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起始于20世纪——早在20世纪之前它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萌生了，但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真正诞生，则确实是在20世纪。世纪初的那场革故鼎新的文化运动，在引进诸多外来文化思潮与文学的同时，也将已在欧美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带入了中国，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有意识的比较文学历史，从而拉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序幕。因此可以说，20世纪的一百年也就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它走过了属于它自己的由肇始初兴到发展与滞缓，进而由复兴趋向高潮的曲折历程，由此表明，我们回顾20世纪一百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回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第一节 纵向追溯
让我们先简略追溯20世纪一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所走过的主要历程。
一、肇始初兴
应该承认，在近代时期的前阶段（即19世纪末），不少学者或文人已经涉足比较文学，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或译著的序跋中，多少有意无意地对中西文学作了对照比较。延续到20世纪初（“五四”前），这种比较愈益朝着有意识方向发展，因为这一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拯救当时衰弱的中国，唤起民众，出于社会改良的需要，在引进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在译介的同时，比较其优劣高下也就自然而然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作中西比较的人士，未必是纯文学研究者，他们来自社会各类人物，而且其所作的比较也未必是纯文学范围，实际涵盖了哲学、政治、语言等多方面，具有综合比较色彩，因为其时的文学比较，最终目的不是为文学，而是为了社会改良需要，为了唤醒国民的需要。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与西方同时期相比，情况显然不一：西方（欧美）比较文学肇始于学院讲坛，目的在于解决文学史的发展问题，“比较”乃属于文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中国其时的比较文学则是为了社会，它与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密切相关，例如林纾的翻译外国小说，首先是恨国力之弱，欲借鉴西方，唤醒青年学子；梁启超系立足于社会政治改良而对西方与日本小说发生浓厚兴趣，提出并掀起了“小说界革命”等文学改良运动；鲁迅更是出于社会政治原因，写下了《摩罗诗力说》等著作。（当然也有例外，如王国维受叔本华理论影响而撰写的《红楼梦评论》，即与社会改良本身瓜葛不大。）可见，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只是以比较为手段，旨在通过比较，认识中国社会，唤起民众的觉醒，其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
到“五四”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西方文化与文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发生了激烈冲撞，这种冲撞的结果，导致中国新文化（文学）在近代变革的基础上开始脱颖而出。这样的条件，使得比较文学掀开了新的一页，明显的标志是：作为一门学科，它被正式引进中国大地，并在高等学府立足——清华大学首先在吴宓等人的提倡下，开设了比较文学方面的课程和讲座，继之，北京大学等校也先后跟上，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此被正式认可。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可以说是较为有意识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了，他们中有吴宓、胡适、郑振铎、许地山等，这与其前时期相比已大不相同。中外比较的目的意识开始转向文学本身，这是这个学科开始真正建立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有意识地翻译了一些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如法国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和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等），使发轫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始被引入中国，这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时间上说，这已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了。
二、发展滞缓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比较文学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先后涌现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和很有影响的论文，其作者大多数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中有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陈铨、刘西渭（李健吾）、钱锺书、杨宪益等。这些学者分别出版了比较文学的专著或涉及比较文学的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朱光潜《诗论》、梁宗岱《诗与真》、陈铨《中德文学研究》、钱锺书《谈艺录》等。这些著作的质量和影响，以及其切入比较文学的深度与广度，实非其前任何时期可比，即使在整个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也不可低估，它们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开始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向学科正规化、理论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在研究的形式方面，这一时期也突破了单一的模式，出现了多种形式交叉综合的特点，或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兼有，或平行研究与综合研究并举，或跨越学科界限，可谓多姿多彩，并行不悖，促使研究逐步走向了深入。不仅如此，在研究论述中，学者们还注意了宏观鸟瞰与微观烛照的结合，努力从世界文化大背景与全球意识范围看问题（如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讲述四大文明古国从分途到交流融合，指出民族文学接受外来文学的重要性，便是一个显例），而不是单纯地局限于某一对作家作品之间作简单的比较。
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比较文学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49年到1965年，这十多年主要受苏联“左”的影响，致使比较文学发展处于阻滞状态，但尽管如此，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还是涌现了一批成果；后一阶段，1966年到1976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整个文坛处于荒芜状况，自然根本谈不上比较文学研究了。前一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有关中苏（俄）文化与文学之间交流影响的内容占了较大比例。这种状况是40年代的延续，而其中尤以研究鲁迅、高尔基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题为多，如鲁迅与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苏联、苏俄文学在中国等，个中原因，自然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及政治背景有关。此外，有关中朝、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文章也有不少，但这类内容大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唯有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可称较为典型的比较文化与文学的论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也有一些突出的很有影响的成果，如范存忠、钱锺书等人的论文，其中尤以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通感》等论文引人注目，它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显示了博大的学识与深厚的功力，创了比较文学的典范，为滞缓期的比较文学添上了不可抹杀的一笔。
三、复兴高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中国大地万象更新，这为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条件。从此，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著作、译作重又开始出现，特别是1979年，出版了钱锺书的《管锥编》，这部划时代空前巨著的诞生，标志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揭开了比较文学复兴的序幕。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七八年时间中，中国的比较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向全国范围发展蔓延，其队伍的人数与素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大大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使一向持“欧美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发出惊叹。可以说，比较文学在这短短几年时间内，迅即成了国内的一门“显学”，一大群青年学者加盟这个行列，一大批中老年学者焕发青春活力，数十所高等学府相继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一系列论文著作纷纷问世，各种学术研讨会、交流会频频召开，一些著名学者应邀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不少外国学者也应邀来华作学术演讲，比较文学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这当中一批著名学者，如钱锺书、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乐黛云等人，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比较文学进入高潮期的标志，是1985年在深圳召开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年会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该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比较文学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一起，聚会深圳，共同探讨比较文学，同时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此，中国有了学者们自发组织的比较文学专业方面的群众性学会，它把全国范围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无形之中联系起来了（后来，它的队伍还扩展到了海外的留学生）。随之，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逐步走上了正轨，学者们无论是对比较文学性质的认识，还是对比较文学意义与研究范围的确认，都有了日益清晰的概念——虽然由于该学科本身的先天欠缺，尚无法完全建立起明确的科学范畴与定义。之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正常而有序地开展了多方位的学术活动：一是按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三年时序，定期地召开全国年会，交流研究成果，互通学术信息，这些年会分别在西安、贵阳、张家界、长春、成都等地召开；二是不定期地在北京和各地召开国际与地方的专题会议，就一些专题或专业展开学术研讨与交流；三是定期出版专业刊物，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中国比较文学》等，以期及时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动态与信息；四是走出去，与国际学术界建立广泛联系，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参加三年一度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年会），同时又请进来，邀请学有所长的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交流，以了解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如此，逐步地，比较文学学科开始较为稳固地建立起来了，继北大、复旦等高校有了硕士点以后，北大又第一个建起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教育部正式确认比较文学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定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至此，比较文学学科真正成了一门具有自身独立体系的专业学科。在多年实际教学与研究基础上，比较文学的学者们逐步确立起了基本的共识：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在全球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世界范围国别文学的交流与交融，有助于探索世界文学发展的共通规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比较文学已正式确立起了两大研究范围：一是本学科范围，即文学内部的比较，它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另一是非本学科范围，即“科际整合”——跨学科研究，它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自然科学等。在方法上，上述各类研究可以或交叉，或并举，还可辅之以阐发研究，即以外国的理论与方法阐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或以中国的理论与方法阐释外国的文学与理论。毫无疑问，到这个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完全打破了原先国别文学研究单一封闭的状态，扩大了研究的视野与领域，真正地面向了世界，科学地建立起了文学的世界性观念——从世界文学范围与高度认识中国文学，以中国文学充实与丰富世界文学，这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继续朝着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节 横向扫视
以上对20世纪一百年来的中国比较文学作了纵向的概括与描述，它使我们有了百年发展的阶段性轮廓了解。以下拟从横向角度对比较文学本身学科理论和下属分支学科的内涵及其发展状况作些阐述。
20世纪一百年的中国比较文学，从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及其分支内涵看，大致包括了学科理论探讨、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译介学、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等内容，我们拟对这些内容侧重它们在中国20世纪后期的研究状况，作一番概括性的评述。
应该说，一百年中，尤其后半世纪，比较文学界谈论和探讨最集中的课题，毫无疑问是有关这个学科本身的定名、定义及学科建立的理论问题。自然，问题开始并不在中国，在欧美早已对它的归属与命名争论不休——究竟比较文学的定义是什么，它该如何界定，它的存在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等等。这也就引来了对它确切存在表示怀疑的所谓“危机”风——一个世纪中不止“刮”了一两次，包括中国比较文学界也有所波及。这显然说明这个学科需要最基础的学科理论建设，以尽可能地确立起学科的初步体系框架。可以说，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一百年中，尤其在世纪末的近二十年中做了不少努力，也诞生了不少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仅以80年代以来出版的比较文学专业教材和相关概论类著作而言，即起码有十部以上。择其要者，它们是：《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原理》《中西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等，这还不包括翻译外国比较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自然各有所长：有的具开创性，出版问世时间早；有的理论性较强，引进介绍西方的内容较多；有的观念较新，更切合时代性；有的相对全面些，更具实用性。比较起来，《比较文学概论》与《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两书似更切合学科的最新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其中涉及的学科最新范畴和跨文化研究问题，也较多属于国际比较文学界于20世纪后半期正在研究、讨论或世纪之交正面临的课题，它们包括了文学的跨学科的问题、西方当代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问题（如后现代主义、文化人类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符号学、女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多元文化时代条件下的文学比较，以及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
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应该说是主要围绕文学关系做文章的，无论是西方的欧美，还是东亚的中国、日本，都概莫能外；而对中国来说，这种研究文学关系的论著，绝大部分乃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的（少数也涉及外外关系）。因为从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者，其研究目的很大部分是为了探讨中国作家和文人是如何在受到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影响下进行创作的，其作品及其本人的思想意识中有着多少外来的影响因子，他们又是如何主动或被动地将外来东西渗入自己的思想或作品之中，化为其中有机的成分。正由于此，中外文学关系便成了百年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当中包括“外国作家或作品与中国”“中国作家或作品与外国”“中国文学在外国”“外国文学在中国”，等等。当然，近二十年来这方面课题还扩展到了民族文学的范围，如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
到接近世纪末的几年，针对影响研究，有学者专门提出了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课题——即关系研究中并非局限于单向的放送者对接受者的传播影响。接受者也有一个主动接受、主动择取的问题。这种主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接受者自身创作的需要或传统观念的改变，而对这一点，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拓宽了影响研究的领域，实际上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因为影响研究本身是一种双向的互逆过程，之所以会成为单向，乃是多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衍生的结果。我们如从双向角度考虑问题，势必有益于研究本身的深入，也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
比较诗学侧重的是跨国度的文学理论研究。“诗学”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指的是诗歌理论，但在西方，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时代所著《诗学》一书的理论本身及其对西方文学理论界的影响，它便成了文学理论的代名词。由此，比较诗学的含义也就专指跨国度的文学理论比较了。应该说，比较诗学研究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成果问世，如朱光潜的《诗论》、钱锺书的《谈艺录》等。这些成果虽然并没形成自身独立的体系框架，但其所论述，则毫无疑问涉及了文学理论的中西比较，且书中不少处有着作者独到的理论见解。到80年代以后，《世界诗学大辞典》《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中西比较诗学》等著作的出版，表明了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要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诗学体系——中西诗学比较体系。当然，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到20世纪末为止，这方面的成果还只能说是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包括已经问世的其他同类著作），距离体系的真正建立与这个分支学科的完满建成，恐怕距离还较远。值得提到的是，在比较诗学范围内，虽然有学者对中日、中印、中韩等东方诗学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比较研究，但从这个分支学科总体范畴看，人们看重的还是中国与西方的诗学比较，因为它牵涉到跨文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跨世纪的文学比较。
谈20世纪一百年的中国文学，首当其冲涉及的恐怕就是翻译了，因为中国文学之所以会在20世纪初发生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由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翻译热潮而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潮与文学，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学，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学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对20世纪比较文学而言，作为分支学科之一的译介学，其所探讨的内容也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文学发展史。从世纪之交严复提出“译事三标准”，林纾大量翻译外国小说，到60年代钱锺书评述林纾的翻译，写下论文《林纾的翻译》，到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著作的出版，一百年的译介学产生了大批对翻译理论与翻译文学发展有价值的论著，大大促进了译介学领域的深入与拓宽。人们认识到，作为比较文学分支之一的译介学，并非仅仅局限于对两种语言表述差异的比较，还要从更广阔意义上加以理解与诠释。它既包含了社会文化背景，也包含了文化意象与文化信息，更提出了创造性叛逆问题。所谓创造性叛逆，既指译者，也包括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要碰到如何将原作的文句表述得既贴切原意又使本国读者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在字斟句酌过程中产生“叛逆”——不完全忠实于原文，这是对译者而言的“叛逆”；而对读者来说，他（她）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也有一种“叛逆”——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审美心态与习惯去解读翻译作品，或者说，他（她）主动参与了翻译者（甚至原作者）的创造，从而导致产生了创造性“叛逆”的结果。这种认识的提出与理论化，无疑拓宽了译介学的领域与范围，使人们从更广泛意义上认识了翻译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它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可以说，20世纪末期学者们对译介学所作的理论探讨，对于译介学在21世纪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实，在美国学派公开提出平行研究之前，中国学者早已在做不打“平行”旗号的平行研究了，例如林纾在他大量的翻译小说序跋中的比较论述，例如钱锺书40年代问世的《谈艺录》中精彩的触类旁通的论证。即便由平行研究而涉及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涉猎了，如许地山的文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如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等等。而公开以跨学科的名义出版论著的，则要数乐黛云与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了，它开了20世纪公开打“跨学科”（“超学科”的含义与之相同）旗号的风气之先，他们的这一创举，博得了著名学者杨周翰的好评，他认为，我们需要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乐黛云、王宁两位主编的工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该书涉及了文学与多种学科的比较：艺术、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之后，不少学者也都纷纷有意识地对文学与其他多种学科的比较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集体编撰的《比较文学》一书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跨学科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可见，到20世纪末，跨学科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已成了一门不容忽视的分支学科。
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它与国际的日益接轨，新的分支学科也纷纷涌现，到20世纪的80和90年代，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国际汉学研究等各显其姿，产生了一批成果，向学界展示了比较文学的多姿多彩，显示了比较文学的勃勃生机。从事这些分支学科研究的学者，以他（她）们刻苦有效的努力，向学界告示：研究异国文学中的本国形象（反之亦然），从文化人类学的宏观角度比较研究文学文本，重视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和国际汉学的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学者不能忽视的内容，它们不仅可以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能推动比较文学向着更深广的层次掘进，从而为下一世纪的比较文学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天地。
第三节 跨世纪课题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一些课题是属于跨世纪的，即它提出于20世纪末叶，是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共同话题，又同时将延续到21世纪，能否真正解决，乃是新世纪的话题。这些课题主要是：第一，文化的介入及其对文学的干扰与冲击，也就是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比较文学面对比较文化的冲击而产生的生存危机问题；第二，由当今及其后多元文化的时代条件所产生的比较文学的跨文化问题，也即比较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跨越文化界限作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才能保持和焕发其生命力的问题；第三，由前述两个问题而产生的、由中国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学派”问题，即建立以跨文化研究为主导倾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以此打破历来的“西方中心”论，确立21世纪中国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毫无疑问，上述的几个问题都是世纪之交乃至本世纪的重要话题，对此，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自然都很关心。
应该承认，随着比较文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必然会产生比较文化的问题。因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文学本身实际上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文化；文学作品中反映与表现文化现象，乃是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由此，由文学比较而涉及的文化比较也就成了必然的了。况且人们作文学比较，必然要将这种比较置于文化背景之下，唯此才能作出较为科学合理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比较文化介入（甚至冲击）比较文学，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比较文化的冲击，比较文学已经面临自身生命力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危机，这自然要引起比较文学学者的惊呼。对此，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的研究应该有自己准确的定位。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虽属两个领域，却并非截然分开。两者实际上是交叉与隶属关系，但比较文化又不同于比较文学，两者可以并行不悖。我们的研究要从自我的实际目的出发，即，从文学出发，最后还回到文学——作比较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文学，而不是文化。文化的渗入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文学的问题。假如这样做，那么，问题也就不会那么可怕了，所谓危机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不存在了。北京大学等高校将自己的研究机构易名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其出发点与用意，大约也是为了适应变化的情势，以妥善地解决这一矛盾。
由于客观的时代条件是多元文化的并置，因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也就成了势所必然。对于中国来说，跨国度的比较研究，所牵涉的既有同质文化的对象，如中日、中韩等，也有异质文化的对象，如中法、中英、中德、中意等，而跨文化研究则毫无疑问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比较（中西文化的比较）。由于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着现代化、信息化发展，其文化也就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就迫使比较文学学者一定要将自己的眼光投射到全球范围多元文化的范畴，由此将比较文学推进到更广更深的层次。一些学者提出了建立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以此对应于国际比较文学开创期的法国学派和之后的美国学派，弘扬具有东方文化风格的“中国学派”，从而打破“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传统。应该说，提出这种主张的出发点和用意都是无可指责的，况且不少学者还就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重建文论话语系统以开展国际对话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它对促进中外文化与文论的交流与比较研究，活跃学术空气，推进比较文学向深层次掘进，都有利而无弊。但实事求是地说，有没有必要建立“中国学派”是一回事，能不能建立“中国学派”又是一回事，更何况学派的形成历来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学术发展过程中逐步被学界承认后确认的，真有自封的话，那大约生命力也不会太长——历史早已经告诉了我们。
中国比较文学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日益显示出它将写完旧篇章、展示新篇章的姿态。可以深信，伴随着多元文化时代前进步伐的中国比较文学，一定会在全体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新的世纪内，将比较文学事业推向更新的高度，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