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生涯
1927年初冬，夏衍在绍敦电机公司迎来了一位稀客——后来被称为“茶圣”的吴觉农。
吴与夏衍不但早就熟识，且有着特别的交情：吴觉农夫人陈宣昭是夏衍未婚妻蔡淑馨在浙江女子师范的同班同学、好友。因此，两人彼此之间很少客套，讲起话来没什么拘束。吴觉农发现夏衍在沪处境贫困，又没有什么固定职业，于是建议夏衍不妨向开明书店投一些译稿。他与那儿主事的章锡琛（雪村）、夏丏尊都有很好的私交。
夏丏尊是五四运动时期浙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对夏衍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吴觉农一开口推荐，他便爽快地答应可以给夏衍一个机会。他让夏衍先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1]试试。过了几天，夏衍把译出的几章拿给他审阅，很快就通过了。
而开明书店的资方代理人章锡琛，对夏衍似亦青睐有加。他不但爽快接受了明显具有“赤色”背景的夏衍参加到开明书店的翻译队伍中来（在1920年代末期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还主动帮助夏衍联系别的工作，如介绍他去立达学园教书等。夏衍译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2]后，章锡琛不但认真校阅了一遍，还写了一篇“付印题记”，其中说：“本书的付印，朋友中颇有恐发生意外加以阻止的。因为本年正处于反共反赤的呼声的高潮，这样的好意，固然不能视为过虑，但我敢信现在的政府决不会比德皇统治下的政府更专制，所以终于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决心把这本书出版了。”
正是通过本书的翻译，夏衍确立了一种以女性为本位的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至少在1949年之前，[3]“妇女所处的地位是衡量民族的文明最好的尺度”、“妇女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权的确立，是世界上一切权力所不能阻其实现的一种文化的发展的最终目的”，[4]是其评价社会问题的基本价值向度之一。
夏衍与进步书店如开明及后来的良友的亲密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
由于译笔的信实、流畅、文采斑斓，由于选题的前卫、新潮且富有吸引力，夏衍一下子便成了翻译界中一颗显耀的新星。1927年至1934年间，夏衍即有500万字左右的译著问世，这其中，1927年至1930年尤其是夏衍翻译生涯的高产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夏衍这一时期的译述还有以下这些：[5]
《芥川龙之介的绝笔》，[日]芥川龙之介著，沈端先译，《一般》1927年9月第3卷第1号；
《诗与散文的境界》，[日]木村毅著，沈端先译，《一般》1927年11月第3卷第3号；
《地狱》，[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地狱》《晚上的水车》《女》《被杀了的火鸡》《梦》（儿童剧），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7月初版；
《恋爱之路——中短篇小说集》，[苏]柯伦泰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三代的恋爱》《姐妹》，上海作新书社1928年11月初版；
《露莎的短简》，[德]露莎·罗森堡著，若沁译，《海风周报》1929年3月第13期；
《北美印象记——随笔集》，[日]厨川白村著，沈端先译，上海金屋书社1929年4月初版；
《恋爱与新道德》，[苏]柯伦泰著，沈端先、汪馥泉合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6月初版；
《牺牲》，[日]藤森成吉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牺牲》（五幕剧）、《光明与黑暗》（三幕剧），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7月初版；
《初春的风——日本写实派作品集》，[日]中野重治等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抛弃》《初春的风》《印度的鞋子》《油印机的奇迹》《铳火》（剧本），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9月初版；
《载着废兵的最后电车》，[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语丝》1929年9月第5卷第29期；
《母亲》，[苏]高尔基著，据日译本参照英译本转译，沈端先译；该书分一二部分，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10月、1930年11月初版，1936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改书名为“母”，译者署名改为“孙光瑞”再版，1949年开明书店改排新版时，译者署名改为“夏衍”；
《眼》，[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语丝》1929年11月第5卷第37期；
《新兴文学论》，[苏]柯根著，据日译本转译，沈端先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12月初版，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重版，译者署名改为“夏衍”；
《莫斯科印象记》，[俄]高尔基著，沈端先译，《新流月报》1929年12月第4期；
《别离》，[日]叶山嘉村著，沈端先译，《现代小说》1929年12月第2卷第6期；
《金融资本的一断面》，[日]桥木英吉著，沈端先译，《现代小说》1929年12月第3卷第3期；
《死的列车》，[俄]N.V.N-V著，沈端先译，《拓荒者》1930年1月第1卷第1期；
《露莎·罗森堡的俄罗斯文学观》，[德]露莎·罗森堡著，沈端先译，《拓荒者》1930年1月第1卷第1期；
《特别快车》，[日]藤森成吉著，沈端先译，《现代小说》1930年1月第3卷第4期；
《伊里几的艺术观》，[苏]列裘耐夫著，沈端先译，《拓荒者》1930年2月第1卷第2期；
《乱婚裁判》，[苏]台米陀耶基著，沈端先译，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2月初版；
《沉醉的太阳》，[苏]格拉特科夫著，据日译本转译，沈端先、杨开渠译；最初发表于《萌芽》月刊1930年2、3月第1卷第2、3期，题名为《醉了的太阳》。上海现代书局于1933年5月改名《沉醉的太阳》出版单行本，上海复兴书局1937年4月再版；
《革命十二年间的苏俄文学》，[日]唯森茂士著，沈端先译，《大众文艺》1930年3月第2卷第3期；
《<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列哈诺夫与艺术》，[俄]普列汉诺夫著，沈端先译，《文艺讲座》1930年4月第1期；
《败北》，[日]菊池宽等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齿轮》《富美子的脚》《败北》《橇》，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初版；
《关于游艺会的几个实际指示》，转译自日本《战旗》杂志，沈端先译，《沙仑》月刊1930年6月第1卷第1期；
《俘虏》，[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现代文学》1930年7月第1卷第1号；
《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苏]柯根著，系《新兴文学论》续编，据日译本转译，沈端先译，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9月初版；
《戈理基文录》，鲁迅、雪峰、沈端先等译，上海华光书局1930年出版；
《战后》，[德]雷马克著，沈叔之译，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3月、8月分两卷出版；
《报告文学论》，[日]川口浩著，沈端先译，《北斗》1932年1月第2卷第1号；
《在第聂泊洛水电厂》，[匈]倍拉·易烈希著，沈端先译，《文学月报》1932年12月第1卷第5、6合刊；
《电影导演》，[苏]普特符金著，1932年6月18日起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副刊连载，署名“黄子布”；上海晨报社1933年2月将它与郑伯奇所译《电影脚本》合并成一书出版，并附有夏衍所作剧本《狂流》；
《从莫斯科到上海》，[苏]基许著，沈端先译，《东方杂志》1933年4月第30卷第8号；
《时间的“特写”》，[苏]普特符金等著，黄子布译，《明星月报》1933年5月第1卷第1期；
《生路》，[苏]尼吉拉·爱克著，丁谦平译，《明星月报》1933年6—7月第1卷第2—3期；
《外国语和本国语》，[德]巴比塞著，沈端先译，《社会月报》1934年10月第1卷第5期；
《有岛五郎集》，[日]有岛武郎著，沈端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2月初版。
夏衍精力旺盛的译介活动令人惊叹。一位日本学者说：“作为党的文艺工作干部的沈端先，真是三头六臂，拼命地工作；他翻译介绍日本的小说，重译介绍苏联的艺术论、文学论，并引用它们来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和性意识的问题等等，完全是废寝忘食地在工作。”[6]
夏衍翻译涉及的面虽然很广，其中亦自有规律可寻。在当时的青年文艺家中，他明显对女性、家庭伦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关注（这也许和吴觉农、章锡琛等人有关，当时他们都是妇女运动的同情者）。他对戏剧的爱好是明显的。随着1932年进入电影界展开工作，他又翻译了普特符金（今通译作“普多夫金”）的一些作品。普多夫金是与爱森斯坦齐名的电影大师，他对“蒙太奇”理论有着很深的理解与开掘。“蒙太奇”理论是当时最前卫的电影理论之一。夏衍翻译普多夫金的作品，潜移默化，受益定然很大。当然，介绍左翼文艺作品、理论观念以及苏联的社会文化建设成就，则是其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夏衍自身的教育背景，他有关思想问题的介绍，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借重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经验与成果。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从1921年《播种人》发刊算起，到20年代末，已有了十年的战斗经历，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不可否认，也产生了一些具有日本风格的偏差。夏衍的译介，有时不免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差当做榜样一并采纳了。这是当时年轻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同有的局限，事实上是不足为奇的。但他们的这种认识偏差却引发了左翼思想界内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并产生了长久的持续影响，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作详细的描述。
真正为夏衍赢得翻译家声誉的，是译作《母亲》。翻译这部被称为无产阶级第一部巨著的作品，夏衍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光开头便尝试了十多种译法。几经修改，《母亲》最终改定的开头是这样的：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颤抖着吼叫起来。那些脸色阴郁、睡过觉却还没有消除筋肉疲劳的人们，听见这吼叫声，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即从灰色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没有铺修的道路，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摆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璞哧璞哧的响声。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怨怒声。高高的黑色烟囱，酷似一根根粗大的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阴沉而威严。[7]
《母亲》的翻译为夏衍赢得了文体家的声名。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8]，这个评价差堪也可以用到对《母亲》译笔的评价上。
他根据日本村田春男的译本，又参照了英译本译出了全文。为了最恰当地表达一句话的意思，他常常不惮其烦地捧着俄文本的原著跑一大段路去请教精通俄语的蒋光慈。蒋光慈对人虽常常傲不为礼，但对夏衍的认真和钻研劲头却颇欣赏。他看见夏衍进来，便会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和夏衍一起坐在—张旧沙发上说翻译的问题。有时，还顺便介绍一点俄罗斯文学的掌故。可以说，《母亲》的成稿也凝聚着蒋光慈的一番心血。
《母亲》的出版，对当时渴望进步的青年来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唐弢曾深情地回忆：
我最初读到夏衍同志的作品，还在他用沈端先署名的时候，读的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翻译的小说——被称为世界第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高尔基的《母亲》……我们五六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电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当我们的朋友读到巴威尔在法庭上宣言：“一个党人的我，除出党的处分之外，不承认任何的裁判……”五六双眼睛突然亮起来。我们的年轻朋友一手举书，一手挥拳，挺起胸脯站着，庄严得自己就像是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一样：“我们是革命家！直到地上消灭支配阶级和劳动阶级为止，我们永远是革命家！我们，对于你们非拥护不可的社会，坚决的开始斗争。对于你们和你们的社会，我们永远是不能和解的敌人。……”
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9]
鲁迅对夏衍翻译的《母亲》有过评价：“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轩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10]
质量兼备的翻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夏衍的生活处境。夏衍对此回忆说：
译书就成了我的公开职业。我自己规定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每天译二千字，译完之后，还有充分时间做别的工作。当时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二千字，我就可以有每月一百二十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一帮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附带一说，从1928年到1934年间，我坚持每天翻译二千字的习惯……[11]
翻译的不菲收入，不仅使夏衍生活安定下来，而且还有余钱帮助那些“穷朋友”，像沈西苓，后来的周扬、于伶等人在手头缺钱的时候，有时就到夏衍这儿来“吃大户”。
由于从事翻译的缘故，夏衍常常出入于书店。从1927年底开始，他便多次到过开设在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于是不经意间他便获得了结识鲁迅先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