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步入左翼文坛（1927—1930）
第一节 绍敦电机公司
1927年4月下旬，和煦的阳光洒满了黄浦江面。眼前的上海对于夏衍来说，既熟悉又显得陌生：外滩至江西路一带，矗立着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静安寺路的跑马厅和它对面22层的国际饭店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光，西藏路“大世界”游乐场前面川流不息的人潮，从提篮桥到外白渡桥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只是，和这一切不相协调的是荷枪实弹的中西巡捕在街头逡巡，时不时有警车从大街上呼掠而过。
徘徊在福州路一家浙江人开的小旅馆的门厅里，夏衍觉得心绪坏透了。他觉得国内局势还是一片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来。从报纸上可以看到，上海还在“清匪”，大肆拘捕、通缉、枪杀“赤色分子”。蒋介石集团的狰狞面目已彻底暴露，那么，把希望寄托在“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武汉的汪精卫身上么？去武汉投奔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武汉，当时几乎已成为革命志士们最后的希望之地了。汪精卫还在以“左派”自居，频频发表演说攻击蒋介石背叛革命，高喊讨蒋；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与他联名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北伐军事照常进行；另外，3月中旬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和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名单，直接领导驻日总支部的还是左派彭泽民……
但究竟是不是该去武汉呢？然而，夏衍还是犹豫不决。他是一个谨慎的人：毕竟，这些消息都是从报纸上读到的，且大抵已属旧闻，有些还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3月中旬，蒋介石还是北伐军总司令呢！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他就变成了昔日盟友最凶恶的敌人！
在夏衍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在这家小旅馆的门口他偶然邂逅了经亨颐。经先生对这位五四时期杭州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是有印象的，交谈中，他暗示夏衍“千万不能去杭州，那里杀人不比上海少，宣中华也牺牲了”。经先生说到“杀人”两个字语气特别重。他又暗示说，武汉“那里的形势也很乱”。夏衍这时还穿着“明专”的学生制服，非常抢眼，经先生又指点说，“住旅馆也不保险”[1]。
经亨颐还从一本线装书中取出一张登载着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的报纸，指点夏衍欣赏这篇新鲜出炉的讨蒋雄文。夏衍看到文中的“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这些诛心之论，既对郭沫若的勇气感到佩服，又对他的安全感到担心。[2]
夏衍读出了经先生话中的言外之意，决定先留在上海看看时局的变化。然而，留在上海，不能住旅馆，又该到哪里落脚呢？夏衍想到了蔡叔厚。
蔡叔厚，浙江诸暨人，191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是夏衍的学长。夏衍去日本后，他也在日本电机专业学校念书，二人都是浙江同乡，往来较多。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一些地方发生了排华事件，蔡叔厚遂放弃在日本继续读书的机会，只身回到上海。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一个技工陆久之和一个姓张的会计，还有个学徒，办起了绍敦电机公司。蔡叔厚人极能干、正直，技术好，商业经营亦有办法，很快就在上海立住了脚跟。
在日本读书期间，蔡叔厚的慷慨仗义就是出了名的，当了老板以后，往昔旧友登门求助，更无一不解囊乐捐，有“小孟尝”之称。蔡老板思想左倾，但在1927年前后政治立场还没有定型。他的朋友中有杨贤江夫妇、张秋人夫妇和徐梅坤、袁文彬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汤恩伯、张公达、徐逸樵等右翼人物，还有左右摇摆的第三种人如楼秋泉、范新度、张一林等。[3]夏衍想，依他们之间的老交情，在蔡叔厚这里求得一些援助想必是不成问题的。
绍敦电机公司在吴淞口有恒路一号，双开间门面，两层楼房。夏衍找到时，蔡叔厚正和陆久之在修一只烧坏了的马达。看到夏衍进来，他喜出望外，不顾双手油污，便与夏衍紧紧握手。问明夏衍来意后，热情邀请夏衍住进电机公司，并干脆聘请他做公司的兼职工程师。第二天，夏衍就搬进了电机公司，他没有想到，在这里他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1929年底蔡淑馨回到上海，他才迁出。
这时，借宿在绍敦公司的还有两位夏衍虽不认识却闻名已久的人物：杨贤江和张秋人。
杨贤江，浙江余姚人，浙江省最早的共产党人，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之一。20年代初，他和胡愈之、沈雁冰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主编的《学生杂志》，对大革命前后的学生运动，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过不小的作用。1930年“社联”成立后，他是其中的核心成员。
至于张秋人，在当时更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共产党人，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学生很多。毛泽东后来曾如是评价他：“张秋人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4]1927年9月下旬，张秋人被分派到浙江重组中共浙江省委。张秋人知道自己在浙江熟人太多，去了一定很危险，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结果到杭州后的第四天，就在西湖的湖滨被两个反动的黄埔学生发现。张的水性很好，他跳入西湖，将身上所携带的秘密材料埋入了西湖的淤泥中，而后从容被捕。不久，他便被杀害于浙江陆军监狱。
张、杨两位都是大革命失败后暂时避居于蔡叔厚处的，张秋人是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要犯”，身份更属秘密。但两人却都很达观，在夏衍面前也不太避嫌，有时还会跟夏衍聊起一些党内掌故。比如，张秋人对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满，有时就会在夏、蔡面前直呼陈独秀为“老头子”“老糊涂”。杨贤江虽较谨慎，不大在人面前臧否别人，可每到晚上，就常常有些夏、蔡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一直谈到深夜。对这些，夏衍心里当然很明白，但他从不说破。对张、杨的这份信任，夏衍晚年回忆说，是因为“蔡叔厚已经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了”，“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5]
同张、杨二位相处的时间虽不长，特别是张秋人，加起来也不到四五个月时间，但他们对时局的洞察力，对革命事业的坚贞和牺牲精神，都给夏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衍后来曾多次谈及张、杨对自己思想的重要影响。1949年解放后，夏衍署名“夏衍”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献给杨贤江的。他回忆说，大革命失败之后：
这一年4月中旬我回到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门前工人纠察队的血迹还没有清扫。在当时满天都是乌云，碰到的同年辈的知识分子朋友不是孤愤暴躁，就是悲观消极，和这些朋友们谈论时事，似乎除去孤注一掷和消极等待之外，中国革命已经再没有明确的出路了。直到这一年盛夏我……遇见贤江同志的时候，我才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中间，发现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远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躁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质。他讲得不多，谈到一些在困难中退婴却步的朋友他也只淡淡的付之一笑。可是即使在他极简短的谈话中，使我们明确地感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一切反动派加之于我们的暴压，必然的会在全人民的反击前面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6]
1927年5月初，夏衍留学时的熟人何恐、何兆芳等人相继从日本回国，与他们接上关系后，夏衍又通过他们与郑汉先、庞大恩恢复了联系。这时，郑已化名陈德辉，庞则化名吴永康，正在上海沪东、闸北、法（租界）南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然而，这时夏衍虽然已回到革命群体之中，但还只是所谓“革命的同路人”。一方面他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一方面却又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因此，尽管他往来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大家也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但有关革命活动的事情，却还是不让他插手。一天，夏衍终于按捺不住，对老友郑汉先抱怨说：“你们忙，我却闲得发慌！”郑汉先早等着夏衍的这句话了。他反问：“你为什么不正式加入到我们这边来呢？”
当天晚上，夏衍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几天以后，由郑汉先、庞大恩为入党介绍人，中共上海闸北区委正式批准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不需要候补期。[7]
多少年以后，夏衍向笔者回忆起这入党的一幕，仍然感慨万分。他尤其怀念他的革命引路人郑汉先和庞大恩同志。当笔者问这两人的名字怎么写时，他旋即提起笔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了“郑汉先（陈德辉），1931年汉口；庞大恩（吴永康），长征”这些字，特地指明了两人后来牺牲的时间地点。写毕，他还很动情地说：“忘不了这些名字啊！”
而对于自己在最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事实，解放后，夏衍无论在回忆文献抑或闲谈中，则从未提及。对他来说，加入共产党仿佛是一个自然而然、必定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像夏衍这样具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一代理想志士的加入与坚持，共产党才度过了那危难岁月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后世的人们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评断这一代人的努力，都必须以真诚的心灵来体认他们在危难年代以生命作为代价的意志决断。那些喝着牛奶、坐在舒适沙发中的评头论足，其实都是不值一驳的轻慢之词。
入党以后，夏衍的组织关系编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支部的成员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从各地转移到上海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作家和艺术家。夏衍所在的这个小组有5人：孟超、戴平万、童长荣、孟超夫人及钱杏邨，几乎全是太阳社的成员。起初孟超为组长，后改由钱杏邨担任，代表区委和支部领导这个小组的是洪灵菲。小组当时的任务是到沪东、杨树浦一带从事工人运动。
在这个小组里，孟超等人都搞过工农运动，童长荣还是“东京特支”（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的简称，它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纯粹是“秘密组织”，成员只有郑汉先、童长荣两人）的成员，没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只有夏衍一人。但除了夏衍，他们要么是广东潮州人，要么是山东、安徽人，都不会说上海话，有时连听都听不懂。因此搭配上夏衍，他们的活动就方便了不少。
当时的工运，对钱杏邨、夏衍、孟超这批知识分子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要他们脱下长衫、西装，每周三次深入到群众中，和工友们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有可能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
为了做好工作，夏衍特地把头发推成平顶，还从旧货店买了一套粗蓝布短衫裤，和孟超、戴平万等一起到工厂区去。直到1929年初，夏衍才从工运中抽身出来，但他和彭康、孟超等人的关系始终非常密切。后来，他的家搬到了沪东塘山路业广里，因为这儿是工人区，几位从事工运的朋友便常常到他家去“落脚”。他们把蓝布工人服就放在夏衍家。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他家，换上工人装到工厂去，工作完了之后，再回来换回原来的衣服。
夏衍等搞工运主要是在下海庙向东一带。日本人开的“内外棉”、英国人开的“怡和”纱厂，都在这一带，地下党把它叫做“纱区”。
正如夏衍后来在《包身工》所描写的，“纱区”的工人遭受的压榨和迫害，在上海的产业工人中是特别严重的。夏衍在日本北九州时曾经到过一些工厂实习，体验过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然而拿日本工人与上海纱厂女工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一比，那就无异于天堂和地狱了。每当他在提篮桥到杨树浦这一带的马路旁、电车上、茶馆里，和这些衣着褴褛、疲惫不堪的工人接近时，便强烈地感受到工人群众的屈辱、痛苦，以及深深埋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反抗情绪。
一次，夏衍与孟超等人向工人们了解情况，不料，孟超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激起了茶馆里几个工人强烈的反感，那几个工人差点对他动了拳头。夏衍用接近上海口音的浙江话，才把他们劝开。原来，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多为山东人，工人们痛恨狗仗人势的巡捕，有时便迁怒到了“北佬儿”山东人身上。[8]虽然是场虚惊，但这事给夏衍、孟超等的刺激和震动不小。
在这里，夏衍结识了不少工会干部，有一个工人补习夜校的教员冯秀英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冯原来是沪西一所大学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丢了学业，白天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晚间就在青年会办的夜校为女工们补习文化。当时她是共青团员，短小的身材，有一双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夏衍曾多次到她所住的一间小小的过街楼上，听她对纱区女工受剥削受凌辱的种种不幸遭际的讲述。“在别的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拿看电影和写情书当作日常功课的年纪，她已经是一个坚定的，以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的职业战线上的斗士了。”[9]夏衍一直称呼她为“冯先生”，对于这位富于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少女十分尊敬，并且也通过她在纱区结识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积极分子，找到了一个立脚之地。
从1928年到1929年底，绍敦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流亡的革命者的集散地，后来又成为中共闸北区委的秘密接头点。夏衍在这段时间除了参加工会工作外，还参与了不少隐秘的组织和联络工作，这给他增长地下斗争才干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一天，郑汉先悄悄踅进绍敦公司，找到蔡叔厚和夏衍说：“实在没有办法，想借公司楼上开个会。”郑汉先说：“这次来的人不少，最少20个，估计要从天黑开到晚上12点。你和端轩得给我们把风。”
蔡叔厚干脆地应承了下来。郑汉先走后，他很快装了一个从楼下店堂通到楼上的电铃，约好了一有情况就按电铃通知，与会者可以从后门撤走。在约定的那一天，夏衍和蔡叔厚守在楼下店堂，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会议开得很顺利，到后半夜始散。
1928年9月间，在绍敦电机公司，夏衍与廖承志重新恢复了联系。这次是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郑汉先（陈德辉）带来找他的。他们原来在日本就见过面，这时他已经西装革履，很神气的样子，夏衍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这儿来，穿和服最保险，因为这一带的巡捕最怕日本人。”后来一段时间廖几乎每星期都到绍敦电机公司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还带些日本点心、寿司之类来请客，渐渐熟了，就和夏衍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夏衍非常喜爱廖承志的性格，但有时却也不免觉得他还少经世事，缺乏社会经验，知道日本的事情多，知道中国的事情少，便和蔡叔厚一起，“传授”廖防止特务盯梢的办法。如果不是在正式场合，夏衍招呼廖承志通常都直呼其绰号“胖子”（或“胖仔”），即使后来廖承志当上了人大副委员长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
廖承志达观、开朗，即使从事最为残酷的地下斗争有时也不能掩饰他的此种天性。1933年3月底他和罗登贤在上海被捕，押在老闸捕房，宋庆龄和柳亚子设法营救，请了一位叫唐鸣时的大律师给他辩护。开庭那一天，特科还派人去旁听。在法庭上他很潇洒，还对法官做了鬼脸。由于宋庆龄的营救，和他母亲何香凝逼着吴铁城给蒋介石打电话——再加上其父廖仲恺生前对蒋有大恩，蒋介石也只能招呼手下对廖承志的事情不了了之了。保释后，廖承志就去了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他曾数次处于生死边缘，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忠诚之心从未动摇，他的乐观天性在夏衍交往的近60年间也从未改变。夏衍后来曾充满感情地说：“他诚恳、坦率、乐观，他历尽艰险，受过不止一次冤屈，可是在工作之余，他的那种习惯性的爱开玩笑、逗人笑乐的习性不变，有人说他年逾古稀而不失赤子之心，我看这也就是他得到群众爱戴的高尚的性格品质。”[10]
在绍敦电机公司，夏衍和蔡叔厚一道，还接待过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如叶剑英、李维汉等人。不过限于当时严格的纪律，有时他们连来人的真实身份也搞不清。
可能就在夏衍离开绍敦公司的前后，绍敦公司已成为中共在上海重要的情报站，1930年代，又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发生了直接的组织联系。学者指出：“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个电波便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我们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讯方面的本行，还根据左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11]
蔡叔厚为中共和共产国际隐蔽战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曾说他应当得到列宁勋章。[12]
杨贤江大概与夏衍同时搬离绍敦公司，他去了日本。但他在日本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又回到了国内。组织派夏衍通知他：绍敦公司这个地方不能去了。他听了有点惊奇，但夏衍也不能对他做任何解释。夏衍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1931年，杨贤江因胃癌去世。[13]
[1]“夏全15”，第64—65页。
[2]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夏全9”，第446页。
[3]可参见吴腾凰《陆久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访陆立之先生实录》（《江淮文史》2001年第3期，第132页）。
[4]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先驱的足迹·张秋人传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5]“夏全15”，第66页。
[6]夏衍：《追忆与告慰》，“夏全9”，第321页。
[7]“夏全15”，第67页。
[8]“夏全15”，第68页。
[9]夏衍：《<包身工>余话》，“夏全8”，第21页。
[10]夏衍：《哭承志同志》，“夏全9”，第550页。
[11]苏智良：《左尔格在上海（1930—1932）》，苏志良：《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12]可参见夏衍《我与“茶圣”》（“夏全9”第620页）。列宁勋章为苏联的最高勋章，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中建立特殊功勋的个人、集体、机关、社会团体和部队。
[13]夏衍：《回忆杨贤江同志》，“夏全9”，第5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