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南会　胸怀全局——全国劳动模范、邢台南会党支部书记王志琪风格新篇

“轰隆”一声炮响，一个高大的山头移向河心，合作化初期带头走合作化道路的东川口，变成了水库。

这时候，王志琪挑起了西黄村人民公社南会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他想起搬家前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对他说的一段话：“东川口作为国家建设中的一颗棋子，尽了它光荣的义务，南会这个落后村又摆在你面前，如果你工作得好，让它很快富起来，它就成为国家建设中又一颗光荣的棋子……”越想越觉得长劲，可又有点不安。他到第一生产队队长赵万顺家串门。赵万顺说：“你真傻呀，你怎么不搬到北会去，偏到这个穷村受罪来！”王志琪说：“嘿，我是跟大家一块享福来了！”

有些日子，南会一些社员背地里吵吵嚷嚷，担心迁来这么多人，日子更不好过。赵万和说：“修公路占咱五十亩地，又来这么多人，两个肩膀扛一张嘴……”社员赵庄说：“增人不增地，越过越泄气。”从东川口迁来的社员一看山是秃山，地是沙石漏水地，岗坡梯田冲的冲了，塌的塌了。又听到这个村里从来没有分过红，没有评工记分，干活儿多少都是老八分，吃粮标准不高，还得由国家年年供给几万斤粮食……都觉得没多大奔头。

这时候，王志琪爬上南山攀北山，时而面对着梯田笑，时而在白沙地面前发愣，一会儿抓一把土攥一攥，一会儿跑上北坡拔几根草，谁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王志琪从山前山后看来看去，看出了东川口所没有的东西，觉得南会比东川口好。他对大队支部副书记胡景学说：“南会比起东川口来有五好。第一，四分之一的地傍河近水，有了水库，大量的地都可变水田；第二，土质好，沙性地，比东川口红土地好拿苗；第三，坡好。东川口多是阴坡，这里坡大、向阳；第四，交通方便，紧靠邢台到浆水镇的公路，可以利用山区资源多搞副业；第五，劳动力多，比东川口多一半人，还有不少有技术的人，有人咱就啥也不怕。咱把干劲儿鼓起来，靠着人民公社的力量，用不了几年，就不光不向国家要东西，说不定还要拿出东西来支援城市、支援国家。”胡景学对王志琪一来就看到这么多好条件，很是佩服。

王志琪串了东家串西家。他到老农家里去，到有病的社员家里去、到军烈属家里去、到爱发牢骚的人家里去、到生产队干部们家里去。从社员们的意见要求中，他看出自从有了人民公社，人们增加了一股子改变穷困面貌的干劲儿。

王志琪觉得，要改变南会的面貌，第一步，利用现有的资源和人力趁冬闲大搞副业，力争使社员的收入达到一个劳动日分一元钱；第二步，搞好评工记分，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第三步，抓肥料。王志琪在干部会上把这一打算一亮，大伙认为，一齐心就能把评工记分搞好，可是，搞副业没有钱、肥地没有粪、养羊有坡没有草，怎么办？一念叨困难，有的干部又低下头来。副大队长尚成检冲王志琪说：“没钱好办，领导把你安插到这里来，就看着你这么难不管？我看你跟上级张张嘴，要多少贷款也得给。”这句话，把人们的话引出来了。赵光修说：“志琪是全国劳动模范，要跟上级要点贷款，那还不是一要一个准！”赵万泰说：“志琪，这方圆几里的村子，除了南会、北会、牛家庄几个村有水田，别处都不用化肥，你要跟上级要几万斤，咱一年就上去了。”人们吵吵嚷嚷，催着王志琪向上级要东西。

“向上级要东西过日子吗？这就是我到南会来的任务吗？这就是郭书记嘱咐我的永远要从全局出发吗？”王志琪向大家摆摆手说：“不，咱不能光看一个村缺钱、缺化肥，应该从全县全国想一想。国家正在建设，修铁路、盖工厂、建矿山，你说哪个不要钱？要化肥吗？全县可有多少？应该让国家的化肥用在产棉区。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也不向国家伸手要化肥。还是打一本万利的主意，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种地没肥，你说怎么自力更生！”

“有肥，我看咱们村肥源很多。”

“你说哪有？”

“我看就在咱们这些人的家里，在社员们的家里。”王志琪说，“社员家里那黑乎乎的墙皮土、老隔墙，还有那么多老炕，都是最好的肥料。要是能弄出来，问题就可解决。”他说1958年东川口大增产就靠了这一手。这么一说，把大伙说乐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在会上就商量了个办法，一面向群众进行动员，一面脱坯，拉矸子土。前头铲除旧墙皮、打老墙、拆老炕，后头刷抹墙山、垒墙、盘新炕。不久，肥运出来了，社员黑咕隆咚的墙也变白了，没花一文钱，积肥八万担(一担一百斤)。肥料问题解决了。

搞副业的钱从哪里来呢？王志琪想，难道真伸手向国家贷款吗？他想了七天，正愁着没法解决，被管副业的支部委员刘德民看出来了。刘德民在打游击时就跟王志琪在一起，了解王志琪的秉性。这天，他对王志琪说：“咱东川口的人跟南会的人们合在一起，团结好是个大问题，我想从移民的安家费中借一部分，一来解决副业用款困难，二来显得两村的人也合美。”

“好哇，我也这么想过，只怕来的人不同意。”

“我已经向人们做好了工作。他们说，你快去告诉志琪，南会给咱们安排好房子住，现在手下的钱用不着，忙把它用在副业上。”这一下，钱的问题也解决了，用这些钱搞起了烘炉、油坊、织席、轧花、荆编、运输等十几种副业生产。还封了两千多亩山坡，买了一百四十只羊。

接着社员们展开了大规模的垒堾、整地、修堰活动。开始，志琪领着生产队长到东川口看了看那里修整梯田的方法。一看东川口的地开边展堰，八分地能种成一亩，再看南会的地，常年失修，一亩也就种八分。人们垒堾整堰的劲头更大了，结果耕地增加了五十多亩。这一年，粮食增产12.7%，头一次不向国家要粮食，还卖出了一千八百多斤余粮。农副业总加在一起，一个劳动日分到了九角六分钱。

1960年，社员们利用水库的水，修了三里多长的渠道，增加了六十三亩水地，粮食继续增产，羊增加到七百只，大牲畜增加到一百二十六头。还为社员加工米面、弹棉花，修起一盘水磨。

1961年，在三面红旗照耀下，人们意气风发，更因为党支部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社员们的干劲儿更大了。王志琪特别注意了从群众中找“参谋”，引导群众把生产搞得更好。麦子浇头水的时候，老农赵万志来找王志琪。他说：“东川口是红土地，浇了水追肥，长好庄稼；南会是沙性地，先追肥后浇地，秸秆长得齐，穗头大。”赵万志建议整地先阴坡，后阳坡；种地先阳坡，后阴坡；阴坡地多施热性子肥(羊粪)，阳坡地多施阴性子肥。胡廷相建议，土层厚的地适当深耕，沙石地浅耕，锄地在阴坡、阳坡的次数和方法都不一样。党支部采纳了这些好的建议，把老农组成“专家组”，根据阴阳破、山垴、沟川土质的不同和气候的差异来种植。王志琪看准了山地顺川风年年危害庄稼的情况，想了一个既抗风灾又提高地力的种植方法，建议在二百二十六亩谷子地里的畦埂上横点玉米。结果证明：这样办，谷子横根很多，吸收浅层肥料，玉米根深，吸收深层肥料，顺川风刮来，玉米还可以当谷子的“拐棍”。秋季一场风，吹倒了柿树，也没有吹毁庄稼。单收单打的结果，亩产谷子三百五十斤，还产玉米三百二十斤，比单种谷子增产二百二十斤。这一年，农业、牧业、副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

时只三年，南会变得畦田、梯田垒垒，渠道纵横，树木成荫。羊增加到一千只，牲口增加到一百二十六头，1961年的农副业收入加在一起共二十二万六千三百多元，每个劳动日值分到二元七角(当年东川口一个劳动日一元二角)。全村存款八百元以上的户占总户数的90%以上，存款一千五百元的十三户。家家存粮储菜，添猪买羊。西黄村公社的生产队都羡慕南会，从东川口搬到北会去的社员几次找王志琪，要求搬到南会来。这里出现了比东川口更兴旺的景象。

“咱这颗棋子关系着全局”

南会大队连年丰收，社员收入大幅度增长，王志琪就更加考虑如何更多给国家一些贡献。可是，有些人竟说：“先进吃亏。”

问题发生在南会和北会向国家提供粮食多少的不同上。1958年，这两个村交纳的粮食都是九千多斤，1961年秋季，北会交粮六千多斤，南会交粮四万二千四百多斤。对这件事，社员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南会先进吃亏”，有的说“王志琪太老实也吃亏”。社员赵俤说：“王志琪诚实能干，盘算得周到，咱是一百个佩服，但是他对国家太豁实(忠实)了，产多少，报多少。”刘德民听到这些论调，很为王志琪担心。他找到王志琪说：“咱是搬来的新户，办事得随着人家的劲呀，可别脱离了群众。”王志琪说：“随劲要看什么事，对国家说假话不能随。国家是一盘大棋，南会这颗棋子联系着全局。一时想不通的人，慢慢会想通。”刘德民从东川口由穷变富想到南会由穷变富，想来想去想通了，积极向社员讲支持国家的道理。社员胡高升嫌拿的粮食多，刘德民就用北会四队社员的收入情况跟他算账：“北会拿粮少，分的粮食也比南会少得多，南会卖农副产品多，存款八百元的社员占90%，你说哪个队好？”算来算去，算得胡高升笑了。

事情出人意料，全大队本来收粮二十四万多斤。个别社员和生产队长却硬要少报两万斤，甚至有的人要求王志琪当“顶门棍”，少完成粮食的征购任务。王志琪想，为什么困难的时候总想依靠国家，丰收了又和国家三心二意？一天晚上，他跟那些觉得“吃亏”的干部和社员辩论了一番，天很晚了才回家。他爱人郭玉娥(党员)知道他一回家晚，定是有要紧事，忙准备了热饭热菜让他吃。郭玉娥问出了什么事，王志琪说了刚才的情况。郭玉娥说：“南会这么大增产是头一回，向国家交售这么多粮食也是新事，难免有些人一时想不开，党支部应该多向人们进行教育。”

第二天，在全体社员会上，志琪引导大家讨论“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讨论中，志琪语重心长地说：“咱今年增了产，该不该对国家豁舍？对待征购任务，该不该让我当’顶门棍‘？大伙都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才好。”

社员们在地头、场边，也在走亲访友时议论起来。南会的一个社员到北会走亲，说南会先进吃亏，卖的粮食太多。北会的社员刘海秀说；“别烧包啦，你们打得多，卖得多，得得多，吃得也多，可吃什么亏？”南会第五队修土埂的社员争论起来，有的说志琪太豁实不好，有的说豁实是对国家忠实，没什么不好。老社员赵凤林说：“我看豁实得对，豁实就是尽了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支援国家就是支援自己。”他说：“过去南会靠河没水，暴淹暴旱，十年九灾，建成了东川口水库，修了七一渠，有了称心水，这才连年丰收。你们算算，是向国家交的粮食多呢？还是水库给带来的粮食多？再想想，要不是各村支援，又怎么能修这么大的水库？”

“支援国家就是支援自己”这句话，使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豁亮起来。多少事例都说明南会大队是在支援别人的过程中富起来的。“双赵镰”是南会多年传下来的手艺，在市场上声誉很高，这二年扔下了。王志琪为了支援全县大办农业，和县手工业局定了加工六万张镰的合同，恢复打镰生产。回来向社员一说，赵万顺反对打镰，他怕抽出劳动力打镰影响农业增产。结果恰恰相反，交售了一万张镰，就换回了一万多元。用这笔款买了羊，买了牲口，增加了肥料和动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给社员们增加了收入，全大队的平均劳动日值由九角六分增加到二元七角。南会的萝卜籽在全县有名，县里让供应一千四百斤，支援全县种。当时也有些社员不满意，结果呢？换回了十四万元，还在五十亩萝卜籽地里间作，收获了十二万斤倭瓜、十三万二千六百斤蔓菁和两千六百五十斤小豌豆。社员赵万顺回想起这些，若有所悟地说：“实心实意对国家，国家就会给更多好处。先进不光不吃亏，而且光荣。志琪的豁实是对国家对群众的赤胆忠心。咱以后不光不能叫他当‘顶门棍’，还应当支持他给南会争取更大的光荣。”

经过群众的自我教育，一种荣誉感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了。人们以有王志琪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领导而自豪，以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受到上级表扬、鼓励的村子里而自豪，更加努力从农业、副业、手工业的增产方面来为南会增光，从多给国家一些贡献方面来为南会增光。1961年秋季征购期间，人们一边打着场一边选好粮，打完场就把应交售的四万多斤粮食准备好，几次三番催粮站来验收过秤入库。10月20日，县里又提出一万两千斤粮食的增购任务，没几天又如数完成了。1962年元旦，党支部号召社员们支援纺织工业，当天卖了三百五十多斤棉花。第二天，公社和大队商量，能不能再卖些余粮和棉花支援灾区，支援国家建设。当时，个别队干部感到不好再向社员张口。不料，向社员一说，当天晚上又出售余粮一千八百斤、棉花三千一百斤还有蔬菜三千斤。

1961年底，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讨论“怎么更好地发展生产？怎么更好地支援城市，给国家作更多的贡献？”王志琪说：“咱要争取更大光荣，必须全面发展生产，农、林、牧、副四宝齐献。”最后，党支部根据讨论的结果，制定出了全面发展生产的三年规划。一进入1962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就展开了实现三年规划的竞赛。

关怀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站在南会，想着全国”是王志琪的口头禅。他常跟社员们说：“咱这里是革命根据地，当工人的、当战士的、上大学的、当干部的，差不多各地方都有，咱们村里的生产好了，还得让在外边的人好好为国家出力。”这些话，人们都懂得，可也有少数人一时想不通。

1961年10月间，大队部里对贯彻实物按劳分配加照顾政策，有过一番争论。第三生产队副队长刘炳其，劳动挺好，就是对照顾职工家属有意见。他说：“粮食是劳动力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换来的，职工家属没劳力，就该少分点。”王志琪说：“人家不是没劳力，只是因为有不同的分工。那些人要在家里，也不少干活儿。”刘炳其发火道：“他分工也没给南会‘分’了粮食来，他们要多分粮食回家干活儿来！”

炳其是王志琪亲手培养起来的青年干部，他这样不识大局，让王志琪很不痛快。王志琪批评他说：“南会在外面的工人、军人、干部、大学生都回来，社会主义建设还搞不搞？他们在外面工作是为自己吗？采煤工人采的煤，是自己烧吗？你烧的煤，是从哪里来的？”

王志琪很激动，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刘炳其觉得自己错了，一声不吭。

王志琪擦把汗接着说：“你家劳力多，出工多，分粮多是合理的，想压低照顾再多分粮食就不对了。你的一个弟弟在北京铁路上工作，另一个弟弟在部队上工作，要是对他们的家属照顾不好，落在你的头上，你能不能安心？别把分配看作只是南会一个村的事，它可是联系着全局。”

这些话有力又亲切，句句打在刘炳其心坎上。散会以后，刘炳其悄悄地把社员们召集在一起，和气地调整了职工家属的分粮标准。第二天起早，他就跑到工人家属赵花妮家去说：“花妮，快拿家伙领粮食。”

按劳分配加照顾政策，激发了职工家属和军烈属的劳动积极性。干部家属王亭芝受到照顾，很是感动，参加集体生产非常积极；尚二妮九到十一月就做了六十个劳动日。很多职工家属起早贪黑，浇麦、修坡、打土埂。劳动之余，还写信把队上照顾的情形告诉亲人。军属尚成章受到照顾后，要求队长让他卖卖老，把技术留给子孙后代。这老人帮助队上利用河水设计了一盘水磨，还创造了一个自动罗面机，社员都称他“老来红”。

分配落实不久，有些工人、干部回村探家了。在太原机械厂的工人赵随景一进家，他爱人赵花妮就说：“忙给队上干点活儿吧，咱村照顾家属可真是一百一。”赵随景在十五天的假日中天天干活儿，干了十五个工。邢台市电锯厂工人赵万和回到家来，一看家家什什里都是粮食，还放着好些菜，知道是队上照顾得好，原来请了半月假，只住了五天就放心地回去了，临走还嘱咐爱人尽量多参加劳动。他向队干部道了谢，说：“回到工厂要给南会争光荣。”其实，这谢意岂止赵万和一人。在各地的工人、干部、学生、战士，从北京、重庆、兰州、济南、太原、天津等地都寄了信来，热情地表达感激之意。战士来信说：“感激你们对我家属的照顾，我一定忠心耿耿捍卫祖国建设。”工人来信说：“对我的家属照顾太好了，我要多多炼钢。”“我要多多挖煤，供给你们更多的乌金。”“我们正在开展竞赛，多造机器支援你们。”“我们正大力生产日用工业品。”学生来信说：“我要立志做一名红透专深的大学生。”……

这许多来信，对南会的人们是极大的鼓舞，南会人们的生产成绩又进一步鼓舞着离家在外的战士、学生、干部和工人。从来信里得知，有几位探家返回工作岗位的职工，在读到了《河北日报》刊载的南会三年规划后，觉得太行山麓的家乡在党的领导下，有着王志琪这样高瞻远瞩永不满足的模范人物带领人们前进，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原载于1962年1月21日《河北日报》一版)

◇刘山　盖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