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学人自述，叙身世、理学思之外，不免感喟世道人心。暮岁回首，曾经的惊心动魄，早成书页上静静的历史，原不脱常识；似乎云谲波诡的，尽付与雨井烟垣，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因而，研墨拈笔，所述所议，心中丘壑也好，家国情仇也罢，一己心路照映的，一时代的人事与世相矣。
法政学者因为治学对象关系，这世道人心遂常常牵扯到政道和治道，字里行间便多了一份不忍之心。政道无他，一时代一民族打理公共生活的原理和原则，关于政治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攘让取舍之道；治道有常，将政道落实为体制化安排，就今日人间秩序而言，一般即为一种法权安排。政道不彰，天人淆乱，原是人世常态；治道雍蔽，贪渎横行，更且无日无之。几番风雨，一派萧瑟，终至人头滚滚，于是不得不另起炉灶，好一顿折腾。因而，法学家下笔惊心，情怀难抑，法意苍茫，凡心肠还在，怎能不充盈不忍呢？！
眼前这册文字，庋集了十六篇忆述之作。作者齿德接续，恰成三代，不乏二十世纪中国的顶级学人。合其忆叙，堪为一个时代法学家的群体肖像，正为此不忍之心的范本，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法意苍茫的写照。这三代学人，构成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先驱。生于忧患，长于危难，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轨迹；振弊起衰，救国建国，为中华之复兴而上下求索，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毕生奋斗；秉持自由立场，挈领批判精神，将浩然志业尽付于孜孜矻矻的书生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恰为其心路历程。赶上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有的劫后余生，乘桴浮于海，如萧公权先生、张君劢先生，偷生异域，得免再度浩劫，暮鼓晨钟里，夕惕朝乾，完成了一己学思；有的花果飘零，四方流徙，若涉渊冰，最后寄身海疆，如吴经熊先生，将中国文明法学智慧更做一番演绎，幸而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一颗读书种子。更多的人，如钱端升先生、杨兆龙先生、周枬先生，不幸遭临时代的腥风血雨，一生颠沛，身心均受摧残，甚至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惨烈如杨兆龙先生，批斗劳改，戮心戮身，千般煎熬中，油尽灯灭，连最后说话的机会也随同躯体一起湮灭于浩劫。论其学，或未臻圆融，时有不彰，但现代中国的法意，迁延不息，一脉流转，恰因为他们用性命托付；论其人，或不免跑龙套而乐不自知，但人间事业，阴差阳错，丁一卯二，以迄于今，却正少不了这许许多多的无私奉献。梦终有醒时，那多半是在天光熹微之际，以长夜为代价。
执教杏坛，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共同职业。钱端升先生自谓，终其一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其实，这也是他们中多数人的共同人生，乱世安身的岗位，承平用世的主业。宁波德生公早年得意，中年飘泊，晚年蛰岛，抛开种种杂碎，其一生设讲著述，福音伴法意，爱生并乐生，圆而神，方以智。同出宁波的江平先生，年届八旬，依然风雨兼程，大声疾呼，不改平生，为万千法科学子标示了精神境界。至于萧公权先生，如其弟子所述，隔海江山烟雾外，销尽风流心力怠，终生执棒，死而后已。中国的法学教育至有今日的规模和层次，正赖于先驱开道，后继同心，才有此薪火不熄，而与中国文明的劫难和复兴，共其哀痛，同其始终。
因此，他们的自述所映现的这一时代的人事，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歧出者；他们的自述所展示的这一时代的世相，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大变局。百年期间，中华民族自帝制政治、小农社会，以五代人的奋斗，一路扑腾，向着现代法治政体、公民社会渐行，而以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为鹄的。建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这一期许本身，即已意味着近代中国及其法学家们必须整合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同时担负起驯化强权政治和抗击帝国主义的双重任务。现代法治作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旨在料理、服务人事，而规范、造福人世，一方面为宪政正义的公民理想提示历史文化语境，将民主政制编织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另一方面，它标立国家的正当性，以对于权力的合宪性配置来落实政治正义，从而实现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这一民族理想。贞元之际，法权体制与法学家们，其用在此，其志亦在此，正为此纷繁歧出的大变局中的壮丽场景，也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成为殉道者的宿命所在。因而，就学术理论和价值倾向而言，他们各奉其义，自领风骚，或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但是，臧谷亡羊，他们几乎全都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换一个角度，则“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道尽了中国语境下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的一切含义。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的人世生活才算走上正轨，中国的人生也才有其意义。就百年中国而言，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宽容，天道与人心的合德，构成了中国人心之所向，也是人生之必需，更是法之所以为法的前提，而蔚然成为一种自然之法，中国人生的意义所在。法学家是法律的良心，天职所系，命定要以此意义世界为自己的人生境界，非形诸笔墨，见诸言行，践诸体制与日用，方才死而后已。也就因此，他们讨说法，要活法，便是在讲明一种道理，阐说一种情理，梳理一个法理，主张一种公道，从而是对垒砌人间地狱的一切悖情害理、违忤公义的恶政恶法的反抗。这一切凝练为学思，累积的是以中国的法制和法意为写照的汉语法学，特别是以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为背景的法学的历史之维；这一切呈现为道德理想，即为对于美好人世的追求，特别是对于一切以人本身为目的的人道理想的执守。从而，他们天生成为一切强权的死对头，也是这一切意义的殉难者。
朋友，书生事业，无限江山，则事业在此，海疆天宇亦在此；而吾侪所学关天意，天意即此万万千千的人心矣！
时在1977年，回首“反右”劫难，江平先生感喟，“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其实，就因为以宪政正义为核心的现代法治要求权力必须接受正当性审查，法学家们的思想传述着人世的美好向往，以不屈表明人性不死，在黑暗的岁月里发光，所以，黑暗便发抖了。如今这一册文字，也恰是纸上人生，书生的人生。
其情其景，汉娜·阿伦特早已道明。甚矣，想此时此刻，编者有心，序者无意，而万千读者诸君自有察识，当与作者同生此慨吧！兹引如下，并此作结：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许章润谨识
2007年10月28日于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