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
萧公权
萧公权（1897—1981），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政治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至196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康有为研究》等。
我同织英（薛织英，萧公权爱人，编者注）在上海过了旧历丁卯岁的新年，带着女仆张妈于民国十六年二月上旬乘沪宁路和津浦路的火车启程北上。到了天津车站时叔玉已在那里等候。在他照料之下，我们雇了几辆人力车一直去到八里台南开大学的百树村三号教员住宅，很快就安顿妥当。他们夫妇带着女儿住在六号里，与我们的寓所相隔两家。文学院长黄子坚先生住四号，是我们的紧邻。
南开两年半
第二天上午黄子坚陪我去见校长张伯苓先生，并将我介绍给注册课主任伉乃如先生。伉先生名义上是注册课主任，实际上他所负的职务超出“注册”的范围。他与我商定我所授的课程：“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前两门是全年的课程。徐谟先生教了上学期，我接着教下学期。“法理学”是半年的课程，本定徐先生讲授，现在由我来承乏。我第二年所授的课程是“中国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和“社会演化论”三门全年的课程。我每星期共授九小时的课，教师工作不算繁重。但“比较政府”、“法理学”和“社会演化论”都是我不曾教过的课程，必须从头做收集教材和组织讲稿的工作。所幸我在密苏里大学肄业时曾选修“社会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课程，对于演化论的学说略知其梗概。后来准备写硕士和博士论文时，对于政治理论和制度以及法律理论和制度，曾广泛地涉猎过。因此准备教材虽然感觉吃力，尚不至茫然无从着手。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曾在上海教过，但所用教材比较简单，并且只够一学期之用。现在所授的“政治学概论”是全年的课程，我用的教材必须与徐先生在秋季学期所用的教材相衔接，因此必须重新准备。“西洋政治思想”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但仍要用一些时间去整理。“中国政治思想”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搜辑编排。这样一来，我每星期虽然只授九小时的课，所用于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伏案工作常要到子夜。两年半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我向学生所讲述的课程不能说含有新知创见或高深学理，但自问还不至于捕风捉影，曲解臆说。
南开在那时是华北一个规模虽小而地位不低的大学。张校长得严范孙、范源廉诸先生的力助于民国八年成立南开大学。民国十七年大加充实，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学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十一系。同年秋天，卢木斋（靖）先生捐款十万银元建筑的木斋图书馆落成。我到校的第二年恰好躬逢其盛。张校长和华午晴、孟琴襄、伉乃如等几位干部人员，努力多年，创造了“白手兴家”的奇迹。他们脚踏实地，不骛高远。招生既从严格，开设课程也宁缺毋滥。学生专心向学，教员认真授课。教员的人数不多，但多有实学专长。我厕身其间，不敢不格外勤勉，冀图追随。《学记》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在自己做学生时已经有了学知不足的经验，教然后知困的道理现在才能亲切地体会。“自强”照郑注的解释是“修业不敢倦”。为求不使好学的青年对我过于失望，我必须修业不倦，充实自己，弥补自己学问的漏洞。我在教，我也在学。在两年半当中，我不敢自信学问有多少长进，但确曾获得师生切磋，教学相长的益处。
我不曾变作毫无生趣的书虫。这很辛苦的两年半也是很快乐的两年半。除了读书之乐外，我还有友朋之乐。同事当中除有谊比同胞的堂兄叔玉外，还有在美国已先熟识的旧友何淬廉兄和到南开方才熟识的新知蒋廷黻、李继侗、沈仲端、姜立夫、饶树人诸兄。其余的同人也相处甚得，融洽无间。学校把百树村十号房屋的一部分作为教员俱乐部。晚饭之后，我们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借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集体象棋”是我们最喜欢的游艺。两人坐下对局，其余的人一哄而上，分别站在当局者的背后做义务参谋。这种集体下棋的基本教条是“观棋不语非君子”。当局者集思广益，从谏如流，尽可无为而治，维持“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做研究工作（如廷黻兄），或加紧预备教材（如我自己）。
可惜好景不长。民国十八年的秋初，叔玉继廷黻之后，应清华大学之聘，离津赴平。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兄不久也移讲清华。恰好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兄受文法两学院之托到平津来延聘教授，我也在被邀之列。惜冰是清华学校庚申级的老同学，我当然乐于应命。我本来也想到关外去看一看。东北大学的邀请，给我一个机会去达成这个心愿。叔玉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这增加了我脱离南开的决心。五月中学校发出下年度的聘书。除叔玉外，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至廿元不等。叔玉来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王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叔玉的学问专精而踏实。他在南开教书极其尽心，阐述学理，条分缕析，征引事实，翔实确当，很得学生的信仰。为什么南开当局不设法使他安心久住？这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张校长认为我们这几个人他去是因为南开的薪水给得太低。待遇不丰，诚然是事实。五口之家的同人，有时会入不敷出。然而我们谅解学校经费不宽的苦衷，平日并无怨言。我不能接受张校长的解释。
东北大学印象
民国十八年九月初我们离开天津的时候，庆熙刚满两岁，庆华还未满两月。幸好有忠心而得力的张妈和曾在侨居天津薛家服务多年的男仆老胡，伴着我们大小四口，坐上平奉路的火车出关北去。那是一个颇有秋意的阴天。一个曾在我班上听讲的学生马奉琛，探知我们起程的时日，独自到车站来送别，并帮着照料一切。热肠古道，十分可感。
东北大学是一个成立未久的学校。建筑尚属壮丽，内容却有待充实。校园靠近北陵（清太宗昭陵）。共设文、法、工三个学院。教员住宅是用水泥和火砖建筑的西式平房，颇为舒适。学校对从关内请去的教授颇为优待。名流如章行严、傅治芗、梁漱溟等也在校中讲学。清华同学陈钦仁、孙国华、张忠绂、梁思成等先后来东北任教。国华兄嫂是我们的紧邻，几乎每天见面，不时互相往来。我授课不多，只教“政治学”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每星期共六小时，颇有余暇，约同小孟诸兄到松柏参天、气象宏伟的昭陵去散步，到“日本地”去观察强邻政治经济侵略的现状，到沈阳城内的商店去购买用品食物或饭馆去便餐，城内“杏花村”的糖醋脆皮黄鱼，味尤隽绝，堪称关内外第一。东北学生的程度与上海“野鸡大学”的学生相比，可以说是难分轩轾。他们似乎还能用心听讲，对我也尚有好感，孙国华兄和我班上的学生，知道我们于学年结束后即将离校，曾举行一个餐会，表示惜别之意。
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但学校的行政实际上由副校长总揽。工学院长高惜冰是学纺织工程的留美学生，可以说是“内行”。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着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举一件小事为例：我在天津动身以前曾电知法学院长臧启芳先生我到校的日期。到校的那天我到法学院和总务处的办公室去接洽，都不得要领。最妙的是，当我说明来历并表示想见院长时，一个职员说：“拿名片来。”我把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有我的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说：“院长不见。”最后我到工学院找着了惜冰兄，经他派员陪着我去见了法学院长，一切问题才迅速而顺利地解决了（照张忠绂兄所著自传《迷惘集》中所记他在东北大学所遭逢的一切看来，我比他幸运多了）。
开学不久，校长设宴款待新到的教授，约请各院长、系主任和一部分旧教授作陪。这是一个场面不小的宴会。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都在座。
燕京忆旧
民国十九年春天，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徐淑希兄欧游定毕，假道苏联，经沈阳回北平。他听说我在东北大学，特地来看我，当面约我下学年去燕大任教。我本来打算在东北只教一年。淑希兄的盛意，我当然乐于领受。
燕京是一个教会所办的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济南的齐鲁、成都的华西等校性质相同，地位略等。我曾在教会中学肄业，现在到教会大学教书，这或者可以说我虽不信教而与教会有缘。燕京的校长是前清翰林吴雷川先生，行政实权操于副校长——在中国生长美籍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燕京虽是教会所办，招收学生、聘请教员，并不限于基督徒。学生来自国内各省以及海外各地。教员有不少是外国人。因此校内的“洋味”远比南开、东北重。有些学生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生家境富裕，男生固少穷酸之态，女生更多装束入时。家境清寒的学生似乎为数不多。因此校风也不及南开朴素。学生的程度，一般说来，与南开不相上下。他们的英文程度优于南开的学生，中文程度则有逊色。这当然有例外。中文系的高材生顾随，颇有才华，尤工填词。我最欣赏他在《燕京周刊》发表的一阕“采桑子”：“赤栏桥畔携纤手，头上春星，脚下春英。隔水楼台上下灯。栏杆倚到无言处，细味人生，事事无凭。月底西山似梦青。”
淑希兄与我商定，我在到校的第一年授“政治学概论”和“西洋政治思想”，第二年授“概论”和“中国政治思想”。“概论”本来由他自己讲授，照美国大学一般的习惯，各系的“概论”课程，例由系主任担任，以便奠定学生进修系中其余课程的基础。现在他让给我教，我极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民国二十年夏天，我在淑希兄的办公室商谈功课时，一个新招收的一年级女生来表示愿进政治系。淑希说：“你去选修萧教授的‘政治学概论’，能够及格，我便让你进政治系。”
燕京教职员住宅和宿舍共有三种。一是在校园以内，“燕东园”和“燕南园”新建的西式住宅；二是“朗润园”里前清建造的中式房屋；三是学校购置或租赁，散在学校附近的民房。第一种的“洋味”最足；第二种的环境最美；第三种最方便。“朗润园”里适宜住家眷的房屋不多，都已住满。仅“燕东园”和“成府村”里各有空房一处。我们选了后者，于是便在成府书铺胡同三号住着。这是所建筑坚固而格局开敞的两进住宅。史密斯教授一家住前进，我们一家住后进。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处。我去上课，由校园的侧门进去，走过顾随词中所说的“赤栏桥”，沿着“未名湖”岸，面对西山的远影缓步前进，二十多分钟可以走到教室。有时因事，晚间赴校，走过“未名湖”便可以看见“隔水楼台上下灯”的景色。
燕京的教职员几乎每星期都有“联欢”性质的各种聚会。内子素不喜交际，我想尽量利用时间去看书，也怕应酬。我们万不得已才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我们并不闭门索居，也有一些互相来往的朋友，其中见面最多的是任宗济兄，他是清华学校辛酉级的同学，我们在清华肄业时已经相识。他现在燕京经济系任教。我们从沈阳到了北平，一时尚不能迁入燕京大学的教员住宅，只好在城内暂时住下。碰巧他受了清华同学会的委托，经管城内骑河楼的会所。承他照拂，让我们在会所的宿舍里租房栖身。环境既佳，租价又廉，我们一家受惠不小。到我移住书铺胡同之后，他时来看望我们，我也抽空到他的“朗润园”寓所去看他。每到周末，如果他没有应酬，我便约他过来便饭长谈。法律系教授郭云观先生也是和我时常见面的朋友。他曾历任法院推事、庭长，退而讲学，不但法学深湛，而且见解明通。读好书是开卷有益，与他接谈可以说是闻声有益。偶然兴到，他也走笔作诗，时有清逸隽妙之句。“一事年来差可意，借人庭院看西山”便是一例。淑希兄与我见面的时候很多。但他是一个忙人。除了授课以外，他还要从事著作，指导学生，主持系务，出席校院各项会议，因此我们闲谈的机会较少。我们在燕京的交游不广，但并未闭门谢客。
我在燕京本有久留的意思。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中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兄约我去任教。逖生是老友，清华是母校，图书设备远胜燕京，学术水准也较燕京为高。叔玉、廷黻、继侗、刘崇乐诸兄都在清华。我当然不愿放过这个任教母校的机会。但燕京下学年的聘书已经送到。淑希兄正休假在国外考察，我无法跟他商量。任宗济兄劝我就聘清华。代理政治系主任客座教授柯先生坦白而诚恳地对我说：“为系里着想，我不愿让你离去，为你本身着想，清华的邀请确是值得考虑的。”当我尚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法学院长陈先生派人到教员休息室来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下课之后，准时前去，鹄候了半个多钟点，才见着他。他说：“我们的聘书已经发出，你不能他就。”我问他：“教员接着学校的聘书，是否可以考虑受聘与否？”他答复我说：“可以的。他们不愿受聘，学校并不勉强他们。”我说：“既然如此，我只有退还燕京的聘书了。”事后我把这一次对话报告给宗济兄，他说：“这毫不怪。政治（徐）和经济（陈）两系之间历来很有误会。”
秋初淑希兄回校，我去看他，说明脱离燕京的原因，并请他原谅。中日战起，他放弃教学生活，服务于外交界，历任驻外使节，把他的专门学识贡献给政府。燕京迁往成都，政治系主任兼法学院长改由吴其玉先生担任。他约我回校任教，直到战事结束，学校迁回北平为止。
清华五年
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到二十六年七月止，我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我感谢浦薛凤兄给我机会在学术空气浓厚、图书设备丰富的环境中，加紧努力于教学相长的工作，加速推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计划。
那时候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阵容”颇为整齐。在我到校以前，系里有四位教授：浦薛凤（政治学，政治思想）、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钱端升（各国政府）、王化成（国际公法，国际政治）。我到校之后，薛凤让我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陈之迈兄不久来校讲授中国政府，并于端升移讲中央大学之后，接着讲授各国政府。
我每星期授课六小时，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研究。我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的办法是这样的：每一学生除了到堂听讲，期终应考外，必须阅看我所指定和他们自己搜寻到的参考书，并须在学年终了以前，就研读所得，作一篇专题报告。我极力鼓励他们在教室里提出问题，以便大家讨论。但他们多“三缄其口”，很少发言。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大致与此相同。为便利学生作进一步的研讨，我从许多旧籍里摘选有关的资料，交人抄出，印成“讲义”，随堂发给他们；同时，我选择若干重要的原书，列为指定参考书。可惜抄录和排印的进度都颇迟缓。清代的资料，抄写未竟，“七·七事变”起，无法继续完成。所幸已经印成从先秦到明末总共一千四百多面的资料，我存留了一份，给我后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撰写带来不少方便。
清华学生阅读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他们肯用功，不只是因为想得“积分”，而是对学术发生了兴趣。这可以从他们年终交来的研读报告看出。他们多能把握各自选定题目的重心，根据阅读参考书的心得，写成论证中肯，条理分明的文字。这些报告，我评阅之后，全数发还他们，以备他们自己日后参考。我事先对学生说：作研读报告的意义，不在“应付功令”，而在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取得写作的经验。选择专题应当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撰写报告应当以写成的文字有日后参考价值为目的。换句话说，现在写一篇报告，实际上是在自己治学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块砖石，这样才不至于虚费时间，徒耗心力。因此你们的报告，我仔细看过之后都交还你们。做得好，你们自己受用；作得不好，你们自己吃亏。“分数”的多少，“等级”的高下，不过是一时得失，没有长远的意义。学生们显然赞成我这主张。他们交来的报告都不是敷衍塞责的作品。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班上历史系学生陈锹作了一篇《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经《燕京学报》的编者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出版的第二十五期中发表，成为一种有用的参考资料。
在政治系的同人当中，薛凤兄待我最好。他凡事为我设想。研究上需要的资料和教学上所需要的便利，他都有求必应。例如图书馆未曾购藏的书籍，他派人通知书肆，送来让我选购。又如收集参考资料时，他为我雇人抄写。端升和化成起初对我较为冷淡。我想或者他们觉得一个学哲学的人“半路出家”，混进政治系教课，不能和“科班出身”的政治学者一样看待。后来发现我对政治思想尚略知一二，也就把我算作“自家人”了。奚若对我最初似乎有点疑忌。他在教室里对学生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当然是任何人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无异于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我听他的“高论”，只好付之一笑。廷黻为我抱不平，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讥笑留学生回国大谈洛克、卢梭，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却不能置一词。不久以后，薛凤兄无意中给我一个化“敌”为友的机会。奚若于民国二十四年（或二十三年，现在不能确记了）休假出国，赴欧游历。北京大学法学院长周炳琳先生恳请薛凤去北大代奚若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薛凤因为自己很忙，并且认为系主任不便在外兼课，荐我去代授。我虽也极不愿意去，但因薛凤力劝，只好应承。这班上一共有三十来名学生。授课一星期之后，校内校外陆续到来旁听的学生，挤满了一间并不太小的教室。我的表演似乎还算不坏。学年快要终了之前，周枚荪到清华来看我，要我下年继续讲授这门课程。我说：“奚若不久就要回国了。他似乎不曾表示不再继续在北大授课，我不便接受你的邀请。这是要请你原谅的。”奚若回国不久便来看我，把他多年珍藏，十九世纪法国学者雅勒的名著《政治学史》送给我。我相信这是他对我的友谊表示。
民国二十三年廷黻休假，到欧洲各国去研究考察。他把编辑《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的任务交给我代理。这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纯学术性英文季刊。我谨慎从事，把全年四期，按时印行了，虽然约稿、阅稿、校对等事占了我不少的时间。其中最难的工作是阅稿。有些人误认编者的责任只限于征求稿件，斟定去取，编排次序，交工印刷等事。其实照各国的习惯，编辑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是为作者改正稿中的“笔误”。这是劳心费时而不一定讨好的工作。编者当然无权任意修改来稿。比较重要的错误或疑点，必须与作者商定后可着手订正。但编者也不可借口“文责由作者自负”，把稿中错误的字句，照样刊出。二十四年八月廷黻回校。我把已经编好下年首期的稿件交给他，才卸下我的责任。
清华同人当中，见面较多，交谊较深的，除了叔玉、廷黻、薛凤诸兄外，还有李继侗（南开旧友）、吴雨僧（名宓，西洋文学系）、孙小孟（名国华，心理学系）、赵守愚（名人儁，经济系）和陈岱孙（名总，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长）。这些朋友当中与我晤谈最密是吴雨僧。他是我到清华以后才相识的，虽然我早已知道他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的高足。雨僧的文学主张，大体上宗奉师说而不墨守其枝节。他治学为人都带着严肃的态度。虽然我的性格与他显然有异，虽然我没有实在的文学修养，却蒙他不见弃，过分奖许。他在《空轩诗话》里说我与他“论道论文论事，皆深相契合，盖皆有取于西洋之积极的理想主义”。他鼓励我学做诗，甚至把我不成熟的作品录入《吴宓诗集》或“印授清华学生”。
雨僧早年由“父母之命”跟他的表妹陈女士结婚。陈是贤妻良母型的旧式妇女，而且知书识字，无愧大家闺秀。但雨僧倾心于一位留学美国的“海伦”女士，断然与发妻决裂，独居清华园“工字厅”后进的教员宿舍，这便是《吴宓诗集》中所提到的“空轩”。他不满意于陈女士的理由是“彼此不相了解，便不能有纯真的爱情。继续同居，等于继续侮慢双方的人格”。我曾婉言劝解，他始终坚持他的“立场”。民国二十三年他作了“落花诗”八首。我和作的第三、第四两首便是针对他的立场而加以讽劝的：
学炼还丹拟出家，翻歌金缕惜年华。
欲填恨海三生石，拼折神山一现花。
碧落渺茫思凤翼，红尘迢递阻鸾车。
刘郎且饱胡麻饭，再访天台路已赊。
（自注：相由心造，方寸如来。舍己从人，宝出空手。）
闻道蓬莱日月长，碧天云海远难航。
瑶池树是千年种，珠阙星添七宝妆。
修到女牛还恨别，藐如姑射本无郎。
仙源水送桃花去，岂独人间解断肠。
（自注：理想果能实现，未必遂无欠缺。）
那一年的春末夏初，他收到海伦女士由上海发出的电报，要他快去上海，有事商谈。他对我说：“我正忙于完成诗集的编订。中华书局屡次来信催稿，上海只好缓去。”我说：“雨僧，照我猜想，这电报的关系重要。你何妨快去快回，编稿的工作不至延误太多。”他坚决地说：“我回电给她，稍缓去沪。”大约一个月之后，报纸上登出了海伦将与某巨公次年新岁结婚的消息。雨僧悔愤之余，作了三十八首“忏情诗”以示意。此后他既不与原配陈夫人和好，也不再图婚娶。抗战期中，只身入川，在暂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我时常去与他倾谈，希望能够略解他的苦闷。战后他仍回清华。后音尘隔绝。传闻他已于一九五八年前后病殁。往日“空轩”论文之乐，竟成隔世。追思故人，为之伤感无已。
清华五年的生活，就治学的便利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二号教职员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号，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后，“新南院”教职员住宅落成，我们迁住六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陈岱孙是我们的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我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种树栽花，五年“灌园”的工夫，把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这是我课余消遣的主要活动。清华园离西山不远，周末或假日我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颐和园也是我们游踪所到之地。学校离城虽不算近，城内的名胜，如雍和宫、故宫、三海、陶然亭等处，我们也时去游览。正阳楼、东兴楼、便宜坊、馅饼周等著名餐馆和小吃店我们也偶尔去照顾。至于到琉璃厂书铺里去“访书”或到东安市场去买食物和用品，那更是进城时的重要节目。
“清福”不久便消失了
清华的师生们享受多年的“清福”，不久便消失了。
从民国二十年起，日本屡次挑衅。二十年日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二十二年攻热河，侵通州，迫北平，二十五年攻丰台驻军，二十六年攻卢沟桥驻军（“七·七事变”）。步步紧逼，事态严重。
民国二十六年春间，学校当局已准备于必要时迁徙到安全地方，继续开学。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先生表示，如清华迁到长沙，他愿尽力协助一切。学校于是决定迁湘，与北京、南开两大学合办临时大学。法学院长陈岱孙告知我这个消息。我说：“长沙自古是兵战必争之地。日本侵华，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据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内地的企图。万一不幸，长沙撤守，学校不免再度搬迁，损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虑迁往成都。远在西边，敌人不易攻达。四川人士向来看重文人，当地的军阀也非例外。不妨与省政府一洽，我想他们也会表示欢迎。”岱孙说：“迁湘已成定议，恐怕难于改变。况且迁徙计划，牵涉北大和南开。清华也不便另出主意。”临时联合大学的师生到长沙不过四五个月便又远道跋涉，迁往昆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附近的沙坪坝。燕京、金陵、齐鲁、光华等大学迁到成都。这些学校都不曾再度迁徙。
赵守愚兄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我本有下年度申请休假，出国观光的打算。现在局势如此，只好作为罢论。”中美庚款董事会有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杭立武先生曾约我去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担任“中美庚款讲座教授”。我本来有点踌躇，现在我决意应聘。不敢说对川大有何贡献，但借此避寇，并得一个旧地重游的机会，于我个人却有许多方便。守愚说：“杭立武也约过我。我对于长沙之行也不感兴趣。我们一同去成都罢。”我说：“好极了。我们结伴前去，彼此都有照应。”
我们正待收拾行李，作离开北平的准备，日军于七月七日突然在卢沟桥攻击中国的驻军，当天清晨又派飞机轰炸南苑驻军的营房。清华园里可以听见炮声枪声。为策安全起见，学校通知教职员携带他们的家属，分别到指定的大厦底层去暂避，晚间才各回住宅，我们一家被派在图书馆底层。某天下午，图书馆门外落下一枚直径约四寸的炮弹，幸未爆炸。这个紧张局势，延续了二十几天。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率部悄然离平。第二天赵登禹、佟麟阁阵亡南苑，战事方才停止。那时敌人已经占据了北平和附近的地方。清华园前后门都有持枪的“皇军”把守，但并不禁止校内的人出入。七月三十日上午，我们一家雇了车辆，携带随身行李，出校进城，在预先订妥的一处民房住下。当天下午我独自雇车到新南院住宅里搬出了一些书籍和用具。五年的清华生活，于是告终。此后更没有再到母校的机会了。“教学等于再学”，苏伯的这句话和中国的古语“教学相长”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我从民国十五年在上海任教起，到二十六年离开北平止，“教”了十一年，也“学”了十一年。我曾经任教的每一个大学都多少给我以新见解、新知识、新经验。给我最多的是清华大学。这不只是因为我在清华的时间最久，更因为清华的学风和设备都最好。我“再学”的成绩，当然不坏，从前我在清华学校肄业两年，后来又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这“再造”的大恩是无法忘却的。
（节选自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