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昔 游

我在那些奇怪的夜晚遇到他们

太熟悉了,不需要问候

也许倾谈了很久,直到露珠满天

也许视若不见,宛若路人

 

在分手时礼貌地一笑

他们的面孔似乎令人不安

熟悉到不愿重温,陌生到难以回避

高贵中藏着未来的丑闻

 

——嘉忆,2007。

 

天宝三年(744年),杜甫三十三岁。那年夏天,他在洛阳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李白。秋天,杜甫、李白,加上高适,结伴同游梁宋。一年后,杜甫漫游东鲁,再度与李白相逢,度过了一段极其亲密的日子。白日把酒论文,夜晚抵足而眠。这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放浪形骸的快乐时光,值得他晚年一再追忆。漂泊西南的十年,高适和他时相过从,生活上大概也给他一些照顾,尽管贴心的程度不如严武。而李白此后天涯奔窜,居无定所,流言纷纷,生死无闻。杜甫后来所有关于李白的诗,都流露着生死永隔的哀痛。“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写得鬼气森森,寒凉入骨。至情至性之人,每于伤悼之中不能自拔,然而悲人悲世而不自悲。仁者胸怀,深广远大,超逸乎文字之外。人以为自伤身世者,若只是自伤身世,不过一弱男子弱女子,嘤嘤于书房或闺中,终不能使闻者颜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一己之得失,尤其是牵系在欲望上的,纵然美轮美奂,毕竟太小。杜甫写了那么多哀悼的诗篇,哀悼的不仅是李白,也包括那些遥远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是在哀悼一个时代,或者也不是时代,是机运,是人的事业在历史上微微弹起的一点波痕。

 

相信很多人都做过与古人遇合的梦。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借助这种遇合一诉其怀旧情怀,同时也宣告了个人的衰老。怀旧总是高尚的,因为无利可图。但《午夜巴黎》中功不成名不就的小作家,既希望前辈名流的指点和引介,又期待理想的爱情——完全非物质主义的巴黎女郎,这就相当实际。可见在如今,怀旧也不一定可靠。由于困难,难得纯粹。当然,曾经要多世俗有多世俗却又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伍迪·艾伦先生,牛排肯定是啃不动了,坚果也不再齿颊留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以及更早的,早到印象派霞光初露,早到拿破仑三世时的浮华和优雅,对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符号,而且意义绝不超出符号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伍迪·艾伦和毛姆笔下《刀锋》中的美国人艾略特·谈波登也没什么两样。老好人谈波登信奉的格言是: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他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城市。

巴黎有文学。巴黎有艺术。巴黎有时尚。巴黎有最好的咖啡和葡萄酒。

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小店,这一切,归为一个词:巴黎是风流的。

但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像对开的曾经风华绝代的书页,已被时光之手不经意地合上了。

 

关于酒吧、咖啡馆、旅馆大厅、贵妇人的沙龙和舞会的油画数不胜数。画面上的人彼此陌生。他们衣冠楚楚,端着酒杯,或指间夹着雪茄,交谈着,观看着,端坐着,身体相亲或距离遥远,目光在画布之外交集。他们同时又是朋友、情人、私密的仇敌、暗恋或暗自怀恨的人。

但没有否认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他们也未必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

他们之中必有回到过去的人,与古为徒,在浓密的烟雾和暗淡的灯光下,和他们热爱的古人交谈。他们不谈具体的事,不谈个人,没有介绍和寒暄,话一开始就深入主旨,好像在继续上一次没有谈够的话题。又因为他们相知已深,那些话语是零散的,不需要过渡和连接。有时他们只是随便提到一个名字,一首诗中的一句,其中一个人的眼光向远处一扫,立即收回来,另一个像是点了点头,又像是为了凑近拿起的杯子。总之,他们走动,在不同的群体间交错,随时离去,随时出现。不见得都是午夜,但记忆里也从没晨光熹微。时间是水,从一个杯子到另一个杯子,化为汽,凝结为冰块,凉得指尖颤抖,捂得心头温暖。

 

我总是这样无来由的。

 

和高李同游梁宋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比他大十一岁,高适更年长,已经四十五岁了。对于李白,年龄不算件事。他一向率性而为。高适稳重,年纪又最大,虽有满腹牢骚,却出语温和。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他肯定没有想到几年后会飞黄腾达,一直做到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为唐代大诗人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常常把高李杜的壮游想象成刚来美国时留学生喜欢的野餐:开车到近郊,找一处山清水秀草绿花繁之地,铺布单于树下,喝啤酒,烧烤,高谈阔论。唐朝没有汽车,他们三位也不骑马。春光融融,信步走过宽阔的草地,走上山坡。李白不用说,昂首阔步冲在前头,高适稍落后一两步,在李白的右侧。他们谈兵,谈管晏和诸葛亮,谈朝廷的领兵大将,胡人彪悍,一枝独秀。李白不时要把鲁仲连拉出来展览一下,由鲁仲连扯到张良,而张良神话的重心不在运筹帷幄,而在授兵书的桥上老人。其次,还有张良的形象,“状貌如妇人好女”。桥上老人自然是仙道一流,而皇上也曾游过月宫的。

高适对鲁仲连没有兴趣,桥上老人他也不信。至于皇上有没有游过月宫,那不重要。《霓裳羽衣曲》偶尔听一次,大概还不错吧。

杜甫一个人落在后边。他背着所有的物件:酒和食物,铺地的席子。酒酣高歌劲舞,当然要带两把剑、一张琴。傍晚可能起风,那么,每人还得加一件袍子。当高李停下脚步,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慢慢赶上了,听清楚他们的话,大多是李白的话。李白喜欢高声,旁若无人地喊叫,手舞足蹈。这时候,高适总是笑笑,然而不置可否。在李白以为已经说服了对方时,他其实寸步未退。

杜甫的理想是做一个谏官,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孔子一样大节分明、温文厚道的长者。他觉得诗是他唯一玩得尽兴的游戏。他奇怪的是李白有旷世无二的才华,超过了鲍照、何逊、阴铿,也不亚于他最佩服的庾信,却并不把诗当回事儿。也许是得之太易吧。

他们当然也谈诗。杜甫心里想:李白总是说建安风骨,骨子里他也相当接近曹氏父子,可他自己偏偏口不离小谢,这也不能说不对,李白是可以像小谢一样秀丽飘逸的。他甚至有点郭璞,不过郭璞是站在地上的游仙,李白才是真正飞起来的。曹氏父子的游仙大气又质朴,那是汉人的境界。经过了南朝几百年的陶养,我们回到汉人已经不可能,然而李白身上确实有汉人的影子,这就是奇迹了。未经人为的,叫作“天”。李白的诗,该是天成的吧。

高适太像王粲,一步一步,很稳。

建安时代还没有苦吟派,南朝则很多。李白说,苦吟是缺乏才气的表现。这话最初很使杜甫沮丧。他是把李白看作亦师亦友的。想到谢灵运和庾信,他多少恢复了一些信心。谢庾两位的诗告诉他:苦吟也可以达到一种境界,那就是,通过限制而自由。放纵就是自由吗,未必都是。那么,限制亦然。自由就是,凡我所行皆成路。当格律变成个性时,谁能说是格律限制了我,还是我生成了格律。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不能想象这是小时候的杜甫。而李白用“飞扬跋扈”形容杜甫,也予人匪夷所思之感。

一方面是“胡姬压酒唤客尝”,一方面是“青娥皓齿在楼船”。那些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则一直青春着。相对的,高适的青春五十岁才开始。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称为古典音乐中的三B,因为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其中的后二B,一直是我的心爱。我也可以添上布鲁克纳,凑成自己的三B。布鲁克纳是年纪大了才慢慢喜欢上的,喜欢他的笨重和冗长,喜欢他的缓慢和固执。这一切,构成他的憨厚。得道者,要么天生才智过人,心有灵犀,要么满脑袋呆气,踏实而固执,近于愚笨。可见最近的路就是最远的路,而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最不可靠的,是既不够聪明,又不够笨。世人以为和自矜的,就是这样的聪明。不过,对布鲁克纳的喜爱,无法与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相比,正像高适在我心目中不能和李杜相比一样。放在十年前,对于布鲁克纳动辄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慢板,我是没什么耐心的。现在,时间并没有更丰裕,但我学会了从容,学会了等,学会为了辉煌壮丽的几分钟的高潮,在几十分钟的轻抹慢捻中抽枝长叶。

那天,在回程的地铁上,听着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读新买的第二和第三交响曲合集的唱片说明书。看到一处,乐不可支。

且说勃拉姆斯是个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作品不厌修改,务求完美。他对贝多芬敬佩如神,家中供奉着一尊贝多芬的大理石胸像,俯瞰着他写作之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丰碑在前,朋友和民众都期待他踵武先哲,写出像贝氏之作一样深刻庄严的作品。对此,勃拉姆斯感到很大的压力。从1854年二十一岁时开始动笔,《第一交响曲》的完成,至少花掉了他十四年时间,到1876年首演时,他已经四十三岁。

《第一交响曲》的成就立即获得大批评家汉斯力克的肯定,彪罗称之为“贝多芬第十”。《第一交响曲》和贝多芬作品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和贝多芬的第五一样,都是强有力的C小调,结束于经由斗争而获得胜利的C大调,命运的动机也来自贝多芬的第五,而终曲的主题则和贝多芬第九的终曲如出一辙。当人们指出这一点时,实心眼的勃拉姆斯颇为郁闷,觉得这像是在指责他“抄袭”,实际上,他引用贝多芬,意在表达对乐圣的敬意。

使我觉得可乐的是他嘟嘟囔囔说出的那句话:像贝多芬?傻瓜都看得出来——Any ass can see that。

《第二交响曲》不搞英雄与命运搏斗最后赢得胜利那一套,结果,人们说,这是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事情还没完,刚正爽利的第三,又被比为贝多芬的“英雄”。只有最后一首,不那么容易听的第四,没法简单地套贝多芬了。第四沉郁而雄壮,和贝多芬的区别,好比杜甫和李白。

 

听勃拉姆斯,我想到《易经》的乾卦:刚健中正,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精确严密,像物理学基本规律一样气魄宏大,同时简洁优美。这一点,贝多芬也不见得处处都能做到。勃拉姆斯之后,则再无第二人。

事实上,勃拉姆斯的音乐语言也像《易经大传》,精确,严密,刚劲,锐利,节奏明朗,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然而不失温暖和亲切。以后世的散文作比,他非常接近韩愈,也有蒙田的精神。以诗作比,秀丽大度如王维,织体绵密如老杜,胸襟恢弘如半山老人。有人说他骨子里是有感伤的,比如在他《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他的室内乐多半委婉深曲,不是欲说还休,而是始终保持节制。在勃拉姆斯这里,我终于明白:节制不仅出于自尊,也和矜持无关,节制是一种高贵。

知道节制,勃拉姆斯有多少情绪,都能安排得像几何一样纯净。没有冗余,也不缺乏。在他的交响曲任一乐章的中途,我都无法停下来。不是沉迷于哀伤缠绵的旋律,而是他的音乐织体太强大,不可能撕裂打破。我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时时要为他的曲子多走一个站,只为了把一章听完。

 

有人对我说,你喜欢勃拉姆斯,是因为性格相似。

勃拉姆斯的性格和习惯,一般都会提到的有几点:

他和贝多芬一样热爱自然,喜爱在维也纳郊外的林中散步。他终身未娶,对小孩子有特殊感情,随身携带糖果,散发给他们。不擅长和成人交往,他的学生古斯塔夫耶纳说,有人说他脾气不好,那是不确实的,勃拉姆斯是一个再可爱不过的人。他对朋友讲义气,很大方,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尽管他成名后相当富裕。他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乱糟糟地堆满了乐谱和书。一位管家替他清扫和做饭。他留大胡子,穿便宜的衣服,不穿袜子,人们常以此拿他开玩笑。他把很多钱用来资助朋友和学生,唯一的条件是要他们保密。

和康德相似,勃拉姆斯的一些生活习惯终生不变,而且精确。比如说,维也纳的“红豪猪”酒馆,他每日必去。他走路时永远背着手。由此传下一张漫画:勃拉姆斯负手而行,身边跟随着一只红色豪猪。

 

庄子在《田子方》篇讲过温伯雪子和孔子的故事。温伯雪子到齐国去,经过鲁国,鲁国人纷纷慕名求见,孔子也去了。见面,却不发一言。子路觉得奇怪,孔子解释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倾谈甚久,出来后,大有感叹,对颜回说:“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如醋缸里的小虫(醯鸡)。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替我揭开盖子,我哪里能知道天地的真容。”

敢于承认自己是醯鸡的人,是人中之杰。当有人“发其覆”的时候,他跃身而出,从此优游于大漠广野。旦暮之间,得遇发覆之人,是珍罕的缘分。但仅有缘分还不够。缘分到时,你必须早已准备好。这是双重的罕遇。

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办?

你自己破覆而出。

 

勃拉姆斯和写“圆舞曲”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终生好友,就在他去世前,还挣扎着想去看施特劳斯轻歌剧《理性的女神》的首演。韩愈表达对孟郊的仰慕时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别离无由逢。”勃拉姆斯推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说愿以一切所有换此一曲。他曾在为人签名时抄下《蓝色多瑙河》乐谱的开头几小节,后面注以“惜非勃拉姆斯所作”!

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认为凡事皆有正当理由的人,纵然从蚂蚁成长为一列火车,他一生之全部所为,不如改变一朵花的颜色。

 

2012年4月24日

读书这件事

自从来美国,读书的习惯慢慢变了。很少有系统或有计划地读,读得散,读得杂,读得随意。个中原因,一方面,不像过去那么有时间;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找不到需要的书。能买的书,家里摆得下的书,数量微不足道。闲览尚可,若要查考任何题目,那是想都不要想的。过去积攒多年,留在北京的那一批,是我最看重的。自己感兴趣的几个领域,如中国古典诗词、西方现代诗歌、先秦诸子,以及二十世纪欧美小说,就当时的出版状况而论,算是收集得相当齐全了。这些年,每次回国,蚂蚁搬家似的往纽约搬,搬来不少,也因损坏而丢弃了不少。但大部头的、成套的书,还是搬不动。去年夏天回国,行前列了一张书单,为几篇打算写的文章补充材料,结果大部分书都找不到。比如说,我一直觉得鲁迅的犀利文风颇受朱子影响,在洛阳的书店,看到《朱子语类》厚厚八册,人又傻了。庾信的集子才三册,就忍着没拿。八册,太奢侈了。

好多文章因此留下了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弥补的遗憾,也是将来可能招人诟病的软肋。写董说的《西游补》的时候,到处找他的《丰草庵集》,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仍然找不到。写伥鬼的时候,宋以前的志怪小说,因为有《太平广记》,差不多扫荡了一遍。宋以后的书,虽然借助手头的若干种和传世藏书之类的大部头礼品书,翻出不少有用的记载,但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史籍,所触及的,不过九牛一毛。轻薄为文,本是大忌,然而受制于客观条件,只能徒唤奈何。

近年极少买书,买了也没地方放。早年的英文书,几乎扔光,只留下几本诗集,算是纪念。要看书,去图书馆借。不知不觉地,这就完成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从前是,想读什么,去找什么;现在是,图书馆有什么,读什么。我总不能要求人家图书馆专为我一个人买书。

借回家的书,认真读的,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翻翻就抛在一边,另一部分,一目十行,草草读一遍,过后即忘。喜欢的几本,往往需要一再续借。

这样读书不专业,费时间。在完全不同的书之间天马行空似的乱跑,无异于喝醉的人在大花园里跟着众人赏花,除了第二天身上被花刺扎伤,被石头绊倒跌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大概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读书如此不成章法,脑子倒没有成一团糨糊,前后多年里读过的书,遇到有关联的,能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的,一想,总能清楚地想起来,那效果,也和一本接一本地连续读差不多。

我想,读书和中药铺里的情形有点相似吧。那些草叶树根分门别类收在抽屉里,一搭配,就是治病的良药。你得熟悉什么药存放在哪里,需要的时候,一找便得。否则,乱糟糟地堆在仓库,纵然如山如海,终不过是一团乱草。

 

杂事繁多而读书渐无耐心,晚上好好的几个小时,东翻西翻,转瞬即过。新买的几本子书,读罢前言后记和附录的资料,再从第一卷读起。正文之后,是注释和讲解。不到数章,已觉烦闷。合卷细想,原文不过数千或几万字,捧着几百页的厚厚一册,心里先有了畏惧之意,何不直接读原文。一试,效果果然好。寻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读不完的,一晚上两晚上就读完了。不敢说字字精通,但无妨意思明白,而且一气读完,有很痛快的感觉。

书,看来还是先通读一遍的好。一遍之后,从容点,再去读历代的通释和指归。特别喜欢的书,手中有多种本子,对比着读也不错。不过像老庄孔孟之类,注本数以百计,大约看过几种,发现彼此面目差别不大,新意独出的,不过有限的几处。然而新意之中,另辟蹊径的多,自抒胸臆的多,扣着原文,直探作者本心,发前人之所未道的,毕竟少之又少。

好的注释,其一,是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这常见诸题解部分。其二,涉及同时代人物。用典,涉及历史名人,这都问题不大,稍有常识,或有一本可靠的工具书,都能解决。作者的那些朋友,要从正史、地方志,或同时代人的文集里找出来,编著者花工夫,对于读者,功德无量。其三,作者用意委婉深曲,或文心独运,修辞高妙,细微处不易领会,经注者拈出,读者有会于心,为之解颐——这是最上等的功夫,百不一见。

讲解《世说新语》的人,于曹操见匈奴使者一节,多不提此事纯属虚构,乃是将汉人故事嫁接到曹操身上。《三国演义》尊刘贬曹,人所共知;《世说新语》因为文字和内容都好,大家就忘了其中对于曹氏,是很不公平的。至于《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本亦谩骂文字。这种谩骂文字,近代以来,不绝于报刊。时至今日,还有浅薄无知之辈,打着各种漂亮幌子,借以大言欺世。而专家教授评说此文,感叹苍天湛湛,曹氏的历史真面目,于此暴露无遗,岂不是痴人说梦。

其实,这些年来,读诗词也好,读古文也好,读笔记小说也好,未读之前,先存了一肚子别人灌输的意见,理解上,多少会被人牵了鼻子走。这些成见,一张口,一动笔,不用过脑子,哗哗地流出来,底气甚足,以为是泰山不能移的定论。很久之后才明白,事情绝不是文学史上几百字几千字说得那么简单。诗词的赏析,本是个人想象和经验的产物,多年读选本,读名家赏析,大部分读者就这样丧失了阅读个性。而且太明确的分析,无疑剥夺了对作品继续解读的可能性。即使不能说剥夺,至少限制了新的解读。一句话,使读者丧失了直接理解原文的乐趣。

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不求甚解,难道就是说,诸事之先,一本书,读罢原文,再去读那些序跋提要,再去读那些集解索引,或者,有的书,干脆忘掉所有附加内容,破门直入,面对面,不绕圈子,不管那圈子多么圆,多么好看。

 

一次次不得不扔书,心灰意冷。搬家两个月来,很少买书。因为买书少,心理不平衡,读书反而多一些。

鉴于搬移之难,今后将限制存书数量,不是非买不可的书,不买,特别想看的,买了读过,不留。买书以中国古籍为主,古籍中,又以唐以前的书为主,学术方面,则可直到民国。买原典。赏析本、详注本、六经注我本,尽量远之。而所谓图文本、珍藏本、尺寸怪异的精装本,一律谢绝。

一本书,十数万言,可取者如只有几句话、几个意思,得其意就好,并不一定要立即形成文字。有所启发,有所领悟,此后收益,自己知道。不敢肯定能记住的,做笔记。以前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以后不妨试着做做。钱钟书做笔记,除摘抄和评析,还详记出自某书某版某卷第几页,以后连缀成文,引证有据。我读书但求快意,若此严谨,恐难做到。

有关庄子的书,新得两本。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系在潘泓兄处看到,知本地书店也有,去找,果然找到。此书当代注庄的,转引甚多,其实释德清的引申发挥,多牵强附会之言,见识不算很高。他的好处,主要在语言明白晓畅,而且从中可以一窥明人的习气。释德清另有《老子道德经解》,暂时没兴趣。

研究庄子的专家,有两位姓林。林云铭的《庄子因》,近代可能很风行。《红楼梦》中宝玉续庄,黛玉做诗讽刺他,说“作践南华《庄子因》”,大概宝黛钗们都读过这本书。林希逸的《庄子口义》,以儒兼以禅解庄,慕名已久,而不可得。潘兄知我心意,网上觅得一本《庄子鬳斋口义校注》相赠,大喜过望,无限感怀。

对老子的书,相对不如对庄子那么感兴趣。老子陈义太高,我跟不上。谈权术和阴谋,我没兴趣。买了一本严遵的《老子指归》,实在是因为严君平这个人。他在成都卖卜,是诗人钟爱的典故。此书真伪仍有争议,且留着,待心情恰当时一读。

老子原文不过五千言,读一遍,不费工夫。然而注老的,都失之于繁,无限引申,演成一部大书,令读者望而生畏。近来读古籍,渐渐悟出一个没道理的道理。大部分书,先抛开注解,读原文。读过,觉得有必要深入计较的,再找好的注本,摆出做学问的架势,打阵地战、持久战。其实很多书,包括名著,草草读过原文,也足矣。

周作人的自编文集,止庵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定的,以前买过两种,一种是《知堂回想录》,另一种,不知转到何人手中,也忘了书名。书店再进一套,图书馆买了两种,我买了三种:《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和《艺术与生活》。买《老虎桥杂诗》,是为了核对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周作人狱中诗用了南冠楚囚的典故。查过,果然用了,说明记忆还可靠。但他只用过一次,可靠得有些险。买《艺术与生活》,是想看他谈日本诗。这方面,他是行家。

关于鲁迅的几本书,《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已为图书馆买去。

买《隋唐演义》,除了重温童年听说书的美好日子,还想看看书中对杨素有什么描写,结果没有。王学泰先生研究流民,《隋唐演义》也是重要的材料。

借书,原想把《鲁迅全集》全部搬回来,根据索引,找有趣的题目贯穿着读一读。但书太重,路远,搬不动,只借了两卷: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还有书信集一。

重读杨绛和孙犁的散文。孙犁爱书,发自天性,无一丝杂念。有的书,他喜欢,但读不懂,他直言不讳。读不懂,还是喜欢。这种人物,世已罕见。

再读三曹的诗文集。曹操不去说了,曹丕实在很被低估,不公平。在诗的形式上,曹丕极富开创性。文学史上强调他七言诗的成就,他的杂言,大开大阖,说不定还是李白的先驱。曹丕之后,才有傅玄,才有鲍照。傅鲍二人,影响李白的歌行甚大。

读完《建安七子集》。《陆机集》快要读完。魏晋南北朝,再读十余家的集子,可以告一段落。鲁迅推荐书,这时期的文学,他推荐的是严可均和丁福保编的两部总集。暂时找不到书,正好偷懒。北朝的文字,还有佛经翻译,过去所读不多,是一大缺失。《洛阳伽蓝记》的文字,二十年后重读,依然心惊。

把馆藏汉三国晋南北朝文选若干种全部拿回,比照而读。高步瀛的一册,比较精当。明末小品,源出这一时期的书信和短文,但韵致远远不如,且多造作。南朝小品,吴钧等的几封信就不必说了,即如刘峻几行字的《送橘启》,萧方等谈年轻人生活理想的《散逸论》,乃至曹植几乎是陈词滥调的《释愁文》,和明人比,格调还是清雅。当然有辞藻的刻意,然而意思总是比较真切,态度总是比较自然。

2011年1月

晨读一则

晨起读《孟子》数则。《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朱熹注:“名,声誉也;实,事功也。言以名实为先而为之者,是有志于救民也;以名实为后而不为者,是欲独善其身者也。”觉得以此对照和解释庄子《逍遥游》篇许由回答黄帝之“名者,实之宾也”,有助于更深的理解。孟庄同时,虽各处不同地域,而游士往来列国之间,造成一个普遍的语境,同时代人彼此出于赞同和反对的理解,较之我们今天,更接近作者的本意。淳于髡所说的自为者,朱子解释为独善其身者,亦即隐士一流。许由是隐士,庄子大概也是。他和孔子的不同,一入世一出世,截然分明。这是人所共知的。庄子和老子的不同,也是如此。老子讲阴谋,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五千言中,除了崇高的道论,亦多经世之言,涉及兵法,重在权术。老子的理想,实在作为帝王师。在这一点上,与孔子无异。如何为帝王师,则老孔有分别。老子只是要做精神导师,隐己而坐,或负手旁观。孔子讲事功,重实际,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则完全无意于做官,他也讲治天下之道,却又鼓吹无为。试想治天下者,其上有理想,求不朽,其下多贪欲,溺甘美,如何肯无为?若遇千古大政治家,更要以一己之意改造世界。这一套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庄老的区别,朱子说得直白:“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还说,“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事做。”

庄孟同时而不相遇,书中也没有相互提到对方,对此,朱子的说法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只是杨朱之学。”自居“僻处”,正合隐士的身份。僻处云云,是言之有据的。孟子和孔子一样,奔走于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庄子只是讲学著书,和朋友来往,以论辩为乐。关于他的个人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大概不至于如列子那样,严重到时有断米之忧。他讥笑惠子的相位,在自己眼里不过一只死老鼠,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底气。朱子说:“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极是。道家、隐士、兵家,多出楚地,和齐鲁之地代表的北方文化不同。

同为独善其身,儒庄两家同中有异,一在相对,一在绝对。儒者进取,如果不得其时,只好退而归隐,要么颜回一样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要么如孔子所言,乘槎浮于海,甚至居九夷。这便是遁世无闷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典型地体现于《易经》乾卦所说的龙。不同的爻位,相当于不同的时势。“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兼济天下的机遇;“潜龙勿用”,这是独善其身的处境。“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儒家的独善,是情势下选择的结果。庄子的隐则不是这样,它是人生的根本态度,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取向。

庄子宁可“曳尾于泥中”,出发点是“养性全生”,这和杨朱的“贵生”相通。其思想来源,可推至列子那里。朱子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又说:“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按照朱子,孟子并非和庄子完全无关,因为杨朱出于老子,“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不过,朱子断言庄列皆本杨朱,不够准确。这三家有共同的东西,列庄之间更亲密些。如果《列子》书中的《杨朱》篇可靠,则杨列之间也很亲密。但即便如此,庄子和杨朱,距离很大。杨朱的书不传,仅就所存的不多文字而论,杨朱贵生,和庄子相比,略显消极。他固然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紧接着又很高傲地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老子的无为发挥到极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悲观,有时代的因素,也和他的个人气质相关。杨朱敏感而性情柔弱,所以才有悲歧路的故事。一直喜欢杨朱的这段话:“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能说出这话的,乃是性情中人。

李白有诗:“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说的是一杨一墨。杨墨都有悲世的情怀,庄子也有。但庄子的化解方法,是转而专注于对至高理想境界的无限追求。庄子的追求是形而上的,形而上很难说清楚,于是不得不打比方,用寓言。这一比方,便为后来的道教所利用,于是“姑射仙人冰雪姿”,以及白云帝乡之类的,都被坐实了。利用总是可笑复可怕的。乌托邦论者喜作荒唐无稽之谈,欲证来世之乐土者,控制人心最严。自以为或强迫他人相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自上而下,挡者披靡。期跋扈于永久,焉知指顾之间,威柄凌夷。这两个传统,或出于哲学,或出于宗教,一经结合,变成主义,被人利用,就有了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动物农庄》犹可说是讽刺苏俄,《1984》呢?还是小小的一个莫斯科?一个简单的东方?

先秦诸子,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非一个“流”字,一个“派”字可以分别。师生之间有继承关系,也有旁枝别出,另辟蹊径的;异派之间,却能隔代相接;同出一源的,最后分道扬镳,肝胆楚越。荀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却是著名的法家。韩非的政治理论,尤其是远离荀子的部分,异代远溯,回到老子那里,而演进出刻酷一面,从而变本加厉。孔子曾受教于老子,其德行一科,为庄子的主要源头。庄子或出于七十二子之后学,却成为道家中仅次于老子的大师。庄子善辩,有名家风范,显然受到至友惠施的影响。尸子被归为杂家,但有一半是儒家,另一小半似是申韩一路。外篇的断简残篇若可靠,他还和阴阳五行家及神仙家脱不了干系。尹文子和宋钘,一被归为名家,一被归为小说家,他们和墨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思想和行为几乎就是墨家,故王夫之说他们近墨,是不为“苦难之行”的墨者。

之所以关系这么复杂,盖因先秦诸子崇尚思想自由。好人崇尚,不太好的人也崇尚。到战国末期,秦并天下,这种传统才被彻底破坏。崇尚思想自由,一切思想和社会规范的束缚都可打破。就师而学,未必表明必须无条件地,不经过思考地,盲目地遵奉其思想。世间一切学问,师其长,弃其短,为我所用,足矣。卓然独立之任何个人,宁可为他人之奴隶吗?哪怕是伟大思想者的奴隶?前人的思想积累,不应成为后人的局限,因为没有任何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借助权力而一统天下。一切顺应自我,顺应时势。顺应自我,既包括认知上的提高,对理念的追求,也包括得实利的需要。毕竟在先秦的环境中,诸子中的很多人,是要周游四海向君主们自我推销的。因为这样的思想自由,一个学生,若与老师的观念相悖,不表明他就是背叛。学者千万,放眼其中,多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曲士,成家者几人?成“家”在于立说。一个亦步亦趋无发展的好学生,哪怕门门课都是百分,顶多是一个附庸。道德的约束不在所谓“背叛”,道德的约束在于区分济世救民和助桀为虐。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容忍与己不同的思想,是极大的危害。孔子的宽容,虽孟子亦不及,尽管孟子的尊民思想,比孔子更进步。孟子峻急,救世之心迫切,然而辟杨墨,指其无君无父,未免多事。墨子的兼爱,虽然终人类之绝灭,永不能实现,却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杨朱的为己,在乱世,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2012年5月19日即兴

5月22日改

北京两书店

西单图书城

每次回北京,一定去西单图书大厦。朋友笑我,那不是买书的地方。买书,要去三联和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去海淀的风入松,以及其他私人开的专业书店。不过我去西单图书大厦,理由简单:交通方便,只要在市里乱转,一定有机会从它门前路过。路过或等人的时候,当然要进去看看。即使专门去,也能兼办其他事。常去的琉璃厂和报国寺,可以坐地铁到这里转车,甚至步行去。

西单图书大厦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多。书和人,满坑满谷,纯粹一个大集市,有点像喀什的巴扎。畅销书和推荐书专柜前,中学生和干部模样的外地人乱哄哄地挤作一团,仿佛在抢购储备过冬的大白菜。去年的重点书是有关奥运的,再前是汶川地震的,还有各种学习材料。隔一两年回去一次,大略也能知道流行什么。长盛不衰的是名人传记,和教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领导喜欢的好部下,怎么投资理财和怎么在官场职场混的生活指南书。算命和养生越来越火,很多人靠敢于胡说发了财,立了万。这些书买回去,很多人是非常认真地照着做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是千古流传的祛病延年的妙方,为什么每年都在变?为什么去年流行的今年就不流行了?这不和我小时候喝红茶菌差不多吗?比如刘太医什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终于说他是骗子了。其实一看他的书就知道太不靠谱:什么病都是鲤鱼汤和牛肉汤,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店里人多,连哲学书书架前也不例外。我在这里,想找中华书局的《诸子集成》。以往虽种类不多但还有,今年却一本没看见。王利器的《文子疏义》,摆了好几年,喜欢那书,不喜欢压塑的封面,每次见,封面都是翘起的。猜想不同的版次中,应该有普通纸封面的。等到现在,终于连压塑面的也见不到了。汉译西学名著,永远是老掉牙的几种。国学热似乎降温了,谈孔说老之类的书大为减少,不成军团,但散兵游勇犹自不少。很多感觉不太像能在这类题目上下十年苦功的名作家,纷纷推出应用型的解说。书的尺寸一本大过一本,似在表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或权威。人名印得又粗又黑,似有照顾半失明者的慈悲心肠。借此促销手段,两千年前的古人大沾其光,仿佛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入百姓之家:没有畅销名流的解说,譬如鬼谷子之类,谁会买去看?

我在那里转的时候,注意到一个衣着落拓的老者,背书包,手里翻开一本书,正满脸渴望和热忱地对着一个中学生大讲特讲。我把几排书架看完,他还在那里,神情投入,完全无视周围的动静。

二楼几乎是中学生的天下。除了教材,西方文学名著如今还能吸引的也就是中学生了。但在出版社眼里,西方文学名著已经成为封闭的概念,几十年下来,总是那几部“老三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红与黑》、雨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个出版社,有版权的,没有版权的,抢着印。一些小出版社偷了别人的译文改头换面的,或新译的,实在惨不忍睹。字体不是特大就是特小,不是扁的就是长的,就是不肯四四方方。页码有置于书页上方的,有挪到边上的,还有藏在花纹里,你不专心找一阵子决计看不到的。至于书页本身,有加线加框的,有染了颜色的,有故意向印象派学习,让你学会欣赏光线下的影子的。总之,就不让你看得舒服,要考验你的定力。看架子上一套套,一色的书脊,密密麻麻排了整格整格,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相信其中肯定有好东西,但在这种大阵势下,尚未交战已甘心举起白旗。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文库,虽然字稍小,印制朴素,还是比较喜欢,因为便于携带。当然,质量也有保证。买了一本《魔山》和《白衣女人》。前些天重新看过《月光宝石》,就想把《白衣女人》也复习一遍。柯林斯的两本书都是大学学英语时作为课外阅读材料读的,翻来覆去地读,不喜欢也喜欢了。

第一次路过西单,考虑到马上去见朋友,只取了四本书,另外两本是陈东飚等编译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和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值得赞赏的美国诗人,翻过他的诗,选修过和他有关的课。二十世纪美国诗人中,他绝对是顶尖的,比弗罗斯特好。单论创作,不计影响力,他不亚于庞德。每个爱诗的人都应该读读他的《星期天早晨》。

历代笔记向来是我所爱。中华书局那一套最好,其次是上海古籍的。早先的上海古籍版开本太小,字也小,纸质又差,像是口袋书,这是唯一的缺陷。中华版则版式大方,但内页排版不统一,有横排,有竖排,字号字体也不同。这次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历代笔记丛刊”,估计也是为了赚钱搞的策划,既无注释,也无核校,只有简单的出版说明。看印刷,还行,先拿了《少室山房笔丛》。回去翻翻,错字似乎没有,以后就又拣了几种。

出门前回到哲学区,已是两个小时之后,有几本翻译的法国书,想再翻翻。转过中国哲学书架,上楼前看见的背包老者走过来说,看你对哲学很有兴趣啊?我说,没什么兴趣,随便翻翻。

他说,读过老子吗?

也算读过吧。

那么你知不知道,老子研究几千年,一直有一个盲点?

是吗?这倒不知道。

他说,你看啊,写老子的书的人多了去了,大家都是你抄我抄,不会抄的,抄错了,照样出,照样卖。我呢,自己做研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旁边的架子上,正摆着新出的某名家谈老子的书。老者指了指说,像他,写小说的,懂什么老子,也敢出书?卖得还不错咧——都是胡说八道。

我说,那么你的发现是什么呢?

他说,你告诉我,道家的道,究竟什么意思?

这个嘛,要说知道,人人都知道,要讲清楚,那可费工夫了。

他说,关键是,研究的人都不注意这个问题,而我,总算把几千年的错误给纠正过来了。

我记得从前上海有位大无畏先生,写了一本关于庄子的书,也是号称两千年的庄子研究通通都是误读,唯他一人,拨乱反正,乃是真解。我想,这又是一个疯子。顿时不耐烦起来。打断他的开讲,说,你也不用给我讲了,老子注本上千种,基本问题还能有什么没解决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盲点。

他说,你看这些书——

不要看这些书,这些书没什么好看的,王弼的注你读过没有?

他说,王弼是谁?

我觉得好笑:王弼都没读,还好意思说研究老子?你先把他读了,再读读河上公,读读韩非子的两篇,读读《马王堆帛书·老子》,读读庄和列,有此基础,再去认真做研究,一定比他们强。

走出书店,坐在车上,想想刚才说话,太冲了,犯不着那么义愤填膺。那老者喜欢老子,读后有心得,自己印了书,希望有人欣赏,这种行为,多少是值得尊敬的。

回美前去五道口见朋友,之前有一个多小时,又去了一次西单。原来计划要找的书,一本也没找到,只能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是:谢在杭的《五杂组》,一本《叔本华文选》,和社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

后面这本书,值得一说。这是大学时的读本,除了《唐诗三百首》和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那时是唯一的选择。上下两册,分量合适。过了这么多年,现当代人的选本中,还是这一本最好,有点不可思议。排除政治因素,这本《唐诗选》的选目和评注都非常好,选注者包括钱钟书、余冠英和马茂元。作者小传最见功力,尤其是小诗人的小传。当今的选本,我们只看小传那几百个字,就知道编选者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毕业时,收拾行囊,对于课本,深恶痛绝,打定主意一辈子不再打交道,结果把大部分课本都扔掉了,其实非常可惜,大多数都是好书。以前的那一套《唐诗选》亦在其列。人文社的新版把两册合为一册,封面也由绿色变为淡粉色。

图书大厦二楼中国现当代散文那一角,单独标出作家大名的作家专柜,只有两人,一位是余秋雨,另一位是台湾某氏。鲁迅、周作人和沈从文,都享受不到如此待遇,只能挤在作者群中探头探脑。不知道这是谁对谁的羞辱,或是换了一种尊敬的方式。上年来西单,情形已是如此,今年再去,依然如故。

曾有纽约图书馆采购人员和书店业者参观西单图书城,一进殿堂,瞠目结舌:这和他们心目中的书店情景相差太远了,书的生意居然也可以做得这么火,收款台前大排长龙,像圣诞节前的百货大楼。

在西单图书城,有一点我觉得有意思,就是那些坐在各个角落捧书而读的中学生。他们那么专注,在那么嘈杂的环境中,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上半天。面对他们,那些炮制垃圾、出版垃圾的人,是否可以有点良心发现,或者说,从此可以“胆小”一些,别再糟蹋我们的文化遗产,以此误导和戕害我们的下一代呢?

 

三联书店

几次约人吃饭都在三联韬奋书店旁边的娃哈哈大酒楼,还有一次被吃素的朋友带去吃素餐,也在附近的巷子里。饭前饭后,正好去逛书店。几小时,几十分钟,都好。最匆忙的一次,只有二十分钟,仍然跑到楼下抓了四本书:邓广铭的《王安石》,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和社科院文研所的《唐代文学史》两册。前些日子读了一阵子王安石的诗,就想读他的传记,可惜邓先生的这部名作篇幅短了些,看了不解气。我没有资格评论邓先生的著作,只是想对王安石更多一些了解。关于王诗,王安石的性情,他的生活故事,他的兄弟姐妹和子女,书中很少涉及,而这正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十八九岁时喜欢拿破仑,每读其传记,总是略过最后几章,不忍看他失败。读王传,有些章节也只草草一翻,出自同样的心情。唐诗有李杜,宋诗当然就是苏王了。因为政治偏见而不肯认真读王诗的人,历代都有。不读无所谓,但他们又爱发议论,结果,诗话里头评价王安石,说胡话的就特别多,譬如袁枚。袁枚不是不懂诗,是成见太深。

曾有出版社鼓励写一本唐诗的书,当时一兴奋,答应了,回去慢慢做准备。以往觉得,对唐诗还是有些心得的,不料刚铺开摊子,心里顿时空空落落,处处都陌生,处处都缺斤少两。于是列书单,决心补课。几年里,先是回头补习南北朝诗,再往后去看元人怎么学唐诗,明人怎么评选唐诗,为了杜诗和江西派,又去练习写七律。补漏洞的结果,常常不是把洞补上了,而是越捅越大。书,一时半刻肯定是不敢写了,但资料还尽量收。在洛阳,去席殊书屋,也只买了一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

韬奋书店的谐音实在不容易出口,打的时司机听到这名字就笑,以后就改说去美术馆了。第一次去,足足泡了半天,又去楼上喝了杯茶,临走时取了一本《钱谦益诗选》,预备在去良乡的长途公交上看。老钱的诗,学问大,才力足,技巧一流,使事用典,寻常人不是他的对手。然而读他的诗,不免枯燥,原因是不真,太多做戏的成分。如果不做戏,他的诗就特别好,如“西湖组诗”中的“而今纵会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

三联书店的书够多,但要找自己需要的书,还是十有八九找不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史、外国文学、哲学、艺术这几个门类,架上陈列的,依然以大路货为主。和西单图书城不同的大路货,或者说,严肃图书的大路货。出版社都爱出丛书,抓个题目,便是文库,但好的丛书凤毛麟角。有能力编一套学术丛书的人,全国想来也不多,偏偏大家都要编。看到书架上大量的“文库”,真替书店的宝贵空间觉得不值。

8月12日最后一次去娃哈哈,想到不久就要动身回纽约,没机会再来了,不免多选了几本书,也不知带回去会不会读:狄尔泰的《体验与诗》,阿伦特编的《本雅明文选》,中学生文库版《万历十五年》(拿去给人看装帧设计用的),以及陈星灿先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等。之后去附近的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张辉兄说那儿正在打折,机会难得。历代笔记部分,很多书五五折。一些不太出名的明清人的笔记,其实很可以收一收,但想到搬运的艰难,只好忍住,只买了赵翼的《陔余丛考》和王楙的《野客丛书》。店内其他书,一律七五折,以我的兴头,要挑的书得用小车推。但狗熊掰棒子似的拿起又放下,结果只买了《唐语林校证》、王夫之的《老子衍 庄子通 庄子解》和段洪刚的《中国铜元谱》。

中午吃饭时,华侨出版社的高文喆送了两本她责编的拉美和西班牙作品选集,《镜中的孤独迷宫》和《纸上的伊比利亚》,主编和主要翻译者是赵振江先生的学生范晔。这两本书有点意思,收了一些一般书中不太收的小名家的作品,诗和小说都有,予人新鲜和惊奇的感觉。拉美那一册尤其好。奥拉西奥·基罗加的《脑膜炎及其影子》,以前在中青社的《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里读过,已经淡忘,二十年后重读,依然觉得可喜。

从书店出来,和张辉兄一起喝咖啡。看他痛快淋漓地挑书,集中主题深挖,极为羡慕。因为我挑选的,都是基本读本。没办法,这么多年了,连这些必备的资料还没收齐,哪里敢说做学问。说深读经典,说读常见书,也是无可奈何。

张辉兄让我一定去海淀的万圣书园看看,隆福寺里的中国书店也是比较好的,可惜一点时间也没有了。

上次回国带的书太多,随身不便,干脆海运了一箱子,运费不贵,一个多月就到,就是摔得厉害,书角都折了。书品不好令人难受,毕竟是常常捧在手头的东西,所以海运是不敢了。出版社出书,装帧和印刷漂亮,装订和校对则不如以前,包括大出版社在内,错页时有。前些年带回的上海古籍版《玉溪生诗集笺注》,下册倒装重页五十多页。这次人文的《唐诗选》,也折损了多页。至于错字,更不必说,中华书局的《钱谦益诗选》居然也有错字。这种错,一般不容易看出来,辗转相引,贻害无穷。

不熟悉的出版社的古籍,如今轻易不敢买,只认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加上人民文学这三家。曾经买过几本一时找不到更好版本的笔记小说,包括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没有注释也罢了,本文错字频出,多到无法卒读。我碰巧借阅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部《王安石传》,书写得本不好,加上每页必有的大量错字,令人哭笑不得。《容斋随笔》在书里,一会儿是《容齐随笔》,一会儿是《客斋随笔》,幸亏这是常见书,否则,却哪里去查找。

如何买到想要的书?张辉兄说,上网买。绝版的,可以去旧书网。找到某一本,找国内的朋友,让他代收。攒多了,回国时一块带走。

这还是太麻烦人啊。其实现在我也想通了。书,万里挑一,不乏好书。世上好书读不完,那么,就像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一样,遇到什么书,那就读什么书吧。多年前,购藏古典音乐CD,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早这么想过。那时我对朋友说,我不怕古典音乐演奏和出版业衰落或衰亡,纵使它自今天起一张唱片不出,过去出版的那些,尽够我听一辈子了。

 

2009年8月

我喜欢的人和书

李白、鲁迅、庄子,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十几岁时读到的作家,李白和鲁迅是深入灵魂的,可以说,是他们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在上大学之前,我能见到的寥寥几本古诗词书,不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千家诗》、《宋诗一百首》和《李白诗选》,其中后三本,基本上都背下来了。我是带着李白走进武汉大学的。鲁迅读得很早,中小学课本里有,学校图书馆有,我父亲的藏书里也有,但我所读虽多,理解却肤浅。好在牢记在心里,就像过去小孩子囫囵吞枣背熟了四书,当时不懂,随着长大成人,不时反刍,逐步吸收,受用终生。大学时读到庄子,是“古代汉语”课上的几篇,《逍遥游》、《养生主》、《秋水》、《胠箧》,顿时觉得心心相印,如逢故人。我那时没有想到,李白和鲁迅,其实早已替我打下了庄子的基础。李白做人有傲气,有出世的气度,他也教人以一种宏大的气魄亲近山水鱼鸟。鲁迅批评性地审视历史,不盲从,不迷信,敢于怀疑,以平等眼光看待人物,包括自己最崇敬和最喜爱的人物。事实上,最诚挚的尊敬和热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不仅丧失自我,也亵渎了那些被崇敬和热爱者。没有平等便没有交流,因此不可能有继承和发展。

大学时代喜欢上更多的人,特别是王维和歌德,接触到大量近现代作家和西方作家,其中苏轼、何其芳、戴望舒、瓦雷里、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姜夔、董说、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都是我喜爱的。王孟韦柳,山水田园四大家,不知为何独独对王维有兴趣,周游于学校两大文科图书馆,搜罗他的作品。孟浩然太热,韦柳过冷,那时候都不能很好理解。王维适中,加上他身上佛学的光彩,一下子就进去了。多年之后回想,王维其人,始终模糊,不像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等,有那么鲜明的性格在眼前,仿佛熟悉了他们的谈吐举止,甚至他们的长相。但王维,一个内向且寂寞的人?一个惯于与三两知己往来而从不凑热闹的人?还是一个有着贵公子的傲慢或矜持的人?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至于歌德,那得感谢郭沫若,是他翻译的《浮士德》和《沫若译诗集》里的几首诗,把歌德像杯酒一样端到我们面前。还有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介绍。由于这种缘分,后来的各种《浮士德》译本,都无法代替郭译的地位,尽管我已经几十年没再读到了——因为手头和周边的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

北京五年,最大的阅读收获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沈从文和周作人,那时还很喜欢毛姆和格林,以及爱伦·坡和尤金·奥尼尔。

中年以后,杜甫、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的集子成为常在手边的书,同样情形的西方作家则有普鲁斯特和里尔克。喜欢读全集,读全套的书。《全唐诗》、《太平广记》、《鲁迅全集》,算是不离不弃了。一如既往地喜欢自魏晋到清末民初的笔记。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最常读的古典文学研究书籍。《文选》一直没买到好的本子,尽管通过其他途径读了不少。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有缺陷,好奇心与日俱增,因此便追补先秦诸子、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乐在其中。《天方夜谭》过些年便重温一次,就像对待《聊斋志异》。

从个人兴趣来说,我最爱读的中国小说是《西游记》、《唐人传奇》、《聊斋志异》、《水浒》和《醒世姻缘传》,还有篇幅不长却才华横溢、机智百出的《西游补》。西方的小说是《追忆似水年华》,契诃夫,和前面提到的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我喜欢幻想型的、灵气十足的作家,他们既给人启示,也使阅读成为愉快的过程。布尔加科夫是一个好例子。

先秦诸子和史书以及其他书籍中不乏最伟大和可爱的文学作品,比如《列子》、《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五灯会元》和一些古代的旅行记。

每一本好书使人成长和丰富,但建构了一个人的精神骨干的书则有限。我在青少年时期被灌输了那么无聊的文字垃圾,但由于李白和鲁迅,它们不如风中的一缕污尘。我只是可惜我们那一代人,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注定要被淘汰的毫无价值之物上面:背诵,默写,应付考试。同样的时间,像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那些本来在孩童时期就该通盘掌握的文化经典,我们也可以自小牢记,用不着一辈子都不得不一一补课。

 

2011年

暑日乐事

前几日在古钱币网站发帖,回忆集币十几年来的“捡漏”故事,整理图片,从两枚龟鹤齐寿大花钱开始。将手头所有的清代及近代的钱币学著作翻阅一遍,拣出几条资料。连类所及,又读到一些古人的相关诗文。事毕,想起鲁迅兄弟都很喜爱这枚宋代的吉语钱,日记书信里多有提及。而我对于此钱,也是大有缘分。因此翻查了几本书,写成《周氏兄弟与龟鹤齐寿大钱》。

手头周氏兄弟的书不少,《知堂回想录》中,资料尤其丰富。从楼下书库,又借来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和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等。龟鹤一文轻轻松松地写出来,却又从阅读中发现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如果一一追个水落石出,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就想到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提到的,鲁迅在病床上爱不离手的一张前苏联彩色木刻画。关于这幅画,由于萧红的文章,谈论和提及的文章很有一些,不过就我读到的,全是望文生义,其结论虽然颇具哲理,言之凿凿,可惜只是向壁虚构。

《红楼梦》的研究和考证,历来鬼力乱神者甚多,媒体造势,大众追捧,遂有甚嚣尘上之势,真正严肃的学术,反而不被重视。鲁学方面,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也多。别有用心地贬低和拔高,至今不能杜绝。然而做学问,肯认真读原著的不多,造大文,出新论,扶摇直上,动辄谈哲学思想,说精神境界。根基若无,大厦安放。

孙郁先生著有《鲁迅藏画录》,其中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资料。周末去中文书最多的法拉盛图书分馆,借到以下各书:

朱正等:《鲁迅史料考证》;

《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

《孙氏兄弟谈鲁迅》;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许钦文忆鲁迅全编》;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朱正:《鲁迅图传》;

萧红:《感情碎片》(文选);

新版《鲁迅全集》数册。

还有一些通俗著作,如蔡登山的《鲁迅爱过的人》,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就在图书馆大略翻了翻。《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馆藏书中是有的,但架上找不到,很遗憾。另外,和鲁迅有过来往的一些女性,如许羡苏俞芳等,也有回忆文字,图书馆没有,只好留待回国寻找了。女性的回忆,会有不同的视点,在生活细节上,最能提供别处没有的资料。

一个多星期里天天读这些书,感觉还是许寿裳、孙伏园、许钦文这些当年的老朋友和学生写得最好。萧红、高长虹、曹白等,虽然留下的文字不多,却都写得真切,是贴近人物来写的。这些书读完,关注点在一件事上,收获极大,自以为对鲁迅先生在某些事情上,在某个时期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虽然说出来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可以在法庭上得到采用的证据,但距离真相,虽不中亦不远。

于是作《鲁迅和风中女人图》一文。

许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鲁迅《唐宋传奇集》的序言,结尾加“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那一段话,人所共知是讽刺高长虹的。但石一歌在“文革”后期的文章中,说鲁迅这是表达了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中自己坚持斗争的决心。所谓大夜,所谓黑暗,是借用高长虹的比喻,正是鲁迅自己。因为高长虹是把自己比作太阳,把许广平比作月亮的。最后很“不幸”的,月亮没有投入太阳的怀抱,却被黑暗吞噬了。

类似石一歌的文章,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多了,而且知识的欠缺,曲解的不择手段,较之石一歌更有过之。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

常觉得写读书随笔一类的文章,很大的乐趣,在抽丝剥茧,由一个很小的细节,去推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细微的阅读和分析过程,与侦探小说中的推理破案毫无二致。有时候,是凭直觉先有了一个假设的结论,以后去发现证据,加以证明;有时候,是莫名所以,心中好奇,于是四方冥搜,给自己一个答案。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阅读好比侦探的实地查访,只要不辞辛苦,总有所得。即便答案与早先所想不同,快乐是同样的。

 

2011年7月11日

怕 死

读《华盖集续编》,读到这几句话:“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非常荒唐的,在略有感慨之余,忽然欣赏起鲁迅先生的语言之美来了。鲁迅引用陶渊明诗,似乎是想涂抹一点豁达的色彩,实际的意思是不能豁达也不允许豁达。在具体情景下,陶诗的豁达太轻,而且近乎麻醉了。

好多文字都是这样的。

即如这里的陶诗,他说死算不得一回事,肉体化为尘土,混同于山丘,有返璞归真之意,其实还是不甘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就是牢骚话。宋人把这个意思演绎成一首有名的七律,中间两联是:“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感叹人情的浇薄,归结到对酒当歌上。这当然也是豁达,却是被逼无奈的。就像一生节俭的富翁看见儿子挥金如土,一时气恼绝望,中午也狠心割一块肉,过过败家的瘾,但你不能指望他从此就天天花天酒地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陶潜:“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陶潜诗文谈到死的地方特别多,说明死是他的一个心结。《鲁迅全集》此处的注里举了两例:《乙酉岁九月九日》中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与子俨等疏》中的“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第一例说明他对于死亡是很苦恼的,只好借酒浇愁。第二例承认死亡在所难免,轻视之后,仍有无奈,没有庄子那种“夫大块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的超脱。

陶渊明出入佛道,本质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述祖责子,想的都是生命的传承。他当然是有事业心的,希望像曾祖父陶侃那样青史留名。古人长寿者少,要做事业,活得长是个重要的条件。曹操一辈子感叹人生有限,假如求仙和炼丹能给他一丝希望,相信他也会像秦皇汉武一样痴迷。不过曹操之求长寿,不在贪图享受,而是因为大业未竟,心有遗憾。所以他的遗令,尽管极其通达,读之却令人感慨万千,就是因为通达中包含着惋叹。这一点,和陶渊明的情形相似。相似者多,说明正是人之常情,虽雄才大略,志向高远,亦不能免。

年轻时读《挽歌》其三,觉得异常悲凉,对应文学史书上说的“飘逸”和“静穆”,格格不入:“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读到这几句,便觉得《挽歌》第一首所说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言不由衷,或者也不是言不由衷,不过欲以自遣罢了。

朱子很早就翻过陶渊明的案,说陶并非散淡的人,金刚怒目的一面,从《读山海经》中可以看出。杜甫也看出了他的“放不下”,在《遣兴》中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鲁迅先生在演讲中指出,陶渊明对于生死,并不豁达。这个案,比朱子翻得还要深。一般人总以为怕死是丢脸的事,轻生才算英雄,实在大误。除了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希望愚民为他卖命,夺王位,抢地盘,故而鼓吹牺牲为光荣之外,古今中外的先哲,哪有怂恿人去死的?

 

2013年6月

徐梵澄

扬之水日记中有关徐梵澄的部分,单独抽出来,和陆灏的一篇文章一起,汇为一本小书,叫作《梵澄先生》。这书字数不多,上班路上一个来回,加上午休,就读完了。我注意的是和鲁迅先生有关的段落。他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又说鲁迅为人厚道。举例说,有一次两人正在谈话,保姆抱着周海婴在一边玩。鲁迅因为孩子感冒,怕传染给客人,就很严厉地哼一声,让把孩子抱走。因为尊敬和热爱鲁迅,徐梵澄从不谈论周作人——后来谈了,是“很看不起”。他对许广平印象不好,扬之水记他的话,大概有所顾忌而作了剪裁,不太看得明白了:“说起与许广平的一页不愉快,他说,每次去见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她不懂。’关于抄稿子的事,他说:‘原以为鲁迅有几个小喽啰,没想到一个也没有,却是让许广平来抄,她便生气了。’”

徐梵澄回忆鲁迅的文章《星花旧影》,收入《鲁迅研究》。《鲁迅研究》上并附有他抄给鲁迅看的几首诗。扬之水说:“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文字纯净而有味,诗有魏晋之风,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扬书有墨迹的图片,她说有魏晋风的那一首是:“蝉声曳杨柳,清池蔼芙蕖。虫响露中促,新月雁影初。于此悟时易,倏忽伤三余。非为逃空虚,寂寞行迹疏……”

《星花旧影》中提到鲁迅读其诗后的回信片断:“兄诗甚佳,比前有进,想是学汉魏,于渊明却不像。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必再阅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几于渊明有些像了……”说吃辣椒,是因为湖南人的缘故。徐梵澄说:“似乎先生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回看自己的诗作,他说:“至今阅历已不止四十年,这期间有三十几年滴酒未饮,中间也偶做旧诗。那是少年时代漫然夸口罢了,即令自视存稿,陶渊明诗的影子尚且未曾望到。未曾专意为诗,也是事实。又常吃辣椒,想来也是一原因了。”

徐梵澄终身未婚,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饮食起居自己料理。扬之水说,徐在“昆明有两侄辈,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不料来了之后,不但不能帮忙,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只好‘恭请自便’,又回到昆明去了”。

1948年到1978年,徐梵澄在印度待了三十年。第一次到访,扬之水问他:“印度好吗?”答曰:“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他在送给扬的书上题的字是孔子的话:“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倦而教不厌也。”

他是研究哲学的,翻译《五十奥义书》和《苏鲁支语录》,译文用古文,不是很通畅,有食古不化的毛病,多少影响了书的流传。相比之下,他的白话文很好。《星花旧影》的思路,大得所译这两本书的神韵,有云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写得空灵飘忽,但风格是不错的。他喜欢旧诗,然就扬之水所抄录的几首来看,功力还是稍浅,大约正是他说的,“未曾专意”。扬之水觉得“很有韵味”的“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也只是小巧而已,仿佛是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变化来的。

再看“蝉声曳杨柳”一首,扬之水说有魏晋之风,大概是就五古的形式而言的。这首诗无论文字还是格调,假如说有一个范本,而且模拟得近似,那显然是唐诗,更具体地说,有点像孟浩然。即使挑出“清池蔼芙蕖”这样的句子,也到不了魏晋,顶多有南朝宋以后诗的影子。鲁迅说他学汉魏,不像陶诗,说得准确。

他告诉扬之水,学诗先从汉魏六朝学起,再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追摹杜工部、玉溪生可矣”。这路子有点奇怪——不是说不对——我个人的感觉,学做旧诗,还是从唐宋入手,从近体诗入手更简单。一般人总以为古体诗“没有格律”,就可以随便写。其实正相反。近体诗有个模子,容易照葫芦画瓢。古体诗空空茫茫,没有多年写旧诗的功底,不容易写好。

鲁迅说“卑卑在李唐”,卑卑有奋勉的意思。徐先生说:“鲁迅所说‘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是一谦逊之词,其实唐诗何尝是卑。先生于唐诗的研究是很深广的。”好像以为是低卑之意,如是,就误解了。

 

2013年7月1日

避 讳

中国的避讳种类奇多,我随便算了算,少说也有一千种。这每一种里一个最小的分支,如果以哈佛大学文学院的专业标准来衡量,都够做一本博士论文。将来学问做尽,无可研究,避讳可是一个未开采过的富矿,能解决人文学科教授未来几百年的就业问题。

古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够古怪的吧。一旦说明来历,他一点也不古怪。这是老子《道德经》著名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五代时候有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冯道。虽在乱世,小日子仍然过得幸福无比,因此自号“长乐老”。长乐老既然官阶特别大,名字自然不能乱叫,家里人也不例外。比如出门,不能说走道,只能说走路;划出道来比试比试,只能说划出线来比试比试。这都还行,比较麻烦的是“道德”,儒家讲修身,这个词万万离不了。怎么办?老人家说了,叫“操德”。

冯道大人的儿子开始读书了,读完圣经,读不那么圣的经,就读到了《道德经》。教书的门客不敢提“道”字,儿子更不敢,于是《道德经》的开篇就成了“非常不敢说”。据说冯道自己经过儿子的书房,听到这段话,发了半天愣,不明白儿子在学什么。直到后面念出“名可名,非常名”,才恍然大悟。

《红楼梦》里贾雨村教林黛玉读书,发现她每写“敏”字,总是缺一笔,少了最后那条斜腿,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不念min,念mi。怎么回事呢?原来黛妈妈名字叫贾敏,黛玉也是在避讳。

唐朝是空前开放的时代,社会宽容,思想自由,外地进京的小村长,就敢站在船头高唱当今皇帝的小名儿“三郎”。唐人意气风发,无限潇洒。可是有一点,往死里讲究门第。门第越高的人,越讲究避讳。李贺因为父亲名字里有个“晋”字而不能中进士,这是人们熟知的,连韩愈出面写文章为他辩护都不行。其实这还只是同音,并不同字。假如一个人名叫富贵,他既不能经商发财,也不能考状元做官,还不如叫“困穷”呢。

晚唐名相李德裕出身最高门第五大姓之一的赵郡李氏,他的父亲李吉甫也是宰相。德裕规矩多,父亲名字里的那两个字,就像永远不愈合的创口,谁都碰不得的。有一次,一个姓周的下属求见,德裕不见。不仅不见,还很生气。因为此人姓周。周和吉甫有关系吗?幕僚们不解。当然有。周字里头不是有个吉吗?不仅有,还用个大罩子把“吉”字扣得紧紧的,硬是不让出头。如果有人名叫周倜,那还不是讨死?我想啊,幸亏杜甫和这位德裕大人不同时。杜甫自述,他在长安时,为了生计,“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整天瞅机会到高干富二代和终南山的炭老板家里打秋风。要是不小心叩门叩到李家,就凭这个“甫”字,还不被乱棒打出?

历代都有统治者不高兴听的事,一个办法,就是不让人说。据说秦始皇坚信,不说,那事就不存在了。可能是方士们这么跟他讲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字有神奇的力量。秦始皇是始皇,也是始信,焚书就是要灭掉从前的一切历史,让时间从自己这里开始。书烧了,效果似乎还不错,后来的皇帝都觉得可以效仿,虽然嘴上说那是暴政。历朝之中,清的忌讳特别多,因为异族入主中原,做人也难,凡“虏”“胡”一类的字都忌讳。对犯忌的书籍,客气点的,换字。我忘了是汉朝还是什么朝,“庄”字犯圣上大名的忌,姓庄的改姓严。“可”字犯忌,一个叫“尚可”的人,被人称作“河无水”,后来讹传,变成“何五水”,姓何了。不客气的处理方法,则是烧灭。禁书的时候,书多人少,检察官没时间细看,就专在书里找这些字,找着一个,格杀勿论。据说杜牧的诗集因此差点失传,幸亏一个乡下的杜牧粉丝硬把《樊川文集》藏在鸡窝里保存下来了。杜牧诗中有一句:“金河秋半虏弦开”,本是说大雁的。检察官看到“虏”,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杜集禁了,还准备通缉杜牧。这事要是早点报告到乾隆皇帝那里,就不会闹出这么个乱子。乾隆小时候在宫里受教育,最爱抄杜牧的诗,因为不像李商隐那么绕弯子难懂。你知道,好多事的实际情形都是,上头有旨意,只说搞一搞,没说搞那么深,那么凶,可是底下的人层层发挥,层层加码,到最后,匪夷所思,乱了。如果不是皇上出面干预,《论语》也要禁,那里面也有违禁之言:“夷狄之有君。”乖乖,夷狄!

换字带来的文化产业,是索隐学。当下的大白话照理是无须加注的,但不,因为大家都绕了圈子。时代一变,忌讳跟着变,后人无注便看不懂。我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系正在编禁忌和转换语大辞典,如果他们肯不耻上问,我倒愿意屈尊俯就,给他们补充几个词条。比如刚从郭德刚相声里听来的“花猫一体”(某种二合一的菜肴或同时并举的事物和影像),还有从“一明治”到“十明治”的套餐。

前些年给小孩起名字,流行去《康熙字典》里找大家都不认识的字,认为这样很牛。下一辈子,我要抱着甲骨文全书,找两个最古怪的字给自己当名字。万一后人又发起神经讲避讳,希望不会因名字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此外,我也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因为禁忌被人卸掉一只胳膊或砍掉一条腿。或像有过的先例,明明姓李,搞成十八子;姓董,搞成千里草;更不堪的,姓王,不说王,非说三横一竖。

 

2012年2月2日

缘 分

接连几个夜晚,灯下盘点一年里新得的古钱,剔锈,除尘,水煮消毒。当然,还要查对图谱,看能否意外找出一些少见的版别。多年来一直在收藏圈子外徘徊,无力深入,故而所得有限,自得其乐而已。今年的收获尤其少,谈得上珍稀的,只有一枚样币。除了自己不上心,也和中国古玩大量回流有关。国内来的“寻宝团”,购买态势凶猛,所到之处,如风卷落叶,弄得美国人都警觉了:凡有中国字的,都是宝贝。

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老古玩商鲍伯·莱斯打交道十多年了,一个性情开朗的绅士。他的存货里,有三枚崇祯小钱,一枚背“太平”,一枚背“旨奉”,一枚跑马,都是常见的品种,品相不错,因嫌其价高,没买,这次决定都买回来。

崇祯钱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字,地名、干支、记值,以及符号。两个字的,种类不多,“太平”,“旨奉”(也许是奉旨,刻模时排反了),念起来怪有意思的。至于跑马,那就大名鼎鼎啦。不明白铸钱的官员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铸一匹小马在钱背穿孔的下方作跑步的样子。崇祯为人刻板,不是喜欢别出心裁的人。明钱历来的符号,多是星月。这匹马来得奇怪。钱铸出后不久就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一马进门,是为“闯”字,崇祯果然死在李自成手上;另一种说法,南明出了个马士英,一马乱天下,也是个坏事的家伙。

九月初,西雅图的老钱商西蒙斯先生整批买到新泽西一位收藏家的藏品,分批贴到他的网页上出售。我一看,就知道有人又当了冤大头。全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破烂得不成样子,却枚枚高价。来源呢,据说是星港的两位先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接触过的新加坡人那么爱卖假货。现在,既然没本事明辨是非,只好敬而远之。这批货,我凑热闹,捡了两枚普通品,但都是出自美国本土商家的。

从莱斯那里购进的好东西,是一枚湖北省光绪机制方孔钱的样币。光绪末年,引进西方技术,一改传统的翻砂浇铸方法,用机器打造钱币。湖北的造币厂在武昌,钱币背面用满文“宝武”二字。当时的模具请美国雕刻,有两个版式,一种字体较大,称大字版,另一种字体较小,称小字版。中方审定,选了大字版,广为发行。小字版未被采用,只有美方打制的若干枚样品留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宝武小字样币。

有玩家说,宝武小字样币存世不超过五枚,不知确切与否。我在纽约,近水楼台,见过三枚,其中一枚送到北京拍卖了,还有一枚,就是这次所得的。加上听说过的,或许不止五枚。但无论如何,稀罕是肯定稀罕的。造币厂的样币,怎么也不能成千上万吧。

中国集藏古钱币的,据说人数在百万以上,有一定资历和实力的,数以百计。一枚存世只有几枚的钱币,经过百年沧桑,辗转于世界各地,最后流落到某人之手,要经过多少环节,是多么难得的缘分。

但这并不是说,拥有一枚珍品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事实上,中国历史长,地域广,古钱种类繁多,存世以枚计的稀罕宝贝,怕也有几千或上万种。这样,不计品种,就总量而言,所谓珍稀钱币,其实是有几万枚的。一个真心喜好而不断寻觅的人,得到几枚,不像想象得那么难。

不错,得到一枚珍稀钱币不难。可是,要得到特定的一枚,得到你正想要的那一枚,却有如登天。有钱,容易些,机会多些,但能不能到你手上,最终成事在天。这里的概率,不用算也知道。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念着两枚作为玩物而非流通货币的花钱,一枚是汉朝的,币面文字是,“乐无事,宜酒食”。另一枚是大约宋铸的大花钱,钱上是一封问候朋友的短信,书法极好,有人说是黄庭坚体。这两种钱,只在网上各见过一枚,估计一辈子也难得到。

藏家常言:遇到喜欢的,不能错过。老天给你的机会,不会有第二次。错过了,就是终生错过。我正式玩钱,已经十五年。若从孩提时的收集算起,时间更长。如果说有什么感受,就是这两个字:缘分。缘分不是求而可得的,该来就来。缘分来了,不能错过。

早些年,心思常变。有些东西,到手后玩过一段日子,不当回事了,换给别人,或者去店里卖掉。这其中有几枚,后来时时想起,百计寻觅,再无芳踪。卖掉的,不去说了。换掉的,虽然得了别的,也好,也喜欢,却不能完全替代原来的。这也算是日久生情?或者说,下意识里,天性里,我们都由衷地尊敬这个叫“缘分”的神秘事物?

俗语说:五百年修得同船渡。今天听起来不无煽情之嫌,但我挺认同。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你要学会珍惜;第二,莫妄求,莫贪婪;第三,得失随意;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珍惜,你要享受。

明钱近几年才开始攒一些,以前基本不碰,因为讨厌朱元璋。说到思想专制,大家都骂秦始皇。要和朱元璋比,秦始皇就是慈善家,好好先生了。后来觉得,这样疾恶如仇,有点小孩子气。历史上的浑蛋多着呢,咱们只认钱,不认人。清朝有位学人,生平痛恨太平天国钱,说有血腥气,见到一枚,动辄刀砍斧斫,务必毁坏了事。其实,太平天国又算什么呢?那么多的军阀、盗寇、汉奸儿皇帝,他们的政权寿命短,发行的钱币数量小,往往成为珍品。因太平军逼近而自杀殉国的画家戴熙,他最珍爱的一枚钱,据他考证是黄巢的。我想,戴熙那样的传统士大夫,一定不会认同杀人如麻的落第秀才黄巢,但他对历史之物的态度很平和。

叶德辉在《古钱杂咏》中咏到唐朝“安史之乱”时史思明铸的“得一元宝”和“顺天元宝”钱:

 

得一谁知谶未真,顺天新铸有重轮。

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

 

史思明建都洛阳,拟定年号铸钱。根据《老子》第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确定以“得一”为年号。不料有人说,得一,只得一年,“非长久之兆”,于是改为“顺天”。传说思明铸钱,毁寺庙佛像取铜,故叶氏有此感叹。后人念及此诗,也会生出一点对微物的“历史的温情”吧。

 

2009年12月4日

清闲小镜

六十元买得一枚清朝的小镜,很常见的人物行乐图案,简单而粗糙,然而镜钮上下两个大字“清闲”,感觉就很喜欢,虽然谈不上精美,锈色也还润泽,托在掌中,是可以赏玩的。

从前听余叔岩唱《珠帘寨》:“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这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心想,残唐五代,那么个战乱法,躲在大沙漠的一角,游牧民族骑兵的营帐,又不是千里莺啼的江南,居然也能安享清闲,倒真是“好受用”呢。后来发现,偏是这五代十国,出名的闲人特别多。他们的了不起,不在闲适的绝对性,而在他们居然“能”闲适。冯道历仕四朝,为相二十年,自称长乐老。相比之下,北宋太平盛世的邵雍筑安乐窝,就不算什么了。书上说,冯道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笑话里又有他儿子或门客悠然研读《道德经》的故事,可见他不仅真是有闲,还能闲而有为。

冯道优游于乱世而如鱼得水,为人是有一套的。欧阳修骂他无耻,他完全可以用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来辩解,毕竟他存活下来了,还做了不少有用的事。

五代词学发达,《花间集》的作者,多栖身于偏安一隅的小国。孙光宪在弹丸之地的高季兴的荆南,居然也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侍候三位国王,直到北宋一统。光宪是花间一大家,传世的词作八十多首,有学者说,他有资格和温韦并列,为花间词三大家。《宋史》本传说他“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好著撰,自号葆光子,所著《荆台集》三十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橘斋集》二卷,《北梦琐言》三十卷,《蚕书》二卷。”

能写这么多书,词和唯一传世的《北梦琐言》都是经典之作,我们的作协养了那么多专业作家,比比孙光宪,岂不惭愧,人家可是业余写作啊。

往早了说,还有榜样。《三国演义》里糊里糊涂的刘表,曾有人做诗说“景升父子皆豚犬”,一万分的鄙睨。“豚犬”之说出于曹操,曹操这么说刘表,他有资格,毕竟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他可以视刘表如无物。别人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呢?刘表统治荆州几十年,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使荆州成为战乱中保存中华文化的一处绿洲。宋衷、王粲、王肃,都是荆州学术的代表人物,刘表自己也多有著述。这样一个人物假如是猪狗,那些摧残文化的,如明太祖之流,岂不是猪狗不如吗?

西方学者说,文化是贵族的,前提是有闲,日子无忧,才能也才肯做不实用的事。中国学者说,中国文化,骨子里是地主文化,皇帝、官僚本质上都是地主,所以才对土地,对节令,对花草虫鱼,有那么深的感情,才有山水画和田园诗。“燕寝凝清香”,“把酒话桑麻”,“斜晖脉脉水悠悠”,都透着闲适劲儿,尽管后面一句带着哀愁在里头,然而哀愁却是“闲”愁。中国人拿“闲”来修饰愁,岂有此理,妙不可言。

我也是盼着清闲的,否则,大概不会突然兴起买一枚可有可无的小镜子,再来一番胡思乱想。

 

2012年3月13日

喜 爱

毛姆小说《刀锋》里的艾略特·谈波登说,世界上唯一适合生活的城市,是巴黎,巴黎的时尚和优雅,无处可比。按毛姆的意思,谈波登属于附庸风雅的人物,好虚荣,有点浅薄,但心地善良。我想,世上大多数人,差不多也都如此吧。谁没点虚荣和浅薄呢?只要善良,便不失为正人君子。巴黎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艺术的圣地,也是文学的圣地。我在一句法文还不会的时候,就买了一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看扉页的照片,读每一首诗,认出其中几个字,觉得开心。这种心态,和谈波登无异。大学的第二外语,选了法语,学了一年,挣得八个学分,除了“你好”和“再见”,全都早已忘干净。我开玩笑,引圣人的教导: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你看,孔子也这么推崇法语呢。

我爱看欧洲电影,法国首当其冲。但说实话,对法国电影我从没有过系统的了解,不过在图书馆随手摭拾,今天一部雷斯奈斯,明天一部科克托,看得心花怒放,全不管来龙去脉。从一个小小的细节无限生发,好比种子长成大树,但树上的枝叶花果,皆非自然所成,多半是胡乱嫁接的。

因为喜爱,偏见是免不了的,处处理直气壮地想当然。法国文学好,绘画好,时装好,音乐虽然不如德国人,有拉摩、圣桑、福雷、德彪西,也尽够了。电影好,怎么个好法?像《去年在马里安巴》那样的梦意沉沉就不去管它了,像《游戏的规则》那样的入木三分也不去管它了,就说女演员的气质,便是好莱坞明星不能比的。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看过多遍,男主角贝尔蒙多的赖皮相别具一格,女主角珍·西宝剪了男孩一样的头,清清爽爽,衣着简单而有格调。我说,看看人家法国人,美国哪里找这样的人物呢?

从来没有人和我争,没有人反驳我的观点,他们给我面子。我呢,也就年复一年,拿法国的、意大利的,偶尔还有德国和日本的演员,做讥讽好莱坞的枪弹:伊莎贝尔·阿佳妮如何如何,克劳迪娅·卡迪内尔如何如何,安娜·卡丽娜如何如何。珍·西宝是这些枪弹中最有力的一颗,她娇媚,顽皮,充满青春活力,她不妖艳,她美丽。可是有一天,我想查知她还演过什么电影,一查,顿时傻了:人家西宝小姐根本不是法国人,人家就是一美国丫头,出生地是爱荷华州的马歇尔镇。她演法国片,也演美国片,她演的美国片里,至少有两部,包括一部西部歌舞片,我是看过的,可愣是没认出她,想都没想过,她会出现在这样的电影里。

什么叫喜爱啊?喜爱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的事。没有自以为是,没有想象,就没有喜爱。所以,以喜爱为基础来做学问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学问就成了一场白日梦,一个童话,充斥着无所不有的异想天开,美丽到虚无缥缈,好比钱起应试诗中鼓瑟的湘灵,又隔着水,又裹着雾,有永远无法拉近的距离,还有能把一切都吹散的风。你能抓住什么?

人若率性,则世界可以是别一种样子:桃树上结出苹果,蜻蜓在冰雪中飞翔,海棠芬芳四溢,有如兰花,有如梅花。你说没道理?可它存在得比现实还逼真。

关于珍·西宝,还可以说几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于西宝资助一些民权团体,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她几次赞助黑豹党,数额约一万元。联邦调查局对她恨之入骨,采取一切手段对付她:骚扰,跟踪,窃听,监视,诽谤,威胁,连她在国外旅行时都不放过。1970年,联邦调查局编造谣言,说西宝怀的孩子不是她丈夫罗曼·盖瑞的,是黑豹党成员雷蒙·休伊特的。谣言经闲话专刊作家之手,在著名的《洛杉矶时报》登出,后来《新闻周刊》也报道了。西宝饱受打击,不幸早产,生下一个只有四磅的女婴,女婴只活了两天。西宝夫妇在葬礼上敞开棺盖,让记者看婴儿的肤色,驳斥父亲是黑人的谰言。

九年后的1979年,珍·西宝在巴黎死于她的汽车里,死因是服用巴比妥。官方结论,西宝死于自杀。盖瑞指控说,联邦调查局的迫害严重损害了西宝的心理健康,诽谤事件和随后的女婴死亡导致她精神失常。在以后每年的8月25日,也就是女儿死亡的日子,西宝曾多次企图自杀。

珍·西宝只活了四十一岁,葬在巴黎。

 

201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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