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社会分析
一 中国人印象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人幽默、婉约、含蓄，他认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是永远镇静的。在艺术上，中国人讲究美妙，中国的音乐优美而宁静，宁静得几乎只隐约可闻。在生活上，中国人讲究合理，他们不喜欢残酷的、强有力的人，也不喜欢不婉约的热情表现。在习惯于西方的喧哗之后，最初看不出中国人所寻求的效果，但是渐渐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美丽和尊严变得明显，因此，在中国住得最久的外国人是最爱中国的人。
罗素的观察太贴切了。许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时间而同步增长的。对拉贝来说，也是如此。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也就越是理解中国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久，对中国的爱也就越深。
在多年的中国生活中，拉贝通过对中国人的仔细观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商业习惯都有了了解。他认为中国人善良、温和、礼貌、合群，对中国人身上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他都能用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也理解欣赏中国人的这些特点。他认为中国人最大的一个优点是祖先崇拜，他们重视家庭，家庭成员齐心协力，患难与共。部族和家庭是中国人统治的基础。但他又认为，随着中国政府权力的逐渐削弱，这种优势也在削弱。
父母的意志必须得到尊重，儿女的婚姻取决于父母的意愿，这点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当父母年迈不能劳动时，儿女们必须关心照料他们，谁养了许多孩子，谁就可以对未来放心，因为孩子是父母的生活保障。在北京，他亲眼看到一位老妇，因为认为儿子没有好好孝顺她，就手拉着她那儿子的辫子去找法官，头发花白的儿子乖乖地跟着母亲走。谁不尊敬父母和祖先，谁就会蒙受耻辱。
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让拉贝十分感慨，他认为这是中国凝聚力的表现，而这种为家庭牺牲的精神，有时达到极致，时常让拉贝觉得震撼，感到不可思议。
由于对父母的尊敬，对家庭的关怀，以至于可以替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去死。条件是只要杀人犯的家人向替代者的家人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给予他的父母或妻子儿女较好的生活条件，他就会心甘情愿承担起杀人犯的罪责。有关于此的证明我不能出示，但我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义和团骚乱之后，中国政府命令某一个省长，在某个确定时间内抓到一个杀害某个欧洲人的凶手，并把他绳之以法。真正的杀人犯没有找到，却处决了一个付给了钱的替代者。
有些人为此评价中国人愚昧，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拉贝的朋友K先生也曾愤愤地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义和团起义时，K先生是德国占领军的上尉，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战争结束后，他辞职在北京开了一家商店，生意做得很好。他又在青岛开店，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于是打算返回家乡养老，慢慢花掉他挣的金钱。回家之前，他来到北京打算买些珍品、稀罕之物带回家。说到做到，K先生在他的好管家、多年来忠实的中国佣人陪伴下来到了北京。K先生去了所有有名的老店，买了东西，然后他把买来的东西和一张德国亚洲银行几百美元的支票交给管家，叫他兑付支票后在银行等自己，因为K先生还想赶着去拜访一位朋友。中午12时整，K先生到了银行，被人告知，他的管家已兑付支票，拿着钱和他的珍宝溜之大吉了。开始，这位上尉先生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他忠诚善良的管家，为K先生他愿意赴汤蹈火，就这样逃走了。怎么办？送他去使馆警署！德国警察长T先生立刻赶到现场。K先生托付他说：“我的管家，立刻给我抓住那家伙，请与中国警方取得联系，我许诺奖金，请叫人搜查全城！”
“上尉先生，可以告诉我那个中国人的名字吗？”
“名字？当然！弗里茨！我从不问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我从不关心管家的家庭事务！”
警察在北京100万的居民中没有找到“弗里茨”。这令上尉很恼火。从那以后，他对中国的印象就糟糕透了。
但是，拉贝认为对中国人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人在哪个国家都有。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人性格中刚毅勇敢的一面。
义和团运动首领的死显示了中国人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女皇（即慈禧太后，作者注）送去黄丝带、鸦片球或金粉——执行了处死命令。
最近，日本人炮轰上海，从闸北人英勇抵抗的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认为外国人若想弄明白中国人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有较长一段时间呆在中国，便会对中国人产生不同的评价——温和、合群和朴实。他的看法常常与那些在这里短期逗留的同胞看法截然相反。
他的独特见解，源于他对中国人的深深同情，尤其是对下层劳动者。他们勤劳，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他甚至对中国人身上许多让外国人深恶痛绝的举动，如“回扣现象”，也表示了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善良，他富于同情心，最根本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不公正的症结。他熟谙社会底层，深知其间人们的苦难，尤其是心灵的悲惨状态。他以锐利的眼光，对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
二 回扣现象
经常有外国人与拉贝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虚伪性。许多外国人认为最最难以容忍的中国人虚伪之处就是“回扣”。拉贝总是笑着回答：不必大惊小怪。中国与“回扣”现在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倘若哪个外国人对此惊惶失措，他就没有到过中国。一个英国人在香港的某个花园里自杀，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远东跟它的虚伪见鬼去吧！”可是拉贝觉得，观察世界，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换一个立场，寻找一下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如果这样，这名英国人就不会陷入这种可悲的境况。
拉贝第一次知道“回扣”也十分震惊。中国女皇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个宦官找到拉贝，向他表明，若想做成某一笔生意，就得把账目记录比原价提高一倍。还有，那宦官的一个同行向拉贝表示，皇帝可能对鸡蛋大小的陶瓷绝缘体不感兴趣，而需要25厘米长的高压绝缘体。这东西用在了北京故宫的长廊，此后，拉贝每次参观故宫，美轮美奂的景色中，那高压绝缘体都让他难受。
拉贝震惊之余，开始去观察，这是否是普遍现象？然后他发现，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他问中国的一位买办，也是一位佛教徒，做那事时是如何跟自己的良心协调统一起来的。他得到了一个对生意人来讲唯一正确的答案：“尊敬的拉贝先生，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做生意！”目瞪口呆之后，拉贝还了解到，还有少数欧洲商人也加入了这支行列。拉贝的买办说：“这不奇怪，外国人刚到中国，原本黑白分明，后来便渐渐地入乡随俗了。”
拉贝说：“我绝对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于是我渐渐熟悉了‘回扣’这个概念，以至于只要家里的佣人把他购买的东西涨价不超过10％时，我还认为他是诚实的。当时，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事实的确如此，人们得学会让步，要不就因为气极而生黄疸肝炎。我就曾患过此病。”回到德国，听说“回扣”的柏林人无不大吃一惊，用怪怪的眼光看着他，拉贝也只好忍受这种目光。拉贝认为，一个许多年都生活在遥远东方的德国人观察世界时，必须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问题，外面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他不可能不受到全面彻底的影响。人们不得不容忍远东的这种虚伪性。对此，拉贝有自己的见解：
你需要一些幽默，你要学会容忍，学会控制自我，以使自己认识到：你是你，远东的虚伪、“回扣”与你毫不相关。尽管你不能总是赞同你看到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不顺眼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你可以作出一个好榜样来啊！重要的是，你可以保持你的冷静，做到问心无愧，对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客观要求，也可闭上双眼！当人们看到百万美钞流进那些完全有理由被送上绞刑架的人口袋里，而自己诚实挣钱，却生计困顿（这可使一个年轻人消沉沮丧）时，这虽然是令人震惊的，但，你是一个德国人，这点不能糊涂——我们可是来自一个被中国人称为“道德之国”（德国）的国度呀。
提到中国佣人，外国人会说：“他们卑鄙地榨取回扣！”当然，佣人都榨取回扣，这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这常常使人恼火。可是拉贝却能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观察，为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做出解释。
中国佣人不把拿回扣看作是不诚实的行为，这与一些主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说，拿回扣是一种本领，它需要智慧，苦力在这方面表现得太笨。而最主要的事实是：榨取回扣的佣人买来的东西总是比主人便宜。不管主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这一点所有“知情者”都知道。因而中国人能容忍佣人拿“回扣”。而欧洲主人，则很少有人如我那样做到这一点。当然，我认为拿回扣不可太多，要在10％以内，就算诚实的。值得欣慰的是，“回扣”是根据主人的收入而变动的，当主人失去职位、经济拮据时，家中的佣人就不再拿回扣了。战争年代，一些德国家庭每月靠20—50美元救济金生活时，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那么，为什么佣人要拿“回扣”呢？人们各抒己见，是入不敷出？拉贝认为：
差不多所有的佣人或多或少要养活一个大家庭，而他们挣的钱又少得可怜，当一个苦力一个月能挣10美元，他就结婚。因此，当他采取某种方式来稍稍提高他的收入时，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贫困？也许！还有一部分遗传——传统和风气，因为拿回扣本来就不是偷窃，而是一种聪明的适应能力。此外，中国的佣人都知道，上流社会的主人们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塞满了自己的腰包，只不过更快，变得更富有！
一位中国顾客对拉贝表示了他对能挣钱职位的羡慕：“我想得到你的职位后只做半年就够了！”他脑子里竟会有这样的念头！拉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在德国，有人对拉贝说：“中国人冷酷无情，在这样的人中间生活，您怎么能忍受？”
拉贝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了解中国，尤其是社会底层。他了解他们的所爱、所恨、所欲、所求。他的观察可谓深入，他的见解可谓独特：“冷酷无情，人们可以这样认为。而我觉得，他们的神经比我们的坚强。用老的方式处决犯人，慢慢地把人勒死或五马分尸，的确很不符合人性。但据我所知，这常常只针对那些作恶多端、罪该万死的罪犯——现在往往不用这些方式。横行暴虐的兵痞、无所顾忌的暴民是残暴的，灭绝人性的，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现。在其他国家里也是如此。我常常看到，一个中国人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人受苦受难，与我们相比，他也在忍受苦难，却不像我们那样诉苦。坚强的意志使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异族婚姻的孩子总是中国人，不管他们的父亲还是母亲是外族人。有坚强意志的种族繁衍不息！”
他对中国人的评价是：外国人若想明白中国人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有较长一段时间呆在中国，他对中国人便会产生不同的评价——温和、合群和朴实。
三 土匪和警察
德国的一位朋友在给拉贝的信中好奇地问道：“国内报纸所讲的中国土匪和强盗团伙是真的吗？”拉贝回答说：“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有段时间更糟糕！”
民国时期，中国南北各省都有匪患，匪情触目惊心。其活动不仅遍及深山老林、江河湖泊、偏僻乡村，即使在繁华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时有所闻。拉贝在中国生活多年，自然听说了不少。
“那么，”他的朋友又问，“警察和政府又为此做了什么？”
拉贝把他所知的内幕进行了一番描述：
山东某地火车站被袭击，几个村庄被抢劫一空。为了抓住这些强盗，宪兵队大量出动。枪声不断，通常是朝天放的。他们一直推进到强盗们用小旗子标出的战线，然后掘地三尺，挖出土匪们在那里埋藏的钱物。这些胆大包天的士兵会分掉这笔钱，作为给土匪们的回报，他们再把土匪们做梦也想要的弹药埋到坑里。宪兵队撤回，一一向天空鸣庆祝礼炮。政府也得到了好消息，说强盗们被彻底驱赶，逃窜得无影无踪。
他的朋友常常目瞪口呆，像听天方夜谭似的表示怀疑。且不说拉贝所讲的“临城劫车案”中有多少人们渲染附会的成分，这件土匪绑架洋人的大案，确实暴露了官府、军队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拉贝会说：“这是事实，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或者您还不知道，一座世界性城市被一帮强盗、地痞恶霸控制着。”他所说的“世界性城市”，是指上海。拉贝因为业务关系，在西门子上海分公司也呆过一段时间，对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了解得比较清楚。就连西方的冒险家——受到中国人礼遇的白人，往往也得对上海的黑社会有所顾忌。
三方恶霸控制了法租界，他们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法国官方早已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串通一气。这些流氓恶霸机构分支庞大，组织严密，有来自平民和军队中不同阶层的参与者，他们肆无忌惮地做着违法、暴利的鸦片生意，霸占了剧院和饭店。一次，著名演员梅兰芳冒险去一家不属于流氓恶霸的剧院客串演出，那晚所有的观众被抢劫一空，无一幸免。当法国领事不愿满足恶霸们的要求，他们就悄悄地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巴黎，要求把这个不服帖的领事调职。另一位违背了他们指示的法国领事在为恶霸们举行的宴会后，中毒身亡。恶霸们非常富有，在对他们有好处的事上，可以大掏腰包，毫不吝啬。看看可怜的元帅吧，他拒绝向他们捐款，就意味着胆敢跟他们不和平相处，在上海他的生命就会不安全。在英租界也同样如此，两个恶霸操纵那里的一切。只有在日租界，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那块地方没有恶霸流氓。日本人同为亚洲人，更善于在中国人之间周旋应付，并且他们的军事力量要强大得多。
拉贝作为一个“知情的欧洲人”，常常看到这些离奇事物和冒险人物，他会有怎样的看法呢？他对朋友说，他认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逐渐养成的东方神秘，慢慢地影响、渗透了欧洲人。他认为可以在内心保持必要的距离，而在表面上，做到不动声色，在每一个犯罪者或者绅士面前，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像中国人那样养成习惯的神秘微笑，就可以处事泰然。他对这种东方的微笑作了个注释：
佣人微笑着向你请假，因为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微笑着，礼节就是如此，因为他的悲伤不会打动你。也有非常不小心的佣人，他想要放几天假，有时会让他母亲去世好几次。
四 中下层人民
所有这些强盗般的特性就是整个中国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有朋友这样问。“不！谢天谢地，他们不是这样的！”拉贝回答说。为此，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军人、工人、农民都逐一作了分析。
北京办事处有一位工作多年的中国工程师，他是在德国拿到的大学文凭，会说流利的德语。工作时话不多，人很聪明，工作勤奋。他因体弱多病，从不参加公司的节日庆祝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要求离开公司。他要走的原因是没有活干，不能白白拿工资。
拉贝惊讶地问：“您有何打算？您要做什么？”
“我去大学当教师。”
“教什么？那里可有电学教师的职位？”
“不，这个专业的职位没有，我将教历史。”
“教历史？”拉贝感慨不已，他用钦佩的目光送走了他。
我不禁对他钦佩不已。这个男人是从哪里获得的历史知识呢？我们十分惋惜地看着他离开公司。大约8个月后，他成了大学里的系主任。后来他去了广州，在那里他结识了孙中山夫妇。现在顾孟余先生是南京的铁道部长。如果在国民政府里有这样的人，人们就不会失去希望。
与拉贝同事并让拉贝欣佩不已的这位顾孟余，在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和交通部长期间，确实是一位两袖清风、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好官。顾孟余为民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发展做了许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当时中国的宪政、新学、政体改良、实业救国等方面都做出过不菲的贡献，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对于军队里的指挥官，拉贝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是警匪一家的。
现在，也有这样的好指挥官，他们跟士兵一样，睡简陋的床铺，过艰苦的生活，受到士兵的尊敬。尽管他们粗鲁，却深受人民的爱戴。诚实的人民是贫穷的，至少大多数是这样的，因此也就不像其他人那么强大。时间会改变这一切！
这一点，拉贝作为中国人的朋友，他的观察是仔细的，分析是敏锐的，而且从反面可以得到印证。即使是中国的敌人——一心要吞并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936年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实良久在一份鼓吹全面侵华的系统调查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一般官民虽一小部分尚能顾全大体、图谋向上，但均属于被压迫的下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此后帝国应任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的忠干分子。”
那么下层人民大众呢？拉贝对他们更是充满了同情。他十分了解他们的疾苦：
说说农民吧。再没有比他们更勤劳的人了，为了得到一碗饭吃，为了维持微薄的生计、重整生计，他们不知疲倦，为了几个铜钱像牛马一样劳作。严重的自然灾害，像水灾和地震以及随后而至的饥荒使得每年有百万人丧命，剩下的则备受连年战争之苦，被逃兵强盗抢劫一空。当风暴过去，可怜的农民沉默无语，满腹悲痛又开始了劳作。他们没有别的想法，但状况跟父亲、祖先一样。人们可以观察中国人民的历史，它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过程。
做小买卖的小商人，情形跟农民一样。当我在德国度假时，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总是非常想念小贩们各种不同声响的识别标志——理发师的刀剪“喀嚓”声，磨刀师傅的喇叭声，卖馒头人拉长了音调的吆喝声，卖扣子绳线人的拨浪鼓声，算命先生的掸尘拍子声和说书人的惊堂木声……所有的人都在辛勤劳动，以勉强维持生计。更不能忘的是黄包车夫，为了挣一枚小小的银币，无论大雪纷飞还是酷日炎炎，他们每天24小时有一半的时间拉着车穿行在大街小巷。
工厂的工人呢？哪一个没有读过反映上海纺织工人的贫困生活和她们繁重工作的报道呢？每年因此而患病死亡的成人和儿童的数目是相当大的。
翰·拉贝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语句，我们仿佛能触摸到拉贝那颗炽热的心脏，它强有力地跳动着，发出悲天悯人的心灵回声，它思索着宇宙人生的意义，思索着个人与社会、人类命运这些庄严的课题。正是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在关键时刻，让他能跨越国界，超越个人的一切利益，把他通过人生种种苦难和磨炼换取来的肯定生命的热忱给予千百万人，也把他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千百万人。他自己也在这种博大的给予过程中，丰富了生命内涵，升华了生命意识。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黄丝带、鸦片、金粉均为致死方式——译者注。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同上。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同上。
- 苏辽：《民国匪祸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 拉贝所指为山东临城劫车案。1923年6月，一列被称为“蓝钢皮”的豪华列车途经山东临城，30多名外国游客和200多名中国乘客被土匪劫持，轰动一时。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同上。
- 《日本松实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原件藏重庆市档案馆，载《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4期。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