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村青年
隐居小山村
未来何去何从?诸葛亮面临着新的人生难题。
值得庆幸的是,叔父临终前对他们姐弟的生活已做了精心安排,在叔父的主持下,诸葛亮的两位姐姐分别完成了婚事,她们所嫁的对象,都是赫赫有名的家族。当时的荆州有七大家族,分别是蒯氏、蔡氏、庞氏、黄氏、马氏、习氏和杨氏,这7个家族是刘表占有并稳定荆州所依赖的主要对象。诸葛玄为两位侄女挑选的婆家,都是七大家族成员。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祺。蒯祺出身于襄阳附近中卢县蒯氏家族,有个说法是,蒯祺与蒯越是兄弟关系,但正史没有明确记载。刘表占有荆州,蒯越出力最大,蒯家成员多在刘表手下任职,至刘表死时,蒯祺任房陵郡太守。蒯越在洛阳与刘表是挚友,诸葛玄也是在洛阳结识的刘表,也可能诸葛玄与蒯越也相识,诸葛亮大姐这门亲事,就是诸葛玄撮合下完成的。
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山民,庞山民出身于襄阳本地的庞家,其父是荆州名士庞德公。东汉时习惯以单字为名,这大概是王莽改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山民”疑似诸葛亮这位二姐夫的字,其名为何不详,庞山民后来到曹魏为官。
这两桩婚事办完,诸葛玄心里的石头算是放了下来。诸葛玄自己有没有子女史书没有记载,但他生前最挂念的大概还是诸葛亮姐弟的生活。
接下来,17岁的诸葛亮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他可以和弟弟依附两个姐姐生活,以两位姐夫随便哪一家的实力,他们的生活肯定都不会差;也可以利用两位姐夫家的影响力到刘表手下谋一份职,诸葛亮已经17岁,是可以出来做事的年龄了。经过认真思考,诸葛亮做出了决定,他既没有随姐姐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也没有到刘表手下谋一份差事,他决定继续求学。
襄阳城南当时有一所学业堂,据考证其遗址在今襄阳南湖宾馆一带,在当时这里北靠城墙,南面是西南诸峰,山、水、城相围绕,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诸葛亮随叔父来到襄阳,便在学业堂读书。不过,叔父去世后诸葛亮决定从襄阳城搬出去,另寻一处住所。诸葛亮心中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处幽静的所在,山清水秀,不被外人打扰,以便于读书学习,最好还有田地可以耕种,以便在读书之余参加劳动,既自食其力,又锻炼身体和心智。
这个地方还要离襄阳城不能太远,虽然不必天天再到学业堂去学习,但那里集中了最好的老师,诸葛亮一定想随时去那里向先生们请教。按照这些条件,诸葛亮终于在荆州城西北20里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此地叫隆中。
隆中,现在的名气很大,但在当时这只是一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隆中所在的山名为万山,山不高,岗峦起伏,其间风景优美,四季松柏常青,鸟语花香,水声潺潺,周边山形环绕,势若盘龙,登临高处,可以远眺汉水,在这里读书耕种,是再好不过了。
在当时这里还有点偏僻,襄阳城里的权贵或大户人家,习惯把别墅盖到城南顺着汉水往宜城的方向,那里被称为“冠盖里”,这襄阳以西的偏僻山村,平时人烟比较稀少,但这正是诸葛亮所需要的,他不想到冠盖里那种地方凑热闹,他喜欢这里的安静。于是,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二人来到隆中,在这里修建了一处简单的草庐,整理出10多亩耕地,住了下来。
因为诸葛亮曾在这里隐居、学习,隆中于是在后世得以闻名,其具体位置,在今天湖北省襄阳市以西的众山拱卫中,是襄阳市下属的襄城、南漳、谷城等区县交界之地。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此地并不是诸葛亮躬耕之所,诸葛亮真正躬耕的地方是南阳的卧龙岗。西晋永兴年间(304-306),镇南将军刘弘来此凭吊诸葛亮故宅,命参军李兴作《祭诸葛丞相文》,此时距离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仅70年。东晋升平五年(361),荆州刺史别驾、历史学家习凿齿来隆中,撰写《诸葛武侯故宅铭》,习凿齿看到隆中已建有纪念诸葛亮的祠堂,此时距离诸葛亮去世不过120多年。当时的人们肯定不会搞错诸葛亮定居之所,隆中是诸葛亮隐居之地确凿无疑。
但是,大约从元代开始有人认为诸葛亮隐居之地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争论随之而来,坚持此说者,最大的依据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一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其实,《出师表》的“南阳”与今天的南阳市是两个概念,汉末三国没有南阳城、南阳县,只有南阳郡,地位介于今天的省与市之间,属荆州刺史部,与襄阳所在的南郡相邻。今天的南阳市,那时是南阳郡的郡治宛县,假定诸葛亮不是在隆中隐居的,他有没有可能在宛县隐居呢?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首先,宛县当时长期在曹操占领之下,曹操与刘表是敌对关系,诸葛亮不可能一个人跑到“敌占区”去生活。刘表当初是董卓派到荆州当刺史的,他去荆州的时候南阳郡太守是张咨,属关东联军阵营,宛县一带还有袁术,刘表尽管在荆州其他各地动作挺快,很快占领了不少地方,但南阳郡的宛县及其以北地区刘表从未占据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刘表去世。
袁术后来转战寿春,宛县周边又被凉州军旧部张绣所占,曹操那时已主持迁都于许县,许县离宛县太近,曹操为此多次南征张绣,费了很大代价也未能将其占领,官渡之战前夕张绣在贾诩劝说下投降曹操,包括宛县在内的南阳郡大部始归曹操所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曹魏政权结束。
官渡之战后刘表收留了刘备,让刘备屯兵于新野,此地在宛县之南,是刘表北面的前线地带,刘备与曹操之间多次交手,刘表、刘备与曹操属敌对关系,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是为投刘表才来的荆州,宛县相当于“敌占区”,诸葛亮放着好好的襄阳不待,一个人跑到几百里外的宛县定居,是匪夷所思的。
其次,诸葛亮在荆州期间有一些社会活动,也有老师、同学和亲戚,他们都生活在襄阳一带。诸葛亮在荆州期间社会关系十分广泛,老师有庞德公、司马徽等,同学有庞统、向朗、尹默等,亲戚有庞山民、蒯祺等,好友有马良、崔州平、孟建、徐庶等,诸葛亮与他们的交往史书均有记载,这些后面还将讲到。
上述这些人,均生活在襄阳附近,如庞德公,《襄阳记》说:“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司马徽居于何处《襄阳记》未作详载,但《襄阳记》说司马徽可以经常到庞德公家里造访,每次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与庞家人很熟,说明他的居所也在襄阳附近。在《水经注》里有一段记载:“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根据这段记载,庞德公、庞统、司马徽的住所都在襄阳周边,且相距不远。《襄阳记》说诸葛亮经常去庞德公家,如果诸葛亮定居在宛县,不仅无法经常向司马徽求教,也无法经常到庞德公家拜访。
最后,都知道刘备后来3次求访于诸葛亮,如果诸葛亮定居的地点在宛县,刘备“三顾茅庐”是无法做到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不仅说“躬耕于南阳”,还说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个“草庐”如果在宛县的话,刘备别说“三顾”了,能顺利地去上一次都不大可能。
如上所述,宛县一直是曹操的占领区,这种状况自赤壁之战前夕一直到曹魏政权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从未改变。刘备官渡之战后才投奔的刘表,一到荆州就被刘表派去抵挡曹操,刘备与曹操之间有过交手,双方是公开的敌对关系。刘备一开始驻扎在新野,后移驻到与襄阳一水之隔的樊城,无论新野还是樊城,距宛县都很远,刘备即使听说宛县有个诸葛亮,他也不敢前去拜访。
以上所述的3个理由,随便哪一个成立都可以否定南阳“卧龙岗”的真实性。既然如此,南阳“卧龙岗”话题为何还这么热呢?
隆中距襄阳城西门20里,这里指的是史书中所载汉代的“里”,为了与史书记载保持一致,本书凡涉及以“里”为单位计量距离的,均同此。汉代1里约合现今0.35公里,20里相当于7公里。现在,从北京西二环的复兴门出发,向西7公里大约是万寿路,刚到西四环,坐地铁5站,打车20元。所以,充其量隆中就是襄阳城的西郊。然而在当时,隆中却不隶属襄阳管辖,甚至也不属襄阳所在的南郡,它属于南阳郡的邓县。
襄阳城北,沿着古城墙是流经此地的汉水,古称沔水。汉水流过襄阳,突然掉头向南,在其拐弯处,有一条叫淯水的河流与其交汇。今天邓县称邓州,归河南省,襄阳归湖北省,邓州与襄阳两地相距70余公里,合汉代200里。而在汉末,邓县与襄阳的距离非常近,其县治与襄阳隔汉水一河。《元和郡县志》载古谚曰:“襄阳无西。”说的是襄阳往西几乎没有边界,一出城就到了邓县的地盘。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襄阳城西北20里处,是邓县的管辖范围,也就是南阳郡的地界。
如上所述,南阳郡虽然也属于荆州,可该郡的大部分地区未被刘表控制过。诸葛亮开始隐居荆州是在汉献帝建安二年(197),此时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张绣控制之下。当然,张绣的势力范围并未到达襄阳城下,靠近襄阳城的地区,包括汉水对面的重镇樊城,以及邓县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刘表手中。
隆中是“南阳郡的”没错,但说它是“南阳”就不够准确,毕竟它离襄阳不远,而离南阳郡的郡治宛县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市却远得很。这样说就明白了: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是泛指,指的是南阳郡而非南阳城。
但是,仍然有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既然说“躬耕于南阳”,就是南阳城,而非襄阳城,这就是所谓的襄阳、南阳之争。大约在元代之前,这个争论性话题其实还不存在,宋代时苏轼曾来隆中拜访,写下一首题为《隆中》的诗:“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到了元代,南阳修诸葛书院和武侯祠,一个叫程钜夫的人代皇帝撰写了《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提出诸葛亮躬耕地应该在南阳城,康孔高首修《南阳府志》,把这块碑记收录其中,明确说道:“南阳城西七里,有冈阜隆然,隐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康孔高也是个学者,所以他谨慎地用了“相传”两个字。
然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突然来了兴致,以皇帝的名义正式确定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躬耕地,刻碑云:“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也。”皇帝发话,争论暂休,“南阳说”影响力逐渐大起来。清代以后,两派学者又经过不断考证,发现的线索越来越多,事情越扯越复杂,两派互不相让,争论至今。
皇帝的话即便是“金口玉言”也不能用在学术上,判断诸葛亮躬耕之地在哪里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只要理性地分析当时的局势和诸葛亮的生活状况,相信一般人都不难判断出哪个才是正确的。
求学有鸿儒
唐代,有一位刘汉宗室后裔,因参与政治革新得罪权贵,被贬到安徽和州县当一名通判。按当时制度规定,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住宅标准是三间三厢,可知县见他被贬失势就有意刁难,安排他住到城南,他毫无怨言,反而很高兴。
知县很生气,吩咐衙役把他的住处搬到城北,面积减少一半,此人仍不计较,整天过得怡然自得。知县更生气了,又命人把他搬到城里,只给一间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房间。此人终于忍不住,写了一篇名叫《陋室铭》的文章,请人刻碑立于门前。
这个人叫刘禹锡,当他提笔写这篇文章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五百年前襄阳城西的隆中,想到的是诸葛亮和他的草庐。他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刘禹锡有没有来过隆中,不得而知。即使他没来过,这种种场景,也特别契合诸葛亮当年隐居隆中的生活状态。徜徉田园,躬耕自足,读书弹琴,悠然自得。这是一种典型的隐居生活,汉末时节隐而不仕也是士人的一种风尚,得时则行,不得时则退而息意,面对社会动荡和人身无法保全,一部分士人自动地退居山林,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是,诸葛亮显然不是一名纯粹的隐士,他也无意于成为隐士,他来隆中只是看中了这里幽静的环境,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诸葛亮没有用这个小环境来封闭自己,相反,在躬耕于隆中的这段时间,他积极与外界沟通,随时掌握外部世界的变化,广泛地拜师交友就是他居住隆中这10年间所做的主要事情。
当时的荆州,可以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刘表本人又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兴建学校,援引名师,博求儒术,培养人才。当时京城洛阳残败,太学被废,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学业堂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学府,吸引了各方有志青年前来求学。当时的著名学者有宋忠、庞德公、颍容等人,他们多年致力于延续文化和学术,形成了一个有名的荆州学派,一心致力于求学的诸葛亮,哪能放弃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但是,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毫无知名度,要接近这些学者也不那么容易,诸葛亮首先得到了贵人的帮助。高人开悟,贵人相助,通常是快速成长的捷径。
这个贵人名叫庞德公,诸葛亮二姐夫庞山民的父亲,论起来他们有亲戚关系。《后汉书》有庞德公的传记,说他是襄阳人,家住襄阳城南的岘山一带,从未到城中居住。由于他是本地知名的学者,刘表多次请他出来做事,他都没答应。
庞德公不出来做官,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庞德公曾经说:“鸿鹄筑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龟筑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趋舍行止不过是人的巢穴罢了,应该各得其栖宿。”刘表不死心,亲自去请,庞德公正与夫人耕田,见到刘表来了,就停下耕作,站于垄上,而他的妻子继续耕耘。刘表指着庞德公的妻子说:“先生苦居畎亩不肯官禄,拿什么东西留给后世子孙?”庞德公答道:“世人留给子孙的是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毛病,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安居乐业的生活,怎能说没留,只是所留不同罢了。”刘表只得叹息而去。
诸葛亮仰慕庞德公的学问和人品,经常借着探望二姐的机会到庞家。据《襄阳记》记载,诸葛亮每次到庞家,都要去拜见庞德公,对庞德公十分尊敬,每次都行大拜之礼(独拜床下)。庞德公逐渐对这个晚辈产生了好感,通过交谈,他发现诸葛亮不仅天资聪慧,而且身上有难能可贵的个人品质,他志存高远,又踏实勤奋。
经过庞德公的介绍,诸葛亮又拜著名学者司马徽为师,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司马徽字德操,中原地区的颍川郡人,避难来到荆州。他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与庞德公志趣相投,二人关系很好,庞德公称其为“水镜先生”。《襄阳记》记载,司马徽比庞德公小10岁,称之为兄。一次,司马徽去看庞德公,恰巧庞德公到汉水对面为先人扫墓去了,司马徽径直来到内室,叫来庞德公的妻子、儿女,告诉他们:“徐庶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找我和兄长交谈,你们准备准备。”庞德公的妻子和儿女们一个个跟司马徽见礼(皆罗列拜于堂下),之后奔走忙碌,准备饭菜。庞德公回家,还跑到司马徽跟前问候,闹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了(不知何者是客也)。
司马徽终生未仕,所以史籍对他的记载有限,似乎没有太大的知名度。但在当时,司马徽的名气很大,早在中原时他就已经很知名。据《世说新语》记载,有人慕名前来请司马徽,被他坚拒,有人想让司马徽帮忙出谋划策,司马徽一律说“好”“好”,这也好那也好,妻子忍不住说他:“人家问你事,你怎么一律都说好呢?”司马徽答道:“你这样说,也很好!(如卿之言,亦大好)”这就是“好好先生”这个典故的由来。司马徽这个“好好先生”其实不是糊涂,而是装糊涂,他和庞德公一样,都不愿意介入世事纷争。
后来被诸葛亮十分器重的向朗,《三国志》说他自小就拜司马徽为师(少年事师于司马徽门下)。向朗的知名度不大,但向朗有个侄子,就是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提到的那个“将军向宠”,是蜀汉后期的高级将领,诸葛亮对他很信任,告诉后主自己出征在外,军营里的事无论大事小情,都可以问向朗(营中之事,悉以咨之)。还有曾经在诸葛亮手下担任过军谋祭酒的学者尹默,也曾经拜司马徽为师,学习古文经学(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
综合这些来看,与本地大族庞德公在家躬耕闲居不同,司马徽在襄阳避难期间主要以开馆授徒为业。当时朝廷和州郡办的学校是官学,一些学者开馆授徒称为私学,汉末时节,随着今文经学的兴盛,私学也得到大力发展,卢植在北方开私学,教出公孙瓒、刘备两个著名的学生,当时办私学最有名气的是郑玄,他的学生中不少都很有名,如崔琰、国渊、郗虑、刘琰以及长期追随刘备的孙乾等。
庞德公向司马徽推荐诸葛亮,一来是敬佩司马徽的学识,二来缘于司马徽办有私学,诸葛亮除在学业堂学习外,还可以在司马徽的私学里得到系统性的学习。
往来无白丁
有庞德公的指点,加上司马徽的进一步教导,诸葛亮的学业进步很快,由于没有官学程式化的教育束缚,诸葛亮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都很灵活,除当时读书人必不可少的经学之外,诸葛亮还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其中对于法家和兵家的著作更是格外留心。《三国志》记载,诸葛亮读书的方法也与众不同,别人读书务求精通、熟练,而诸葛亮只注重大的方面(独观其大略)。
诸葛亮显然不希望自己刻苦读书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他读书为的是积累和思考。后人视诸葛亮为奇才,对他的成长过程十分好奇,对他读了哪些书、研究了哪些学问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年代久远,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无法具体考证,但可以推测的是,如果没有隆中这10年的积累,没有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没有广泛的涉猎和科学的读书方法,诸葛亮也无法取得后来的成就。
另一方面,诸葛亮虽然隐居在隆中,但他与外界的交往也一直十分频繁,平时除了能得到名师的指点,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庞德公不仅向司马徽推荐了诸葛亮,还推荐自己侄子庞统一块去学习。庞统字士元,生年不详,年龄应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庞统小时候为人朴实,看上去并不聪明。庞统去拜见司马徽时,司马徽正好爬到一株桑树上采桑,庞统就坐在树下,二人树上树下随意交谈,谈了一阵,司马徽觉得他很不简单,一口气竟然谈到天黑,司马徽对庞统大为惊异,说荆州士子没有人可以与庞统相比(南州士之冠冕)。大家认为司马徽不仅学问大,而且善于知人,他对庞统的评价一传出,庞统逐渐被世人所知。
世人把诸葛亮比为“卧龙”,把庞统比为“凤雏”,他们二人都是庞德公的亲属,也都是司马徽的学生,自然相识相熟。关于他们二人的交往,史书没有进一步记载,只能推测。从后来二人的关系以及所走的道路来看,他们在这一阶段应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向朗、尹默和庞统这些同学,史书上还明确记载了诸葛亮这一时期交往的几个挚友,分别是崔州平、石韬、孟建、徐庶。
崔州平不是荆州本地人,他是博陵郡人,博陵郡属冀州,在今河北省一带。崔州平的名字不详,“州平”应该是他的字,唐代有一本史书,上面说他叫崔均,但也有人认为崔均当过西河太守,而崔州平没有仕宦的记载,崔均是崔州平的哥哥。崔州平的父亲非常有名,叫崔烈,当过汉朝的太尉,凉州军阀挟持天子于长安,崔烈滞留于此。大约在崔州平认识诸葛亮之前不久,崔烈死于乱兵,崔州平到荆州定居,可能也是避难。石韬字广元,颍川郡人;孟建字公威,汝南郡人。他们两个北方人来荆州,也是为了避难。
上文这几个人中,前面司马徽提到过的那个徐庶的知名度最高。徐庶字元直,颍川郡长社人,本名徐福,爱击剑,尚侠义,替人鸣不平,杀人后改名徐庶外逃。此后弃刀剑,寻名师,刻苦学习,成为一代名士。
诸葛亮与这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结伴拜师求学。从《襄阳记》的记载看,徐庶与司马徽、庞德公的关系十分密切。诸葛亮和徐庶等人都是客居荆州的外地人,他们很有才华,也有一定的志向,诸葛亮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交往、切磋,是他学业精进必不可少的部分。
诸葛亮求学的对象主要是庞德公、司马徽,但可以想象,对于这些好学的青年,除了这几位名师,必定会抓住一切机会向其他名师请教。《魏略》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所谓“游学”,就是走出去求学,在读万卷书之余还要行万里路,没有固定目标,没有教条束缚,兴之所至,足之所履,广泛汲取学问营养。而荆州丰厚的文化氛围和名师云集的环境,也为他们的游学提供了条件。
襄阳之南是岘山,根据史料记载,庞德公即居住于此山。岘山风景优美,尤其是沿汉水两岸,风光更是旖旎而秀丽。
出襄阳城,沿汉水向南,一直到宜城这一百多里的一段,是汉末名士聚集之所。据《荆州记》记载,岘山到宜城,依山傍水,到处是名士和权贵修建的别墅,一个个修得很漂亮,绵延不绝(雕墙峻宇,阁阖添列)。最多时,其中住的担任过九卿、刺史一级二千石的高官就有数十家。人们路过这里,看到朱轩軿辉、华盖连延,掩饰于山峦之下,无不由衷赞叹。西晋史学家习凿齿曾在此为官,他著《襄阳耆旧记》对此也进行了记录,据他详细考证,汉末这里曾同时住着4位郡太守、7位都尉、2位卿、2位侍中、1位黄门、3位尚书、6位刺史,这些大都是“省部级”高官,人数多达25人。
中原战火连天,生灵涂炭,那时的人们,无论你曾经是高官显贵还是富可敌国,在战乱中,朝夕之间生命都可能不保。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随着大批避难的人来到荆州,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在汉水两岸修建了豪华住宅,过起了悠闲且富足的生活。
这似乎与大家印象中避难的场景有所不同,但这是在史料中有据可查的事实。《荆州记》还记载,能在这一带修建起别墅的富贵之家,生活很奢华。南阳郡有一种菊水,其源头满地芳菊,此菊很特别,花枝短,花朵大,食之甘美,边上的水也都很甘馨。生活在这里的30余家,没有井,平时即饮此水,高寿者能活到120多岁,中寿的也100多岁,活到70岁就算是夭折了。王粲的爷爷王畅、袁绍的叔父袁隗等担任过南阳令,天下太平之时,县里不忘每月送30石水到京师,做饭、洗澡都用这种水(饮食澡浴悉用之)。京师那边现在没法送了,离该地更近的襄阳郡冠盖里,成为这种水最大的消费者。《襄阳耆旧传》也有记载,这一段的汉水里出产一种鳊鱼,头项短粗,弓背,身体扁平而宽,鳞细而银白,味道极其鲜美,但产量有限,官府便禁人采捕,以槎断水,捕上来的鱼供少数权贵们享用,人们称之为“槎头鳊”。
喝着菊花水,吃着槎头鳊,没有战火,不担心杀戮,住在豪华别墅里,悠然自在地生活着,令很多人趋之若鹜。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既是高官也是学者。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在此时期由中原一带前来避难的北方知名学者,包括王粲、和洽、杜袭、赵俨、裴潜、韩暨、司马芝、繁钦、梁鹄、傅巽、邯郸淳等人,他们的研究专长,不仅涉及传统经学和儒术,还有诗赋、艺术,其中当时天下最知名、最顶尖的书法家、音乐家都在其中。当然,这些人是否集中居住于冠盖里已无法考证,但这冠盖云集之处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们除了观山看景,也读书调琴、聚谈雅集,使汉水两岸成为百里文化走廊。
诸葛亮把家没有安在岘山以南的这个走廊地带,不是没有这个物质能力,而是他更喜欢安静,不愿凑这个热闹。但是,如果他想游学访名师,此处无疑是必去之所,何况他的老师庞德公也住在这里。
入蜀后诸葛亮手下有一个人叫习祯,曾在蜀汉任太守,虽然事迹较少,但《襄阳记》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才能虽然不如庞统,但在马良之上(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习祯的先祖习郁,称臣于光武帝刘秀,被刘秀封为襄阳侯。据《襄阳记》记载,习家就住在襄阳城南至宜城之间的冠盖里一带,家里有一处很大的鱼池,是习郁效仿范蠡养鱼所筑,池边有高堤,种有竹子及长楸、芙蓉等,是名士们饮宴的佳处。习祯的妹妹嫁给了庞统的弟弟庞林,庞统是诸葛亮二姐夫庞山民的从兄弟,论起来习祯跟诸葛亮还带点转弯的亲戚关系。
前面提到荆州有七大家族,分别是蒯氏、蔡氏、庞氏、黄氏、马氏、习氏、杨氏。蒯氏、庞氏已做过介绍,诸葛亮与他们都有亲戚关系。黄家的代表人物是黄承彦,诸葛亮娶的妻子就是他的女儿,这件事后面将述及。诸葛亮与蔡氏虽然没有直接亲戚关系,但由于岳父黄承彦又是蔡家的女婿,所以诸葛亮与他们也有间接关系。习氏家族里的习祯,刚刚说过,剩下马氏和杨氏,诸葛亮和他们也有交往。
襄阳一带有句民谣:“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是说马家有五个俊才,他们的字里都有一个“常”字,其中眉宇间有一撮白毛的那个最优秀,此人叫马良。马良字季常,比诸葛亮小几岁,和习祯一样,也是宜城人,出身于大族,他与诸葛亮很早便相识,诸葛亮曾在信中称他为“尊兄”。“尊兄”常用来称呼同辈中比自己年长者,裴松之由此推断,马良可能与诸葛亮结拜为兄弟,或者有某种亲戚关系(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马良有个弟弟叫马谡,也是“马氏五常”之一,就是后来被诸葛亮挥泪斩掉的那个。
杨氏家族至少有两位与诸葛亮有关,一个叫杨颙,一个叫杨仪,入蜀后他们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诸葛亮当丞相时,杨颙当过他的主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杨仪更有才华,诸葛亮一度想把他当接班人进行培养。
深居于隆中的诸葛亮,眼界一点儿都不闭塞,他可以经常向庞德公、司马徽两位名师求教,平时与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等挚友聚会切磋,或者到岘山一带拜师求学,平时还可能与庞统、庞林、马良、习祯、杨颙、杨仪、向朗、尹默等一批本地才俊有广泛联系。正是因为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开放的学习方式,加上诸葛亮过人的天赋,才最终成就了诸葛亮的丰厚学识和过人眼界。而良好又广泛的人脉关系,也助力了诸葛亮日后事业的腾飞。
以上大致是诸葛亮的成才之路,虽然生于乱世之中,又连遭家庭变故,但命运总算还是青睐和眷顾着这个有志的年轻人,给了他隆中如此安静优美的读书场所,也给了他庞德公、司马徽这样的名师指点,还有一帮志趣相投、出类拔萃的俊才相互砥砺。
何谓天才?有人用智商来衡量。智商80到120之间叫作正常,达到130叫作超常,超过140叫天才。如果这样,天才就太简单了。成为天才靠的不仅是遗传基因,现代一般认为,除了遗传基因外,成就一个天才至少还包括个人努力、社会需求和偶然机遇促成这三大要素。
在遗传方面,诸葛亮生于虽不显赫却也传承有序的家族,有着祖先留下的良好生理基因和文化传统,从小就润泽在齐鲁文化的丰厚土壤中,让他具备了成为天才的良好基础。
在个人努力方面,时局的动荡、家庭的不幸,让诸葛亮比同龄人更显得成熟,战乱和流离失所增添了他的阅历,生活的不幸锻炼了他的坚强,他知道抓紧时间积累和充实自己。更为难得的是,在纷乱的世事中,他竟然获得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心无旁骛、如饥似渴地学习。
众多因素集合在一起,加在了诸葛亮身上,是诸葛亮的幸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日积月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自17岁来到隆中算起,诸葛亮在此隐居学习长达10年。
十年磨一剑,剑出寒光闪!
十年面一壁,何壁不能破?
拜师传奇
然而,只是这样剖析诸葛亮的成才之路,大家似乎还觉得不够,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诸葛亮不仅是人才、天才,还是奇才。
在后世人眼里,诸葛亮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那个时代,他不仅是张良、萧何一类的顶级智囊,也是孙膑、吴起一类的顶级军事家。纵然隐居苦读,纵然天赋异禀,没有特殊的机缘和高人指点,那些奇谋妙思也不会无端产生。
这些疑问并非没有道理。细想一下,庞德公和司马徽虽然是知名的学者,但专长仍然是传统的经学儒术等学问,即使他们思想比较开通、视野较一般儒士开阔,也不过是多一些杂家著作和易学等并非显学的领域,诸葛亮所擅长的兵家以及传说中的道家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家熟知张良圯上拜师的故事。圯就是桥,说张良曾游于下邳某桥上,遇一老父走到张良跟前,故意把鞋掉到桥下,对张良说:“小子,到下面把我的鞋拿上来(孺子下取履)!”张良始愕然,想揍他,但看他年老,就忍着到下面把鞋取上来,并跪着给老者穿上。老者很满意,约张良五日后相见。五日后,张良如约而来,老者给了张良一部《太公兵法》,张良经常习读,最终成就了人生的传奇。
这绝不是民间故事,而是记录在《汉书》里,老者名叫黄石公,《史记》《高士传》对他也都有记载,他是秦末汉初五大隐士之一。在他的点拨下,张良得以开悟,学识智谋与日俱增。
在人们心中分量重于张良的诸葛亮,有没有这样一位高人的开悟和点拨呢?元代出了一部书,叫《仙鉴》,其中有一篇《诸葛亮拜师》,应和了人们这方面的猜测。据《仙鉴》记载,司马徽对诸葛亮说:“以你的才华,现在应访名师,进一步增长学问,汝南灵山酆玖熟谙韬略,我曾路过那里向他请教,感到他的学识深不可测,你可以去他那里求教。”司马徽亲自带诸葛亮前往灵山,拜酆玖为师。
诸葛亮来到灵山整整一年,酆玖也不教他(居期年,不教),诸葛亮并不着急,对老师十分恭敬。酆玖经过长时间观察,发现诸葛亮可教,于是拿出3部书让诸葛亮研读,分别是《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和《孤虚相旺》。酆玖告诉诸葛亮,精读此3部书100日,之后向他汇报读书心得。诸葛亮认真研读,百日之后向老师汇报,酆玖认为诸葛亮已掌握了这些著作的精髓(审所学皆能致其奥妙)。
现在称“灵山”的地方不下20处,河北一省就有五六处,河南也有四五处,如果酆玖真的隐居于灵山,此地有可能在河南宜阳,当然这只是推测。酆玖其人在传说中很有神通,而正史却缺少记载,诸葛亮是否真的拜他为师,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真有这样一位高人,诸葛亮向他拜师求学,尤其学习一些兵法,倒也不是不可能。
《仙鉴》还记载,酆玖不仅自己教授了诸葛亮,还向他引荐了另一位高人武当山北极教主,使得这个故事更加传奇。
酆玖认为,诸葛亮已研习了兵法,但还欠缺变化(不喻神通),终究还显不足。南郡管辖下的武当山里有一位北极教主精于此道,于是亲自带着诸葛亮来到武当山,再拜北极教主为师。可是,诸葛亮到了这里,每天的任务只是担柴挑水,除此之外就是上山采一种叫黄精的东西。黄精是一种中药,俗称老虎姜、鸡头参,可补气养阴,现代人常用来治疗糖尿病。
诸葛亮不知道采了多少黄精,北极教主才开始教他,教授的主要内容是道术。诸葛亮精通儒、法,深得兵家精髓,同时也精于易、道,这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可以得到证明。道术也许源于他的兴趣和自学,也许果真得到过某些高人的指点。《仙鉴》说,诸葛亮学成回到襄阳,再与司马徽交谈,司马徽大吃一惊,改容道:“你已经达到最高水平了(真第一流也)!”
武当山汉代归武当县管辖,属南阳郡,由襄阳沿汉水向上便到,距隆中不到一百公里。“武当”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汉末时节也的确聚集了一批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士。但是,在诸葛亮时代武当山里有没有一位“北极教主”,这一点已很难考证。《仙鉴》把诸葛亮归为“武当弟子”,更多地是想借重诸葛亮的名望罢了。
不过,在诸葛亮襄阳的10年研读、游学期间,如果听说哪里有像酆玖、北极教主那样的奇人,他一定会心驰神往地前去拜师求学的。对诸葛亮来说,最广泛地吸取知识的营养,从各方面锻炼和增长自己的学识和见地,是他这一阶段唯一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