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京津见闻
一 加盟西门子
北京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在1927年之前，是中国政府的正式所在地，也是一个典型的“公使馆群”的游乐场。外国人在那里过着极度愉快的生活，白人得到了高度的尊重，在中国的生活费用极其低廉，所有特权阶级附带的权利和物质享受，白人都可以以很低的代价获得，他们分享着这座古都的宽阔和宁静。
商人拉贝是他们中的一员。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北京经商，这座古老的城市很快就吸引了他。他的妻子道拉也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古城，唯一让他担忧的是生计的压力。
1911年的冬天，一场少见的大雪，纷纷扬扬飘了几天，北京城银装素裹。就在此时，拉贝又失业了。他踏着积雪，连日奔波在大街小巷，心境一如沿途的枯叶残雪，哪里是他的栖息之地？哪一盏温暖而明亮的灯光属于他？他不知道。在中国的两年半时间，拉贝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失业的打击。要在北京不多的德国公司中找到一席之地，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他不是一个生手，他在汉堡当过商业学徒，在非洲流浪工作了四年，有一定的经验，在中国也有两年多的工作阅历。可是，一切都还如漂泊的浮萍，在中国这块美丽而肥沃的土地上扎不下根来。其间，他也打过退堂鼓：是否返回德国？但每次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他和妻子道拉是那么地喜爱中国，喜爱北京，喜爱东方古老神秘的氛围。
他走进苏州胡同，来到一座青砖黑瓦的四合院前，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康采恩公司”——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办事处，白字黑底的招牌庄严肃穆。他在这块大牌子前驻留片刻，妻子道拉纯真的面容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想象到，她在家中翘首以待的神情。“啊！妻子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一盏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温暖灯光。”他整整衣冠，清清嗓子，振作精神，走了进去。
几经周折，他终于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总工程师普弗策·罗伊特。他听完拉贝的自我介绍，抬眼打量着面前的小伙子：魁伟的身躯，宽阔的脑门，坚定的眼神，给人一种可信赖感，况且，他不是一个生手。他说：“这样吧，年轻人，我们需要一名会计兼文书，如果你不计较工资的微薄，不嫌弃活儿重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拉贝喜出望外，他连连称谢，热泪从他的眼眶里抑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他被领到了一间堆满账册和文书的办公室，这就是他的会计室兼文书工作间，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抚慰着他整个身心，能在这里得到一间工作室，就如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
关于这段经历，他如实作了记录：“我并不是一个生手，但我知道什么叫‘失业’，我不羞于承认，当我在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得到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可拿到微薄的工资，得到一间温暖的工作室时，我和妻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工作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这意味着他们能留在中国了。
到了西门子，拉贝才知道，这家大公司以等级森严、管理严格、竞争激烈著称。从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公司的等级，拉贝在西门子工作了整整25年，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还从没有跟他的老板打过照面。关于这一点，他有过一段十分幽默的描述：
尊敬的枢密大臣，我连一张您的照片也没有。尽管我曾拥有一张您照得十分不错的照片，是从西门子报道里剪下来的。十分遗憾的是，它却丢失了。我的中国厨子除了收集香烟广告画外，还搜集名人照片，互相交换做生意。因为这个，这张照片曾被偷走，因我强烈的抗议，后来照片又露了出来。从这点来看，您，不能再被挂了起来了（谁在这事上朝坏处想，谁就是傻瓜！）。
有人作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开头说：
谁从来
没有在西门子呆过，
他就不会看到命运潜伏的危险，
他只得面临着这样的隐患！
诗的结尾也足以让人害怕：
然后，你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更加体会到：“我的天啊！”
你陷得有多深！
拉贝并没有被吓着，他勤奋而努力地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尤其是得到了他顶头上司——总工程师普弗策·罗伊特先生的赞赏和器重。
第一件事是，拉贝作为会计，把公司大量的银行支票、账本、付款凭证、不完整的日记账本，以及普弗策为了头绪清楚写在白色裱糊墙上的数据整理得井井有条，编制了一个符合标准的簿记。完成这项工作后，普弗策的高兴劲儿绝不亚于拉贝，因为他承认，原来每月在账目结算上要花去好几百美元，头绪却还是那么繁杂混乱。从这时起，普弗策就视拉贝为公司商务中的一流专家，拉贝也十分珍视这份声誉。
第二件事是，拉贝作为文书，把普弗策大为烦恼的文件柜整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件柜。原来的所谓“文件柜”是一只皮质角沙发，每一封收到的信函都会被暂时放在沙发角上，一封摞一封，一叠叠整整齐齐，足有半米高。当上海总部或德国总部来电，涉及某份文件必须再读一遍后作答复时，就开始了艰苦的寻找工作，他们戏称为“鼹鼠行动”。普弗策从右边开始找，拉贝从左边找，当他们在沙发中央碰头两次后，普弗策就停了下来，不再有耐心像“鼹鼠”一样行动。拉贝出于礼貌就得继续找，如果要找的文件还没出现，就只好报告上海总部或德国总部说，未收到某某文件，因为北京的邮政业务“太糟了”，它可能在邮递途中丢失了。拉贝为此而痛下决心，花了许多时间整理出了一个真正的文件柜，有目录，有编号，彻底解决了普弗策的烦恼。
这两件工作，使拉贝的威望迅速上升，普弗策也有意栽培他，带他一起去订合同，这样普弗策就不必在结账时，为说明一个个数据而再跑一趟柏林。
拉贝与同事相处得都很好。他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乐于帮助人。他认为西门子的工程师们是十分能干的。有一次，轮到总工程师普弗策休假了，但总部指示他，在汽轮机正式运转以前，不要休假。普弗策苦着脸承认，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汽轮机，更不要说让它运转。而当时，真是活见鬼，他也真是倒霉，订购汽轮机时把启动器给忘了。发现了这个错误后，大家都吃了一惊，于是立即召集所有工程师和技术助手开会。安装工人弗兰茨·恩格斯说：“这不难，我们自己做一个小启动器。”恩格斯从隔壁木匠那里买来一口小型的中式棺材，为谨慎起见，又涂上了一层柏油，刷了两层漆，直到棺材完全防水，才被切割成一对漂亮的半月形铜刀具状。尽管一位英国总工程师强烈反对使用棺材，他发誓，若使用棺材的话，整个机房会毁于一旦。但恩格斯很善于应付周旋，英国工程师输了，恩格斯挽救了当时的困境。
南京大学德语教授张威廉在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专业后，进入北京西门子工作，他在1999年时接受笔者采访，他说：“拉贝和公司的中国人相处得尤其融洽，他很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其中有一位叫鲍家良的青年，在拉贝手下干会计，拉贝待他情同父子。”张教授告诉我，与拉贝情同父子的鲍家良已经去世，但他为我提供了鲍家良儿子的地址。
鲍家良
鲍家良的儿子叫鲍学曾，是上海中央财经大学的退休教授。他父亲与拉贝是同事时，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与拉贝一起工作的共有4个华人，跟拉贝相处得都很好。
1931年，拉贝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主持西门子业务。两年后，张威廉也离开北京西门子到南京陆军大学任教。南京沦陷前，张威廉曾两次到拉贝住处看望拉贝。
拉贝认为中国人朴实，很聪明，他们甚至能解决西门子工程师们都感到棘手的难题。他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种观点：有一天，他们收到了总部发来的一台仪表，组装好后，摆在走廊里准备测试，工程师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前，试图让它运转起来，都没有结果，即使是恩格斯先生也没有办法，他当时可是无所不能的全才。大家都情绪低落，气鼓鼓地去吃晚餐。那天，拉贝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他看到一位公司的一名中国装配工用手指在拨弄仪表，他脸上兴奋喜悦的表情引起了拉贝的注意。拉贝走过去，中国装配工兴奋地指给他看，为方便运输，仪表指针上缠了一截透明的橡皮筋，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德国工程师们没有做到的事，中国的一个装配工做到了。
1913年，北京的西门子公司迁到了北京的灯市口。原来的公司设在苏州胡同，那是一个小巷子，遇到下雨天就很难通行。拉贝的私人住房也搬到了公司为他安排的一处住房里，就在代表处所在地点的后街，上班十分方便。
拉贝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勤奋，在西门子站稳了脚跟，很快就出任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1911年，拉贝等人费了很大劲，筹足了资金，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南京的对应电讯台被军阀张勋破坏，他们又根据总部指示在上海另建了一个新电台。从那以后，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北京建立有轨电车的工程也由西门子公司负责供给有关设备。
二 北京剪影
拉贝是那么满足地在古老的石头庭院过着宁静而富足的生活。生意之余，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他的一大爱好。逛逛博物馆、庙宇、宫殿、市场，他常常会在这里把印象之河中形成的“精美”“高雅”与实物划上等号：青铜器、玉雕、象牙、瓷器、漆器、绘画、书法卷轴、丝绸、挂毯，所有极其古老的一切，让人惊叹，让人赞不绝口。
他带着妻子，去周围的田野和乡村，爬附近葱绿的山坡，享受着北京生活中所有的幽趣和美丽。每年一部分时间，大风把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在他们身上，但是在其余的时间内，北京以其宽广而清澈的天空、绚丽的色彩，展示出无法形容的永恒和诱人之处。
拉贝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古玩市场去。有着辉煌遗迹的古城，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现代商业的畸形丑陋还未触及它，工厂还未损毁其外貌，它是工匠和手艺人的乐园。古董和手工制品充满了市场，拉贝在那里收集了许多铜铸的佛像、瓷器和手工艺品。
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一直跟随着他，从北京到天津，又从天津到南京，1937年又装运回德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它们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和美好的回忆。他把它们作为精神象征留给了子孙。1997年，他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来南京，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工艺品的照片，其中不乏有着淡雅花纹的瓷质大花瓶和瓷盘；一个红木的首饰箱，是他自己设计、请人制做的，上面雕刻了拉贝的名字，这是他献给妻子道拉的礼物。莱茵哈特夫人还向笔者展示了挂在她脖子上的一个铜铸小佛像，那是半个多世纪前外公的深情祝福。
拉贝对中国的古建筑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在18世纪初，德国华肯巴特河上，就有一座比尔尼茨宫，那是德国模仿中国大屋顶元素的第一座建筑。到1773年，德国学者温赤（Lud wig A．Unger）出版了一本书，竭力推崇中国的园林建筑，那小桥流水、曲径斜坡，无一不呈曲线，组成生动多姿而又异常和谐的美。在德国乡村，拉贝曾见到过一些贵族建造的中国乡村别墅。现在，拉贝常常漫步中国古典园林之中，身临其境地细细品味欣赏这种幽凄曲折的建筑之美，心境一如德国文学家歌德那浪漫美丽的诗句：
我想说的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每当有德国客人来，拉贝总要尽地主之谊，竭力推荐他们去参观北京的古典园林和古建筑，领略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有一次，德国西门子总部派来一位商业审计员胡戈·迪约尼斯先生，这是一位幽默的老先生。拉贝鼓励他去参观一下紫禁城。他们很幸运，一直进入到极少向游客开放的内层宫殿。整个宫殿里，只有他们两名游客，他们静静感受着建筑师想要唤起的印象：当人们穿过这些大厅，靠近皇帝的宝座，会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他们登上宽阔的阶梯，到了位于中心的建筑——金銮殿。站在金銮殿前的平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紫禁城里最后一个祥和、孤寂的宫殿全貌。
他们俩都默默无语，向四周眺望，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拉贝并非第一次来，可是每次他都会被深深地震撼。突然，迪约尼斯先生从头上拿下他的黑色硬质皮帽，打破了沉默，他说：“拉贝先生，您知道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一切都如此完美地对称，不像纽伦堡，这儿是高高的尖顶，那儿又是低低的尖顶。这一切是如此地匀称！”
拉贝微笑着回答：“您说出了一句经典之言。”他认为这位年老可爱的会计说得很有道理，说出了中国建筑的精妙所在。
拉贝喜爱中国，喜爱这种幽雅的生活。但是美丽的北京也有着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豪华的宫殿、精美的艺术品之外，更多的是贫穷和落后，以及简易的生活环境。但这并不影响拉贝对这座城市的钟爱。
拉贝碰到过许多近乎荒诞的传奇故事。有一次，在他公司所在的胡同里，竟溺死了一头驴。而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其实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当时北京的道路基本上是土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京排水系统百年淤塞，至清末已陷于瘫痪状态。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北京年久失修，低洼不平的道路不能适应发展需要。他们提出“内政始于道路”，先后拨巨款，派亲信重臣肃亲王善耆督修街道。
拉贝记下了城市街道建设工程中一段稀奇的见闻：西门子北京办事处当时设在苏州胡同内，下雨天路很不好走，市政府为解决下雨天胡同里淤泥堆积问题，清洁道路，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胡同的一边挖了一条长长的深约一米的沟。挖出的硬土放在路的另一边，把淤泥填到沟里，那头可怜的驴就溺死在这条沟里。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拉贝信誓旦旦地说：“我可是亲眼看着驴活活溺死的。谁不相信，谁就要付出代价，夜晚没有灯光的胡同里，这样的事同样可能发生在路人身上！”
他在北京还经历了一场令人谈“鼠”色变的鼠疫。那时，所有听说过鼠疫的人都相信，在一定距离内，病人的气息也可传播疾病，即使注射了疫苗，这样的病在4小时之后就可使人丧命。鼠疫是从哈尔滨传来的，渐渐在北京蔓延开来。在市区地图上，西门子所在的胡同被作为瘟疫嫌疑区用红笔标了出来，他们平静的工作和生活一下被打断了。普弗策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德国公使馆居住。拉贝的家也转移到了公使馆，拉贝和另两名职员留守在办公大楼里。每人都注射了疫苗，发烧到摄氏40度，难受得要命。他们准备好了充足的食品，呆在办公室里，严格禁止中国人进入西门子办公大楼。一天，办公大楼前突然人声嘈杂，一个警察请求进来打个电话。在拉贝他们看来，警察是不好拒绝的；他进来后立即给警察总局打电话：“我是警察某某某，我在西门子办公大楼，请求立即派一辆救护车来，毗邻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名瘟疫病人。”拉贝和其余人，包括警察，都戴上了口罩和鼻罩，如临大敌，站在大门口等着。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车上下来几名全副武装、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救护人员。警察带着他们冲进隔壁房子。一会儿，病人被架着塞进了救护车，如同一只令人厌恶的动物，等待他的命运就是送进隔离房间等死。
拉贝作为旁观者，注视着这一幕，不由摇头叹息说：“这做得太过分了！”病人是一名忠于职守的警察，曾为无数市民提供了帮助，可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人对他温情地伸出双手，哪怕是给他一些不起作用的安慰。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上，拉贝和妻子道拉对此也比较满意。他们并不费力就融入了中国社会，当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入，中国淳朴的民风，使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十分友好。这期间，他们的一双儿女先后出生。中国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三 中国医生
拉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医术。他第一次听朋友介绍中国古老的针灸术，就十分惊讶。他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总工程师博尔科韦策先生，是静安府铁路桥的建筑师，向拉贝介绍了这么一件事。
他住在北京城北一座很大、原本属于某个蒙古王子的中国庭院里。主人通常只走大门，但是有一天，因为有些急事，他从佣人走的边门穿过，他惊讶地看到边门前停了一排汽车。他左右看了一下巷子，门只有这一个，客人们是谁？他们要拜访谁？他带着疑问返回屋子，叫来管家。管家回答得毫不含糊：“拜访厨师。”
“拜访厨师？开着汽车的客人？”
“是，厨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总工程师继续寻根问底，事实果真如此，厨师确实会针灸，是祖传的针灸术，同时，他又会烹饪。这样，他的收入颇丰。
拉贝问他：“后来呢？你允许他兼职吗？”
“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干两种职业呢？”博尔科韦策十分明智。他没有打扰厨师，而让他继续工作。
拉贝后来知道，几年来，厨师的儿子一直受雇于西门子天津分公司，是一个让人非常信赖的人。但他不相信针灸术，常说“那是老的、过时的玩意儿”。也是从那时起，拉贝开始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后来认识了一位中国医生，并且很信任他的医术。这名医生走街串巷，宣传他的技艺，看病每次只收约合50美分的诊费。他经过拉贝家门口，送上一封信。拉贝从管家手中接过这封信，信封上写着：“一位中国医生到了！”
我刚到天津，还听不懂天津话（他来自南方，不会天津方言）。我的知识和才能是一门新科学，它还不为他人所知。如果您生病了，不要说您有何不舒服，伸出您的手，这样我可以看见你的中指。然后，我会告诉您得了什么病。我收费很少，只收取药费。若我医好了您，只有一个请求，请把我的医术告诉其他人。
某某某医生
拉贝很感兴趣，让人把医生请进来。医生让拉贝的夫人把右手平放在桌上，取出一根银针，将拉贝夫人的中指置在针尖上，再把针尖弹回，反复多次。后来，医生开出了诊断：“阳气不能进，寒气出不去，用脑过度，心脏不好，消化不良。”
拉贝对医生的诊断结论十分满意，但他不动声色，试图为难他一下，坚持要求知道这种病的名称。医生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指给他一个单词“神经痛”。拉贝笑了，满意地付给医生50美分。
拉贝后来和朋友普尼欧尔博士谈论中国医术，两人越谈越有兴致。这位博士意犹未尽，干脆作了一首《中国医生》的诗，把自己请中国医生为妻子治病的经历写了下来：
在中国，一个夜晚，
一位外国人的夫人病了。
丈夫内心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他应找哪个医生？
这里的医术很昏暗，
因为按照西方模式，
真正的医生在这里必须不露声色。
给我找一个医生——随便哪一个！
夫人的病情很不好，
她向丈夫哭诉她的疼痛——
我现在到底怎么办？
现在对医生有一个要求——
他应让人了解他医术的水平——
医治了多少病人，
就点燃多少只灯笼。
外国人跑过大街小巷，
发现了很多灯笼。
外国人心里的石头总算掉了下来，
急忙找到这个医生：
您一定医术高明——
没有您我怎么办？
医生很熟练，
他为女人解除了痛苦。
当危险已去，
外国人衷心地感谢他。
我要向您承认，
为什么我求助于您：
在您的房前我看到，
只有六只灯笼被点燃！
中国兄弟谦虚一笑：
还可能怎么样呢？
我今晚才开始给人看病！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