个人呢，母亲啊，我们想有的人说好像是像个恶婆婆，我们想处理成，她并不是恶婆婆。
巴金：她不是，不是。
阙文：但是在社会的矛盾，各个方面的条件，经济上的，战争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总有把矛盾最尖的部分爆发出来，说的话可能比较过头了，这个老年人经常有这种事情的，但是说过以后，她心里可能又有一点忏悔。所以我们想处理这个人呢，是这么个人，还在最后被观众所同情的。
巴金：她跟树生的矛盾，是两个人都喜欢儿子。
阙文：两个人都喜欢儿子。
巴金：所以呢，她对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
阙文：看不惯。
巴金：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情况。
林默予：她除了不满意她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说气话啦，说她是姘头什么的，那更主要的，是不是因为母亲自己就是贤妻良母，她看不惯树生呢，她不像个贤妻良母，她不像我爱我的丈夫那样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是不是这是很主要的？
巴金：另外还生气啊，她还得靠她，他们一家都靠她。
林默予：伤自尊的，很伤自尊的。
巴金：对对对对，就是。
阙文：这个人矛盾。
林默予：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啊，就是将来演出来，现在的青年人，一定不会同情这个母亲的。
巴金：就是这样子。
林默予：一定对这个母亲很反感。
巴金：相当严重，我女婿说他看，也恨婆婆。
林默予：现在的年轻人看起来，哎哟，这个婆婆怎么这样子，呵呵呵。
巴金：这个就要靠你创造。
阙文：我们想整个调子啊，把它摆在这是旧社会弱者的呐喊，这三个都是弱者。
巴金：对对，就是这样子。
阙文：他们的呐喊，他们的呼声，我们现在是这么处理的。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作品一定要其中有一个人被人同情，如果三个人都不被人同情的话，你们这个影片就不能得到成功，我们感觉恐怕也不尽然这样一个问题，果戈理的那个《钦差大臣》，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情的，对不对啊？
巴金：对对对。
阙文：所以主要看我们怎么表现这三个人的，把他都表现成弱者，这个呐喊，它是可以的。
巴金：我的看法，三个人都值得同情。
阙文：都值得同情的。
巴金：三个人都想活下去，好好活下去，结果呢，悲惨死亡。
许还山：汪文宣这个人的心灵美，我把它着重表现为，他以爱作为他的一个牺牲可不可以？
巴金：哎，也可以。
许还山：还有一点，他的对曾树生的强烈的爱里面，当他看到她和陈主任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嫉妒的东西？
巴金：这个很难说。
许还山：能不能表现出来？
巴金：他不是那么强烈，不一定强，有一点压着。
许还山：压抑。
巴金：压抑。他当时自己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比她差，他觉得曾树生想（陈主任），他感觉到这个。
许还山：不是他的对手？
巴金：就是这个，但是他也想啊。我是这种感觉，真的喜欢别人呢，要把对方的幸福放在第一。
阙文：把对方的幸福放在第一位，自我牺牲。
巴金：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当时这个作品呢，是曾树生强烈一点，所以我说，在以前心情是说，抗战一胜利一解决。什么问题都是抗战。就是汪文宣，听到敌人投降了也说，不会再死了，结果呢，庆祝抗战的日子，他死掉了。所以国民党讲这个话是欺骗的，整个作品讲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气息就是这样的。
潘虹：巴老，再请教你一个问题，曾树生在兰州不是给文宣写了一封信吗？它里面谈到曾树生对文宣的感情上的一些东西，她基本上就已经比较明朗了，那是不是说，在兰州的这段生活里头，她的感情已经完全屈服于那个陈经理了？
巴金：不是屈服，当时想这样下去可能考验不住，和陈主任结婚啊什么，她自己害怕，她只有一个选择，她只有依附于陈主任，一方面她嫁给陈主任，她也害怕，她也不愿意，只有时对付陈主任，一方面她这样下去呢，她也害怕，害怕自己对付不了，所以她也不愿意。另一方面，她也不喜欢母亲，心里有气，憋在心里，要发泄一下。所以她为什么对汪文宣一家，她还是忘记不了，抗战胜利了还回来呀？就是这样子，她也是看看怎么样情形啊，是不是有可能恢复过去的这个（生活）。她最后决定，也可能再回去，也可能和陈主任结婚，有可能，也可能不这个（不这样做）。
阙文：我们重庆找了民国路，你写的那幢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我们现在找了一个水巷子，这么一个地方，那个房子和你原来那个结构基本差不多，楼梯这么转上去，你那个三层楼，我这个四层楼。本来那个民国路的房子，对过是作家书屋对不对？在另外一本书里我看到，对不对？
巴金：对对对。
阙文：哎，作家书屋。所以环境我们现在搞得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准备把房子租下来，租两幢房子，一幢房子作爬楼梯，上上下下，另一个房子呢，把这个住的主人请到旅馆里去，我们拍几个月戏，你给我在旅馆里住几个月，然后我们拍完请你再进来。我们现在用实景，为什么呢？因为重庆这个山城特点很多，这个窗子看出去（变化多），如果画布景变化不多。摄影师和美工师准备把这个影片，时代背景环境白描，着重刻画人，摄影方面有一点像朦胧的，像林风眠那个画似的。布置啊，在细节各方面，美工师拍《早春二月》的，他都是采取一种说，不是自然主义的，色彩我们考虑基本调，不是各种色彩都有，我们现在是这样，所以拍实景。困难比较大的，现在最大的困难呢，先要拍冬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要他们穿了棉袄，满头大汗揩一揩，就这么拍，也许屋子里放几块冰。把这个冬秋楼落下来以后，后面一部分春夏就好办一些。所以我们准备在南方，拍这个汪文宣和曾树生年轻办学的理想时代，理想时代的油菜花抢完以后，赶快到重庆去，把这个冬天的景拍下来。另外你写的那个国际俱乐部原来的照片，我们也都找到了。哎，那个咖啡厅——
巴金：美丽咖啡店。
阙文：美玲？
巴金：美丽。
阙文：啊，美丽啊，反正这个四十年代的照片我们也都找到了，我们尽可能地使它有时代感。
巴金：没关系，没关系。
阙文：我们现在片场，初步估计十二本，拍好以后修修剪剪，最后几本呢，咱们具体再说了。这个影片呢，宽银幕，彩色宽银幕，我们胶片搞了些感光度比较强的，有400度，可能250度，在屋子里可以拍的，我们初步是这样子决定的。我们现在就上马了。现在就是陈主任没有选，今天要来听听你看，因为有的人呢，哦，这个反面人物，那我们讲，哎哎哎，这个不是反面人物。今天最后听了你的意见，我们把陈主任确定下来，文人经商，弃文经商。
林默予：外貌很漂亮的，很能干的。
阙文：而且香港《文汇报》已经登了这个消息了，把我们见面的照片也发表了，我们呢，尽我们的努力，我们水平很低，可能拍了你很不满意，但是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情。领导上也很重视，部里也很重视，陈荒煤同志都跟我谈了三次话，呃，四次，临走的时候他们演员都不带走，他又留了又说了一通，说了一通所以这回才来，所以都非常重视，一定要把它拍好。现在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巴金：希望你们成功。
阙文：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你能提醒我们一下，什么地方你们必须注意的，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的，如果你能提醒我们呢，我们当然——
巴金：剧本我还没看过，你们自己决定，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哎。剧本这关就靠你们了，你们大胆吧。
任申：我觉得人物的基调定一下吧，原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是定不下来，到底曾树生爱不爱陈主任，到底曾树生出走的时候，对陈经理是出于什么情况走的，另外她为什么回来，这么几个问题，主要是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因为曾树生，如果她能够跟陈经理在一起，我们想她总是感觉陈经理还有长处吧，能够有一个合得来的地方，所以才能够和他（在一起）。当然她也躲他，明知道他要追她了，但也躲他，因为她也喜欢汪文宣，所以这种矛盾的心理之上。
巴金：晚上跳舞啊，就是各种玩啊，觉得年轻人应该活动啊，他也有缺点，但是她喜欢年轻人也很漂亮，对她也很好，作为感情，也不能说没有这个。
任申：我们感觉这个戏，好像更多地应该写到这几个人的命运，反映了这一场社会的悲剧，所以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抗战胜利前后，这些人的思想，都不完全是正常的思想。
巴金：对对。
任申：他们有其他异化的东西。
巴金：都很复杂的，都很复杂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好、坏，不单是靠一个表现出来。
任申：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不太简单化地去表现这个。
巴金：对对对。
副导演：他们的思想好像都在矛盾之中。
巴金：都在矛盾之中。
副导演：本来这一家很困难了，你好好过就完了，可是就是因为种种因素过不了。抗战胜利了，他们钱也没了，什么也没了，各方面也不是很好，他们感情也破裂了，所以现在就是不一定要很明显地表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对谁非。
阙文：我们想通过这个表现什么呢，就是人本来应该幸福的，应该是生活得美好的，但是社会有很多桎梏，使得原来是人，因为这些桎梏以后呢，他非人了，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这么说。要恢复到人的本来面目的话，就不应该有这些经济上的枷锁、压迫，有对他们各方面，理想、自由、爱情、事业，种种的压制。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看到人，应该真正活着的人。这是生活里面的弱者，真正活着的人应该是向往更好的东西。我们最后不着重表现谁是反面人物，谁是正面人物，或者应该怎么样，总的这些人都应该被同情，就像高尔基的《在底层》这样，所有的人都是。列宁说过，高尔基的《在底层》是黎明前的黑暗，通过一个家庭，看到这样的社会最后是要毁灭的，最后光明是要来的，对？
巴金：这些人后来都变成只为自己生活，只图自己过得好一点，结果一个都没得到……
阙文：他为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但是什么都没有得到。个人在那追求，他根本都没有——
许还山：比较起来，汪文宣是最不自私的。
巴金：确实确实。
林默予：他们是不是有一点变态心理呢？像母亲这样子的。
巴金：当然有一点，对生活都有一点，生活本身不正常嘛。
任申：主要这三个人，还都和善。
巴金：和善和善。汪文宣特别善良。
许还山：不自私，老为别人着想。
巴金：他什么坏事都不做，伤害别人的事都不做。
阙文：他最希望听到这一句话了。这回我们在四川，四川文化局各领导啊，市委啊，都希望有机会欢迎您去呢。
巴金：我四川人。
林默予：再度回到四川。
巴金：我今年不回去，明年也要回去……
林默予：盼望您今年回去，我们在那呢。
巴金：我也希望早点好。自己不当心啊，晚上上楼跌了一下，在医院里睡了四个月了。
潘虹：睡了四个月了。
罗丹：五六月份您回四川去？
巴金：五六月份不行哪。下半年，下半年再说。
林默予：您离开四川很多年了？
巴金：我最后一次是六一年。
罗丹：因为四川啊，重庆市委啊，对您表示特别的欢迎，希望您去看看去。
巴金：抗战期间我在重庆，这一本书都是写重庆的。
阙文：我们想通过这几个人物居住的地方，从家到正中书局，不想表现重庆的各个方面，印象反而不深，就这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方），比如说咖啡店，比如说正中书局，比如说江边，这几个地方，他每天回家来啊，出去啊，重复，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表现。因为我们主要表现人，表现人的精神面貌、人的思想情况，所以不是说重庆什么地方我都去拍。我们不想这样，你看你有没有意见？
巴金：我赞同。这个办法好。
任申：我们想他是一个底层的小部分人的生活，就不想把面涉及得太大。他们虽然说也不是最苦的人，但是他们呢，已经很苦。他们的苦呢，也是由于大的人对他们的压迫。
巴金：从他这个（家庭），会反映出来整个社会。希望你们靠自己的意思。
任申：我们主要希望有这么一个心愿，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的精神。
阙文：您的作品啊，我们看到一个“诚”字，真诚，通过您的作品——
巴金：我也是只想做点好事情，就是这样，能不能做到，也是一个问题，想是这样想的。放心吧，把我忘掉，你们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受这个拘束。
阙文：我们将来拍完了以后，我们这个样片，双片，或者说第一拷贝，拿来请你审查。
巴金：我看看，我年纪大，不大看电影了，你们这个片子啊，我看看。
阙文：那如果困难的话呢，我们搞个录像给你，转成录像，用录像机来请你看也可以。对吧？
巴金：这个可以看看的，这个（录像机）我有。
阙文：大家情绪很高，对拍你这个作品啊，大家不惜牺牲，从各路兵马都来了，就是水平低一点。
罗丹：我们是对巴老怀着敬意地拍了这个片子的。
巴金：我想你们这个样子，那实在是，都没有什么说的，我要感谢你们的好意，另一方面，我也相信，你们的这个戏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根据巴金故居馆藏录音整理，整理者：褚若千）
《寒夜》杂谈
一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小说。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
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节录自《谈〈新生〉及其他》，《巴金全集》第20卷）
二
最后可能有人要问：你这篇“回忆”里时而讲《海底梦》，时而谈《海的梦》，是不是你记错、写错了？对，我应该说明一下。《海底梦》并不是“海底下的梦”，它和《海的梦》是同样的意思，是同样的一本书。《海底梦》就是《海的梦》。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文字相当欧化，常常按照英文文法遣词造句。我当时还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部哲学著作《伦理学》。这部书引用不少相当深奥的哲学名著，我并未读过，临时找来翻阅，似懂非懂，无法译得流畅，只好学习日文本译者内山贤次的办法硬译，就是说按照外国文法一个字一个字地硬搬，结果使我的文字越来越欧化。例如一个“的”字有三种用法，用作副词写成“地”，用作形容词，写成“的”，用作所有格紧接名词我就写成“底”。我用惯了，把凡是连接两个名词的“的”都写成“底”，甚至代名词所有格，我的，你的，都写成“我底”，“你底”。《灭亡》里是这样用法，《家》里是这样用法，《海的梦》里也是这样用法，明明是关于“海”的梦，或者海上的梦，却变成了海底下的梦了。当时还有人写文章把“底”当作形容词词尾使用，记得在这之前鲁迅先生翻译《艺术论》等著作也把“底”字用作形容词词尾。我看，再像我这样使用“底”字，只能给读者带来混乱，就索性不用它了，以前用过的也逐渐改掉。重排一次改一次。《家》《春》《秋》改得最晚。《灭亡》至今未改，留着“底”字说明我过去的文风和缺点。我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编辑我的《文集》时，的确把我所有的作品修改了一遍。五十年中间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不知改了多少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因为作品并不是试卷，写错了不能修改，也不许把它改得更好一点。不少西方文学名著中都有所谓“异文”（la variant）。要分析我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当然要根据我当时的作品。反正旧版还在，研究者和批判者都可以利用。但倘使一定要把不成熟的初稿作为我每一部作品的定本，那么，今天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欣赏”我那种欧化的中文、冗长的表白、重复的叙述、没有节制的发泄感情了。说实话，我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进步的。
我说这些话，只是因为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出版的英译本《寒夜》，译者在序言里好像说过，我在解放后编《文集》，为了迎合潮流修改自己的著作，他们认为还是解放前的版本比较可靠。我说“好像”，因为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书又不在我手边，但大意不大会错，他们正是根据旧版《寒夜》翻译的。其实说这话的不仅是他们，有些美国和法国的汉学家也这样说。最近我读过一遍《寒夜》，我还记得一九六〇年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我也没有忘记一九四四、四五两年我在重庆民国路生活的情景，我增加了一些细节，只是为了把几个人物写得更完整些。譬如树生离开重庆的凌晨和丈夫在楼梯口分别，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后来她回重庆探亲，听说丈夫已经死去，又记起了楼梯口分别的情景，她痛苦地想道：“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这更能说明我心目中的曾树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同情她和我同情她的丈夫一样，甚至超过我同情她的婆母，但是我也同情那位老太太，这三个都是受了害的好人。我鞭挞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我鞭挞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不论作为作者，或者作为读者，我还是要说，我喜欢修改本，它才是我自己的作品。
（节录自《关于〈海的梦〉》，《巴金全集》第20卷）
三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节录自《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全集》第20卷）
四
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几本小说，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短篇集子的标题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长篇小说《憩园》里借一位财主的口说：“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的。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那是一九四六年年底的事了。
（节录自《关于〈还魂草〉》，《巴金全集》第20卷）
五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拼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跟我谈《寒夜》和《憩园》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说，她们了解她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说，我写的是旧中国，旧中国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们说：“我们理解，心是一样的。她们是好人啊。”这时又有一位女读者参加进来。我就带笑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紧张，因为我在小说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后来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回答：在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受欺负，受剥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们。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同读者见面的会，我虽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实际却有点像中学生接受考试，幸而读者们十分友好，没有出难题，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地过去了。我列举这几件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们不是一块铁板，他们有各人的看法，他们是“各取所需”。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谈到它。
（节录自《在尼斯》，《巴金全集》第16卷）
六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节录自《探索》，《巴金全集》第16卷）
七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
（节录自《〈靳以选集〉序》，《巴金全集》第16卷）
八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节录自《〈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全集》第17卷）
九
问：你的作品，或者应该说有法译本的三部作品里的一个重要主题，为什么是女性在旧中国社会里所受的苦难，以及她们寻求解放的斗争？《家》和《寒夜》里就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文学里几个最美好的受苦和斗争女性的形象。
答：在这方面有两个因素对我影响最大。第一是中国的传统小说，在这些巨著里，你可以看到女英雄们的非凡业绩。第二是俄国的小说，这里面女性常是积极和革命的人物。
问：《家》里被压迫的女性，不是因为缺乏照顾而死，就是自杀，而《寒夜》里的女主角却决意自立，反抗环境而放弃了一段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为什么？
答：《寒夜》里的男主角是个完全绝望了的人，他承认他的妻子找到了一种希望，虽然这也就表示她要离开他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反面的人物。《寒夜》写的是蒋介石政权的压迫，而唯一的出路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男主角的忍耐也只可到此为止——就是在胜利的时刻他就死了。《寒夜》里的男性和女性处于同等的地位：两人都是时代和制度的牺牲品，但丈夫却从来没把妻子当成物品一样看待。
（节录自《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巴金全集》第19卷）
十
问：创作《寒夜》时有没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您认为《家》和《寒夜》哪一部写得更好些？
答：《寒夜》写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那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很多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我只是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哭笑。我不能归罪他们，责任在社会。我同情他们，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是个巨大的网，他们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耗生命，直到这样的家庭毁灭。当时，虽然说抗战快胜利了，我还是看不到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希望，我感到汪文宣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定没有出路，一定要改变那样的环境。日本一个学者说这是本充满希望的书。这个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家》和《寒夜》内容不同，但都写家庭，写青年人的命运，都有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血泪，我都喜欢。
（节录自《巴金访问荟萃》，《巴金全集》第19卷）
（本文由本书编者辑录，题目为编者所拟，辑录的是作者散见在文章和谈话中的有关《寒夜》的文字）《寒夜》
- 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 “出笼”：“四人帮”时期流行的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