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南会
英雄的南会人，在1963年8月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人不屈，志不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当前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七年重建南会的计划。
邢台县西黄村公社南会大队，位于太行山脚下，南临七里河，北靠卧牛山。1963年8月一场暴雨山洪，给南会人民带来毁灭性灾害：少半个村庄不见了，40%多的房屋被冲掉或倒塌了；70%多的耕地被水冲或沙压了，特别是被人称为“眼珠子地”的亩产千斤粮的四百亩园田地大部被水冲光了，剩下的多是梯田旱地，每人只平均三分多；六百多棵一搂粗的果树，被洪水连根拔走了；八九千棵杨柳树也被冲走了……全大队一百九十多户，有一百七十多户受到了严重的灾害，其中有二十八户的房屋衣物全部被冲光了。
自然灾害给南会人带来了重重困难，可是它也激励了南会人的斗志，促使南会人要干、要革命。南会人在党的领导下，把洪水灾害这件坏事变成了好事，变成了跃进的动力。
现在，一个新南会又站立起来了。说它是新南会，因为，不单单是量的恢复，而是质上有了新的变化。
经过两年抗灾斗争，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了。他们起沙垫土新建起二百四十八亩园田，整修了一百七十四亩梯田，开了“四里渠”，筑了顺水坝，扩大了水地面积，增施了肥料，改革了耕作技术，灾后第一年粮食总产量就达到十三万七千多斤；今年在严重的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又增加到三十一万九千多斤，每亩平均单产六百五十七斤，已超过灾前的最高水平。其中新垫的二百二十三亩水地，亩产都在千斤以上。灾后第二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向国家交售了粮食。他们还在卧牛山上挖鱼鳞坑七万五千多个，植树造林一千多亩，种各种树二十五万五千多棵。同时，发展了多种经营，副业收入增多了，大牲畜、猪只增加了。
经过两年抗灾斗争，家园重新建立起来了。盖新房二百二十多间，修旧房四百二十多间，不少户买画挂新搬进了新居。
经过两年抗灾斗争，人们的骨头硬了，志气高了，干劲儿大了。干部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社员，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集体经济，更加相信人力可以胜天。大家齐心搞好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南会。
南会人这两年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在毁灭性的灾害面前
南会人的抗灾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同自然斗争中，还交织着思想斗争。
突然的暴雨洪水袭击，像一盆凉水浇在人们心上。人们看到：快要成熟的好庄稼被冲走了，多少年来辛勤劳动修建起来的园田变成了茫茫的沙石滩，房倒屋塌，锅碎箱翻，满目凄凉。有些人在抱头哭泣，有些人在唉声叹气：
“这南会是站不住了！”
“有川没有地，靠山没有树，南会翻身没有指望了。”
“1942年闹旱灾，没有冲走地，还逃走了七八十户人家，现在没有了地，不走怎么办？”
1958年从东川口迁来的一些社员，酝酿着搬回老家去。
有些社员建议党支部在平原找个好地方，让大家都搬去。有些社员主张各奔前程。尚怀禄有点小手艺，挑起修鞋的担子下了山西。
洪水，冲出了人们的真面目：谁坚定，谁动摇；谁依靠集体，谁想各奔前程，两条道路分得清清楚楚。
洪水，考验着党支部，考验着每一个党员干部。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志琪，头一次经受这种考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荣获太行一分区民兵“杀敌英雄”称号；在合作化高潮中，曾被毛主席称作“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1958年又代表东川口大队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当1958年国家在东川口兴建水库的时候，他从全局利益出发，带领一部分社员迁来当时的后进队——南会。几年来，他团结南会大队党支部的同志，带领群众迅速改变了南会的贫困落后面貌，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使南会成为全省文明的一个先进队。现在，新的考验，又摆在他的面前。
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王志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往后，南会还能不能站？恢复、发展生产的出路在哪里？七百多口人的生活怎么办？还能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这一连串的问题亟待回答。他一次又一次在乱石滩里巡走，在被山洪刮了的山坡上察看。他背着社员们，头上出了冷汗，眼里淌了热泪。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自己问自己：南会还能不能站起来？
但是，他很快坚定下来了。他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他想：地受了灾，东西受了灾，人没有受灾；有人就能创造一切，有人就啥也不怕。他想：搬到别处去，给国家增负担，给兄弟队添麻烦。再说，咱们走了，南会的山水谁来治？想到这些，他决心带领群众搞好生产救灾。
他一次又一次地召开党支部委员会、积极分子会，研究解决灾后群众吃、穿、烧、住等问题。
把人们安置下来了，他又领导群众展开了抗灾斗争的第一个战役——抢种秋菜。
就在这个时候，个别私心重的人不参加集体抗灾，突击开小片荒地。
这情形，王志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知道，这是受灾后还要不要集体、要不要社会主义的斗争。主张各奔前程的人虽然少，但是如果依了他们的主张，多少年来的革命就算白革了！
王志琪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抢救集体财产；是他们为革命、为群众，将个人置之度外。如今，他们看到有人往邪路上走怎么能不心疼，怎么能不气愤！他们说：“什么时候都得靠集体，咱们要坚持下来重建新南会。”
这期间，中共河北省委的负责同志来了，地、县委的负责同志来了。负责同志带来了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带来了党的生产救灾指示，给人们带来了力量和信心。中共邢台县委书记何耀明，在乱石滩里找到王志琪、胡景学、赵长增等党支部委员，传达了省委的生产救灾指示，鼓励他们发扬胸怀全局、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重建新南会。
何耀明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志琪等党支部委员和围拢上来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就接了话：
“路，我们捡最困难的走；担子，我们捡最重的挑！”
“领导放心吧。我们一定听党的话！”
党支部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学习省委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越学越抖精神，南会人心中升起了红太阳。人称“老参谋”的社员赵万泰说：“白求恩来到中国为革命，张思德牺牲为革命，咱们只要捧出两烈士的那般红心，重建新南会就不成问题。”社员中的转业军人纷纷表示，要带头发扬南会胸怀全局的革命传统，像在前方作战坚持阵地那样，坚持建设新南会。经过学习讨论，大家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提高了抗灾的勇气。
接着，党支部又组织老党员、老贫下中农社员讲家史、讲村史，回忆对比。
多少人回忆起旧社会闹灾荒，地主、富农趁火打劫，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往事，泣不成声；多少人面对着兄弟地区阶级弟兄从四面八方运来的粮、煤、棉、菜等救灾物资，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想过去，比现在，人们更清楚灾后应该走什么道路了。
广大社员坚定了依靠集体抗灾的决心。那个热心开小片荒地的社员，在群众忆苦思甜大会上也发了言。他说，新中国成立前，他家父子都是壮劳力，种地又打铁，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集体力量，生活才一天一天好起来。他哭着说：“没有共产党，没有集体，就没有我的今天，在困难面前，我转了向，忘了本。”他当着众人表示，把多开的小片荒交给集体。
为革命修地造田
怎样重建南会？贫下中农社员纷纷献计献策。党支部经过和贫下中农社员座谈，制定了生产救灾的规划：大干一冬一春，搞起八种副业，收入两万多元，修地一百亩。苦干五六年修地六百亩。到1970年实现粮食自给。
这个规划一传开，多数社员拍手拥护，少数人摇头。
摇头的人要求国家“三调”。他们说：“过去咱南会为国家建设出过力，现在受了灾，国家应该给调劳动力、调军队、调物资来支援，不这样办咱南会站不起来。”他们的理由是：副业摊子被洪水漂的漂、砸的砸了，连个打铁的锤都没有了，咋个搞法？修一亩地，要把沙疙瘩和大沟搞平，还要从山脚下担来一万五千担土，就凭南会的二百七十多个男、女劳力能完成？一个中农社员叫尚成勤，他还摆出自家的事实说：“过去俺爷仨都是壮汉，干了几年才垫成了二亩多地，要一冬一春修一百亩，除非是国家来支援。”有个社员叫尚修己，他找到王志琪家里，说王志琪是全国劳模，在上级面前说话顶事，要他向国家多报灾情，多要支持。王志琪批评了他。他却说：“你不靠国家，我可靠你，你不向国家要支援，我可向你要吃喝！”
党支部分析了这些思想情况，认为要求国家“三调”，是缺乏全局观点的表现，也是不相信自己力量的表现；不加强全国一盘棋的教育，不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生产救灾就无从谈起。
党支部组织干部社员学习毛主席有关胸怀全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同时引导社员回忆了南会是怎样走过来的，是怎样在国家支援下一步一步地改变贫穷面貌的。许多社员表远的说近的，进一步认识到“咱这颗棋子关系到一盘棋”的道理。贫下中农代表赵万英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咱没理由向上伸手。”
王志琪还和尚修己个别谈心。以灾后国家及时调来救济物资的事实，讲支援国家就是支援自己的道理，还启发尚修己回忆旧社会讨饭挨打的悲惨往事。尚修己醒悟了，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
干部社员经过学习讨论，认识到：丰收的时候卖余粮，和灾后生产自救是一个理儿，都是为了“全国一盘棋”；过去为国家建设出力，和现在尽量减少国家的负担是一个理儿，都是社会主义农民应尽的义务。
社员们看得更宽了，想得更远了。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大伙主张“以副救灾，以副养农”。贫农赵更须、赵九增、赵成、赵兴等从乱石烂泥里挖出了三把大锤、两把小锤和一个钻子，修了一个破风箱，支起来第一盘烘炉，首先给牲口打铁掌，接着，第二盘、第三盘烘炉支起来了。运输搞起来了，花坊搞起来了，米面加工搞起来了，木工组搞起来了……
这些副业，为建设新南会制造了治山、治水、修地的工具，解决了群众灾后生活的大问题。南会人说：“三把铁锤为重建新南会开了道。”
修地造田的群众运动展开了。数九寒天，男女老少在乱石滩上展开了一场大苦战。人们起大早，贪大晚，风里来，雪里去，挑土、担沙、抬石头，往返不停。许多人的肩膀压肿了，手上一道道裂口浸出了血，却没有人叫苦。
人们的干劲儿很足，但是，沙石淤得很厚，担土路程远，百个劳力紧干一天，只能垫一分左右的地。
功效低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党支部发动群众想办法攻破它。党支部委员赵长增和四队“半拉木匠”胡景聚合计了又合计，东拼西凑，收拾成了一辆排子车。没有滚珠用铁圈顶，没有成形木料就用铁叶接。到地里一试，一辆排子车跑一晌，顶五个壮劳力担一晌。于是，各队都相跟着修制起了排子车。以后，国家又帮助解决了一部分排子车下脚，他们自己赶制上装。排子车车轮飞转，起沙垫地功效大提高。同时，五队的几位“老参谋”，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在一部分压沙地里，创造了“就地压沙，就地取土”的经验，减少了捣沙运土的工作量，工效又提高了很多。
第三队女社员胡巧梅，一天推七、八十车土，跑百八十里路。一天晚上，她回家睡觉，袜子脱不下来了，原来脚后跟冻裂出了血，粘住了袜子。她妈问她疼不疼，她笑笑说：“想想毛主席的话，想想爹在旧社会受的苦，这点皮肉之痛还算啥！”这个姑娘是党支部委员、老贫农胡景温的女儿。她父亲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生活，使她时刻不忘。她说：“治沙修地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世界上和爹过去一样受压迫的人翻身得解放。”
南会人在修地中，一个硬仗接着一个硬仗。大战沙疙瘩是硬仗中的硬仗。
原来，挟石带沙的洪水，在村南头打了一个旋，留下了十八亩大、近两人高的一个大沙疙瘩。开始，四队的社员发现沙疙瘩下的老地板没被冲走，便组织劳力往外捣。可是四十八个劳力捣了八九晌，只清出了二分地。一计算，在沙疙瘩下找一亩地，得用六百多个工，往外捣一万二千车沙，他们就暂时收了兵。
王志琪却看上了这块“宝地”。可是，这么大的工程，得用多少工啊！他自己学习《愚公移山》，又组织年轻人学习《愚公移山》。然后他指着那沙疙瘩问人们：
“咱南会人能不能把它除掉？”
年轻人答：“能，拿出愚公移山精神，啥活计也欺不住咱。”
王志琪心里计算捣十八亩沙、落十八亩园田的得失账，又跟老年人合计。有些老年人说：“这项工作值得搞，一亩老地板顶三亩新垫地，捣出沙明年就能打增产，也为南会子孙后代除掉眼皮底下一块心病。”
王志琪心里有了底，便在大队管委会上提出了搬走沙疙瘩的意见。管委会委员们又带着这个意见，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最后，民主确定：干掉沙疙瘩，劳力紧就利用饭后的时间干！
每天晚饭后，男女老少便涌向沙疙瘩。这哪儿是捣沙，简直是拱沙。三个人推一辆排子车，喊着口号，还累得浑身淌汗。一个队十几辆排子车，推一晚上，沙疙瘩连个坑也不显。
这时，王志琪鼓励社员中的荣誉转业军人和老民兵们大讲当年坚持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的故事。
许多年轻人听老人说，王志琪当年是杀敌英雄，就要他讲老民兵的故事。王志琪破了例，第一次和年轻人讲自己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带领民兵，钻山洞、吃柿糠面，坚持把守东川口这个进山大门的斗争。他说：“战沙滩跟打敌人是一个道理，你不治它，它就治你，只要坚持斗下去，胜利就是咱们的。”畏难情绪被驱散了，人们的斗志提高了，不管刮风下雨一连和沙疙瘩苦斗了百十来个晚上，十八亩老地板重见了阳光，播下了丰收的种子。沙疙瘩搬到了南河岸，经过平整砌垫成了一个大场。为了纪念这次斗争的胜利，南会人叫这个大场为“跃进场”。
在修地造田战斗中，干部们走在头里。王志琪虽然腿有残疾，却仍然在打坝中带头搬大石头，在修渠中带头下水破冰。大队长胡景学身板不太好，却也和壮劳力赛着干。五个生产队的队长赵万顺、赵万志、胡立冬、赵德成、尚成温，被群众称作是建设新南会的“五虎上将”，他们个个带头苦干实干。
一片又一片的新地出现了，铺开了，洪水留下的茫茫沙石滩，眼看着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良田。人们看到这种景象，笑在脸上，喜在心里。原来说他们爷仨干了几年才修了二亩多地的中农社员尚成勤，也从心里服气了。有一次青年开会，他要求向青年人说几句心里话，他说：“……在旧社会，土地私有，石头私有，连道路都不能随便走，俺爷仨垫二亩多地干了几年，就是因为这个‘私’字。现在土地是集体的，山是集体的，大伙一心为集体，乱石滩怎么能不变成金疙瘩宝地。我的老思想要不得了，要学新思想，跟上社会主义。”
这时候，那个在灾后担着担子下了山西的尚怀禄也回来了。他见到在党的领导下，大伙依靠集体修地、开渠、打坝搞了那么大的成绩，其中没有自己的份儿，感到羞愧。他检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又多投工、多投肥，还拿出自己的手艺给生产队熟皮子制绳套。
“不能添斤也要添两”
受灾后，国家和兄弟地区人民从四面八方调来粮食、棉花、煤炭、蔬菜。南会人的心里实感不安。他们尽量少要救灾物资，减少国家负担。一次，公社催南会上报领救济粮名单，党支部和社员们一商量，回答说：“现在运输有困难，我们互助互借还能吃些天。”公社分配给南会二百双救济鞋，党支部跟贫下中农社员商量，只要了十双。后来上级无偿拨给十万棵树苗，让他们绿化荒山，他们一合计，便从副业收入里拿出款，如数给了钱。
南会人还经常想：受灾了，粮食一时上不去，用什么对国家和兄弟地区人民作点贡献？他们说：“不能添斤也要添两。”
王志琪外出开会，见到有些生产队缺牲口，影响增产，想到了繁殖牲口。他和大队长胡景学和社员们一商量，大家都同意用灾前大队的一些公共积累，买一批母马，买两头种公畜，每年繁殖几十头牲口，支援兄弟大队。
“无论如何要为国家和兄弟地区人民作点贡献”，赵长增带着党支部和群众的这种心愿，按照国家调拨计划，到四川阿坝地区买马。一路上，他翻山涉水，通过沼泽地带，饱受艰辛。他沿途不是买干粮喝开水，就是跟当地人搭伙吃饭。在成都市，一天的伙食费也没有超过三角钱。他在马圈里睡觉，在道班房里借宿。牲口养壮了，他却一天天瘦弱。同行的人劝他吃点好的，他说：“我们那里受了灾，国家支援，群众苦干，我吃这点苦不算啥。”他胜利完成了任务，买回了四十多匹马。
灾后的南会成了繁殖大牲口的基地。为了多繁殖、繁殖好，有经验的贫下中农社员，争当饲养员、配种员。二队社员赵体报名当了配种员，可是他爱人坚决不让他干。他用“拉驴牵马也是革命工作”的道理，说服了他的爱人。九个来月他牵着种马跑遍了周围五六十个村庄，为兄弟大队的牲口准驹一百五十多头。他走到哪里哪里欢迎，称道他服务精神好，不愧是南会人。
配种员工作负责，饲养员认真喂养，使役员加意保护，一年多以来，南会自繁小牲口二十六头，支援兄弟大队三十五头。
“每颗棋子连全局”，南会人懂得自己作为一颗棋子，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不放过为国家建设增砖添瓦的机会。
这年冬天，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南会人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治理本队的卧牛山，为根治海河出把力。大队组织三十名干部、社员，到本县治山治水先进单位胡家楼参观。
南会人以打硬仗的姿态登上卧牛山。刨鱼鳞坑，挖水平沟，植树造林。当时天寒地冻，队与队、人与人展开了热烈的竞赛，卧牛山上人声喧哗，镐声和歌声响成一片。当时的民兵副连长胡小五，哪里石硬坡陡，他就在哪里干。虎口震出了血，染红了大镐把，他还要坚持干。就这样，南会人在卧牛山上搞了两次大突击，挖鱼鳞坑七万五千多个，修水平沟三百四十八道，植树十六万多棵，使多少辈子的死卧牛山变活了。
力争“三翻”
1964年2月下旬，王志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上，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心里十分激动。国际国内的形式使他高兴，我国人民在支援世界革命中担负的光荣任务使他感到自豪，他感到一个中国农民的责任重大。可是，他想到：自己的生产大队，在受灾后还没有达到粮食自给。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农民，还吃国家的粮食，工人怎么办，解放军怎么办，学生怎么办，怎么支援世界革命？他越想心里越不安。他找一起参加会的邢台专署专员冯世英研究怎样增产，找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请教，一心想尽快地把粮食搞上去。
开完会，王志琪急忙赶回村，向党支部传达大会精神。王志琪说：“……粮食关系到国家建设，关系着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咱身为农民再吃国家粮食怎么能说过去？”接着就提出了他在北京开会时就开始琢磨的计划：今年提前实现原计划1970年达到粮食自给的奋斗目标，全年总产量比去年翻一番，达到二十八万斤。
王志琪的话音刚落，支部委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粮食那么重要，咱们泼着命也得上！”也有的一听粮食总产量翻一番，感到把握不大。志琪引导大家讨论了措施，提出修地可以由原计划一冬一春一百亩，增加为二百亩，肥料可以由去年的三万五千担，增加到七万担，用修田、积肥的翻番，保粮食翻番。有了具体措施，支委们的信心增加了。
党支部把“三翻”计划交给了群众。党支部九个委员分别到各生产队大讲实现“三翻”的意义，大讲实现“三翻”的措施，并且发动群众算细账，增措施，挖潜力。
开始有的社员一听“三翻”，觉得是没影的事，光是笑。直到他们在地头、在炕边，讨论粮食翻一番的意义，算了一项又一项具体措施，才感到实现“三翻”不是“搬着梯子够不着的事”，是“跷着脚能摘下来的果子”。结果，各队按作物、按具体措施、按地块“计划”上来的数字，粮食总产量不是支部提出的二十八万斤，而是三十万斤。许多社员修订投工、投肥计划。原来男劳力每月投工是二十六天，一搞“三翻”，都要求改定为二十八天，实际投工都超过了这个数字。
为实现“三翻”，队与队进一步开展了五好竞赛。二百多人开到修地第一线，过了一个革命的春天。接着，他们又打了打坝、积肥两个硬仗。为完成肥料翻一番的任务，各队开展了“三挖一清”活动(挖猪圈、挖羊圈、挖牲口圈，清理厕所)。大伙一起动手，很快挖出各种肥料三万多担，加上原有的，每亩水地施肥三百担，每亩小麦还多追了人粪尿八十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