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童年

我懂得熬的滋味。知识改变人生,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孕育成败。对我来说,身处苦境、逆境和绝境,能使人醒悟、坚毅和成熟。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伴随我在人生征途上艰难跋涉的,是苦学、苦干、苦忍。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熬”!

我是“熬”过来的。我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三里镇黎家湾村,大悟县地处大别山区,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读书、干农活、当乡村医生。

那些年,我亲身经历了农民的疾苦。正是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垫底,对未来遇到的任何坎坷和磨难,我都能过得去、扛得起、忍得住、背得动了。

小时候,我非常渴望读书。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再也无书可读了。

在小学的六年里,我先后转了陶家湾、汪家畈、四里庙、三里城4个地方上学。读书的七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饥寒交迫。

读小学四年级时,我家离学校有三四里路,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我常常只吃早、晚两餐,中饭有时带点食物,有时就饿着,实在撑不住了就喝冷水。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是在离家二十多里的大新镇,每隔一星期回家拿米和菜到学校。家里人多口粮少,母亲就给我装一升米,大概四斤,再给一毛钱的菜金。那一毛钱,是用来买豆瓣酱当菜吃的,这就是我一星期的伙食。

有时候,时间才过一半就吃光了,就去附近生产队的田地里弄点稻子、麦子,搓掉壳子用凉水冲进胃,或是拔出红薯、萝卜吃。或者提前到伙房掀开蒸笼,把县城的孩子或干部家庭同学的饭菜拿出来吃,说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偷”的味道。由于营养不良,我十四岁的年龄、一米七的个头,体重却只有七十五斤。第一次当兵体检,刚刚称体重就被接兵干部拉了下来。

读书的七年,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冷。我家祖孙三代八人才三间破房,家里没有地方睡觉,身为长子的我,只好每天晚上到村里邻居家借宿,冬天经常没有被子盖,从夜晚一直冻到天亮。

到三里城读书的时候,离家八里多路,冬天就穿一条单裤、一双布鞋。路上有一条河,河面有三十多米宽,水面都结成了冰,我就脱掉布鞋、卷起裤腿涉水过河,有时冰碴把腿都划破了。碰到下雨没有雨伞,只好穿上父亲干活的斗笠和棕衣。风大雨猛,等走到教室门口,全身都湿透了。老师让我把斗笠和棕衣放在过道里,等进了教室,上下牙齿还在发抖,嘴唇全冻紫了。

有一位退伍军人,送给父亲一双军用胶鞋,42码,父亲舍不得穿,让我穿。鞋大脚小,无法走路,母亲就用针和线把脚后跟缝得严严实实,才凑合着穿。这双鞋我穿了三年,又送给大弟弟。

读书七年,给我印象深刻的再就是累。

除了白天上学,早晚还要帮着家里干农活。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只能等干完农活、吃过晚饭,母亲点起煤油灯做针线活,或缝补衣服,或做鞋子,或纺线织布……我们兄弟姐妹就在这个时候凑到煤油灯旁,借助微弱的光亮做功课。有时实在太困了,头一低就撞在桌子边上,碰痛了也就清醒了许多,继续写作业。

为了交学费,星期天还要到二十多里外的山里砍柴去卖。十三岁的小孩,一天只能挑四五十斤,卖两角钱。

后来,没有书读,就回家干农活。当时,生产队安排父亲到河南信阳搞副业,类似现在的“打工”。这个名额来之不易,因为一个月下来,除了吃饭、每天交给生产队一块钱之外,自己一天还能另外分一块多钱。

因为父亲腰疼去不了,名额丢了又可惜,父母亲在家里反复商量,拿不出好办法。我看到老人焦急无奈的样子,就说老子不行儿子顶。我就去干了两次。当时,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挑土修路,一天一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少一担罚十担。

当时我十五岁,挑不动一百二十斤,充其量只能挑一百斤。相继得了感冒、疟疾,发烧不舍得花钱买药,硬是挺着,甚至非常愚昧,跳进水塘里降温,咬着牙坚持干活。不然,少干一天就少一天的收入。不少好心人看我可怜,就在收工之后帮着我多挑几担。

由于那时身体还没有发育好,习惯用一个肩膀挑担子,后来养成习惯,右肩一直比左肩低。到部队之后通过队列训练,才矫正过来。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人为的伤害。

那时候农村青年也有保送上工农兵大学、提干招工的机会,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就走了好几个。

由于我的祖辈和亲戚都是普通农民,家里又穷,既没有关系可找,又没有值钱的物品可送,虽然几次推荐了我,后来都被别人给顶了。特别是有一年,县里在我们公社招干部,一共要五个人,除了我是个男青年外,其他四个都是女青年,她们两个高小,两个初小文化。结果,这四个女青年都当了干部,有的是公社妇联主任、团委书记、有的是县广播员,唯独把我刷了下来。来招干的是县里一位局长,我去问他,他连头都不抬一下,当时真恨不得揍他一顿!

后来,湖北省中医学院到丰店区县第六中学探索大学教育试点,培训乡村医生(当时叫“赤脚医生”),分给我们大队一个名额。这时又有人给我出点子,让我快去找大队书记,否则又失去了这个机会。由于乡村医生不进城,还是拿工分的性质,大队书记扳着指头算,大概关系户都走得差不多了,他就满口同意了。我到湖北中医学院脱产学习了八个月。

记得我在武汉中医学院学中医期间,天天要花大量时间学政治,背毛主席著作,我还被推选为唯一的学习积极分子,当作先进被学校表彰。

眼看一天一天就这样混过去了,我心里很着急。中医看病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人身上的经络穴位,中药的药名赋,汤头诀、十八反、十九畏,那么多内容都要靠业余时间学,总是学政治,如何钻研业务?

多数同学私下议论,觉得不解,少数人想当典型,表面说好!课时进行一半了,学院领导、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来征求意见,培训班事先指定的几个同学,拿着准备好的稿子,有的从头到尾头都不抬一直念,有的按照题目念,大同小异,都是称赞课程安排好,又红又专,突出了政治。

他们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问还有没有同学发言,我举手站起来,说:“与我的期望值相差比较远,学政治占的时间太多了。如果我们学不到真本事,回去不能给老百姓治病救人,怎么办?比如,一个人得了急病,我们要能看岀是什么病,用什么药能治好。光读毛主席的话对病人作用是不大的。”

我说到这里,台上领导交头接耳,台下也发岀各种声音。可能他们觉得太突然了,主持人宣布“今天会议暂时结束”。

晚上,学院一把手、军管会马主任(武汉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安徽金寨县人,老红军)让我去他房间,我猜想八成是为会上的事,心里直打鼓。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门口,站在那,再也不敢迈半步!听到“进来坐”的声音,我才回过神来,跨门槛时脚不听使唤,差点绊倒。我坐了下来,首长看我的四肢还在不停地抖。

停了一会,马主任像长辈一样开腔了:“小陶,你不能在那种场合说那些话。今后要注意。”之后话锋一转,问我家里情况,学习班伙食怎么样。

过了半个多小时,马主任说:“小陶,培训内容多、时间紧,你回去学习吧。”过了个把星期,医术业务课明显多了。后来听说马主任专门组织学校开了几次会,统一了思想,修改了教学计划。

经过了八个月的学习,我结业了,回到了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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