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到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一个很难得的避难所。虽然犹太人还是面临着一些限制，但是好在洛伊一家人的生活在这一年多里也终于平静了。他们找到了一间不错的公寓，雨果又找到了一份旅行推销员的工作。弗兰克看到父母重新坠入爱河，手牵手在公园散步，一起在集市里挑选最好的苹果。在菲拉科沃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精力都是为了生存，现在他们又开始光顾戏院了。
弗兰克就读的那所犹太日校的男孩子都非常热爱MTK布达佩斯足球俱乐部。才几天时间，他也成了一个忠实的“粉丝”。他每天乘坐拥挤的电车上学，背着书包，一手勾着栏杆。每个星期天他会去看足球比赛，星期一则是和朋友们一起仔细研究报纸上的体育报道。相对于学业，他更热衷于体育活动，他给自己的学业表现打分为“平均水平”，但是他的老师们打的分就不会这么仁慈了。
同时，弗兰克开始通过战争年代寻常的风险投机补充自己的零花钱。当时电影非常受欢迎，并且周末场次的票特别贵。一周的前几天里，弗兰克会购买一批电影票，而后在周六卖出赚点差额。碰到不叫座的电影，他囤的票也会卖不完，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赚钱的。
和他们家人住在一起的亲戚来自斯洛伐克，是一位年轻的宗教信徒，虔诚的他为弗兰克举行了受戒礼。这个传统的快乐日子象征着这名小男孩已然跨入成年，可惜到了1943年10月，再没有任何人能激发出原本该有的喜悦。弗兰克最大的哥哥亚历克斯（Alex）因为被匈牙利军队招去做苦役而不能和大家团聚，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越来越难以阻挡，他们正不断失去一切的现实变得越来越清晰。到处都是难民，空气中弥漫着不确定性。一股悲伤的情绪笼罩了整个犹太人社区。
作为布达佩斯的新移民，洛伊一家没有亲戚和朋友来分享弗兰克成年礼的喜悦。以往伊洛娜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家庭都会浩浩荡荡地前来，但是他们都已经被驱逐，再也见不到面了。弗兰克的大伯利奥波德从菲拉科沃赶来，并且给弗兰克买了他的第一块手表。之后，家人邀请几个客人在他们的公寓吃午餐，听弗兰克发表了一段演讲。悲伤笼罩着所有在场的人们。
洛伊一家努力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最终还是在1944年3月19日这个星期天被打破了。伊洛娜和雨果去剧院看了日场演出，回来时还兴高采烈，但马上因为德军已经入侵匈牙利这则令人恐惧的新闻而沉默不语。在这之前，匈牙利也是纳粹德国的同盟之一，现在它也被占领了。和德国军队一起来到布达佩斯的还有一支德国秘密警察的突击队。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带领下，这个突击队的唯一目标就是清除匈牙利的犹太人。
弗兰克能够清楚地记起父母脸上的恐惧、焦虑和对于灾难的预感。看着他们，他感到了胃里一阵痉挛和压抑，大人们讨论了一个晚上。他们的避风港已经不再安全，必须再一次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黎明时分，他们有了答案，雨果会去火车总站购买全家前往120公里外的维斯普雷姆（Veszprém）的火车票，他们在那里有亲戚。
雨果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他会把自己的经文护符匣
绑在额头和右手臂上，再用披巾包裹住自己开始内省。这个私下的仪式会每天提醒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上帝同在。那一天，他用尽全力在上帝面前颤抖着祈祷，恳求他能够保护家人的安全。他合上了祈祷书，镇定心神，与妻子和家人吻别后动身前往火车站。
整个公寓静悄悄，每个人都在屏息等待。到了午餐时间，雨果的座位依旧空着。客厅里的窗户下面有一个沙发。弗兰克整个下午都站在上面往街上看，他坚信父亲会随时回来。那天晚上有人来告诉他们，当天在火车站的犹太人遭到了围捕，关于围捕事件的细节很少。雨果被抓走了吗？他逃了吗？没有人知道答案。
当家人都在利用自己有限的交际圈子打听消息和搜寻任何雨果可能幸存的迹象时，弗兰克继续趴在窗前守候着。作为布达佩斯较新的居民，他们认识的人很少，并且没有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他们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门前站着的是一位身材魁梧、胡须浓密的匈牙利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雨果还活着！他被困在小陶尔乔（Kistarcsa）——一个离布达佩斯20公里远的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里。
在信里，雨果表达了分离的痛苦，以及再次拥抱家人的深切渴望。他要求伊洛娜寄给他一些私人物件，他最想要的是他的祈祷包，里面装着他的披巾和经文护符匣。这些宗教物品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在集中营里带给他无限的安慰。这位匈牙利人同意把这些物件带给他，也确实做到了。事实上，他同意并担当了三个星期的信使，帮雨果和家人传递食物和信件。
这些信件充满了爱、情感和焦虑，描述了他们对一家人再次相聚的渴望。虽然身陷囹圄，雨果不忘为每个孩子写下实际的建议，表达着他的疼爱并给予鼓励。到了四月底，这位匈牙利人又带来了一封信，雨果认为他马上可以回家了，所以提出要一个手提箱。后来他又改变主意了：他会把自己的物件用纸包起来。
从那以后，一家人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将近50年后，弗兰克才得知他父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失去雨果以后，一个亲戚建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设法取得假证件并且还要分开住。因为弗兰克还没有证件，所以他与伊洛娜别无选择地和其他22万犹太人一样被关进一个“黄星屋”，也就是那些门上贴着黄色星星的房子。这些房子专门为犹太人设置，遍布在布达佩斯多个地方，有时候20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这对母子去的那间房子位于旧的犹太区，不久就会被隔离成贫民窟。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们离开了“黄星屋”并躲藏起来。但是躲藏又带来了新的危机，被发现的恐惧让他们神经极度紧张。得不到安宁的他们再次回到了“黄星屋”，这时那里的条件已经变得更加让人绝望。
在那些个可怕的月份里，母子俩越发靠紧，彼此相依为命。伊洛娜用母爱滋养着弗兰克，而靠着弗兰克的机智，他们得以继续活下去。他悄悄地走在街上，寻找食物，打探消息。来自每个角落的威胁使得他很快领悟到了警惕的重要性，并且提高了自身观察和聆听的能力。他说：
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刻，我的童年就结束了，我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变得更像我母亲的父亲。我每天都要谋划如何活下去、吃饱和生存下来。我总是在听人家说什么可以确保我们存活。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朋友，只有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和恐惧。我的哥哥约翰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吃的，我们都为彼此冒险。我们为父亲和哥哥担忧，期望他们还活着。这些日子里唯一的快乐就是和哥哥见面并获得食物。
这些经历塑造了未来的弗兰克。他没有就此变得意志消沉，相反，这个苦难的火炉将他锤炼成钢。
1944年10月，他们已经岌岌可危的境况因为变换了一个新的支持纳粹的政府而进一步恶化。统治者箭十字党（Arrow Cross Party）通过屠杀几百名犹太人宣示他们已经掌权。箭十字党的青年分子会将犹太人从家里赶出，折磨他们，并且朝他们射击，使他们从桥上掉入多瑙河中。他们最喜欢的玩法之一是将三名犹太人绑在一起，射杀其中的一个使他们失去平衡，再看着他们翻进冰冷的河水中。大约两万名犹太人在多瑙河岸这样被枪杀。
类似的事件激起了那些驻布达佩斯的中立国外交官的愤慨，中立国的代表者瑞典和瑞士等国尽力保护着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保护性的文件，让他们住进大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受外交保护的领地。其中最大的一个建筑瓦达斯街（Vadasz Street）29号的玻璃屋，在瑞士政府的保护下住着数千名犹太人。
弗兰克这个机敏的小道消息采集者听说了瑞士护照正在发放中。他探访了玻璃屋并且看到焦急的申请人已经围绕街区排成长队。在队伍里等待非常危险，因为德国人可能随时出现将大家围捕。他怎样才能避免这个危险而早点领到证件呢？从远处观望后，他想好了一个主意：他到附近的戏剧用品店以口袋里仅有的几枚硬币租了一套电报员的制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送急件的信差。他来到了队伍的前端，用随身携带的两张照片，顺利获得了证件。
一个小时之后，他和哥哥约翰及妈妈一起上路，前往多瑙河岸附近的一家庇护所。这些房屋挤满了饥饿和焦虑的人。有这两个机智多谋的孩子觅食，伊洛娜感到幸运。不管弗兰克或约翰弄到了什么食物，她都会和屋里的其他人分享。弗兰克会反对：“拜托了妈妈，为明天留点吧，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获得更多。”但是伊洛娜无视他的请求。对她来说，有食物不与大家分享简直不可思议。
从11月中旬开始，除了住在庇护所里的那些人外，布达佩斯所有的犹太人都被强制赶入贫民窟，庇护所也不再安全。趁着黑夜，箭十字党党员会破门而入，将脸上写着惊恐的居民拖到河岸上，一个一个排好，再射入水中。弗兰克和伊洛娜窝在一张床上一声不吭，听着枪声，想着什么时候会轮到他们。
随着苏联军队迫近的传说越来越广，箭十字党的暴行也在激增，掠杀庇护所里的人成了例行公事。如果这对母子继续留在那里，箭十字党党员很快就会到达他们的街区，但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住在大约第15个街区的附近，当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出几天后苏军就要到了。但问题是谁会先到。”弗兰克说。
在1945年年初的隆冬时节，苏军解放了这座城市，洛伊一家开始寻找雨果。他们到处都找遍了，向幸存者打听并且翻遍了红十字会列出的名单。每天他们醒来的时候，都满心希望可以听到好消息。有人听说雨果被带去了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但无法确认。这时亚历克斯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他是从奥地利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步行了500公里回来的。没有人认得出这个年轻人，他瘦得皮包骨，还患有伤寒。家人发现他后温柔地将他抱进去，紧紧围着他哭泣。他们将他放进浴缸后，伊洛娜说他背上的尘垢厚到可以种小麦。随着他渐渐康复，全家人继续一心寻找着雨果。
但是希望还是破灭了，布达佩斯已成了一座废墟。带着沉重的心情，他们转向了老家。洛伊一家和为数不多的几名犹太人一起回到了菲拉科沃，却发现他们曾经的社区几乎已经全部被夷为平地，并且当地人不再欢迎他们。
- 经文护符匣，希伯来人的经匣，在工作日早晨祷告时，用皮质带子绑住并绕着头部和手臂的装着经文的盒子。
- 披巾，一条带有须边的祈祷围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