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 游
我在那些奇怪的夜晚遇到他们
太熟悉了，不需要问候
也许倾谈了很久，直到露珠满天
也许视若不见，宛若路人
在分手时礼貌地一笑
他们的面孔似乎令人不安
熟悉到不愿重温，陌生到难以回避
高贵中藏着未来的丑闻
——嘉忆，2007。
天宝三年（744年），杜甫三十三岁。那年夏天，他在洛阳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李白。秋天，杜甫、李白，加上高适，结伴同游梁宋。一年后，杜甫漫游东鲁，再度与李白相逢，度过了一段极其亲密的日子。白日把酒论文，夜晚抵足而眠。这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放浪形骸的快乐时光，值得他晚年一再追忆。漂泊西南的十年，高适和他时相过从，生活上大概也给他一些照顾，尽管贴心的程度不如严武。而李白此后天涯奔窜，居无定所，流言纷纷，生死无闻。杜甫后来所有关于李白的诗，都流露着生死永隔的哀痛。“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写得鬼气森森，寒凉入骨。至情至性之人，每于伤悼之中不能自拔，然而悲人悲世而不自悲。仁者胸怀，深广远大，超逸乎文字之外。人以为自伤身世者，若只是自伤身世，不过一弱男子弱女子，嘤嘤于书房或闺中，终不能使闻者颜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一己之得失，尤其是牵系在欲望上的，纵然美轮美奂，毕竟太小。杜甫写了那么多哀悼的诗篇，哀悼的不仅是李白，也包括那些遥远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是在哀悼一个时代，或者也不是时代，是机运，是人的事业在历史上微微弹起的一点波痕。
相信很多人都做过与古人遇合的梦。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借助这种遇合一诉其怀旧情怀，同时也宣告了个人的衰老。怀旧总是高尚的，因为无利可图。但《午夜巴黎》中功不成名不就的小作家，既希望前辈名流的指点和引介，又期待理想的爱情——完全非物质主义的巴黎女郎，这就相当实际。可见在如今，怀旧也不一定可靠。由于困难，难得纯粹。当然，曾经要多世俗有多世俗却又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伍迪·艾伦先生，牛排肯定是啃不动了，坚果也不再齿颊留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以及更早的，早到印象派霞光初露，早到拿破仑三世时的浮华和优雅，对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符号，而且意义绝不超出符号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伍迪·艾伦和毛姆笔下《刀锋》中的美国人艾略特·谈波登也没什么两样。老好人谈波登信奉的格言是：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他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城市。
巴黎有文学。巴黎有艺术。巴黎有时尚。巴黎有最好的咖啡和葡萄酒。
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小店，这一切，归为一个词：巴黎是风流的。
但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像对开的曾经风华绝代的书页，已被时光之手不经意地合上了。
关于酒吧、咖啡馆、旅馆大厅、贵妇人的沙龙和舞会的油画数不胜数。画面上的人彼此陌生。他们衣冠楚楚，端着酒杯，或指间夹着雪茄，交谈着，观看着，端坐着，身体相亲或距离遥远，目光在画布之外交集。他们同时又是朋友、情人、私密的仇敌、暗恋或暗自怀恨的人。
但没有否认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他们也未必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
他们之中必有回到过去的人，与古为徒，在浓密的烟雾和暗淡的灯光下，和他们热爱的古人交谈。他们不谈具体的事，不谈个人，没有介绍和寒暄，话一开始就深入主旨，好像在继续上一次没有谈够的话题。又因为他们相知已深，那些话语是零散的，不需要过渡和连接。有时他们只是随便提到一个名字，一首诗中的一句，其中一个人的眼光向远处一扫，立即收回来，另一个像是点了点头，又像是为了凑近拿起的杯子。总之，他们走动，在不同的群体间交错，随时离去，随时出现。不见得都是午夜，但记忆里也从没晨光熹微。时间是水，从一个杯子到另一个杯子，化为汽，凝结为冰块，凉得指尖颤抖，捂得心头温暖。
我总是这样无来由的。
和高李同游梁宋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比他大十一岁，高适更年长，已经四十五岁了。对于李白，年龄不算件事。他一向率性而为。高适稳重，年纪又最大，虽有满腹牢骚，却出语温和。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他肯定没有想到几年后会飞黄腾达，一直做到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为唐代大诗人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常常把高李杜的壮游想象成刚来美国时留学生喜欢的野餐：开车到近郊，找一处山清水秀草绿花繁之地，铺布单于树下，喝啤酒，烧烤，高谈阔论。唐朝没有汽车，他们三位也不骑马。春光融融，信步走过宽阔的草地，走上山坡。李白不用说，昂首阔步冲在前头，高适稍落后一两步，在李白的右侧。他们谈兵，谈管晏和诸葛亮，谈朝廷的领兵大将，胡人彪悍，一枝独秀。李白不时要把鲁仲连拉出来展览一下，由鲁仲连扯到张良，而张良神话的重心不在运筹帷幄，而在授兵书的桥上老人。其次，还有张良的形象，“状貌如妇人好女”。桥上老人自然是仙道一流，而皇上也曾游过月宫的。
高适对鲁仲连没有兴趣，桥上老人他也不信。至于皇上有没有游过月宫，那不重要。《霓裳羽衣曲》偶尔听一次，大概还不错吧。
杜甫一个人落在后边。他背着所有的物件：酒和食物，铺地的席子。酒酣高歌劲舞，当然要带两把剑、一张琴。傍晚可能起风，那么，每人还得加一件袍子。当高李停下脚步，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慢慢赶上了，听清楚他们的话，大多是李白的话。李白喜欢高声，旁若无人地喊叫，手舞足蹈。这时候，高适总是笑笑，然而不置可否。在李白以为已经说服了对方时，他其实寸步未退。
杜甫的理想是做一个谏官，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孔子一样大节分明、温文厚道的长者。他觉得诗是他唯一玩得尽兴的游戏。他奇怪的是李白有旷世无二的才华，超过了鲍照、何逊、阴铿，也不亚于他最佩服的庾信，却并不把诗当回事儿。也许是得之太易吧。
他们当然也谈诗。杜甫心里想：李白总是说建安风骨，骨子里他也相当接近曹氏父子，可他自己偏偏口不离小谢，这也不能说不对，李白是可以像小谢一样秀丽飘逸的。他甚至有点郭璞，不过郭璞是站在地上的游仙，李白才是真正飞起来的。曹氏父子的游仙大气又质朴，那是汉人的境界。经过了南朝几百年的陶养，我们回到汉人已经不可能，然而李白身上确实有汉人的影子，这就是奇迹了。未经人为的，叫作“天”。李白的诗，该是天成的吧。
高适太像王粲，一步一步，很稳。
建安时代还没有苦吟派，南朝则很多。李白说，苦吟是缺乏才气的表现。这话最初很使杜甫沮丧。他是把李白看作亦师亦友的。想到谢灵运和庾信，他多少恢复了一些信心。谢庾两位的诗告诉他：苦吟也可以达到一种境界，那就是，通过限制而自由。放纵就是自由吗，未必都是。那么，限制亦然。自由就是，凡我所行皆成路。当格律变成个性时，谁能说是格律限制了我，还是我生成了格律。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不能想象这是小时候的杜甫。而李白用“飞扬跋扈”形容杜甫，也予人匪夷所思之感。
一方面是“胡姬压酒唤客尝”，一方面是“青娥皓齿在楼船”。那些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则一直青春着。相对的，高适的青春五十岁才开始。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称为古典音乐中的三B，因为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其中的后二B，一直是我的心爱。我也可以添上布鲁克纳，凑成自己的三B。布鲁克纳是年纪大了才慢慢喜欢上的，喜欢他的笨重和冗长，喜欢他的缓慢和固执。这一切，构成他的憨厚。得道者，要么天生才智过人，心有灵犀，要么满脑袋呆气，踏实而固执，近于愚笨。可见最近的路就是最远的路，而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最不可靠的，是既不够聪明，又不够笨。世人以为和自矜的，就是这样的聪明。不过，对布鲁克纳的喜爱，无法与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相比，正像高适在我心目中不能和李杜相比一样。放在十年前，对于布鲁克纳动辄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慢板，我是没什么耐心的。现在，时间并没有更丰裕，但我学会了从容，学会了等，学会为了辉煌壮丽的几分钟的高潮，在几十分钟的轻抹慢捻中抽枝长叶。
那天，在回程的地铁上，听着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读新买的第二和第三交响曲合集的唱片说明书。看到一处，乐不可支。
且说勃拉姆斯是个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作品不厌修改，务求完美。他对贝多芬敬佩如神，家中供奉着一尊贝多芬的大理石胸像，俯瞰着他写作之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丰碑在前，朋友和民众都期待他踵武先哲，写出像贝氏之作一样深刻庄严的作品。对此，勃拉姆斯感到很大的压力。从1854年二十一岁时开始动笔，《第一交响曲》的完成，至少花掉了他十四年时间，到1876年首演时，他已经四十三岁。
《第一交响曲》的成就立即获得大批评家汉斯力克的肯定，彪罗称之为“贝多芬第十”。《第一交响曲》和贝多芬作品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和贝多芬的第五一样，都是强有力的C小调，结束于经由斗争而获得胜利的C大调，命运的动机也来自贝多芬的第五，而终曲的主题则和贝多芬第九的终曲如出一辙。当人们指出这一点时，实心眼的勃拉姆斯颇为郁闷，觉得这像是在指责他“抄袭”，实际上，他引用贝多芬，意在表达对乐圣的敬意。
使我觉得可乐的是他嘟嘟囔囔说出的那句话：像贝多芬？傻瓜都看得出来——Any ass can see that。
《第二交响曲》不搞英雄与命运搏斗最后赢得胜利那一套，结果，人们说，这是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事情还没完，刚正爽利的第三，又被比为贝多芬的“英雄”。只有最后一首，不那么容易听的第四，没法简单地套贝多芬了。第四沉郁而雄壮，和贝多芬的区别，好比杜甫和李白。
听勃拉姆斯，我想到《易经》的乾卦：刚健中正，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精确严密，像物理学基本规律一样气魄宏大，同时简洁优美。这一点，贝多芬也不见得处处都能做到。勃拉姆斯之后，则再无第二人。
事实上，勃拉姆斯的音乐语言也像《易经大传》，精确，严密，刚劲，锐利，节奏明朗，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然而不失温暖和亲切。以后世的散文作比，他非常接近韩愈，也有蒙田的精神。以诗作比，秀丽大度如王维，织体绵密如老杜，胸襟恢弘如半山老人。有人说他骨子里是有感伤的，比如在他《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他的室内乐多半委婉深曲，不是欲说还休，而是始终保持节制。在勃拉姆斯这里，我终于明白：节制不仅出于自尊，也和矜持无关，节制是一种高贵。
知道节制，勃拉姆斯有多少情绪，都能安排得像几何一样纯净。没有冗余，也不缺乏。在他的交响曲任一乐章的中途，我都无法停下来。不是沉迷于哀伤缠绵的旋律，而是他的音乐织体太强大，不可能撕裂打破。我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时时要为他的曲子多走一个站，只为了把一章听完。
有人对我说，你喜欢勃拉姆斯，是因为性格相似。
勃拉姆斯的性格和习惯，一般都会提到的有几点：
他和贝多芬一样热爱自然，喜爱在维也纳郊外的林中散步。他终身未娶，对小孩子有特殊感情，随身携带糖果，散发给他们。不擅长和成人交往，他的学生古斯塔夫耶纳说，有人说他脾气不好，那是不确实的，勃拉姆斯是一个再可爱不过的人。他对朋友讲义气，很大方，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尽管他成名后相当富裕。他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乱糟糟地堆满了乐谱和书。一位管家替他清扫和做饭。他留大胡子，穿便宜的衣服，不穿袜子，人们常以此拿他开玩笑。他把很多钱用来资助朋友和学生，唯一的条件是要他们保密。
和康德相似，勃拉姆斯的一些生活习惯终生不变，而且精确。比如说，维也纳的“红豪猪”酒馆，他每日必去。他走路时永远背着手。由此传下一张漫画：勃拉姆斯负手而行，身边跟随着一只红色豪猪。
庄子在《田子方》篇讲过温伯雪子和孔子的故事。温伯雪子到齐国去，经过鲁国，鲁国人纷纷慕名求见，孔子也去了。见面，却不发一言。子路觉得奇怪，孔子解释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倾谈甚久，出来后，大有感叹，对颜回说：“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如醋缸里的小虫（醯鸡）。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替我揭开盖子，我哪里能知道天地的真容。”
敢于承认自己是醯鸡的人，是人中之杰。当有人“发其覆”的时候，他跃身而出，从此优游于大漠广野。旦暮之间，得遇发覆之人，是珍罕的缘分。但仅有缘分还不够。缘分到时，你必须早已准备好。这是双重的罕遇。
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办？
你自己破覆而出。
勃拉姆斯和写“圆舞曲”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终生好友，就在他去世前，还挣扎着想去看施特劳斯轻歌剧《理性的女神》的首演。韩愈表达对孟郊的仰慕时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别离无由逢。”勃拉姆斯推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说愿以一切所有换此一曲。他曾在为人签名时抄下《蓝色多瑙河》乐谱的开头几小节，后面注以“惜非勃拉姆斯所作”！
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认为凡事皆有正当理由的人，纵然从蚂蚁成长为一列火车，他一生之全部所为，不如改变一朵花的颜色。
2012年4月24日
读书这件事
一
自从来美国，读书的习惯慢慢变了。很少有系统或有计划地读，读得散，读得杂，读得随意。个中原因，一方面，不像过去那么有时间；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找不到需要的书。能买的书，家里摆得下的书，数量微不足道。闲览尚可，若要查考任何题目，那是想都不要想的。过去积攒多年，留在北京的那一批，是我最看重的。自己感兴趣的几个领域，如中国古典诗词、西方现代诗歌、先秦诸子，以及二十世纪欧美小说，就当时的出版状况而论，算是收集得相当齐全了。这些年，每次回国，蚂蚁搬家似的往纽约搬，搬来不少，也因损坏而丢弃了不少。但大部头的、成套的书，还是搬不动。去年夏天回国，行前列了一张书单，为几篇打算写的文章补充材料，结果大部分书都找不到。比如说，我一直觉得鲁迅的犀利文风颇受朱子影响，在洛阳的书店，看到《朱子语类》厚厚八册，人又傻了。庾信的集子才三册，就忍着没拿。八册，太奢侈了。
好多文章因此留下了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弥补的遗憾，也是将来可能招人诟病的软肋。写董说的《西游补》的时候，到处找他的《丰草庵集》，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仍然找不到。写伥鬼的时候，宋以前的志怪小说，因为有《太平广记》，差不多扫荡了一遍。宋以后的书，虽然借助手头的若干种和传世藏书之类的大部头礼品书，翻出不少有用的记载，但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史籍，所触及的，不过九牛一毛。轻薄为文，本是大忌，然而受制于客观条件，只能徒唤奈何。
近年极少买书，买了也没地方放。早年的英文书，几乎扔光，只留下几本诗集，算是纪念。要看书，去图书馆借。不知不觉地，这就完成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从前是，想读什么，去找什么；现在是，图书馆有什么，读什么。我总不能要求人家图书馆专为我一个人买书。
借回家的书，认真读的，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翻翻就抛在一边，另一部分，一目十行，草草读一遍，过后即忘。喜欢的几本，往往需要一再续借。
这样读书不专业，费时间。在完全不同的书之间天马行空似的乱跑，无异于喝醉的人在大花园里跟着众人赏花，除了第二天身上被花刺扎伤，被石头绊倒跌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大概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读书如此不成章法，脑子倒没有成一团糨糊，前后多年里读过的书，遇到有关联的，能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的，一想，总能清楚地想起来，那效果，也和一本接一本地连续读差不多。
我想，读书和中药铺里的情形有点相似吧。那些草叶树根分门别类收在抽屉里，一搭配，就是治病的良药。你得熟悉什么药存放在哪里，需要的时候，一找便得。否则，乱糟糟地堆在仓库，纵然如山如海，终不过是一团乱草。
二
杂事繁多而读书渐无耐心，晚上好好的几个小时，东翻西翻，转瞬即过。新买的几本子书，读罢前言后记和附录的资料，再从第一卷读起。正文之后，是注释和讲解。不到数章，已觉烦闷。合卷细想，原文不过数千或几万字，捧着几百页的厚厚一册，心里先有了畏惧之意，何不直接读原文。一试，效果果然好。寻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读不完的，一晚上两晚上就读完了。不敢说字字精通，但无妨意思明白，而且一气读完，有很痛快的感觉。
书，看来还是先通读一遍的好。一遍之后，从容点，再去读历代的通释和指归。特别喜欢的书，手中有多种本子，对比着读也不错。不过像老庄孔孟之类，注本数以百计，大约看过几种，发现彼此面目差别不大，新意独出的，不过有限的几处。然而新意之中，另辟蹊径的多，自抒胸臆的多，扣着原文，直探作者本心，发前人之所未道的，毕竟少之又少。
好的注释，其一，是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这常见诸题解部分。其二，涉及同时代人物。用典，涉及历史名人，这都问题不大，稍有常识，或有一本可靠的工具书，都能解决。作者的那些朋友，要从正史、地方志，或同时代人的文集里找出来，编著者花工夫，对于读者，功德无量。其三，作者用意委婉深曲，或文心独运，修辞高妙，细微处不易领会，经注者拈出，读者有会于心，为之解颐——这是最上等的功夫，百不一见。
讲解《世说新语》的人，于曹操见匈奴使者一节，多不提此事纯属虚构，乃是将汉人故事嫁接到曹操身上。《三国演义》尊刘贬曹，人所共知；《世说新语》因为文字和内容都好，大家就忘了其中对于曹氏，是很不公平的。至于《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本亦谩骂文字。这种谩骂文字，近代以来，不绝于报刊。时至今日，还有浅薄无知之辈，打着各种漂亮幌子，借以大言欺世。而专家教授评说此文，感叹苍天湛湛，曹氏的历史真面目，于此暴露无遗，岂不是痴人说梦。
其实，这些年来，读诗词也好，读古文也好，读笔记小说也好，未读之前，先存了一肚子别人灌输的意见，理解上，多少会被人牵了鼻子走。这些成见，一张口，一动笔，不用过脑子，哗哗地流出来，底气甚足，以为是泰山不能移的定论。很久之后才明白，事情绝不是文学史上几百字几千字说得那么简单。诗词的赏析，本是个人想象和经验的产物，多年读选本，读名家赏析，大部分读者就这样丧失了阅读个性。而且太明确的分析，无疑剥夺了对作品继续解读的可能性。即使不能说剥夺，至少限制了新的解读。一句话，使读者丧失了直接理解原文的乐趣。
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不求甚解，难道就是说，诸事之先，一本书，读罢原文，再去读那些序跋提要，再去读那些集解索引，或者，有的书，干脆忘掉所有附加内容，破门直入，面对面，不绕圈子，不管那圈子多么圆，多么好看。
三
一次次不得不扔书，心灰意冷。搬家两个月来，很少买书。因为买书少，心理不平衡，读书反而多一些。
鉴于搬移之难，今后将限制存书数量，不是非买不可的书，不买，特别想看的，买了读过，不留。买书以中国古籍为主，古籍中，又以唐以前的书为主，学术方面，则可直到民国。买原典。赏析本、详注本、六经注我本，尽量远之。而所谓图文本、珍藏本、尺寸怪异的精装本，一律谢绝。
一本书，十数万言，可取者如只有几句话、几个意思，得其意就好，并不一定要立即形成文字。有所启发，有所领悟，此后收益，自己知道。不敢肯定能记住的，做笔记。以前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以后不妨试着做做。钱钟书做笔记，除摘抄和评析，还详记出自某书某版某卷第几页，以后连缀成文，引证有据。我读书但求快意，若此严谨，恐难做到。
有关庄子的书，新得两本。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系在潘泓兄处看到，知本地书店也有，去找，果然找到。此书当代注庄的，转引甚多，其实释德清的引申发挥，多牵强附会之言，见识不算很高。他的好处，主要在语言明白晓畅，而且从中可以一窥明人的习气。释德清另有《老子道德经解》，暂时没兴趣。
研究庄子的专家，有两位姓林。林云铭的《庄子因》，近代可能很风行。《红楼梦》中宝玉续庄，黛玉做诗讽刺他，说“作践南华《庄子因》”，大概宝黛钗们都读过这本书。林希逸的《庄子口义》，以儒兼以禅解庄，慕名已久，而不可得。潘兄知我心意，网上觅得一本《庄子鬳斋口义校注》相赠，大喜过望，无限感怀。
对老子的书，相对不如对庄子那么感兴趣。老子陈义太高，我跟不上。谈权术和阴谋，我没兴趣。买了一本严遵的《老子指归》，实在是因为严君平这个人。他在成都卖卜，是诗人钟爱的典故。此书真伪仍有争议，且留着，待心情恰当时一读。
老子原文不过五千言，读一遍，不费工夫。然而注老的，都失之于繁，无限引申，演成一部大书，令读者望而生畏。近来读古籍，渐渐悟出一个没道理的道理。大部分书，先抛开注解，读原文。读过，觉得有必要深入计较的，再找好的注本，摆出做学问的架势，打阵地战、持久战。其实很多书，包括名著，草草读过原文，也足矣。
周作人的自编文集，止庵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定的，以前买过两种，一种是《知堂回想录》，另一种，不知转到何人手中，也忘了书名。书店再进一套，图书馆买了两种，我买了三种：《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和《艺术与生活》。买《老虎桥杂诗》，是为了核对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周作人狱中诗用了南冠楚囚的典故。查过，果然用了，说明记忆还可靠。但他只用过一次，可靠得有些险。买《艺术与生活》，是想看他谈日本诗。这方面，他是行家。
关于鲁迅的几本书，《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已为图书馆买去。
买《隋唐演义》，除了重温童年听说书的美好日子，还想看看书中对杨素有什么描写，结果没有。王学泰先生研究流民，《隋唐演义》也是重要的材料。
借书，原想把《鲁迅全集》全部搬回来，根据索引，找有趣的题目贯穿着读一读。但书太重，路远，搬不动，只借了两卷：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还有书信集一。
重读杨绛和孙犁的散文。孙犁爱书，发自天性，无一丝杂念。有的书，他喜欢，但读不懂，他直言不讳。读不懂，还是喜欢。这种人物，世已罕见。
再读三曹的诗文集。曹操不去说了，曹丕实在很被低估，不公平。在诗的形式上，曹丕极富开创性。文学史上强调他七言诗的成就，他的杂言，大开大阖，说不定还是李白的先驱。曹丕之后，才有傅玄，才有鲍照。傅鲍二人，影响李白的歌行甚大。
读完《建安七子集》。《陆机集》快要读完。魏晋南北朝，再读十余家的集子，可以告一段落。鲁迅推荐书，这时期的文学，他推荐的是严可均和丁福保编的两部总集。暂时找不到书，正好偷懒。北朝的文字，还有佛经翻译，过去所读不多，是一大缺失。《洛阳伽蓝记》的文字，二十年后重读，依然心惊。
把馆藏汉三国晋南北朝文选若干种全部拿回，比照而读。高步瀛的一册，比较精当。明末小品，源出这一时期的书信和短文，但韵致远远不如，且多造作。南朝小品，吴钧等的几封信就不必说了，即如刘峻几行字的《送橘启》，萧方等谈年轻人生活理想的《散逸论》，乃至曹植几乎是陈词滥调的《释愁文》，和明人比，格调还是清雅。当然有辞藻的刻意，然而意思总是比较真切，态度总是比较自然。
2011年1月
晨读一则
晨起读《孟子》数则。《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朱熹注：“名，声誉也；实，事功也。言以名实为先而为之者，是有志于救民也；以名实为后而不为者，是欲独善其身者也。”觉得以此对照和解释庄子《逍遥游》篇许由回答黄帝之“名者，实之宾也”，有助于更深的理解。孟庄同时，虽各处不同地域，而游士往来列国之间，造成一个普遍的语境，同时代人彼此出于赞同和反对的理解，较之我们今天，更接近作者的本意。淳于髡所说的自为者，朱子解释为独善其身者，亦即隐士一流。许由是隐士，庄子大概也是。他和孔子的不同，一入世一出世，截然分明。这是人所共知的。庄子和老子的不同，也是如此。老子讲阴谋，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五千言中，除了崇高的道论，亦多经世之言，涉及兵法，重在权术。老子的理想，实在作为帝王师。在这一点上，与孔子无异。如何为帝王师，则老孔有分别。老子只是要做精神导师，隐己而坐，或负手旁观。孔子讲事功，重实际，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则完全无意于做官，他也讲治天下之道，却又鼓吹无为。试想治天下者，其上有理想，求不朽，其下多贪欲，溺甘美，如何肯无为？若遇千古大政治家，更要以一己之意改造世界。这一套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庄老的区别，朱子说得直白：“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还说，“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事做。”
庄孟同时而不相遇，书中也没有相互提到对方，对此，朱子的说法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只是杨朱之学。”自居“僻处”，正合隐士的身份。僻处云云，是言之有据的。孟子和孔子一样，奔走于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庄子只是讲学著书，和朋友来往，以论辩为乐。关于他的个人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大概不至于如列子那样，严重到时有断米之忧。他讥笑惠子的相位，在自己眼里不过一只死老鼠，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底气。朱子说：“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极是。道家、隐士、兵家，多出楚地，和齐鲁之地代表的北方文化不同。
同为独善其身，儒庄两家同中有异，一在相对，一在绝对。儒者进取，如果不得其时，只好退而归隐，要么颜回一样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要么如孔子所言，乘槎浮于海，甚至居九夷。这便是遁世无闷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典型地体现于《易经》乾卦所说的龙。不同的爻位，相当于不同的时势。“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兼济天下的机遇；“潜龙勿用”，这是独善其身的处境。“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儒家的独善，是情势下选择的结果。庄子的隐则不是这样，它是人生的根本态度，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取向。
庄子宁可“曳尾于泥中”，出发点是“养性全生”，这和杨朱的“贵生”相通。其思想来源，可推至列子那里。朱子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又说：“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按照朱子，孟子并非和庄子完全无关，因为杨朱出于老子，“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不过，朱子断言庄列皆本杨朱，不够准确。这三家有共同的东西，列庄之间更亲密些。如果《列子》书中的《杨朱》篇可靠，则杨列之间也很亲密。但即便如此，庄子和杨朱，距离很大。杨朱的书不传，仅就所存的不多文字而论，杨朱贵生，和庄子相比，略显消极。他固然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紧接着又很高傲地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老子的无为发挥到极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悲观，有时代的因素，也和他的个人气质相关。杨朱敏感而性情柔弱，所以才有悲歧路的故事。一直喜欢杨朱的这段话：“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能说出这话的，乃是性情中人。
李白有诗：“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说的是一杨一墨。杨墨都有悲世的情怀，庄子也有。但庄子的化解方法，是转而专注于对至高理想境界的无限追求。庄子的追求是形而上的，形而上很难说清楚，于是不得不打比方，用寓言。这一比方，便为后来的道教所利用，于是“姑射仙人冰雪姿”，以及白云帝乡之类的，都被坐实了。利用总是可笑复可怕的。乌托邦论者喜作荒唐无稽之谈，欲证来世之乐土者，控制人心最严。自以为或强迫他人相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自上而下，挡者披靡。期跋扈于永久，焉知指顾之间，威柄凌夷。这两个传统，或出于哲学，或出于宗教，一经结合，变成主义，被人利用，就有了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动物农庄》犹可说是讽刺苏俄，《1984》呢？还是小小的一个莫斯科？一个简单的东方？
先秦诸子，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非一个“流”字，一个“派”字可以分别。师生之间有继承关系，也有旁枝别出，另辟蹊径的；异派之间，却能隔代相接；同出一源的，最后分道扬镳，肝胆楚越。荀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却是著名的法家。韩非的政治理论，尤其是远离荀子的部分，异代远溯，回到老子那里，而演进出刻酷一面，从而变本加厉。孔子曾受教于老子，其德行一科，为庄子的主要源头。庄子或出于七十二子之后学，却成为道家中仅次于老子的大师。庄子善辩，有名家风范，显然受到至友惠施的影响。尸子被归为杂家，但有一半是儒家，另一小半似是申韩一路。外篇的断简残篇若可靠，他还和阴阳五行家及神仙家脱不了干系。尹文子和宋钘，一被归为名家，一被归为小说家，他们和墨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思想和行为几乎就是墨家，故王夫之说他们近墨，是不为“苦难之行”的墨者。
之所以关系这么复杂，盖因先秦诸子崇尚思想自由。好人崇尚，不太好的人也崇尚。到战国末期，秦并天下，这种传统才被彻底破坏。崇尚思想自由，一切思想和社会规范的束缚都可打破。就师而学，未必表明必须无条件地，不经过思考地，盲目地遵奉其思想。世间一切学问，师其长，弃其短，为我所用，足矣。卓然独立之任何个人，宁可为他人之奴隶吗？哪怕是伟大思想者的奴隶？前人的思想积累，不应成为后人的局限，因为没有任何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借助权力而一统天下。一切顺应自我，顺应时势。顺应自我，既包括认知上的提高，对理念的追求，也包括得实利的需要。毕竟在先秦的环境中，诸子中的很多人，是要周游四海向君主们自我推销的。因为这样的思想自由，一个学生，若与老师的观念相悖，不表明他就是背叛。学者千万，放眼其中，多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曲士，成家者几人？成“家”在于立说。一个亦步亦趋无发展的好学生，哪怕门门课都是百分，顶多是一个附庸。道德的约束不在所谓“背叛”，道德的约束在于区分济世救民和助桀为虐。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容忍与己不同的思想，是极大的危害。孔子的宽容，虽孟子亦不及，尽管孟子的尊民思想，比孔子更进步。孟子峻急，救世之心迫切，然而辟杨墨，指其无君无父，未免多事。墨子的兼爱，虽然终人类之绝灭，永不能实现，却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杨朱的为己，在乱世，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2012年5月19日即兴
5月22日改
北京两书店
西单图书城
每次回北京，一定去西单图书大厦。朋友笑我，那不是买书的地方。买书，要去三联和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去海淀的风入松，以及其他私人开的专业书店。不过我去西单图书大厦，理由简单：交通方便，只要在市里乱转，一定有机会从它门前路过。路过或等人的时候，当然要进去看看。即使专门去，也能兼办其他事。常去的琉璃厂和报国寺，可以坐地铁到这里转车，甚至步行去。
西单图书大厦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多。书和人，满坑满谷，纯粹一个大集市，有点像喀什的巴扎。畅销书和推荐书专柜前，中学生和干部模样的外地人乱哄哄地挤作一团，仿佛在抢购储备过冬的大白菜。去年的重点书是有关奥运的，再前是汶川地震的，还有各种学习材料。隔一两年回去一次，大略也能知道流行什么。长盛不衰的是名人传记，和教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领导喜欢的好部下，怎么投资理财和怎么在官场职场混的生活指南书。算命和养生越来越火，很多人靠敢于胡说发了财，立了万。这些书买回去，很多人是非常认真地照着做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是千古流传的祛病延年的妙方，为什么每年都在变？为什么去年流行的今年就不流行了？这不和我小时候喝红茶菌差不多吗？比如刘太医什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终于说他是骗子了。其实一看他的书就知道太不靠谱：什么病都是鲤鱼汤和牛肉汤，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店里人多，连哲学书书架前也不例外。我在这里，想找中华书局的《诸子集成》。以往虽种类不多但还有，今年却一本没看见。王利器的《文子疏义》，摆了好几年，喜欢那书，不喜欢压塑的封面，每次见，封面都是翘起的。猜想不同的版次中，应该有普通纸封面的。等到现在，终于连压塑面的也见不到了。汉译西学名著，永远是老掉牙的几种。国学热似乎降温了，谈孔说老之类的书大为减少，不成军团，但散兵游勇犹自不少。很多感觉不太像能在这类题目上下十年苦功的名作家，纷纷推出应用型的解说。书的尺寸一本大过一本，似在表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或权威。人名印得又粗又黑，似有照顾半失明者的慈悲心肠。借此促销手段，两千年前的古人大沾其光，仿佛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入百姓之家：没有畅销名流的解说，譬如鬼谷子之类，谁会买去看？
我在那里转的时候，注意到一个衣着落拓的老者，背书包，手里翻开一本书，正满脸渴望和热忱地对着一个中学生大讲特讲。我把几排书架看完，他还在那里，神情投入，完全无视周围的动静。
二楼几乎是中学生的天下。除了教材，西方文学名著如今还能吸引的也就是中学生了。但在出版社眼里，西方文学名著已经成为封闭的概念，几十年下来，总是那几部“老三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红与黑》、雨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个出版社，有版权的，没有版权的，抢着印。一些小出版社偷了别人的译文改头换面的，或新译的，实在惨不忍睹。字体不是特大就是特小，不是扁的就是长的，就是不肯四四方方。页码有置于书页上方的，有挪到边上的，还有藏在花纹里，你不专心找一阵子决计看不到的。至于书页本身，有加线加框的，有染了颜色的，有故意向印象派学习，让你学会欣赏光线下的影子的。总之，就不让你看得舒服，要考验你的定力。看架子上一套套，一色的书脊，密密麻麻排了整格整格，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相信其中肯定有好东西，但在这种大阵势下，尚未交战已甘心举起白旗。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文库，虽然字稍小，印制朴素，还是比较喜欢，因为便于携带。当然，质量也有保证。买了一本《魔山》和《白衣女人》。前些天重新看过《月光宝石》，就想把《白衣女人》也复习一遍。柯林斯的两本书都是大学学英语时作为课外阅读材料读的，翻来覆去地读，不喜欢也喜欢了。
第一次路过西单，考虑到马上去见朋友，只取了四本书，另外两本是陈东飚等编译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和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值得赞赏的美国诗人，翻过他的诗，选修过和他有关的课。二十世纪美国诗人中，他绝对是顶尖的，比弗罗斯特好。单论创作，不计影响力，他不亚于庞德。每个爱诗的人都应该读读他的《星期天早晨》。
历代笔记向来是我所爱。中华书局那一套最好，其次是上海古籍的。早先的上海古籍版开本太小，字也小，纸质又差，像是口袋书，这是唯一的缺陷。中华版则版式大方，但内页排版不统一，有横排，有竖排，字号字体也不同。这次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历代笔记丛刊”，估计也是为了赚钱搞的策划，既无注释，也无核校，只有简单的出版说明。看印刷，还行，先拿了《少室山房笔丛》。回去翻翻，错字似乎没有，以后就又拣了几种。
出门前回到哲学区，已是两个小时之后，有几本翻译的法国书，想再翻翻。转过中国哲学书架，上楼前看见的背包老者走过来说，看你对哲学很有兴趣啊？我说，没什么兴趣，随便翻翻。
他说，读过老子吗？
也算读过吧。
那么你知不知道，老子研究几千年，一直有一个盲点？
是吗？这倒不知道。
他说，你看啊，写老子的书的人多了去了，大家都是你抄我抄，不会抄的，抄错了，照样出，照样卖。我呢，自己做研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旁边的架子上，正摆着新出的某名家谈老子的书。老者指了指说，像他，写小说的，懂什么老子，也敢出书？卖得还不错咧——都是胡说八道。
我说，那么你的发现是什么呢？
他说，你告诉我，道家的道，究竟什么意思？
这个嘛，要说知道，人人都知道，要讲清楚，那可费工夫了。
他说，关键是，研究的人都不注意这个问题，而我，总算把几千年的错误给纠正过来了。
我记得从前上海有位大无畏先生，写了一本关于庄子的书，也是号称两千年的庄子研究通通都是误读，唯他一人，拨乱反正，乃是真解。我想，这又是一个疯子。顿时不耐烦起来。打断他的开讲，说，你也不用给我讲了，老子注本上千种，基本问题还能有什么没解决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盲点。
他说，你看这些书——
不要看这些书，这些书没什么好看的，王弼的注你读过没有？
他说，王弼是谁？
我觉得好笑：王弼都没读，还好意思说研究老子？你先把他读了，再读读河上公，读读韩非子的两篇，读读《马王堆帛书·老子》，读读庄和列，有此基础，再去认真做研究，一定比他们强。
走出书店，坐在车上，想想刚才说话，太冲了，犯不着那么义愤填膺。那老者喜欢老子，读后有心得，自己印了书，希望有人欣赏，这种行为，多少是值得尊敬的。
回美前去五道口见朋友，之前有一个多小时，又去了一次西单。原来计划要找的书，一本也没找到，只能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是：谢在杭的《五杂组》，一本《叔本华文选》，和社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
后面这本书，值得一说。这是大学时的读本，除了《唐诗三百首》和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那时是唯一的选择。上下两册，分量合适。过了这么多年，现当代人的选本中，还是这一本最好，有点不可思议。排除政治因素，这本《唐诗选》的选目和评注都非常好，选注者包括钱钟书、余冠英和马茂元。作者小传最见功力，尤其是小诗人的小传。当今的选本，我们只看小传那几百个字，就知道编选者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毕业时，收拾行囊，对于课本，深恶痛绝，打定主意一辈子不再打交道，结果把大部分课本都扔掉了，其实非常可惜，大多数都是好书。以前的那一套《唐诗选》亦在其列。人文社的新版把两册合为一册，封面也由绿色变为淡粉色。
图书大厦二楼中国现当代散文那一角，单独标出作家大名的作家专柜，只有两人，一位是余秋雨，另一位是台湾某氏。鲁迅、周作人和沈从文，都享受不到如此待遇，只能挤在作者群中探头探脑。不知道这是谁对谁的羞辱，或是换了一种尊敬的方式。上年来西单，情形已是如此，今年再去，依然如故。
曾有纽约图书馆采购人员和书店业者参观西单图书城，一进殿堂，瞠目结舌：这和他们心目中的书店情景相差太远了，书的生意居然也可以做得这么火，收款台前大排长龙，像圣诞节前的百货大楼。
在西单图书城，有一点我觉得有意思，就是那些坐在各个角落捧书而读的中学生。他们那么专注，在那么嘈杂的环境中，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上半天。面对他们，那些炮制垃圾、出版垃圾的人，是否可以有点良心发现，或者说，从此可以“胆小”一些，别再糟蹋我们的文化遗产，以此误导和戕害我们的下一代呢？
三联书店
几次约人吃饭都在三联韬奋书店旁边的娃哈哈大酒楼，还有一次被吃素的朋友带去吃素餐，也在附近的巷子里。饭前饭后，正好去逛书店。几小时，几十分钟，都好。最匆忙的一次，只有二十分钟，仍然跑到楼下抓了四本书：邓广铭的《王安石》，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和社科院文研所的《唐代文学史》两册。前些日子读了一阵子王安石的诗，就想读他的传记，可惜邓先生的这部名作篇幅短了些，看了不解气。我没有资格评论邓先生的著作，只是想对王安石更多一些了解。关于王诗，王安石的性情，他的生活故事，他的兄弟姐妹和子女，书中很少涉及，而这正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十八九岁时喜欢拿破仑，每读其传记，总是略过最后几章，不忍看他失败。读王传，有些章节也只草草一翻，出自同样的心情。唐诗有李杜，宋诗当然就是苏王了。因为政治偏见而不肯认真读王诗的人，历代都有。不读无所谓，但他们又爱发议论，结果，诗话里头评价王安石，说胡话的就特别多，譬如袁枚。袁枚不是不懂诗，是成见太深。
曾有出版社鼓励写一本唐诗的书，当时一兴奋，答应了，回去慢慢做准备。以往觉得，对唐诗还是有些心得的，不料刚铺开摊子，心里顿时空空落落，处处都陌生，处处都缺斤少两。于是列书单，决心补课。几年里，先是回头补习南北朝诗，再往后去看元人怎么学唐诗，明人怎么评选唐诗，为了杜诗和江西派，又去练习写七律。补漏洞的结果，常常不是把洞补上了，而是越捅越大。书，一时半刻肯定是不敢写了，但资料还尽量收。在洛阳，去席殊书屋，也只买了一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
韬奋书店的谐音实在不容易出口，打的时司机听到这名字就笑，以后就改说去美术馆了。第一次去，足足泡了半天，又去楼上喝了杯茶，临走时取了一本《钱谦益诗选》，预备在去良乡的长途公交上看。老钱的诗，学问大，才力足，技巧一流，使事用典，寻常人不是他的对手。然而读他的诗，不免枯燥，原因是不真，太多做戏的成分。如果不做戏，他的诗就特别好，如“西湖组诗”中的“而今纵会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
三联书店的书够多，但要找自己需要的书，还是十有八九找不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史、外国文学、哲学、艺术这几个门类，架上陈列的，依然以大路货为主。和西单图书城不同的大路货，或者说，严肃图书的大路货。出版社都爱出丛书，抓个题目，便是文库，但好的丛书凤毛麟角。有能力编一套学术丛书的人，全国想来也不多，偏偏大家都要编。看到书架上大量的“文库”，真替书店的宝贵空间觉得不值。
8月12日最后一次去娃哈哈，想到不久就要动身回纽约，没机会再来了，不免多选了几本书，也不知带回去会不会读：狄尔泰的《体验与诗》，阿伦特编的《本雅明文选》，中学生文库版《万历十五年》（拿去给人看装帧设计用的），以及陈星灿先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等。之后去附近的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张辉兄说那儿正在打折，机会难得。历代笔记部分，很多书五五折。一些不太出名的明清人的笔记，其实很可以收一收，但想到搬运的艰难，只好忍住，只买了赵翼的《陔余丛考》和王楙的《野客丛书》。店内其他书，一律七五折，以我的兴头，要挑的书得用小车推。但狗熊掰棒子似的拿起又放下，结果只买了《唐语林校证》、王夫之的《老子衍 庄子通 庄子解》和段洪刚的《中国铜元谱》。
中午吃饭时，华侨出版社的高文喆送了两本她责编的拉美和西班牙作品选集，《镜中的孤独迷宫》和《纸上的伊比利亚》，主编和主要翻译者是赵振江先生的学生范晔。这两本书有点意思，收了一些一般书中不太收的小名家的作品，诗和小说都有，予人新鲜和惊奇的感觉。拉美那一册尤其好。奥拉西奥·基罗加的《脑膜炎及其影子》，以前在中青社的《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里读过，已经淡忘，二十年后重读，依然觉得可喜。
从书店出来，和张辉兄一起喝咖啡。看他痛快淋漓地挑书，集中主题深挖，极为羡慕。因为我挑选的，都是基本读本。没办法，这么多年了，连这些必备的资料还没收齐，哪里敢说做学问。说深读经典，说读常见书，也是无可奈何。
张辉兄让我一定去海淀的万圣书园看看，隆福寺里的中国书店也是比较好的，可惜一点时间也没有了。
上次回国带的书太多，随身不便，干脆海运了一箱子，运费不贵，一个多月就到，就是摔得厉害，书角都折了。书品不好令人难受，毕竟是常常捧在手头的东西，所以海运是不敢了。出版社出书，装帧和印刷漂亮，装订和校对则不如以前，包括大出版社在内，错页时有。前些年带回的上海古籍版《玉溪生诗集笺注》，下册倒装重页五十多页。这次人文的《唐诗选》，也折损了多页。至于错字，更不必说，中华书局的《钱谦益诗选》居然也有错字。这种错，一般不容易看出来，辗转相引，贻害无穷。
不熟悉的出版社的古籍，如今轻易不敢买，只认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加上人民文学这三家。曾经买过几本一时找不到更好版本的笔记小说，包括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没有注释也罢了，本文错字频出，多到无法卒读。我碰巧借阅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部《王安石传》，书写得本不好，加上每页必有的大量错字，令人哭笑不得。《容斋随笔》在书里，一会儿是《容齐随笔》，一会儿是《客斋随笔》，幸亏这是常见书，否则，却哪里去查找。
如何买到想要的书？张辉兄说，上网买。绝版的，可以去旧书网。找到某一本，找国内的朋友，让他代收。攒多了，回国时一块带走。
这还是太麻烦人啊。其实现在我也想通了。书，万里挑一，不乏好书。世上好书读不完，那么，就像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一样，遇到什么书，那就读什么书吧。多年前，购藏古典音乐CD，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早这么想过。那时我对朋友说，我不怕古典音乐演奏和出版业衰落或衰亡，纵使它自今天起一张唱片不出，过去出版的那些，尽够我听一辈子了。
2009年8月
我喜欢的人和书
李白、鲁迅、庄子，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十几岁时读到的作家，李白和鲁迅是深入灵魂的，可以说，是他们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在上大学之前，我能见到的寥寥几本古诗词书，不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千家诗》、《宋诗一百首》和《李白诗选》，其中后三本，基本上都背下来了。我是带着李白走进武汉大学的。鲁迅读得很早，中小学课本里有，学校图书馆有，我父亲的藏书里也有，但我所读虽多，理解却肤浅。好在牢记在心里，就像过去小孩子囫囵吞枣背熟了四书，当时不懂，随着长大成人，不时反刍，逐步吸收，受用终生。大学时读到庄子，是“古代汉语”课上的几篇，《逍遥游》、《养生主》、《秋水》、《胠箧》，顿时觉得心心相印，如逢故人。我那时没有想到，李白和鲁迅，其实早已替我打下了庄子的基础。李白做人有傲气，有出世的气度，他也教人以一种宏大的气魄亲近山水鱼鸟。鲁迅批评性地审视历史，不盲从，不迷信，敢于怀疑，以平等眼光看待人物，包括自己最崇敬和最喜爱的人物。事实上，最诚挚的尊敬和热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不仅丧失自我，也亵渎了那些被崇敬和热爱者。没有平等便没有交流，因此不可能有继承和发展。
大学时代喜欢上更多的人，特别是王维和歌德，接触到大量近现代作家和西方作家，其中苏轼、何其芳、戴望舒、瓦雷里、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姜夔、董说、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都是我喜爱的。王孟韦柳，山水田园四大家，不知为何独独对王维有兴趣，周游于学校两大文科图书馆，搜罗他的作品。孟浩然太热，韦柳过冷，那时候都不能很好理解。王维适中，加上他身上佛学的光彩，一下子就进去了。多年之后回想，王维其人，始终模糊，不像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等，有那么鲜明的性格在眼前，仿佛熟悉了他们的谈吐举止，甚至他们的长相。但王维，一个内向且寂寞的人？一个惯于与三两知己往来而从不凑热闹的人？还是一个有着贵公子的傲慢或矜持的人？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至于歌德，那得感谢郭沫若，是他翻译的《浮士德》和《沫若译诗集》里的几首诗，把歌德像杯酒一样端到我们面前。还有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介绍。由于这种缘分，后来的各种《浮士德》译本，都无法代替郭译的地位，尽管我已经几十年没再读到了——因为手头和周边的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
北京五年，最大的阅读收获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沈从文和周作人，那时还很喜欢毛姆和格林，以及爱伦·坡和尤金·奥尼尔。
中年以后，杜甫、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的集子成为常在手边的书，同样情形的西方作家则有普鲁斯特和里尔克。喜欢读全集，读全套的书。《全唐诗》、《太平广记》、《鲁迅全集》，算是不离不弃了。一如既往地喜欢自魏晋到清末民初的笔记。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最常读的古典文学研究书籍。《文选》一直没买到好的本子，尽管通过其他途径读了不少。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有缺陷，好奇心与日俱增，因此便追补先秦诸子、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乐在其中。《天方夜谭》过些年便重温一次，就像对待《聊斋志异》。
从个人兴趣来说，我最爱读的中国小说是《西游记》、《唐人传奇》、《聊斋志异》、《水浒》和《醒世姻缘传》，还有篇幅不长却才华横溢、机智百出的《西游补》。西方的小说是《追忆似水年华》，契诃夫，和前面提到的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我喜欢幻想型的、灵气十足的作家，他们既给人启示，也使阅读成为愉快的过程。布尔加科夫是一个好例子。
先秦诸子和史书以及其他书籍中不乏最伟大和可爱的文学作品，比如《列子》、《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五灯会元》和一些古代的旅行记。
每一本好书使人成长和丰富，但建构了一个人的精神骨干的书则有限。我在青少年时期被灌输了那么无聊的文字垃圾，但由于李白和鲁迅，它们不如风中的一缕污尘。我只是可惜我们那一代人，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注定要被淘汰的毫无价值之物上面：背诵，默写，应付考试。同样的时间，像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那些本来在孩童时期就该通盘掌握的文化经典，我们也可以自小牢记，用不着一辈子都不得不一一补课。
2011年
暑日乐事
前几日在古钱币网站发帖，回忆集币十几年来的“捡漏”故事，整理图片，从两枚龟鹤齐寿大花钱开始。将手头所有的清代及近代的钱币学著作翻阅一遍，拣出几条资料。连类所及，又读到一些古人的相关诗文。事毕，想起鲁迅兄弟都很喜爱这枚宋代的吉语钱，日记书信里多有提及。而我对于此钱，也是大有缘分。因此翻查了几本书，写成《周氏兄弟与龟鹤齐寿大钱》。
手头周氏兄弟的书不少，《知堂回想录》中，资料尤其丰富。从楼下书库，又借来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和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等。龟鹤一文轻轻松松地写出来，却又从阅读中发现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如果一一追个水落石出，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就想到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提到的，鲁迅在病床上爱不离手的一张前苏联彩色木刻画。关于这幅画，由于萧红的文章，谈论和提及的文章很有一些，不过就我读到的，全是望文生义，其结论虽然颇具哲理，言之凿凿，可惜只是向壁虚构。
《红楼梦》的研究和考证，历来鬼力乱神者甚多，媒体造势，大众追捧，遂有甚嚣尘上之势，真正严肃的学术，反而不被重视。鲁学方面，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也多。别有用心地贬低和拔高，至今不能杜绝。然而做学问，肯认真读原著的不多，造大文，出新论，扶摇直上，动辄谈哲学思想，说精神境界。根基若无，大厦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