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到巴勒斯坦
弗兰克在菲拉科沃看了一圈，他知道对他来说，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回忆是可怕的，他产生了一股强大的、要离开的内在动力。约翰已经决定要去巴勒斯坦，并且他很快就实施了这个计划。犹太组织派遣了使者来召集流浪者及无家可归的人们，并把他们暗中送到巴勒斯坦。弗兰克这时也想过去。
我已经错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业，我不想也恐怕无力再拿起书本去学习了，也没有欲望在欧洲扎根。加入这个去巴勒斯坦的团队就好像参加一个学校的野营，这给予了我一个全新的开始——新的国家，新的身份，还有一个和犹太人一起创建家园的机会。我感觉自己为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正在离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1946年，伊洛娜为自己最小的儿子的离去送上祝福。他们都在各自的心中盼着不久还能相见，以减轻亲人们的分别之苦。
在这个1929年成立的、代表着巴勒斯坦犹太人社群的犹太组织的引导下，弗兰克在法国马赛登上了一艘非法轮船向他的新家园出发了。“嘉格号”（Jagur）这艘本应承载60人的轮船却超载着600余名来自欧洲各地的难民，大家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船上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十天的路程显得极其漫长。15岁的弗兰克晕船，感到极度孤单，特别想念他的母亲。之后，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地中海东岸海法（Haifa）山上的灯光突然映入眼帘。甲板上的每个人自然地唱起了《希望之歌》，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拟定的国歌。
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探照灯光开始横扫他们的轮船，带着扩音器的男人大声喊着：“停下！停下！”在枪口的指引下，这些难民被引进了一艘英国舰船里。几天后，弗兰克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塞浦路斯一座英国临时集中营的阶下囚。
在集中营里，主事的是哈加纳（Haganah），一个犹太人的地下精英保卫组织，它的成员为我们安排希伯来语的课程，帮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并鼓舞我们的士气。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培训我们，以使我们在到达巴勒斯坦后能够坚强、自信并积极地生活。在入境人数限额制度下，他们让年轻人最先进入巴勒斯坦。3个月后，我成了最早一批坐船抵达那里的人。
到了巴勒斯坦，人们在码头迎接他们。有人专门等着弗兰克，一个来自菲拉科沃的年轻人听说了弗兰克在塞浦路斯被扣留。当他得知第一批装载儿童的船舶就要抵达的时候，他决定去碰碰运气。他是弗兰克几个月来见到的第一个熟人，他甚至还带来了家里最近的消息。
多年来，弗兰克第一次卸下了他的警戒心理。他早晨会在田里工作，下午去上学，晚上和其他也是通过不同途径从欧洲过来的男孩女孩们一起唱歌跳舞。几个月后，他过去常年日积月累的焦虑渐渐消散。他用了平夏斯·利维（Pinchas Levy）的化名，没有人再会追捕他，他拥有了自由。在田里，他会躺在柚子树的树荫下避暑，随时伸手就可以摘下一只果子。
弗兰克和一群难民儿童被安置在莫夏夫（moshav）——海法附近的一个农业合作定居点。犹太组织照料着他们的生活起居，根据国家的着装风格给每个男孩发了一套蓝色工作服，休闲时穿卡其色套装，还有为特殊场合准备的白色俄罗斯民族风格的衬衣。弗兰克利用每天下午的课程追赶学业进度。有几个男孩认为他非常老练世故——当他们被困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时，弗兰克就想方设法逃上街头自主谋生；因此，在某些方面，他应对战争的经验要比其他同龄人丰富一些，他也学会了如何承担风险。
到了1947年的夏天，弗兰克开始坐不住了，他渴望探索莫夏夫以外的世界。虽然他喜爱现有的朋友圈，留下的诱惑也很强烈，但他仍希望可以刻画自己的人生方向。16岁时，他离开了这个定居点。此时的他身无分文，第一个目的地便是海法劳工介绍所。他每天白天做苦力，最终得到了见习管道工的职位。这份工作所获得的微薄薪资让他很难找到住宿地，好在他的老板碰巧正在修建一个快完工的楼房，他便安排弗兰克住进了底楼。虽然那里的墙壁依旧光秃，窗户也没安好，弗兰克还是把一个小角落整理得井井有条，适宜居住。出于隐私，也为了保护自己，他用木板盖住窗户，买了一张床垫和一盏小油灯，然后他在这里安营了几个月。到了晚上，他会不情愿地走进这个小房间，在黑暗中安静地躺下，心里感觉空空的。当楼房完工并且通电后，他继续留了下来，为了增加收入，他当起了管理员和清洁工。但是，孤独的感觉开始笼罩着他。
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英属巴勒斯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点来到了这里。到1947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尽精力、疲惫不堪的英国将巴勒斯坦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联合国。11月，联合国投票表决支持巴勒斯坦的分割，划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则实行国际托管。当犹太人为此庆祝时，阿拉伯人公开声明这是一场灾难，拒绝接受并且宣布要将犹太人赶进大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战因此爆发。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参军是毫无疑问的。在莫夏夫生活的时候，他们每个月有一天可以去探访哈加纳。如今，他们要前往特拉维夫（Tel Aviv），希望可以全职加入这个组织。在招募站，他们被分配到了加利利（Galilee）的军营，并且领到了临时制服，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鞋子、美国的军用夹克及帽檐上写着意第绪语的“美国帽匠的礼物”的帽子。他们被告知要在市场上购买卡其色衬衣，再去太巴列（Tiberias）附近的定居所报到。入伍让他们感到自豪。“我们到了一个检查点，那些英国人挥手示意让我们通过。他们看到我们的制服，便认为我们应该属于某个部队。”弗兰克回忆道。
他们的军队很快便迎来了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在一次交火中，弗兰克被手榴弹的弹片炸伤了头部。他失去知觉，战友们以为他不行了，但出乎大家意料，他居然在医院醒来了。几天后，他头部绑着绷带重新投入了战斗。
自从他离开欧洲，妈妈每周都给他写信。他虽然也尽可能按时回信，却从来不向她提起自己面临过什么样的危险。妈妈的信充满了疼爱之情，也时常表达着她有多后悔让他陷入如此危险和不确定的境地。“我最亲爱的弗里（Feri，弗兰克的昵称），”她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经常特别纳闷我怎么让你离开了，即使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生活有多艰辛，我在这里是如此地想念你。我们当时就应该留在一起的……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将你贴在我的胸口紧紧抱住，并且再也不让你离开。”她恳求他透露一点他到底在做什么，但他从未告诉过她。
1948年5月，当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新以色列国独立时，弗兰克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战壕里听着嘈杂的广播，在前线奋战的他们并不感到可喜可贺。事实上，本-古里安本人也有同感。他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当他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欣喜中，但他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所有的阿拉伯军队的战争”。确实，在他宣告独立后的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就被5支军队围攻。
叙利亚军队开始轰炸加利利海边的基布兹农场，这是属于刚成立的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的阵地，在经历重大损失后，戈兰尼旅最终击退了侵略者。在好不容易休战的时刻，拉菲·科切尔（Rafi Kocer）这位24岁的军官开始招募坚强勇敢的年轻人组建戈兰尼旅的突击队。当他听说这群包括弗兰克在内的难民男孩都是能干的战士时，科切尔便决定将他们带离现在的常规部队。
科切尔秘密地让他的副手为这些年轻人拟订了一个计划。如果他们自愿参加，就必须半夜偷偷溜出自己的部队。一旦被抓，他们会因为未经指挥官允许擅自离队而被惩罚。这个测验能够显示出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加入突击队。弗兰克和他的战友们跃跃欲试。正如安排的那样，他们丢下了自己的武器，成功地在午夜悄悄不辞而别。
欣喜和自豪的他们签署了一份誓约加入了戈兰尼旅巴拉克营的12号部队。科切尔通知了他们之前在常规部队的指挥官，这群难民孩子现在已经听命于他。这些男孩都领到了英国伞兵的帽子和德国造的枪支，并立即开始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晚上在敌军战线的后方行动。对其他保持沉默的人来说，这些奇怪的欧洲男孩根本配不上他们那“无畏的战士”的称号，但是科切尔明白他们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他们是在为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复仇并赋予自己强大的力量。他们愿意为此不顾一切，忍受任何艰难。”他事后说道。
起初，这些年轻人都是集体行动，但渐渐他们的指挥官们发现，他们的小团队有一个低调的领导者——弗兰克。因为他的希伯来语讲得最好，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他进行的。后来，科切尔说，即使在最极端的压力下，有一些孩子崩溃了，但弗兰克从来不会。科切尔回忆道：
一开始，他年轻、迷茫，对周围的世界充满猜忌，但是在战争中，他似乎发现了自己新的力量。他学会了真正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百分之百地相信对方会竭尽全力相互营救。这也是这些男孩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这让他们学会了相信自己和相信他人。
如果弗兰克生命里没有这个时期，我相信他不会做到以后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果断的性格。在战场上，你有战友，但你必须自力更生。你必须和团队保持同步，但也要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一瞬间做出决定并且尽最大努力取得成功。弗兰克做到了。他塑造了自己，战争后的他在意志上变得更加坚强。
在1948年7月到12月的6个月中，这支部队一共执行了73次战斗任务，很多次都是深入敌后。当他们在北方的任务完成后，他们被调配到南方，开始在加沙（Gaza）和内盖夫（Negev）服役。正是在这些战役中，科切尔受重伤，以致他的部队不得不在1949年3月解散。
弗兰克被派去学习莫尔斯电码和无线广播。在这个过程中，他第一次对自己做了自我评估。“我理解这些素材非常迅速，我发现自己可能有天赋。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几个月后，1949年，在为效忠以色列国的德鲁兹教派的一支部队执行通信系统工作以后，弗兰克却被解雇了。他静静地思考为什么自己始终没有能够获得军衔，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和这些难民孩子同时加入部队的是那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更为年长和老练的人，而等到了这些新成员开始可以胜任指挥官的时候，部队却解散了。
回到平民生活以后，弗兰克必须找到工作。幸运的是，他的通信培训经历帮助他找到了一份邮局的工作——用莫尔斯电码发电报。虽然这样的工作已经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弗兰克却认为这个职位就是一个死胡同，所以在工作的同时，他开始上夜校进修会计学。此时他和他的哥哥约翰一起住在海法，当他提到他希望去银行上班，约翰笑道：“谁有可能得到银行的工作啊？”几周后，弗兰克在以色列国民银行收获了一个薪资较低但大有前途的职位。
这一时期，他正步入成年并且享受着在海法的生活，“这个地方充满着活力。我们差不多都住在大街两旁，平时去看电影，看球赛，参加晚间的歌唱活动。这里总有事情在发生。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感到乐观。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虽然他每天都在想念伊洛娜，但他明白即便没有母亲的庇护，自己也能活下去。以色列已然成了他的祖国。
15岁到21岁是令人印象深刻的6年，这段时期打开了我的视野，并且教会了我新的生活方式。以色列出生的犹太人非常自由勇敢，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安静内向。久而久之，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也通过我们自己逐渐建立的自信，我们两个群体间的关系得到改善而且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这些年还开启了我西式的思维方式。现在，当我想起来到澳大利亚之前的“家”，我会想到以色列。
这些年来，洛伊家其他成员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迁移到了澳大利亚，而不是以色列。弗兰克和约翰感到两难。他们应该留下来建立这个新国家，还是走向家人身边抚平分离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