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9日 晴转阴 贵族气派与苏维埃理想
今天是来莫斯科的第一个晴天，我们计划去普希金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的冬天，很少有晴朗的日子，那种晴朗是惨淡的、无力的，大街上，很难发现一张轻松、平和的脸。白天，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博物馆，那里安静、暖和、丰富，让你细细体悟历史与心灵的瞬间，我们只是在这瞬间感到人类的伟大。而晚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歌剧院、音乐厅，那里金碧辉煌，温暖如春，人们的微笑像是从一个藏得很深的地方掏出来的。同样的人，他们白天在发黑的土豆和干瘪的西红柿摊前徘徊，到了晚上，他们穿起盛装，系上领带，涂上口红，冒着雪花和冰碴儿拥向艺术的圣殿。
记得10月17日晚，还是戒严的日子，我们去著名的莫斯科国家歌剧院，大街上有穿长筒靴的警察佩枪巡逻。但七点钟的时候，大歌剧院仍像往日一样灯火璀璨，那种华丽优雅与外面的阴沉、动荡、焦灼完全是两个世界。人们寄存大衣和包后，站在锃亮的镜子前梳理。男人们拉直西装的衣角，女孩们把靴子换成高跟鞋，绾上漂亮的发圈，然后来到底楼咖啡厅，喝质量并不好的咖啡和一种绛红的果汁，吃饼干、三明治、巧克力。那是一份份微量、简单的食品，价格比外面贵，但人们都愿意拥在这里品味，细声地说话，身体呈现着一天最为美丽的姿势。
大歌剧院的一楼是大厅，另有六层高高的环形包厢，上面刻镂着蓝底金花图案，每个包厢都有绛红色的丝绒帷幕，除正中的一个大包厢里没有人（那过去一定是沙皇家族或国家元首坐的），其余全部客满，有的包厢还加了位子。坐在这样的包厢里，我很自然地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渥伦斯基拿起单片眼镜注视另一个包厢的情景，想起《列宁在十月》中那个大啃鸡腿的水兵。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历了多少苦难和动荡，唯有大歌剧院的歌声和舞蹈没有间断过。
这天演的是著名芭蕾《吉赛尔》，跳吉赛尔的是一位俄罗斯正在走红的年轻演员，她轻盈如羽翅，舞蹈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每一个造型又滴水不漏。我想假如人的激情能训练得在舞台上那样控制自如，人类有些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使我惊异的是剧场内一遍遍地响起掌声，男人们不断地叫着“哈罗梭！”“哈罗梭！”这种掌声和喝彩比舞蹈更让人动心，那是真实的展露，是焦灼后的一次释放，是俄国人永远渴望的精神的痛饮。
《吉赛尔》在秋水般的安魂曲中降下了帷幕。灯光骤亮，掌声四起，吉赛尔踮着脚，提着天蓝色的裙子，十遍、二十遍地谢幕。鲜艳的玫瑰花一束束扔到台前，吉赛尔拾起，轻轻吻着，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在这寒冷的冬夜，俄罗斯人多么需要灵魂的安抚。
我有时又怀疑自己是否过高估计了这种对艺术的崇敬，尤其是当人们还处于贫穷的时候。我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俄罗斯人仍然充满着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这与我们富裕了，却沉迷在灯红酒绿的卡拉OK是多么不同啊。可这种说法可能是无力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远远超过精神片刻欢娱的满足。爱伦堡曾写道：革命的最初几年不仅是舞台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而且也是戏剧受到普遍欢迎的年代。在乌克兰的小城市中，一些幻想总有一天能吃饱饭的流浪艺人，用他们的表演震动了剧院大厅，使观众暂时忘却了那不足的口粮、寒冷的住房和夜晚的枪声。爱伦堡曾应朋友之约，去一个叫“克里沃·吉米”的地方看戏，那儿正在上演民间戏剧，爱伦堡说：这是一种饥饿和寒冷的年代给观众带来欢乐的滑稽戏。爱伦堡说的是对的，这只能是暂时的忘却，而不能是持续的平静。
我去了普希金博物馆、俄国现代美术博物馆和今晚的克里姆林宫剧院后，我一直隐隐感到某种不协调的东西似乎更清晰了。普希金博物馆的贵族气派与大歌剧院是一脉相承的，白色大理石的长柱和宽宽的台阶显得气度不凡，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塑安放得体，灯光的照射十分讲究。管理人员衣冠整洁，严肃而彬彬有礼，使人想到那些豪门庄园的管家。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有意大利、埃及的，也有西班牙、法国的，不少原作保存得非常好，至今仍散发着岁月的光彩。一尊没有头的维纳斯竟然仍能让人感到她的丰韵，就像台上吉赛尔的造型。
现代美术馆（也称高尔基博物馆），是那种体现苏维埃理想的产物，它们是为工农享受文化生活而建造的，庞大，简陋，不讲究细部，票价便宜，开放时间长，里面的作品参差不齐，有些可能出于业余爱好者之手，甚至不如文化公园大街上的油画。管理人员疲沓、散漫，脸上没有笑容。我想买一个彼得大帝的纪念币，柜台内两个服务小姐只管自己说话，爱答不理的样子，对待观众，她们永远有一副当家做主的姿态。同样，晚上我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剧场看《胡桃夹子》，大厅宽敞，但装饰单调，一踏进里面就有了与大歌剧院完全不同的喧闹，人们的衣着也明显不如那里的正式。后来我才知道，今天是一家机关包场，所以拖儿带女，洋溢着一种贫困的欢乐。今晚的舞蹈明显跳得不如《吉赛尔》，但孩子们很兴奋。这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大歌剧院的华灯、红地毯、礼服，有点脱离民众的冷漠，它是那些自视其高和附庸风雅者的展示，是一群有某种优越感的人的自我证明，除了少数艺术崇拜者以外。
革命最初的理想是不仅让劳苦大众获得土豆、牛肉，还能享受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但关于什么是优秀的文化遗产，必须受到革命的检验。而革命是以巩固政权为其目的，只有那些调子高昂、欢乐，对旧制度、旧传统否定的、批判的作品才能被奉为优秀，革命以它唯一的标准对人类所有的艺术进行注释，革命要对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已被人们接受的文化传统给予渗透与斧正。当我在大歌剧院幕间休息时，细细欣赏这座老欧洲建筑的精致与美丽时，忽然发现那红色丝绒幕布上与金色花纹绣在一起的是无数个镰刀锤子的图案，而幕顶的墙上画着列宁的头像。我忽然感到很不舒服，那不仅仅是审美上的不协调，而且是把革命庸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拙劣、粗暴地葬送了革命。
莫斯科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苏维埃遗留下来的制度文化，它的宣言，它的各种符号，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意识中；另一种是从彼得大帝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它的建筑，它的艺术，它的宗教和上层生活方式，它们像江海分界时那样交融在一起，但色彩十分鲜明。我似乎不能完全认同某一种颜色，或者说每一种颜色都有我偏爱的部分。傍晚时候，在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战争烈士墓前的长明火前，看到一对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与胸前别着玫瑰的新郎在燃烧的火前合影留念，心里为之感动。但当旁人告诉我，这里的火快要灭了，就像列宁的墓可能要迁走一样，我又觉得这与看到大歌剧院幕布上的镰刀锤子一样不舒服。这种带有某种意味的举动，往往是拙劣的，不自然的。但我又期望在大歌剧院与普希金博物馆这样的环境里漫步，看那里人们的微笑。我喜欢莫斯科所有那些十七世纪以来的建筑，包括教堂；喜欢那些在《吉赛尔》散场后，用白布把雕花长廊仔细遮盖起来的不紧不慢的老人，和那些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油画前久久凝视的男人、女人。我对那些经历了年代那么久远的动荡、变革、蒙辱后仍然顽强表现出来的东西不能无动于衷。我想它们是一柄漂亮的宝剑，曾折戟沉沙，但愿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候，人们能以内心默契的、欣赏的态度接受它们，而不要重又把它们当作挥洒沙场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