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主题，是《国风》很重要的内容，作品占的比例很高。打开《诗经》，头一篇，受过教育且对经典有点底子的，一般都会念诵上那么几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周南》中的《关雎》，三百篇开篇第一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不过，一般念到第四句的“君子好逑”就容易出问题了：一些人会把“好”(hǎo)读成好(hào)，这样读，可不行，错一个音整个意思就拧了。“好(hǎo)逑”的意思是“君子的好配偶”；若是读成“好(hào)逑”，君子喜欢追求配偶，那“君子”就差不多成“流氓”了！
读《关雎》，这还真是小事一桩。这首诗虽被编排在《诗经》开头，人们的熟悉程度也很高，甚至是出口成诵，但就笔者了解，这首诗历来遭受的误解，也最为严重。
所以，今天在这一讲里，首先要讨论这首诗的题旨究竟为何，用于何种典礼？这当然要结合诗篇的背景，即西周文化的特点来阐发，如此，才能进而讨论先秦时期的一些婚姻观念。古典文化传承两千多年，一些经典作品已经被层层的阐释包围得密不透风了。今天理解经典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回到文本本身，探讨它诞生之初即作为“礼乐”歌唱之时所表达的意义。下面，就从诗篇字句开始。
先看诗的头一章。“关关雎鸠”的“关关”，形容雎鸠的叫声。《牡丹亭》里写春香闹学，把“关关雎鸠”说成是“关了的雎鸠”。“关关”是被文学美化了的象声词，其实就是“呱呱”。诗人这样形容鸟的叫声，透露了鸟的种类。古人解释诗的“雎鸠”，有人说是鱼鹰，也有人说是雕。只从“关关”的叫声看，就不对。鹰、雕之类叫，声音可不是“呱呱呱”的，能发出这种叫声的应该是扁嘴鸟。另外，古人注释“关雎”，说它们雌雄相伴、“挚而有别”(情感深又有分别)，其实就是成双成对出现在人的视野中。可谁又见过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的老雕或鹰呢？同时，《关雎》的鸟是活动于河流洲上的，这也与鹰、雕类鸟习性不合。还有一点更要紧，“鸠”这种鸟，在古代文献里被视为是“知时”的鸟，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候鸟，来到北方河洲上捕食鱼类，就表示着某个时令的到来。这样说来，古代的词典《尔雅》说雎鸠是凫鹥一类的鸟，应是最可取的。那什么是凫鹥一类的鸟呢？春天如果去郊外的湿地游览，经常会看到一种候鸟，人们称其为野鸭子，学名绿头鸭、绿头雁，总是一雌一雄紧紧相随，飞起来如此，在水里游也是如此；雄鸟脖子上有一圈墨绿色的羽毛，叫起来就是“呱呱呱”的，而且也是扁嘴。看见这样的鸟，笔者常想：“关关”的“雎鸠”是否是这一类的水鸟呢？另外朱熹在他的《诗集传》也有相同说法。总之，解释《诗经》，难的就是其中的“鸟兽草木虫鱼”，也正是因为难吧，所以《论语》中孔子才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多识”这方面的事。
第二句是“在河之洲”。“河”这个词古代大多指黄河。但是否就可以一口咬定诗里的“河”一定指的就是黄河，我看也不必。总之理解为春天的河流就好。句中的“洲”呢，就是指河流中的沙洲。从生活经验看，有沙洲的河流，绝不会像壶口瀑布那样水流湍急，水流应该是平缓的。
解释过这两句的名物，把它们连起来，就可以想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光景了：春天，冰消雪化，大河在滚滚流淌。岸边有些地方泛绿了，有些还只是嫩黄。这时候，知时令的鸟儿落在河水沙洲开始捕食了。它们为了求偶，“关关”地相互应和着。读这样的句子，我们还禁不住地想象，伴随着和谐的鸟鸣，还有微风从河那一边吹拂而来，抚摸着人们的脸……《关雎》前四句，一上来，就营造了一个初春的光景，波光粼粼的水流，平旷的沙洲，关关的鸟声，吹面不寒杨柳风，好舒适的感觉！这就是诗歌的意境，可以把我们带入一片大自然的春光明媚中，心驰神往。这就是审美啊！
接下来就是第一章的后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这个词，与现代人用来形容人身材好的“苗条”很接近，也有明显不同。苗条，偏重外形；窈窕，更偏重内在气质。街上看见一位美丽女孩子，身材苗条，打动人的情绪；若还有气质好，就更可以打动人心了。“窈窕”就是形容内外都好的女子的。接下来“君子好逑”，“君子”指有身份的男性，《国风》许多篇章出现这个词，多是女子用以指称自己丈夫的。“好逑”，如前所说，就是“君子”“好配偶”的意思。到这里，诗歌才真正进入正题。前面所表河流、沙洲等的春天光景，看上去好像与结合的场景有关，其实不然。写河流、沙洲以及鸟鸣的光景，其实是一种带有自由联想性质的“比兴”手法：当北方的河流有了“关关”鸣叫的“雎鸠”之时，意味春天到来了，有灵性的万物开始求偶了，现在“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也是人应和大自然万物生育节律的一种当令而行的喜事。这一章，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不是场景关联，而是时令上的关联。这就是典型的“兴”(后人更喜欢用“比兴”来称之)，就是朱熹《诗集传》所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也就是一种非写实的自由联想。可是，反过来说，这所谓的“先言他物”，又实实在在地营造了一种艺术氛围。它引得读者不得不去想象那融融春意与男女婚姻之间的关联。这可以称为一种“感染”吧，其效果就是人事与自然光景的融合，从而形成一片美妙的景象。诗对合乎时令的婚姻的祝福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接下来的第二章，“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就是不齐，形容野菜的长势。“荇菜”是一种水菜，可以吃。有文献说, 古人祭祀祖先时，“涧溪沼沚”所生的“苹蘩蕰藻之菜”，也可以用来献给神明，“荇菜”就是其中一种。至于它是什么，说法可就不同了。古代文献称之为凫葵、接余、金莲子等。看诗篇上下文，应该是生在水中或水畔的，于是有人说它就是金莲儿，又叫田字草。徐志摩的名篇《再别康桥》用很优雅的调子说“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这是现代诗人的理解，荇菜在他看来是生在“水底”的。徐诗人说“水底青荇”，倒与笔者小时候在家乡河流里常见的一种学名黑藻的植物特点上相符：这种水藻是深绿色的，叶子为长条状，叶沿参差不齐，完全生长在水面以下，是沉水植物，随水流摇摆，姿态也是诗人所说“油油”然“招摇”的；而且又是可采来吃的，做猪饲料也不错。至于田字草、金莲儿人是否可以吃，我就不知道了。
诗篇说采集荇菜是“左右流之”。“流”字，在这里是动词。现代语境中很少这样使用“流”字，也有学者就照字面解释，说“流”就是随着河流摆动捞取荇菜。但“流”字一般并不含有“捞取”的意思。于是有学者解“流”为“摎”，意思就通畅了。另外还有学者说这个“流”字就是“捞”。这是清代牟庭《诗切》里的说法，他说古语里边的很多用词今天也还在用，比如“下河捞菜”的“捞”，就是“流”字的一种遗留形式，只是语音发生了变化。有人要怀疑了，《诗经》那么崇高的经典，能用“捞”这种“大水词”吗？可能。因为《诗经》在创作的时候，未必就想着自己是“经典”拿着架子写作。所以，牟庭的说法也是可能的。用“捞”字解释，还有一点也变得清楚：荇菜是长在水面下的。不过，说到底现在还是不能弄清楚“荇菜”究竟是哪一种水生植物，所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可以吃、可以用于宗庙祭祀的水菜就可以了。而且，采荇菜也是一番春天的光景。
下面一句是“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寐求之”就是醒着的时候“求”，睡着了也“求”，一句话，总渴望婚姻生活找到一位淑女做伴。然后就是再下一章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找不到，就翻过来掉过去地想，白天想，晚上想，无时无刻不在想。“悠哉悠哉”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有意思，它到底是指我的思绪长，还是指失眠了的夜长？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失眠了，夜就长。“悠哉悠哉”可以形容思绪长，也可以表现夜长，两个意思可以并存，这就是诗的语言。要是用散文去翻译，就只能取一个意思，诗的表达却可以这样含蓄而双关。杜甫写诗“感时花溅泪”。这里的“泪”到底是眼泪，还是露水滴落在花朵上啊？用白话翻译，两个意思都要，其中一个就得打个括弧注上。作诗，语言含蓄模糊，在杜甫可能是故意如此，给读者留想象体味的空间；在《诗经》，“悠哉悠哉”是不是故意的，就不敢说了。一般性文字表达，要求准确无误，可在一些诗篇，却故意两意并存，成为一个立体的存在，这就是文学可以有的现象了。文学，一大特点就是活络你的心思，突破一些心理上的条框。这也是文学的魅力之一。
“辗转反侧”，就是翻过来掉过去。“辗转”这个词是既双声又叠韵，“双声”指声母相同；“叠韵”指韵母相同。这个词用得很讲究。表明那时代的诗歌作者，就已经懂得用调动汉语的特点来营造语言的音乐效果了。双声、叠韵是汉语独有的词法，这样的语词音乐性强。这就说到汉语的特点，单音节，有声调。20世纪50年代，有些苏联语言学家说单音节是动物所发的声音，弄得我们一些语言学家很紧张，说怎么把中国人比成动物了。其实那是外国学者少见多怪，单音节词多，是汉语的特点。至于四声，指一个单音节词有平、上、去、入的音调变化，这使得汉语的一个个的字，读起来有声调上高低的变化，正是汉语诗歌声律、韵脚得以出现的条件。“辗转反侧”这样的句子出现在《诗经》里，表明古人对诗句音乐性的追求，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
再看下一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琴瑟友之”，古代文献中多用“琴瑟”比喻和谐，典故就是出自这里。“琴瑟”俩字后来就成了固定语，专门用来形容夫妻和谐。现在生活中也难免遇到“出份子”的事，亲戚、朋友、同事结婚，要送礼物去表示祝贺。送礼是一方面，有时候还想雅一点，写几个字送给新人。写什么？写“夫妻合好，白头到老”，就太白了。若是写“琴瑟和谐”，用了《诗经》的典，一下子就雅了许多。“琴瑟友之”，在这首诗里是比喻，形容两口子生活起来就像琴瑟一样和谐。《诗经·小雅·常棣》篇中也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实际都反映了一种中国式和谐观。中国人表达哲学上的和谐，常用音乐打比喻。任何音乐，都必须得有高音、有低音，有强音、有弱音，甚至还有点噪音点缀。生活就是如此，只有多个声音组合起来，一起合作，高音起高音的作用，低音起低音的作用，男的主外，女的主内，男的刚，女的柔，就和谐了。“琴瑟友之”，祝愿夫妻两个将来的生活，就像弹琴一样和谐美满。另外说到“琴瑟”这个比喻，后来还引申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续弦”。有人很不幸中年丧偶，之后他再娶，这就叫“续弦”，也是从琴瑟和谐的比喻来的。
再说“琴瑟友之”这个“友”字。“友”，现在看到的西周金文(刻写在青铜器中的铭文称金文)，是一个手挽手的形状。在周代早期金文与传世文献中，“友”专门比喻兄弟关系，所谓手足之情嘛。后来又把这个“友”的含义推到了“朋友”层面，包括不是兄弟的那种“好哥们儿”关系。《关雎》里的“琴瑟友之”，是说要像亲兄弟那样处夫妻的关系，这与今天的生活感受是大不一样的。现在两口子的关系要远远亲于兄弟；社会中这样的现象很多，没结婚以前是兄弟，结了婚以后兄弟算老几？古人重血亲，兄弟手足；妻子呢，老话不是说“妻子如衣服”吗？在西周时代的古人，确实抱有这样的观念，认为血亲兄弟重于夫妻关系。所以就出现“琴瑟友之”这样的说法了。
下面是“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芼之”也就是采集、摘取的意思。最后两句是“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就是敲钟打鼓取悦新人的意思。这两句诗，涉及钟和鼓两件器物。钟、鼓两种乐器在中国都有悠久历史。鼓比钟似乎出现得还要早些，在距今四千年以上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中，都发现过古人制作的鼓。远古时鼓或用陶制，或者木制，后者是把树干截为树桩，把中间掏空，然后两边用鳄鱼皮蒙鼓面，叫鼍鼓。鳄鱼不是又叫作鼍龙吗？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鼓，形状很像今天的大花瓶，下边一个大鼓肚，上部分一个细脖儿。用原始材料制乐器，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显示了古人的精神追求和艺术生活。
至于钟，考古发现比较早的，都是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商代的遗址就出土过实物。不过，商代形制上很接近钟的乐器，还不叫作钟，学者一般称之为镈。钟的正式出现，就现有的考古材料而言，发现于西周较早期的墓葬里，曾出土过三件一套的钟，叫编钟，技艺已经相当精湛。我国古代铸钟，一个钟的主体部分，由两块形状像瓦的构件扣合在一起，形状是扁圆形的。到了西周中晚期，青铜钟的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两块瓦”的两面，可以敲出不同的声调。音乐考古学家们花了很多力气研究，才搞清楚这一很令人为之骄傲的技术。青铜钟基本有两种形制，一种是钟顶部系绳悬挂的部位，做成一种柱形，叫甬钟；如果用于悬挂的铸件是鼻纽形状的，则称为纽钟。
说到钟，过去有人怀疑《关雎》的年代，不相信它是西周作品，理由之一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钟。考古发现对此做了有力的反驳，西周早期就有钟，而且有了初级的编钟；并且，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钟形乐器。但在先秦时候，钟的使用不会普遍，结婚时敲钟打鼓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礼乐。这就关系到这首诗应该怎么理解了。
前面说过，《关雎》这首诗是排在《诗经》开头的，十分显眼。但是在解释上，也是误解最严重的篇章之一。总结一下古来的说法，起码有以下三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把这个诗理解为一首讽刺诗，具体说是讽刺周康王之作。
说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西周王世。西周第一代王是周武王。第二代就是周成王。成王之后的王，就是据说与《关雎》有关的周康王。前面的一讲提到过，古代下级对上级提意见，有一种方式叫“谲谏”。这个“谲”字的意思是，做臣子的给皇帝提意见不要太直接，要拐弯抹角，不伤对方体面，也可以保护自己。比如说我们上课，有些人迟到了，我不直接说你迟到了，直接批评你会不高兴，做老师的就念《学生守则》：“学生上课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念守则，没有直接说你，你自己听了自我检讨，自己觉悟。这种提意见的方式古代就叫“谲谏”。
明白了谲谏的意思，就可以消除一个疑问：看《关雎》的诗篇，为什么根本就看不出一点“谏”的意思啊？这是因为，谲谏根本就不是直接提出批评。据说，周康王有一天与夫人一起休息，第二天起床晚了，夫妻在一起，王受了点累，所以晚起了。在当时，是有专门负责监护周王行为的官员的，他们不好直接批评周王，就对着“晏(晚)起”的周王念《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诗里边怎么讲，夫妻关系要和谐，和谐就当然也要有节制啊，雎鸠不是“挚而有别”吗？周王听了自己就明白了。这样也就达到了“刺康王”的目的。《关雎》这首诗本身不是刺，可大臣念这首诗针对周王的晚起，就自然有了讽谏的意思了。本来是一条枪，换个手法使用，就成棒子了。
这一说法流行于什么时候呢？是西汉时期。西汉人治经学，把三百篇都当“谏书”来看待、使用。这还有一个故事呢。汉武帝英雄了一辈子，死了，留下个小皇子刘弗陵，没办法就由大将军霍光秉政。刘弗陵英年早逝，霍光又不得已立了一位昌邑王刘髆做皇帝。可这位昌邑王当了皇帝以后，按正史的说法是专做坏事，于是霍光又废掉了他。昌邑王被废掉以后，朝廷追究帝王师们的责任：你们是怎么教育的小皇帝啊？让他什么坏事儿都干？结果追究到一位叫作王式的经生这里，因为昌邑王胡作非为的时候，他王式没有上任何谏奏。不想王式全然不接受指责，他说：我给皇帝讲《诗经》，三百篇篇篇都是谏书，我干吗还要另上什么谏书？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他这样一辩驳，朝廷质问他的人，反被弄得哑口无言。于是“篇篇是谏书”的话就流传下来了，它实际显示了西汉儒家经学研究的重要特点：用经典的阐释干预政治以及皇帝行为。
时代在不断变化，从东汉起一直到清代，甚至包括现在一些学者，又换了一种说法，认为《关雎》表的是“文王之德”。这就是这里要说的第二种误解。
这第二个观点人们也难免要奇怪，按阐释学道理，《关雎》的文本中，“文王”俩字连影子也没有啊，怎能说是赞美周文王呢？可是，这个观点大致从东汉《毛序》提出后，就连在解释经典上很有怀疑精神的欧阳修，也没有反对；到朱熹《诗集传》更是明确地说这首诗与周文王及文王夫人大姒有关；此后的许多经学家也一直坚持。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看到了吗，诗篇中的男女情感那样深挚，还有和乐的礼乐活动，若不是周文王，谁能有这样的德行啊？在古代，这就是经学思维的一个制高点，谁也不敢轻易否认。可是古人这样强调文王之德有什么目的呢？他们要以文王之德为标准，为小民确立生活的榜样。说到这，明眼人就能看出，东汉以后的《诗经》阐释，已经与西汉不同了，《诗经》已不再是“篇篇是谏书”了，它已经变成一本教化民众的教材。
尤其讲到“后妃之德”，在古代社会是有其很现实的针对性的，用处很大。原来文王夫人的“后妃之德”中有这样两点：能生、不嫉妒。据说她自己生了“文王十子”；而且她不单自己能生，还不嫉妒，也让别的妃嫔生。这在封建社会是被大力提倡的。今天讲夫妻平等、一夫一妻，家庭和谐不存在这方面问题。在古代，有权势的家庭一夫多妻，姬妾多，想要维持家庭相安无事，就难了去了！正妻有生养的本事之外，还得有能容人的气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解释《诗经》强调女子向文王夫人学习，就有相应的现实意义了。什么叫“经学”啊？就是要阐发经典大义以规范大家的人生。
所以，说到《诗经》作品，今天是当作文学来看待的。可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解释者们因应着各自时代生活的需要，附加了不少文本外的意义。明清时候也有人收集过一本山歌集子，可从没人用它去指导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经学对《诗经》做了一番政治、伦理的阐释，对后来文化的发展才产生了很大作用。这就是一部经典的作用。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发展历程，就必须重视这些经典在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这已不再是文学史的话题，而进入了思想史、精神史、文化史的领域。《诗经》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在几千年间就是这样参与了民族精神的建构的，其作用的好坏，各人可以有不同评判，但就其实际起了作用这一点而言，是需要郑重其事地对待的。
第三种误解是属于现代人的。现代学者解释《关雎》，几乎是无一例外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大家可以去翻一翻中学、大学的一些教材和一些出版社的《诗经》选本，上来不说《关雎》是“爱情诗”的极少。这么多年笔者一直觉得这个说法与诗内容不搭调。现代文学很喜欢表现男欢女爱，以为这是人性自然，所以《诗经》中一说到男女，解释者很自然就往爱情主题上想。这符合《关雎》原意吗？个人觉得其弊端与古人的误解并无两样。
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了：你说这不是爱情诗，有什么理由？还有，不是爱情诗，又是什么诗？笔者以为以下几个理由，可证《关雎》不是爱情诗：
第一，人称形式不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式。爱情诗有这样用人称形式的吗？设想一下，男女生同在一个学校上学，一个男同学看上同班的女同学，就写“有个女同学啊，是这男生的好配偶”，这像话吗？古代文学里也有爱情诗啊，汉乐府有《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再如李商隐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以第一人称“我”(这个字在诗歌是可以省略的)口吻向对方倾诉。这就是《关雎》非爱情诗的第一点：人称形式不对。其实，诗篇言“君子”、“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式，正好表明，这是一首赞美男女般配的篇章。
第二，诗中写到的器物也不对。说男方取悦女方，“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这还有可行性。男的家里有琴、有瑟，到女孩子家门口来弹奏，只要老丈人、大小舅子不出来收拾你就行。但后面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就有问题。这像求爱吗？古代青铜钟，最简单也三件一套，需要架子悬挂，同时还有鼓，摆出来好大的排场。想追求姑娘，先组织个乐队，大家一起组团去追求，追上了又算谁的呢？所以，诗篇里的乐器，也表明诗篇不能做爱情诗篇来解。
第三，诗篇言“参差荇菜”，前面说过，古代宗庙祭祀，可以用各种采集的水菜藻类上贡，采集这些野菜的，主要是妇女之事。诗篇言“参差荇菜”，暗示了诗篇中的“淑女”将承担家庭主妇之事。所以，从这一点说，诗篇也应该与婚姻的缔结有关。
不过，这样说人们可能还是要反问：你说《关雎》非爱情诗，可是，篇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的句子，写男子想念淑女，翻过来、掉过去，彻夜失眠，难道这不是“爱情”吗？是的，这样的句子确实是在表达对淑女的恋慕，但是，仅凭这几句就把诗篇定性为“爱情诗”，还是难免偏颇。自古就知道婚姻是大事，关乎自己一生幸福，也关乎家庭乃至家族兴旺，诗人写这样的句子，固然有表现对淑女的思慕，更是强调好婚姻的难得。诗篇这样写，也是在反衬眼前“君子”和“淑女”的结合，是多么不易，多么难得。
那么，诗篇不是爱情诗，应该是一首什么诗篇呢？笔者的回答是：诗篇非爱情，但也离爱情不远，它是“恩情诗”。爱情是生命意义上的现象，而恩情是伦理意义上的事情。歌德都七十岁了，突然疯狂爱上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他就有了爱情了。这段突然而来，无果而终的爱情，在歌德自己也知道两者年龄差距太大，心爱的女孩都可以做他孙女了。但感情来了，想控制也得行啊？歌德，伟大的诗人，人在老年，还有这样的情感爆发，是他生命力非同一般的表现，一般人七十岁走路都不稳当了，哪还有心思弄什么爱情！所以我们说，爱情是个生命现象。那什么又是恩情？恩情与爱情的不同是，它日益深厚地发生在合法夫妻、两口子之间，而且是有伦理现实这样一个先决条件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的“百日恩”，也是需要有个“一日”的“夫妻”之实为底子的。
这就涉及《关雎》诗篇在当初的具体使用了。古人做这样一首诗，为的是什么？一言以敝之：祝贺新婚夫妻。祝愿他们婚后和谐，恩深似海，家和万事兴。这就与诗篇的第三人称形式搭调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发出的赞美。诗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赞美难得好姻缘的缔结。其实，我这样的说法，早在清末的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就提出了。可是，很少有人敢相信，就连现代学者对《关雎》题旨，也绕开方玉润的说法另做探求。这是为什么？畏惧一种经典文献的说法，哪部经典的说法呢？就是《礼记》。《礼记》中就说过“婚姻不贺”及类似的说法。但是，《礼记》这部书成书于什么时候？普遍认为，它是战国儒家著作；《关雎》则不晚于西周中期，两者在时间上起码相差了好几百年。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地点上看，《关雎》出自《周南》，按照周朝的王畿之地算，大致在陕西、河南这一带。《礼记》则属于儒家文献，产自山东一带，因而在地域上，也差了上千里。假如婚姻真的“不贺”，不演奏诗篇的话，那么《国风》中许多的关乎婚姻典礼的歌唱，又从何而来？尽信书不如无书，直到现代还有些学者畏于《礼记》而不相信《关雎》自身所表达，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关雎》是《诗经》开篇第一首诗。这样的编排次第，并不是无因由的，反映的是周人对婚姻、夫妻恩情的重视。《仪礼·燕礼》记载，周人举办招待客人宴饮典礼，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有“歌乡乐”一节，头一首“乡乐”就是《周南·关雎》。古人讲究“金声玉振”，作为开头和结尾都很重要，至于编纂经典，同样重视首尾的分量。那么，古人何以如此重视婚礼上的乐章《关雎》呢？这与古代对婚姻关系缔结的重视有关。这倒需要看看《礼记》的说法了。《礼记》说：婚姻是“百世之始也，娶于异姓，所以厚别附远也。”婚礼是一个家族百代的开始，妻子是从异姓家族娶回来的，娶异姓为的是“厚别附远”。什么叫“厚别”？你姓张、我姓李，两个家族姓氏不同，两个异姓家族又如何可以变得亲近呢？婚姻缔结就可以。要知道，西周王朝建立，是一姓统御万姓，需要广泛地与众多异姓人群建立亲戚关系。靠什么建立亲戚关系？《礼记》实际给出了回答，就是靠广泛与异姓通婚。还不仅如此，古人还把婚姻关系的缔结，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周易》不是讲“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吗？男女所生的“万物”就是社会，就是社会关系，儒家文献又说，有男女，才有夫妇，有夫妇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君臣。你看，社会关系就始于夫妇的结合。婚姻关系，还不重要吗？《关雎》被放在《诗》三百的开始，不是很自然的吗？
正因为婚姻重要，古代关于婚姻缔结的礼数也很多。文献记载，古代婚礼有所谓“六礼”，即六大步骤。实际上后面还有第七步、第八步。这里只说“六礼”。
婚礼一开始是两步：“纳采”和“问名”，是媒人到女方家提亲，一次办的两件事。“纳采”又叫作“下达”，一家有女百家求，男方听说谁家女儿不错，年龄门第也差不多，就请媒人登门拜访，问能不能结亲家。办这个手续，是要送礼的。接下来就是“问名”，女方答应媒人提亲的，媒人接着问女子名称、年龄等。这就是“纳采”和“问名”。两步由媒人一次内完成，仪式非常讲究。
接下来就各自占卜，看两个人结婚是否吉利。今天结婚看八字，应该是占卜风俗的遗留。占卜结果吉利，接下来男方再派媒人去，抱着一只雁和其他礼物，这个步骤叫作“纳吉”。“纳吉”之后，女方就算是正式接受男方的联姻请求了。男方这时候就该送彩礼了，叫作“纳征”。礼物是什么？玄熏束帛。“玄”是红色的，“熏”是黑色的，“玄熏”说的就是那种黑里透红的丝绸，“束帛”呢？就是十丈帛。古代丝绸五丈为一端，一块长条帛，从两端往中间卷，卷成一个望远镜似的对称形状，两个圆束，一边五丈，又叫“一两”。两个圆束合在一起就是“一束帛”，一束十丈，也就是一匹。这样的束帛拿上五份，再加两张鹿皮，就是“纳征”之礼了。
彩礼送完了，媒人回来了，两家已经是亲家了。第五个步骤就是“请期”，也就是双方家长商定日期。男方家里派媒人，再次抱着一只雁到女子家，一番商量日期就定下来了。
“六礼”的最后一步是“亲迎”，新郎官直接上门接人了。男方要从祖庙里把女孩子接过来，然后快到家的时候早走几步，在门口等着新娘。实际上《关雎》的诗篇最可能是在这时候唱的，这时是结婚典礼的高潮，乐队钟鼓齐鸣，祝愿他们琴瑟和谐。
古代的结婚典礼有很多有趣现象，《关雎》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