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爱的漫游
1923年的暑假，对夏衍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所以这么说，不只是因为在这个夏天他开始产生巨大的精神迷惘，还因为，在这个夏天，他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感情痛苦，充分品尝了初恋失败的苦涩滋味。
当年杭城有一所名媛荟萃的女子学校，这就是创办于1904年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创办时初名“杭州女学堂”，即今杭州市第十四中学的前身）。校舍在东城横河桥许家花园内。省女师以对抗封建礼教、倡扬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为宗旨。在校内就读的女学生多思想先进，具有独立意识，性情开朗活泼，富于文学才华。杭州城内，省女师的女生一时成为不少有新思想的男青年向往和追求的对象（王映霞此时也就读于此，她后来与郁达夫的婚恋关系成为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夏衍返家省亲的时候，女师已放了暑假。不过，一些家在外地的女生因讨厌家里的约束，假期里便设法留在杭城。当时物价低廉，她们结伴在西湖边随处可见的庵堂里，以三四元租金找间房子租下，读书、避暑，颇为自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衍结识了家在桐乡的女师学生钱青，从她口中知悉正与她同住在一起的另一位女师学生符竹因，不仅资质清秀、性格温柔，且多才多艺，弹得一手琵琶、月琴和曼陀铃，还会唱歌、写诗（笔名绿漪），是难得的才女。在钱青的帮助下，夏衍得到了与符竹因约会的机会并几乎是立即坠入了爱河。一时间，平素“理性”的他竟成了“维特式”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结识符竹因不久，夏衍便写信向她倾诉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并隐约流露出求婚的意思。
符竹因如何回应夏衍求爱的细节今已不可考，但结婚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此时她已同一位男青年有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他就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出版爱情诗集《蕙的风》而名噪一时的青年诗人汪静之。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论外形无法与年轻的夏衍相比，其才情也未见得就胜过夏衍。可是处于恋爱中的少女的心思是难以猜度的，往往不能用一般的功利眼光来衡量。一则符与汪结识在先；二则汪诗书不断，最多时一昼夜发出13封信，这一“诗歌攻势”赢得了姑娘的芳心。
当符竹因不无歉意地告知夏衍自己与汪静之之间的关系已定后，夏衍尊重对方的选择，悄然从符竹因身边离开。然而这份绝望的痛苦一时间又怎能排遣呢？心灰意冷之下，他病倒了，茶饭不思，在家一躺就是十多天。他完全从这份感情中走出，可能已经是一年多后的事情了，这时，未婚妻蔡淑馨给着他最大的甜蜜心灵安慰，使他有勇气作别前尘往事：
怀旧是人类的天惠也是人类特有的苦痛的源。总之，人是喜欢抚膺疮痕的动物。我今晚上拿出许多竹英（夏衍一向将竹因写作“竹英”——引者注）给我的来信看了一回，真好像是一个梦——一个噩梦！我本来想在去年日记里写的话，现在也将他写在这里吧！——我对竹英，虽则有了半年书信上的交际，她的一切，我依然不知道，我所知的不外她是一个情热的伤感性的自矜的女性而已。……她和静之间的恋爱，成立在和我认识之前，当亦奋为我们介绍的时候，她曾和亦奋说“我们愿永远做一个朋友！”那是我须得郑重地自白的，所以她后来回答（拒绝），亦奋代我（？）半公式的求婚（？）时，她说“我早已说过我们愿永远做一个朋友！”却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的。所以有人为我抱不平，说“她既然有了情人，为什么还要和另外的男性交际？”那的确是可以责备她的一个片面的理由，但是我却要说，（并不是我为她辩护，）“你用看寻常女性的眼光去看竹英，实在是先人的错误，竹英，据我的观察，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人，但一面却有日本人所谓‘无顿着’的特色，不注意这一点，都免不了‘逸的’的批评的”，我想她的所以受学校的干涉，同学的讥笑的原因，大部分是根据于这两种性质的。至于她和静之间的起因和程度，那是我不必研究，也不用我研究，他们现在同居后感情依然良好，便是一个立证，所以我对于她，一点也没有恶感，——纵然当时免不了因为有先天的报复的天性，以为她拒绝了我，是伤了我的自尊心，发生了不少“绅士的复仇”的冲动，例如“我一定努力做一个有名的人物，远胜于静之的人物”。或者是“我一定要求得到一个胜于竹英的爱人，使她发生较量上的羡慕而微微的生悔意”！……但是这种多不过是一时孩子气而已，光明的理智的镜子，情热的浓雾也奈何不得他的！……我现在对于她和静之，我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他们确是在恶社会上奋斗，为恋爱而奋斗而成功的勇士，尤其是竹英拒绝了我更痛快，我想非有此种拒绝诱惑的勇气是不配谈恋爱的。这是一个无辜的无自觉的诱惑者，真觉得太可怜而已！世间的青年男女呀！要恋爱吗？那么不要看电流的样吧！因为它是向最低抵抗的回路走的！我想这样大声的叫！
最后，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白百合！[1]
看到夏衍痛苦的模样，最难过的自然是母亲徐绣笙。当夏衍满腹失落地回日本后，她开始精心筹划儿子的终身大事了。她虽然未曾受过新式教育，却很能明白儿子选择对象的标准。经过一段时间的物色和努力，终于还是在德清老家，她为夏衍找准了一门亲事。她选中的未来媳妇是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沪总账房（经理）蔡润甫的长女蔡淑馨。
说来也巧，蔡淑馨原本在杭州省立蚕桑女子学校念书，校址与女师许家花园相毗邻。出于对女师开放风气的羡慕，她不久便转学到省女师，插班入师范本科1921级西级班就读，恰好与钱青、符竹因在同一个班。对夏衍苦恋符竹因的故事，她是颇有耳闻的，不过，她对此并不介意，对夏衍在爱情上的执著追求可能还有些欣赏，因此，当父亲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没提什么意见。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了。
1924年暑假，夏衍再次回到杭州。这回，他便不仅仅是回家探母了，也许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相亲！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从1920年9月到1927年5月，除去三次暑假回国之外，在日本待了六年八个月。”[2]据我们了解，除了他回忆录中写到的1923年的一次归国，和他人回忆文章中的1925年一次回国，他的另一次回国时间不详。而在《懒寻旧梦录》第163页，讲到他和田汉首次见面，是“1924年在上海”，因此余下一次“暑假回国”，当是在1924年。
回到日本后，夏衍无法按捺住他的相思之情。他一面与蔡淑馨频繁地通信，一面则在自传体小说中写下了许多寄寓自己炽烈而深沉的情感的文字：
凝视着半轮新月，他微微的太息。几个秋虫，慢慢地唱起他们的悲调来，海边的光景反添了一层寂寞。他的影子，被月光射在沙滩上，愈觉得瘦的可怜，从他的深深陷在眼坑里的灰黄的眼里，不知不觉地流出了许多清泪，一行行地，流遍了他被烦恼剥蚀了的颊肉。[3]
我将你给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这一年内，给我六十五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为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颓废。在这些时候，曾有许多很可笑的幻想的恐怖来吓我！有时在梦里哭了出来，引得旁人说我疯子。[4]
在日记中，夏衍更几乎每天都记下了“爱淑”“爱的淑”“淑妹”的信息。蔡淑馨每一封来信，都给夏衍带去了最大的喜悦：“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5]年轻恋人彼此的相思牵挂之情如此炽烈，以至于偶有通信不畅、数日未收到对方信笺便会急切到“自弃”[6]的地步。
读着这些文字，隐去作者署名，人们会以为这作者当是郁达夫一类创造社作家了。实在很难将它们与后来夏衍质朴平实的文字风格联系起来。一位哲人说得好：“真正的爱情，是在理智与狂热的那些陌生而又迷人的羊肠小道上的浪漫主义的漫游。”[7]被别离的忧伤折磨着的夏衍，在此时的作品中也染上浪漫抒情的气息，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了。
1925年夏，蔡淑馨将女师毕业。按照杭州人的习俗，与夏衍成婚，然后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家庭主妇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安排。但蔡淑馨不愿意这样。她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后母对她并不坏，父亲也还开明，从不逼迫她做什么，但待在家里总感到缺乏一种亲切感，离家太近也有一种压迫感。她愿意远离家庭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信中她告诉夏衍，她想听从当时女师校长叶墨君先生的鼓励，到东瀛进一步深造。夏衍完全赞成她的想法，写信向蔡父恳求。
女孩子不好好在家相夫教子而要“摩登”出洋留学，未来的女婿居然还对此种“奇可怪也”的想法大加赞赏，有些守旧的蔡父可能因此不悦了。他于是致信沈家，令沈家“筹款千元为余（指夏衍——引者注）结婚，余款即为淑留学费”[8]。沈霞轩自然不大可能代出此笔款项，夏衍一时间也不可能筹齐这一大笔钱（他每月官费不过80元左右）。拜托各位亲戚长辈沟通无果后，该年8月，他只得再回杭州，希望当面沟通取得蔡父谅解。
此次杭州之行对夏衍来说是一次既甜蜜又充满焦躁情绪的历程。这是他和蔡淑馨别后一年的重逢。鸿雁传书怎抵得当面诉相思？8月8日，夏衍日记记载：“下午访淑于小粉墙，……遂至西大街谈许久，伊以渡日事多障碍颇伤感，余慰之，又以失言故伊为之泪下，余亦黯然！6时同往访陈石民君同游西湖9时返，余送淑归校，临别余不禁吻之，此余与淑妹之第一吻也。”[9]8月21日，两人又乘船共访友人程国敭。虽然旅途并不顺利，但恋人的独处极为融洽愉快，夏衍承认“此日诚余生平最Romantic之一日也”[10]。但此种恋情，在当时人看来，毕竟是过于大胆激进了一些。很多人甚至对夏衍提出了直接的批评，其中就包括夏衍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蔡昕涛。好友的守旧做派动摇了两人的友情。而各种批评的声音对于蔡淑馨的赴日留学当然是不利的。蔡父一直到9月5日，也就是夏衍回日本的前两日，仍未允许蔡淑馨的日本之行。
事情的转折定然是出现在9月6日。蔡父回心转意的具体原因今已不可知。不过，根本的原因大约还是因为：父母总是愿意成全儿女的心愿吧。据说，蔡父还给了女儿五百大洋，作为她留学的费用。
9月7日，夏衍、蔡淑馨以及叶雅棣、程国敭、陈稹、高耐玉、钱青等一行人终于登上了东渡轮船。钱青多年后回忆说：
我们同学6人随夏衍乘长崎丸赴日。送行的人很多，有我小学同学茅盾夫人孔德沚、沈泽民夫人张琴秋（后为红军女将领），还有同学的亲属友人，我们和岸边的送行者拉着红绿纸条，依依不舍地挥手相别。
到了船上遇到张闻天之弟张健尔、浙江杭州画家张屏南、后来成为名导演的沈西苓，他们在船上，有的写文章，有的作画，有的唱歌，很是活跃。我们女同学却多人晕船，呕吐不止，夏衍送水送药，多方照料。他为了减轻晕船同学的思想精神不安，便想方设法带领我们到甲板上，为我们讲述日本的政治、经济，日本人的风俗与生活习惯，尤其是日本妇女的情况，以分散我们对晕船的思想心理负担。他又气愤地讲述当时日本欲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说日本的孩子要求家长购买零食、糖果，父母总说：你长大了到“支那满洲”去，那里什么都有。日本敌视中国、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已深入民心。他对人和蔼、待人以诚，且寓教于细微处，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我们对祖国与自然界的爱心。
船到神户，我们上岸步行，女同学手中的小包零物，都推给夏衍，他肩上手中都挂满了小物件，我笑着说沈先生真像一头骆驼，任重道远。这句戏言，直到解放后，我去他家时，他还记得，意味深长地说：你以前叫我骆驼是不是？我就是要做骆驼，哈哈。[11]
蔡淑馨一行到了日本，各自分手自谋前程。蔡淑馨、程国敭、钱青等人决定到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特设预科念书。这个预科是专为中国人和朝鲜人设立的，入学很方便。1925年前后，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主张“协调外交”，积极鼓励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甚至可以由外务省提供经费，因而奈良女师为中国学生新设了特别预科。预科的时限为一年，每周要学习道德课1节，国语16节，数学6节，英语4节，体操2节，音乐1节，合计30课时，修完全课程的便可以作为本科生或旁听生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2]父亲临别时给的钱根本不够几番折腾，不过好在夏衍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月可领取80元生活费，按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也够二人日常的花销了。
特设预科的入学十分便当，大约在9月中旬，蔡淑馨正式入学。[13]她的顺利入学对夏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使得夏衍的心灵感到了异常的平静，因此在1925年到1926年的一段时间，他除了一心一意准备毕业论文之外，较少涉足社会活动，也不再写那些激动而略显狂躁的感情文字了。这时他写的文章所表露的思想情感，就和后来人们印象中的夏衍较为契合。菊池宽的《戏曲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27年6月初版印行，译者署名“沈宰白”）就译在此时。在《语丝》上他发表过一篇《关于<狂言>及其他》的短文：
在《语丝》上看见了岂明先生译的“狂言十番”的广告，我也来说几句关于“狂言”和日本戏剧的话。
本来日本戏曲，可以分作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是“能”（NO），第二是“操”，（Ayatsuri-即傀儡戏，或称人形芝居），第三是“歌舞伎”（Kabuki）。狂言是“能”的一种。三种之内，“能”发达得最早，大约可算是日本戏曲的开祖吧！其次是人形芝居，歌舞伎发达得最晚。但是，这三种虽有发达先后的关系，前面的两种，并不是消灭了，到现今还是演着，譬如东京九段上的能舞台和大阪的文乐座多是。
“能”可以区别作“谣”和“狂言”两种，“谣”是“能”的本曲，而“狂言”是“谣”在甲曲终而乙曲始的中间演的。“谣”的主题，大多是历史上的大事，“狂言”所演则不过是民间琐事；一方面“谣”是用音乐伴奏着大家合唱的，而“狂言”师所说的却是散文的科白而非韵文的歌曲。题材方面，也有点不同，“谣”所唱的大部是庄严悲壮的故事，而“狂言”所演的和明先生所说一般，是轻快的喜剧；所以我们综合起来，可以说“谣”是歌剧、史剧、悲剧；“狂言”是科白剧、社会剧、喜剧。我喜欢“狂言”的缘故，是“狂言”和“现代”剧的距离非常接近，有许多地方，令我们惊异，这样古时的戏曲，竟能适合于现代剧的规范。
在舞台上说来，有趣味的是“能”的戏子，只打扮衣装而不“打脸”，而用假面具代之，演时俳优和叫“地谣”的合唱团交互的唱，所唱的词句中，也有对话，也有叙事。“操”是傀儡戏，当然不能开口，须得操傀儡者代做，而另外合以所谓“净琉璃者”。至于歌舞伎，则已经是一种完全成形的歌剧，所以戏子既扮装，又打脸，剧中的叙事和对话，也由戏子口中说出，而不假乎于合唱团，——虽然有一二例外。[14]
这篇短文对日本戏剧的特征、源流给予了扼要的说明，直到今天，人们也难改易其中的知识性介绍文字。这说明夏衍的文字功夫已趋于成熟了。
我们虽然无法确切知道作为一位戏剧家的夏衍对戏剧的热爱源于何时，但是联系《戏曲论》的翻译，可以肯定的是1925年前后，他已是一位相当地道的接近专业水平的戏剧爱好者了。据《懒寻旧梦录》，1923年他沉溺在图书馆里读文学名著时，却意外地被易卜生、沁孤、契诃夫的剧本“迷住”了。又有人回忆说，夏衍到东京后，在参加革命活动之余，经常去东京小剧场，与日本的进步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一同研讨过戏剧创作。1930年6月他在《大众文艺》月刊上发表的《我的文艺生活》中称，他在“明专”时期最喜欢的作家是斯蒂文生、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尔基。[15]前三者是他在日本时期一直喜爱甚至是迷恋的作家。而他对高尔基的热爱则始于1925年。[16]30年代，夏衍能打进电影圈并很快站住脚，且以组织家的身份一跃而为杰出的戏剧家，与他这段时期的锻炼、积累不无关系。
蔡淑馨入学后，夏衍经常前往奈良探望恋人。北九州与奈良往来不便，他通常借住在沈西苓在京都的寓所。沈西苓是浙江德清人，与夏衍的母亲是同乡，也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过书（比夏衍低三级），于1923年毕业并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留学，就读于京都高等工业学校染织图画系。沈也参加了当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沈西苓这所简陋却富有日本风味的小木楼里，他们畅谈社科研究会，谈创造社和郭沫若，谈《洪水》和《创造》，谈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非常投机。由于京都、奈良不过一个小时的火车路程，每到节假日，蔡淑馨、程国敭，有时还有钱青也一起过来。女学生们对做菜烧饭的事情总感到特别的兴奋，这时夏衍便以主人的身份，指导这些弟弟妹妹操练家务。蔡淑馨的性情偏于忧郁而急躁，尤其当热恋的时节过去之后，符竹因的阴影便会浮现在她心头。要是夏衍偶有照顾不周，蔡淑馨借机发作，让他下不了台的场景也是有的。这时，沈西苓便出来打圆场，而程国敭、钱青则只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了。
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夏衍温语劝慰，但若蔡淑馨有些无理取闹时，夏衍有时也会发脾气的。他发火时是一言不发，只是转过身，顺便拿起一枝笔，画起人头像。左画一个，右画一个，怎么看都像是符竹因的头像轮廓。蔡淑馨看到这情况，不免又气又急，扑上去要捶打夏衍，夏衍赶快挡住。两人目光一对，往往便不禁笑了起来。一场风雨就此过去。
1927年4月底，由于大革命失败，夏衍要匆匆赶回上海寻找组织关系。而且，由于这时夏衍已成为日本警察机关注意的对象，为减少麻烦，夏衍让蔡淑馨不要送他。临别以前，蔡淑馨告诉夏衍，她认为奈良培养教育的一套，只是让一个女孩子成为花瓶而已，于她个人素质的提高并无益处。她想去东京学画。夏衍赞成她的意见。于是，在1927年下半年，蔡淑馨便离开了奈良女师，只身一人到东京学习油画。所幸夏衍这时在东京还有不少朋友，他们待她都颇为照拂。尤其她在浙女师的同班同学沈兹九（后来的胡愈之夫人）此时也到了东京，两人为伴，消除了不少寂寞。在这时期，她和沈西苓、司徒慧敏、周起应（周扬）、蒋光慈都有过来往，还加入了“艺术家联盟”，[17]显示了一位时代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勇气。
夏衍从日本回国后留居上海。此系1930年留影/自藏
30年代初与绍敦电机公司老板兼技师蔡叔厚（左）在上海/自藏
[1]夏衍：1925年2月28日日记，“夏全16”，第215—216页。
[2]“夏全15”，第62页。
[3]沈宰白：《新月之下》，“夏全9”，第8页。
[4]沈宰白：《圣诞之夜》，“夏全9”，第18页。
[5]夏衍：1925年5月15日日记，“夏全16”，第227页。
[6]夏衍：1925年11月5日日记，“夏全16”，第246页。
[7]瓦西列夫：《爱的哲学》，王永军编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8]夏衍：1925年6月8日日记，“夏全16”，第229页。
[9]夏衍：1925年8月8日日记，“夏全16”，第236页。
[10]夏衍：1925年8月21日日记，“夏全16”，第238页。
[11]钱青：《随夏衍赴日留学》，《忆夏公》第620—621页。钱青文中还记载：“事前，蔡淑馨的好友，我们的同班同学程敭（原文如此，当为程国敭——引者注）迫于父命，将与一不相识的男子结婚，不许她远去日本，程敭急得终日哭泣，病卧不起。夏衍知道后深为气愤，他便与淑馨即日赶赴程家，多方规劝交涉，将程敭接到杭州治病，为此程敭才得与我们同行。”这一记述在细节上恐有值得商榷之处。该年程氏似已结婚生子，蔡淑馨曾感叹：“她的青春，已换了一个孩子。”（夏衍：1925年8月22日日记，“夏全16”第238页。）
[12]见《奈良女子大学六十年史》第68页，（日）昭和45年3月。
[13]见奈良女子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关于外国人特别入学文件》。
[14]沈宰白：《关于“狂言”及其他》，“夏全3”，第1—2页。
[15]沈端先：《我的文艺生活》，“夏全8”，第290页。
[16]夏衍回忆说：“应该回溯到1925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份，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隆隆的发电机旁边，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的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归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夏衍：《<母亲>在中国的命运——纪念革命大文豪高尔基七十八诞辰》，“夏全8”第365页。）
[17]可参见蒋光慈《东京之旅》（《拓荒者》第1卷第1期）、许幸之《在东京画的一幅画》（《我们青春的日本》，东京：日本东方书店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