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朝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而晚明在整个的明朝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化巨匠及其成就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高度上远远超过了明朝初期和中期。也就在这个时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格局也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状态，文人的视野也因之变得空前的开阔，艺术家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格外的异质、驳杂。这都使得晚明历史及文化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它不断吸引着众多的学者去打量和认知。书法也是如此，在这个时期书法借着各种机缘进入了一个剧变的时期，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晚明四家“邢董米张”中的邢侗，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
那么，学术界是如何具体从时间上对晚明界定的呢？晚明的下限自然是明朝的灭亡，其上限学术界并无规范的界定，本书中，晚明指从隆庆、万历初年(1573)到崇祯末年(1644)这一历史时期，包括八十八年，它是明王朝在衰落中挣扎并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这既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与晚明文人的自我体认相符合。
晚明书法的独特性也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的眼光，因而在整个明朝书法史研究成果中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应该占了大部分。其中，关于该时期书家如董其昌、徐渭、张瑞图、倪元璐、王铎、黄道周、傅山等的个案研究成果众多。这些书家个案研究乃至整个晚明书法史的研究，无疑解决了过去许多书学史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很有创新，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研究的观念有待更新。如有些学者沿袭传统的明清文化江浙中心论，缺乏对晚明书法史的具体分析。又如有些学者将研究的眼光过分聚焦于某几个代表性书家自身，须知这几个书家仅仅是处于晚明书家群体金字塔最顶点的金冠，这对于汹涌的群体推动文艺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晚明来说，忽视“塔尖”与“塔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能更好地揭示历史真相的。
其次，正是这些观念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领域的狭窄。如过分聚焦于某几个书家和作品，过多地受制于某些简单的历史表象和思维惯性，而不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现象、人物的深层的逻辑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解读。以晚明书法史的研究为例，与明朝中期吴门书法龙头老大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不同，晚明不仅出现了书法内部从风格到书体等多元化发展趋势，而且还出现了书家群体层次和地域等的多元化分布的发展态势，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其机制和游戏规则也随之发生改变。如果在研究的视野上还是孤立地、简单地局限于某几个书家某几件作品，是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的。
这种现象在邢侗等书家的研究上表现得非常突出。邢侗在晚明与董其昌被并称为“北邢南董”，但由于诸多原因，清朝以来邢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名气越来越落后于董其昌，研究后者的大有人在且成果多多，但对前者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关注明清书史者多局限于既成的历史表象和事实。事实上，邢侗在晚明的声名显赫与此后的暗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研读的问题。对邢侗的个案研究恰恰能从另外的角度探得晚明书法史的内部逻辑和底蕴。我们从下面展开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正是晚明有别于前代的历史逻辑和新的文化包括书法的游戏规则变迁导致了邢侗与董其昌崛起于晚明书坛并成为万历年间最具有代表性书家之一，而也正因为晚明时代的这些独特的规则，又导致了邢侗清初以来的逐渐暗淡。
第三，观念和研究视野的狭隘又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的落后。在这方面且不说有些庸俗粗疏不能着力于扎实的史料的所谓研究性文章，就是有些功力比较深厚的学者也多因观念和研究视野的狭隘导致了方法的简单，往往采取社会历史背景+书家生平+作品的简单分析解读的研究方法，这都导致了对晚明书法史研究的平面化、简单化。
本书的研究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揭示与邢侗有关的历史事实，这包括他的生平、交游、作品的创作等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邢侗的个案研究，试图揭示晚明特别是晚明早期阶段即隆庆、万历半个世纪时期里书法史的真实发展态势。
因而笔者在研究方法上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以邢侗为个案研究晚明万历
年间书法的种种变迁明朝自隆庆、万历开始进入了更加剧变的时期，这种剧变表现在标志着明朝中期的书法最高地吴门书派随着嘉靖末年文徵明的去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与明朝初中期相比，晚明书法时序上的变化呈波段化演变，从隆庆、万历年间的“北邢南董”和“南董北米”再到天启年间的张瑞图，再到明朝崇祯后期的王铎、黄道周直至稍后的傅山等，都呈波段化变化。其中董其昌由于因长寿跨好几个代际波段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这种波段化不仅依托代际更替往前推进，而且这种波段化的频率远远超过了前代。还有，这种代际波段化之间既有顺承的关系，还存在着激烈的互相遮掩相竞的关系，一种新的文艺主张从提出到被诘难再到风流云散，其周期明显地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对晚明书法事件、书法家过于笼统的研究往往得不到历史的实相。因而对晚明史的研究应该进入更加细致的时序波段的横断面研究。
在整个晚明的八十八年的书法史演变中，学者们常说的“隆、万”即持续半个世纪的隆庆、万历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晚明风云激荡的内外因大都在这个时期孕育而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把万历看成明初、中期向后期转变一大枢纽：“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诸多研究晚明书画史的学者在探寻其中历史底蕴的时候，都要追溯到万历时代开始崛起的董其昌那里。这主要是因为他创作成就杰出、寿命长，几乎跨了整个八十年的万历时代，以及他又有系统的书画理论。这固然有其深刻的道理，但如果是从隆、万这个具体的历史时段来说“北邢南董”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常常因对董其昌的过分聚焦，有意无意忽略和误读了后者。
邢侗从万历二年中进士到万历四十年去世，其书法从取法吴门到崛起于北方再到晚年成熟的书风形成，基本和整个万历时代相当。如果是将作为过渡期的隆庆一朝六年算上，所谓的“万历时代”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占整个晚明的三分之二。实际上，邢侗书法与“万历时代”的这种关系早在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那里就有所揭示：“临邑行太仆卿邢子愿先生(侗)以书名万历间，取法晋人，不落唐、宋窠臼。”邢侗早于董其昌崛起于北方，后又与后者跨地域结社最终在万历书坛上形成了一北一南的“北邢南董”的关系。因而以邢侗为个案，以隆、万这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去揭示因过分聚焦董其昌而被忽略的历史真相来说就成为既必须也是必要的事情了。
二、晚明文人艺术空间的拓展和变迁
宋元以来逐渐成熟的文人艺术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和事实。文人书法与文人化文学、文人画、文人化篆刻艺术，即传统所说的诗、书、画、印一起，构成了文人艺术的最重要内容。它自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这种自成系统的文人艺术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文化。随着文人艺术这个大的系统的形成，作为子系统的书法自身也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帖学统系的形成。
(一)复古：书法与文学的互动
文人艺术系统至明朝还呈现继续扩张之势。在明朝嘉靖以后实用印章大面积进入文人视野。这既是明代文人艺术系统与其外部的社会系统，也是艺术系统内部之间发生了更为密切互动关系的结果。正像有些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弘治、正德年间兴起的以古文相尚的“前七子”与这个时期崛起的吴门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
前七子中的主将李梦阳在这种历史当口所喊出来的“夫文与字一也”也同样揭示了这其中的历史底蕴。因而文人艺术系统内部文学与书法存在着互为渗透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明朝书法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对明代文人艺术系统内外之间、内部与内部之间更加紧密的互为渗透的趋势的判断，不仅是基于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基于明朝文艺发展的历史事实。本书有关章节就以邢侗为案例详细论证、叙述了明朝万历年间包括书法在内的文艺思潮是如何借当时如火如荼的文人结社来完成群体推动的史实和过程，并进而探讨晚明文人的身份如何走向驳杂，以及包括书法在内的文人艺术系统是如何走向更加紧密互动的。
就书法来说，这种趋势一方面使得它更加自律，同时也使得它更加泛化。书法不仅与文学还与文人篆刻、绘画都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笔者之所以强调书法与文学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后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人文思潮变迁的风向标，特别是在晚明。
基于这个认识路径，笔者对邢侗的文学活动也重点进行了考察。
在明朝文学发展史上，“后七子”是继“前七子”之后崛起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影响最大的复古文学流派，而前者的后期正当吴门衰落的时期。本书在有关章节详细论证了作为“后七子”后期的领袖又身兼吴门书派的理论总结者的王世贞，是如何将其复古的文学理论向复古的书论转换的。进而论证了作为万历时期代表性诗人的邢侗，是如何凭借其丰富而深刻的书法、刻帖等实践活动与稍后崛起的董其昌共同以复古相尚，从而完成了明朝第二轮由文学复古向书法复古转换过程的。
邢侗的文学复古与书法复古的文艺实践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还有着强烈的地域特征。虽然邢侗与其同时代的董其昌都标举魏晋“二王”的复古大旗，但元、明以来山左乃至北方书法的衰势都造成了该地书法传统链条的断落。与此相反的是复古的文学流派在北方却大张旗鼓，而山左不管是“前七子”还是“后七子”，都有代表作家参列其中。尤其是李攀龙主持“后七子”时期，山左几乎成为了当时的文学复古中心。作为与“后七子”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邢侗，北方复古的文学传统自然就与他的复古的书法主张、策略和技术有了一层更为紧密的互动关系。晚明北方书家复古文学与复古书法紧密互动的特征不仅在邢侗身上表现的比较明显，在此后崛起的王铎那里同样是如此。这一点，笔者在邢侗书学思想研究、“仿”二王草书式书法创作等章节都有所揭示。
(二)师心：从心学到性灵
如果说明朝中期崛起的吴门书派是第一次书法复古思潮的结果，那么由邢侗、董其昌等人倡导的隆庆、万历年间的书法复古则是第二轮复古思潮。同样是复古但其内涵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概括地说后一轮书法复古是伴随着阳明心学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艺事、为风俗的过程。阳明心学普及和传播又导致了晚明文艺创作中“师心”思潮的流行，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时期书法发展中的“师心”与“师古”巨大的矛盾张力，而这种张力又成就了晚明书法的独特形态和内涵。
具体到邢侗与晚明心学的关系，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考证了山左阳明心学的特征以及邢侗早年演习阳明心学实践活动的有关史实，这在第二章第四节《邢侗与邹善等阳明心学代表人物的交往》中有明晰的揭示。二是从邢侗的书法实践活动揭示其心学内涵。前引顾炎武所谓的“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实际上不仅仅是“古书”，包括书法传统经典在内的所有古代遗产在这个时代都进入了一个被重新塑造和发现的时期。这实际上是一个在“师古”的名义下“师心”自用的过程。就邢侗来说，其对书法经典的重塑和发现是顺着两个路径实现的。一个是图像的，另一个是话语的。前者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二王”经典的藏刻，这指的是其著名的《来禽馆帖》。表面看，这是一个单纯的翻刻古帖的行为，实际上，在当时“兰亭无下拓”的理念驱动下，这种复古的实践活动还具有强烈的“师心”自用“改窜”成分在里面。这种特点从邢侗对南宋《澄清堂帖》残本的藏、鉴、刻、拓活动表现得尤其典型，故笔者在本书中专列《邢侗藏宋〈澄清堂帖〉残本述考》《来禽馆刻〈澄清堂帖〉及邢侗刻帖理念》两节来探讨这个问题。
邢侗对传统经典图像的重塑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专以“二王”为主要对象的“仿”式草书创作和“集古刻帖”的发明上，这在本书第四、六章的《邢侗与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考论》《邢侗“仿”“二王”式草书创作研究》中都有详细的探讨。据此，笔者还进一步揭示了邢侗这两种经典图像重塑或重新阐释方式方法是如何与王铎的书法创作构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从而论证了晚明万历年间山左乃至整个北方的书法复古的时代内涵和地域特征。
邢侗从话语的角度对传统经典的重塑或“改窜”主要是通过他的“略景象而重神髓”的书论和文论来表达的，这个问题笔者在本书第五章《邢侗书学思想研究》也有详细的讨论。
如果说明朝嘉靖以后的篆刻大面积地进入文人视野是文人艺术系统的内部与外部拓展结果的话，那么万历年间由邢侗、董其昌等人倡导的书法复古活动则是文人意识系统的子系统即帖学系统的内部与内部之间的拓展的结果。因而文人系统内部文学与书法两个系统渗透互动就成为我们认识万历书坛的一个认识切入点和研究方法。
三、晚明书法地域空间的拓展和变迁
(一)中心与边缘：多元而又相竞相融的地域空间格局的形成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出自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目前，不管是书法通史还是断代史的研究，对时间或者时序的维度是比较重视的。确实，事物、事件、人物的真相是能够在时间性先后排列和比对中渐露真容的。但社会历史毕竟是一个多变的复杂体，地理空间就是一个与时间相对的认识出发点或认识维度，因为人们发现事物、事件、人物等在空间维度上的延展和比对中也同样会获得对真相的把握，于是就有了文化地理学。
就书法史大部头的专门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多为书法通史，专门的断代史也不多。而地域书法史的专门研究相对就显得更为薄弱。当我们以那些通史的眼光遭遇具体的地域书法事件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判断力。实际上，作为以时间为主要维度的书法通史研究如果与主要以空间为维度的地域书法史研究之间不能良好互动的话，两者都容易走向简单化。
关于地域书法研究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也有了一些成果的积累。如葛洪桢等以吴门书派所展开的研究，诸多学者关于岭南书法的地域研究，等等。
笔者在晚明书法史研究中，发现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与明朝中期吴门书派崛起于江南形成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不同，晚明时期，伴随着急剧波段状的时序发展态势，书法也出现以吴门为中心向周边区域波段状空间延展态势。实际上不独书法，绘画、文学等也是如此。
白慊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就说：
(晚明)虽然商业活动使地区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与互动，但并未减少各地区的区域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赋予了保护区域特色一种新的价值。……同时，认同特定的区域文化的兴趣亦与日俱增。正是现实利益与道德价值之间的矛盾、不同文化相互竞争的多层次碰撞、本土文化与舶来品的冲突，为晚明增添了炫人耳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文化包括书法的地域多元化现象在吴门书派后期的理论总结者——嘉靖、万历初年的著名文人王世贞那里早就被敏锐地关注了。在王氏的书论中一方面对吴门书派进行了总结梳理，另一方面又最早用地域书风的批评观念对云间(今上海)、四明(宁波)、绍兴、徽州、扬州、山东、岭南等地的书法进行了研究。作为吴地的著名文人，王世贞所谓的“天下法书归吾吴”在以吴门书派为自豪的同时，隐含的却是因吴地书法话语衰弱受到挑战而产生的焦虑感。
在当代其他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发生了分离。北方长期以来就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被人们视为文化之根的所在，但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在明代中期以后因江南的崛起日渐被边缘化，这引起了江左周边地区文人文化自信心的低落和恐慌，明朝后期多元化的地域文化中心的重新打造实际上就是各区域文人“自救”的结果。
方波在《宋元明时期“崇王”观念研究》一书中也认为：
明代中期以前，书法中的流派意识表现得并不明显，在明代中后期，书法中的一线单传观念发生了改变，文人们开始重视书法风格本身的一些问题，诸如风格的差异与趋同、风格的独立的价值等，以王羲之风格笼罩后世书家的现象有了改变，逐步产生了流派意识。
除此之外，方波还认为这种流派是以地域流派的形成而展开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
因而可以说书法地域多元化从明朝中期吴门书派的崛起就已经开始了，而嘉靖后期吴门的衰落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多元化的进程而已。这种发展态势使得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历官南北的邢侗有了别样的体验：“若其文章，随所历官辄变。”在本书中，笔者同样论证了以邢侗为代表的书家是如何捍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倡导以“齐风”为概念的新的书法风尚并进而打造北方新的书法话语中心的。晚明这种基于地域流派的书法风格的打造风气在悄然地改变着传统单传的帖学观念和格局。如董其昌从打造“松江派”“云间书派”出发，不仅将陆机、陆云作为该地书法开山之祖，而且还将其遥领于“二王”之前。
晚明以地域空间为特征的延展波段主要有：万历年间以山左邢侗为代表的北方书家和与吴门相邻的以董其昌、莫是龙等为代表的松江书派的崛起为标志，形成了“北邢南董”的南北呼应态势。在邢侗稍后的米万钟也迅速在北方崛起，也被当时称为“南董北米”。实际上不管是邢侗还是米万钟，他们崛起于书坛，都一改明朝初期、中期北方书法沉寂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书法进入晚明的万历时代北方进入了活跃期。
在邢、米之后的天启年间，张瑞图崛起于福建，也一改此地此前较为沉寂的历史。继而在崇祯的末年，中原的王铎又与福建的黄道周一南一北崛起于书坛。这种态势到清初还未消歇，继王铎之后，山西傅山崛起。
如果我们沿用惯有的时序性线性思维或者吴门、松江中心论我们就很难圆满解释晚明出现的这种地域波段状空间延展态势，因而笔者从地域空间的认识维度对万历时代的邢侗崛起于北方这种现象进行重新阐释，认为晚明各区域文人自觉的地域文化认同与这种现象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晚明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才直接导致了晚明书法地域的多元格局的波段发展态势。而晚明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又与明朝以文人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缙绅阶层的崛起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关于明朝缙绅阶层与书法的关系详见后面的叙述。
笔者在以邢侗为个案研究对象所引进空间认识维度中，上述所说的地域文化自觉认同所导致的地域多元化仅仅是其内涵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晚明伴随着区域之间文化自觉认同导致的相竞意识的大大加强，互相融合的发展态势也大大增强了。这主要表现在以当时文人精英为代表的书法家们跨区域结社活动及交游明显增多，它一改原来以吴门书家唱独角戏的状态。新的书法观念、思潮借助这种跨区域的群体和网络的推动迅速获得传播，所谓的“北邢南董”“南董北米”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形成的。
但在晚明书法地域多元化与跨地域互相融合这两个趋向哪个更占主导的问题上，笔者的判断自然是前者。因为虽然地域文化认同这个问题在任何领域、任何时代都存在，但在不断走向分化的晚明社会，书法地域多元化表现得尤为显性、复杂而深刻，这也是笔者在对邢侗的个案研究中为什么要引进空间认识维度的原因。
(二)书法地域化的社会机制
邢侗既然是晚明各区域文人地域文化自觉认同和地域多元化格局变动的产物，因而本书重点对万历时代精英文人书家所倡导的主流观念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被转换成地域文化资源的，又是怎样借助这种机制生产出书法“地域方言”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晚明各地的文人的地域结社及其雅集活动是书法地域化的群体机制。
明朝文人结社是这一个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了第一次高潮。虽然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文人跨地域结社活动，但这些文社更多的是依地缘而成立的，这构成了此一时期文艺发展的两个元素：地域性和群体社团性。晚明书法地域化就是依托这种以声气为纽带结成区域文人群体来完成地域化过程的。就隆庆、万历年间的山左来说，由于慎行、邢侗、冯琦、傅光宅、公鼐等著名文人为主体的“五友”文学集团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地方文人结社团体。于慎行家乡的榖城山堂和其弟子邢侗的来禽馆是“五友”文学集团前期和后期雅集的主要场所，如邢侗在其诗中就径称来禽馆为“来禽社”。这主要是因为万历十四年和万历十八年邢侗与其师于慎行分别辞职归里后一直到去世几乎再也没有复出(于慎行后来复出没有正式就任就去世了)，漫长的乡居生活使他们成为主导隆庆、万历山左文艺的执牛耳者。书法的赏鉴与创作自然是包含在这些雅集活动中的。邢侗的来禽馆自不必说，就是在不擅长书法的其师于慎行来说，书法雅集的赏鉴等也不少，如邢侗就有诗《再奉宗伯尊师北楼宴出鲁藩名酒观法书作》记录了某次这类活动。因而“五友”文学集团及其雅集活动就成为完成山左书法地域方言转换的重要的群体机制。
二、晚明以缙绅为主体的文人知识精英非常注重地方家族的经营，这成为书法地域的族群化机制。
这种家族经营包括将书法作为家学的一部分所进行的承传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将易变的主流文化地域风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这种书法样式、观念等就被转化成了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基因而储存起来。
整个明朝，尽管文人士大夫都注重宗族建设，但南北方的宗族特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北方旷野，常百里民聚族于一村，非其同族，即其同姓，故相结易亲，相助必力。江南之民，散居于野，或一村不及数家，而比邻乃不相识。
明朝进入万历时代以后，文人结社活动虽然遍于南北，但总的来看，还是以江南最为发达。美国的史学家在分析了江南家族与士人交往关系之后认为：“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限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清初北方著名学者王源在《李孝悫先生传》中也这样说北方文人：“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也不传于天下。”这与频繁而喧嚣的江南结社雅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此，笔者在第四章《邢侗与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考论》重点对明清刻帖研究学者所普遍忽略的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邢侗等是山左乃至晚明北方集古刻帖风气的始作俑者；这种刻帖活动将邢氏复古的书学实践活动与家族经营相结合，构成了该区域书法地域的族群化机制的重要内容。如此说来，相对于社集活动，文人的族群化更具有万历时代北方特色。
晚明文人知识精英所热衷的地方志的编纂活动为书法地域化打造了一个话语平台。明朝史研究表明，地方志突然大量的涌现是晚明的重要文化现象。这些地方志实际上是以国家的名义由地方长官领衔与代表地方利益的缙绅或知识精英们的对话平台。后者往往借这种话语权将地域书法“方言”以官方所认可的主流话语的方式完成“转正”或“固化”的过程。
作为晚明著名文人又身兼地方利益代表的缙绅的邢侗与其恩师于慎行一样也热衷于地方志的编纂，如前者在万历十九年修纂《临邑县志》中于旧稿上增设“人物”等志目，并借修志的机会专门为曾影响当地诗文风气的县学训导的扬州人李应旸立传。关于这方面的状况见本书有关章节，此不赘述。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对邢侗在晚明时序和空间上的定位就是：邢侗是万历时期北方最杰出的书家。这也是笔者对邢侗书法价值的基本判断。
四、晚明书家阶层空间的拓展和变迁
晚明是一个激荡不安的时代，这既包括书法地域的多元分化，还包括士人内部层次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引起了更加频繁的阶层内部流动，伴随这种阶层流动，士人的空间流动也就在更为广阔的层面展开了。在本书中笔者引入社会学中的社会阶层和流动理论探讨晚明士人的分化、流动是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了书画家群体的内部构成和行为方式的。
(一)缙绅阶层与精英书家
学界中对缙绅、乡绅的研究一直很重视，成果也很丰富。大家对绅士这一特殊群体在传统社会的统治格局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都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十二世纪末，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开始形成一种自存性的地方精英集团，他们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阶层那么关心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地方的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他们反对国家政权过多干涉地方事务。这些地方精英集团构成了明清时期缙绅阶层的雏型。明代的缙绅阶层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以及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明代的缙绅阶层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成为沟通朝野之间的桥梁。这些缙绅阶层因依托的是“地方”空间场景直接导致了晚明地域文化认同的逐渐增强的趋势。
作为具有较高级科举功名的士人自然构成了缙绅阶层的上层，他们同时也成为本阶层的文化代言人，它们构成了明朝文人精英的主体。作为晚明著名文人又具有进士身份的邢侗自然也是缙绅阶层的知识精英。
这些知识精英虽然受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要求他与皇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其阶层定位又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其文化的价值取向。他们主要依托“地方”场景的生存方式也使得他们更加用心地经营着文化“地方话语”的开拓和打造。明朝中期“前七子”的崛起标志着在馆阁文体所代表的朝廷话语之外文学“地方话语”的形成。与此相呼应，以祝允明、文徵明等为代表的吴门书家们——他们都属于具有较高功名的知识精英——借该地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力量，也形成了明朝第一个地方性的书法文化高地。
在前述晚明书法地域空间多元化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邢侗、董其昌，还是张瑞图、王铎等等都是作为缙绅阶层的知识精英，扮演着倡导者的角色。这是吴门时代以来书法“地方话语”历史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万历年间，由“北邢南董”倡导的复古书法构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笔者在考察它与朝廷的官学的差异的同时，也详细寻绎了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蛛丝马迹。所谓的朝廷的官学在书法上主要指的是以书取仕的铨选制度和以馆阁体或称为“院体”为标准的书法样式。通过考察，笔者在邢侗书法创作研究等有关章节认为，在明朝中期的正德至晚明时代，受馆阁书家郭谌的影响，包括临邑在内的济北一带有着以书干仕风气，被称为“院体”的馆阁书风较盛，这种风气同样也影响了邢侗的书学思想和创作取向。
晚明时期，随着专制皇权控制力的减弱，始于明朝中期知识精英所自觉打造的书法“地方话语”却呈现越来越增强之势。邢侗的书学思想的提出和成熟书风的形成标志着书法“地方话语”在万历年间于空间拓展上已经成燎原之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宋朝皇家掌控着书画主流话语不同，明朝中期以后，书画的主流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文人知识精英手中。晚明的著名文人夏允彝就说：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一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
(二)晚明士人的阶层互动与书法家的群体化、集团化
治晚明艺术史者，多以处在顶层的艺术文化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实际上在这个“塔尖”的底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不同层次的文人，而这些处在“水平面”以下的群体储存了一个时代整个文人群体的“基因”。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科举成为生产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机制，书法借科举文化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受强大的科举文化所吸引，传统文人其早期的应试年龄的少年、青年时期正是其基本文艺观念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习书经历、文艺趣味都会影响深刻影响到其书法创作。如一般研究者为突出晚明精英书家的创作性，过于贬低馆阁体书法，实际上正是这些早期馆阁体学习经历和功夫才构成了后者书法的基因。这只要看看流传到现在的董其昌、王铎等人有关的书法作品就可以看出来。就邢侗来说，其服膺子昂就与其早期研习赵孟、沈度等书法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每一个传统文人来说，通过科举获得的身份以及入仕之后所获得官职的高低既成为人们划分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的指标——这直接促成了文人社会阶层流动，也成为他们获得文化资源的最重要的凭借。这些相对底层的文人由于身份相对较低，其文化话语权也就相对微弱，这也是后世研究者对他们有意或无意采取忽略态度的重要原因。对于每一个文人来说，其应试、入仕经历和际遇对他的文艺态度、取向等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因而在本书中，笔者引入社会学社会流动包括阶层流动、空间流动等理论对整个万历时代的书法进行重新打量和认识。
就晚明文人来说，科举、入仕又存在着新的特点。明朝皇帝为加强专制统治，采取八股取士。但科举竞争激烈，至晚明更甚。能进士及第的文人是凤毛麟角，它构成了主流文人塔尖部分。科举壅塞造成了下层文人向上的阶层流动通道大部分被阻断，这又引起了晚明庞大的底层文人群体的形成。这些底层或较低层次的文人从身份上看既包括从没有进过学的文人，也包括进过学的童生和进而获得功名的诸生、举人等。
晚明文人这种科举身份的壅塞的上下流动态势，既造成文人层次的大大分化，也造成了传统文化(包括书法、绘画等)在文人群体中的多元化的重新分布。一部分热衷于科举或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成功的文人成为八股时文的应试专门家。而那些在科举道路上的失败者相当一部分不得不另择他路，而在应试文人所不屑的“小道”领域如诗文、书画、篆刻、科技、物理、天文等等确立新的话语中心，从而使得传统的文人艺术在晚明进一步向民间急剧下移。晚明出现的大量的“山人”式的文人群体就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邢侗的朋友谢肇淛敏锐地看到了晚明这一文化变迁：
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搢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固有不可晓者。……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以可以观世变。
邢侗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晚明山人群体与官府、精英文人的分层、游离和对峙，并对他们的社会价值表现了某种同情：
侗闻之公乘之途启则岩穴损价，叶公之蜒进则泥蟠见摈。知岩穴者，德艺之薮，泥蟠者，飞跃之式。
这个历史文化变迁同样也被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看到了：
夫文章之权，自宋元以来，尽归馆阁；其僻固而狭陋者，散在江湖。明初馆阁之体，趋于枯淡，然体裁不失，天下犹莫之不宗。成、弘之后，散而之于缙绅个操其权，而馆阁始为空名矣。嘉、隆间，尽审议不能尽收，散而入于韦布……自万历至崇祯，举世陷溺于场屋，缙绅之为读书种子者绝……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特别是晚明伴随着科举道路的壅塞，书画呈现出更加民间化的下移趋势，文人群体职业及阶层更加多元并走向分化。与此同时，文人中书画家群体也走向了分层和分化，一大批具有底层功名身份的文人如文徵明、徐渭等崛起，从而呈现出“山人”化发展特征。由于书画话语权旁落，传统精英文人对此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在上引的谢肇淛、黄宗羲的文字深处透出的就是这种情绪。这种分化的趋势反过来又强化了上层文人的精英意识和对底层职业化书画家的某种排斥。晚明文人所争论的“戾家”与“行家”书画的争论，以及董其昌绘画南北宗理论、王铎对古字的偏好等等都与这些问题有关系。
虽然下层文人在社会利益等方面与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存在着矛盾，但二者又存在着紧密的互动与共生的关系。这一方面源于后者在获得高级功名以前本身就是前者的一分子；另一方由于晚明政治资源的“相对”短缺，文人在阶层流动上不仅存在着向上流动不畅通，还存在着上层文人向下的阶层流动，他们往往以病休、罢官、辞职、乞骸骨、丁忧等等名义在短暂的仕途生涯之后又回到原籍。晚明这种官场生态也使他们同样呈现出“山人”化状态，使他们在心态上又很容易与底层文人书画家获得共鸣和沟通，并以优裕的条件转向书画的探讨和创作。因而晚明文人艺术与士大夫的闲居游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邢侗在三十六岁辞职之后再也没有出山，从此转向了诗文书画的创作。董其昌也是如此。在整个万历朝，董氏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江南的闲居中度过的，这也同样成就了他的书画事业。
这样，晚明不同层次的文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上层文人需要来自民间化的社会力量的声气支持——这被称为“蛙交”，从而成为后者的话语代言人。这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文化的民间化过程。同样，下层文人借精英文人的延誉、推荐以及物质上的帮助以获得名利上的收益。而且借助所谓的“蛙交”，下层文人的文艺风格、艺术样式渗透到精英文人作品中，这可以说是一个民间文化的精英化过程。这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文艺群体。邢侗所参与的山左本地社团“五友”和跨南北地域的“中兴五子”中的“五友”和“五子”仅仅是这个群体的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而已，而围绕他们周围的还有众多因身份地位低下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中下层文人、书画家。
本书从晚明文人群体化最主要的社会机制——文人结社的角度并以邢侗为例来论证上层精英文人是如何与下层文人交往互动的，并进一步论证这种交往互动是如何影响了新的书法观念的提出、风格样式的打造和传播的。
不管是上层文人还是不同层次的文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在晚明都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密的时期。这种交往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结社的形式进行的，而结社又是以文人之间的声气为联系纽带的。进入晚明时期，一种新的文艺风气往往是借群体声气的推动迅速获得传播的。由于结社的群体性特点，这种新的文艺风气借这种群体性很容易变成一种文艺流派；而文艺流派转而又刺激了文人结社的风气，这成为明代文艺发展的基本取向，自然书法也是借这个路径发展的。
在这种结社中，作为万历年间山左著名的文人、书家的邢侗通过乡谊、年谊、社谊等关系与其他精英文人结成的精英文人集团自然成为推动新的文艺风气的主导者，所以与邢侗同时代的陈懿典就说：
凡以诗名海内者，如王元美(世贞)、敬美(王世懋)、汪伯玉(道昆)、吴明卿(国伦)、李本宁(维桢)、沈嘉则(明臣)、王百穀(穉登)、屠纬真(隆)、万伯修(世德)、邢子愿(侗)、欧祯伯(大任)、胡元瑞(应麟)之流，皆把臂定交，互为齐晋。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至邢侗、董其昌所在的万历时代，文人结社进入第一次高潮。这一个时期的结社由前一时期怡老性质为主流发展为文艺性质团体为主流，即郭绍虞先生所谓的文艺“主张的结合”。
在这个时期，邢侗与于慎行等山左文人既有区域性的“五友”结社活动，还与董其昌等文人有了“中兴五子”的跨南北区域的结社活动。“五友”结社活动不仅使邢侗获得了崛起于北方山左的书法话语权，而且也获得了与江左新崛起的松江派领袖人物董其昌对话沟通的能力。“中兴五子”结社活动不仅使邢、董复古的书学主张在更广泛的空间层面迅速获得传播，同时这种跨区域结社也说明了晚明万历时代，书法自身内部的发展对群体化推动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吴门书法时代不曾有过的现象。
基于邢侗与董其昌这种“北”与“南”的关系，笔者不仅将二者的比较研究作为本书重点内容，而且还是本书研究前者的重要切入点。为此笔者在《“北邢”与“南董”》等章节就二者所蕴含的历史底蕴、书法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揭示和研究。
邢侗作为万历年间北方最杰出的书家，在晚明书坛曾闪耀一时，但至明末清初其权威就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书法很快就淡出了书法视野，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本书认为：除邢侗书法自身的原因之外，晚明书法自身所确立的“游戏规则”，随着改朝换代发生变迁和晚明自身发展的逻辑所产生的“自我遮蔽”等原因都与这种现象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笔者以邢侗为个案所进行的晚明书法史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对诸种文本的研究方法的优点并没有拒绝，因为毕竟一个艺术家被历史镶嵌的理由最终凭借的还是作品。所以其他研究方法也部分地运用于有关章节中，这是笔者要特别说明的。
- “晚明”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有的学者把它与“明末”作为同义语。它的上限并无明确一致的说法，学术界大体以十六世纪后期为晚明之始，具体的划分则往往以各自的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或定位嘉、隆之际；或始于隆庆年间，如〔美〕高居翰即持此说；或取万历初年之说，如〔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即持此说。后两说大致可以看成一种，笔者也持此说。
- 王士禛《分甘馀话》“邢侗书法”条，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
- 关于吴门书法的研究成果如葛洪桢有《论吴门书派》，荣宝斋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岭南地域书法的研究有林亚杰、朱万章主编的《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白慊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第13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 如台湾学者吕妙芬在《阳明学士人社群》一书中以晚明江右阳明学派的崛起为例，认为晚明在各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呈现增强态势的同时，地域文化认同也成同样的趋势发展着：“在面对来自江左的经济和文化冲击时，晚明江右学者对本地文化竞争力的危机意识也日渐增强，这种危机意识似乎刺激了他们更有意识地思索自身‘传统’的意义，也更清楚地表达了对‘传统’的信任和捍卫的决心。”第319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 方波《宋元明时期“崇王”观念研究》，第202页，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
- 明朝初期虽然有活跃在京时朝廷的台阁体书家“二沈”“三宋”等，但米万钟与他们不同，他是作为与邢侗、董其昌民间化的文化知识精英这个类型出现于晚明时代的。
- 邢侗《再奉宗伯尊师北楼宴出鲁藩名酒观法书作》，《来禽馆集》卷二。
- 陈子龙《江南乡兵议》，《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二。
- 〔美〕魏斐德《洪业》上，第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夏允彝《岳起堂稿序》，见《陈忠裕公全集》卷首。
- 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语。参见莫是龙的科举经历。
- 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人部三》，第14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邢侗《与云中霍抚台》，《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 黄宗羲《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寿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6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 比如在晚明查抄董其昌的“董宦事件”中，起倡导作用的就是底层的秀才生员们。
- 如嘉靖年间的唐宋派的著名文人山东章丘的李开先就将其文集直接命名为《闲居集》：“尝自序《闲居集》曰‘年四十罢官归里，既无用世之心，又无名后之志。诗不必作，作不必工。’自称其集曰‘闲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十二，万历四十八年曹宪来刻本。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1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明末清初的倪后瞻就说：“我明以邢子愿、黄辉、米仲诏、董玄宰为四大家，配唐之欧、虞、褚、薛，宋之蔡、苏、黄、米。然三人虽非董敌，犹有可观，邢、米恶札，敢与董雁行者，以进贤冠故也。”(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明清书法论文选》，第441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