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卫生所
结业回到大队，我才十六岁。由于我家庭出身好，又刚刚上过学，算是“科班”出身，大队就让我当了卫生所长。我们所需要管辖方圆十多公里的地域，二十二个自然村，三千二百多人。
当时卫生所一共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坏分子：一个是地主分子，五十二岁，一个是反革命家属，五十二岁，还有一个是县卫生局下放管制的“右派”，四十六岁。就我和会计出身好。
开始，卫生所安置在付家湾，是借用一套民宅。我发现房子不适用，村民看病还不方便，就建议把卫生所和大队中心小学建在一起。于是，二十个生产队按人头分摊建房物资和费用，很快就建起了十间房，既实用又方便。
卫生所实行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五分钱。为了节约开支，少用西药、多用中草药，我就分批带着各小队抽来的人，到深山老林里采捡中草药，还用鱼腥草、柴胡等试制出了针剂和药丸。后来，我自己还学会了部分兽医、禽医技术。老百姓家里人病了要找我，牛、猪、鸡、鸭生病了也找上门来，我们也都出诊治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睡在卫生所，几乎天天都有夜诊，只要有人在外面敲窗户，紧接着喊“陶医生……”我就马上穿衣下床，随来人出诊。连大年初一也是背着药箱，奔走在田埂上，山谷中。一年下来，公社和县里都把我们卫生所树为典型。
在卫生所，我订了《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三份报纸，有人说我是神经病，还在做美梦，我根本不管这些闲言碎语！我有我的想法，一个是当学习资料，二个是了解国内外大事。第一份能知省情，第二份能知国情，第三份能了解世界。所以，每天不论出诊多晚、身体多累，我都要把这三张报纸上的文章全部读完，然后把旧报纸拿去包中药，一举多得。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离开了“赤脚医生”这个心爱的岗位，离开了大别山的沟沟壑壑！
那是一九七〇年秋天，我在卫生所干了不到两年，一天下午在出诊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双手捂着肚子，弓着腰，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滴。我一看就意识到他病得不轻，就扶着他一步一步到了卫生所。
经过诊断，他可能是胆结石发作，我就给他喝了自制的排毒消炎水，扶他在床上躺下。过了两个多小时，他的疼痛缓解了，就开始和我聊家常。他是湖北省物资厅金属公司的干部，名叫黄深，广东高鹤人，转业军人，这次到大悟县招工，招工对象是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退伍军人。
他说：“我看你小伙子不错，今天帮了我大忙，只要你把大队工作做通了，肯定放你，公社以上的工作由我去做，我想办法把你带走！”我听了他的话激动不已，心想终于盼到了出头之日，可以跳出“农门”，到省城大武汉去工作了。
我当天就去找大队干部，一个书记经不住我死磨硬缠，终于同意了。可两个副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书记只好说，晚上开全体生产队长会议决定。
那天晚上，我哭着一个队长、一个队长地恳求。他们说我们都离不开小陶医生，但有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能耽误了他的前途。医生可以再培养，可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还是让他走吧。
我听到乡亲们的这番话，扑通跪在地上给伯伯和叔叔们磕头，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
乡亲们像大山一样包容我，如慈母一样呵护我，为了我的前途，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让我更加懂得了善良淳朴的人间真情！这份亲情血浓于水，大爱铭记于心！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珍藏着这段宝贵的感情。这一切，都是激励我坚毅向前的巨大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