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人生序幕

二月羊

1967年2月25日凌晨，在太原市中心医院的产房里，一声响亮的哭声划破寒冷冬夜，宣告一个新的生命离开温暖的母体，来到那个暴虐的时代，进入那个纷乱的社会。

有一天，我按照医学常识精准地推算了一下，惊讶地发现自己生命起点之特别。原来自己个体生命孕育的开始竟恰逢那场劫难的爆发，并与之相伴十年，艰难地生长、苦涩地体味。

自受孕到出生，生命体的生长便浸泡在一个歇斯底里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体验虽然没有产生意识，但它的意义犹在，即我生长的起点即是一场浩劫运动的起点，而唯有自己的生命在和它的赛跑中获胜，才有可能摆脱这个魔魇。

人的生命一直在空间和时间的交合之中展现，空间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时间是生命形态的长度。空间在时间中拓展，而时间记录着变化的过程。在子宫里的日子，空间是恒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被压缩的，因为充溢的羊水黏稠、浑浊，母体外部的光线艰难地穿越层层阻隔，在羊水的扰动中摇曳。而时间却变得更加精确，身体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生长。子宫——这个承载生命本体的空间，像一个在星际之间摆渡的飞船，随着孕期的延长，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近了。

山西省的工业基础在当时的中国来看是处于前列的，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强国梦想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也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巨大的扭曲，也造成了城市性格上的分裂。在那个时代，中国的重工业都掌控在国家的手中，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来到这里发愤图强。

我的父母在工作中相识，他们都供职于一家国有大型重工业企业。这家企业以生产采矿机械为主，拥有8000名职工。工厂建于1925年，本为山西近代军阀阎锡山创办，后在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了大力发展。这个时候，无论是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还是有良好教育经历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我的父母也是由于这次工业革命的良机才收获了姻缘，从此在这片热土上工作、生活、繁衍子嗣。

有人说过“生命不死”，其“生命”的寓意指的是平行于生理的意识，即哲学家说的“我思故我在”。投胎或许有一种在地性规范，即此地的亡灵寻找就近的肉身。我的父母原籍都不在此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这个古老的城市，带着自己顽固的记忆。而我却不然，似乎先验性的记忆全在此地。多年之后的而立之年，当我第一次踏入令当地人引以为豪的那些晋中豪商富贾的大宅门时，一种未曾谋面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时，我像被电击一般地伫立许久并泪流满面。

我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妈妈怀我五六个月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开始商量给我取什么名字。当时家里一直期望这个孩子是个女儿，但那时的技术又没有办法预知性别，所以他们决定给我取一个不管男孩女孩都适用的名字。

《我的心像山峰一样伟岸4》　油画，作者：刘力国

父母给我大哥取名“苏芃”时，革命形势还没有进入高潮，所以那个“芃”字还保持了高调的文学性。当然，大多数革命群众别说理解这字面蕴含的诗意了，连发音都读不对。所以他们在给我取名的事情上汲取了教训，颇费了一番思量，最后取了一个关照两种性别又兼具革命意识的名字“苏丹”。

这个名字够响亮、够别致，不光革命烈士刘志丹的名字中有一个“丹”，更有甚者，亚非拉兄弟国家其中一个国名竟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实际上，它还是反映出知识分子骨子里难以割舍的文艺气息，显得革命气质不够茁壮、开阔，具有表达上喜欢暧昧、行动上擅于妥协的特质。

小时候，我非常不喜欢“苏丹”这个名字，一是因为它太特别了，与当时反对突出个体的风尚显得格格不入；二是它太过文艺，缺乏那种革命的粗犷气质，不能暗示我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大刀阔斧地战斗，不知天高地厚般厮混，去革命的惊涛骇浪里叱咤风云。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惧怕在陌生的环境中、大庭广众之下的点名，那每每引发的哄笑和窃窃私语让我羞愧难当。我只想要一个极普通的，能让自己隐藏在芸芸众生之中的代码。

十月怀胎不易，又逢乱世，人性中凶相毕露，社会上杀气腾腾。我的生命在意识尚未萌发之前虽然接收不到那些汹涌澎湃、扑面而来的恶，但是环境中的恶行即使仅仅化作嘈杂，政局的动荡引发的环境败坏也还是会直接作用于每一个人、间接施加于每一个怀胎的母亲，因此作为母体着实不易。

妈妈由于出身不好，一直担心被同事们质疑和揭发家庭背景中的问题。幸运的是，这种事情最终竟没有出现，这或许是由于妈妈平日里的友善化解了人性中的锋芒，也或许任何劫难之下亦有避难的角落。

母亲精心呵护着体内的这个生命，慢慢等待着我瓜熟蒂落。临产的时间到了，社区医院条件有限，于是妈妈进了市属的中心医院等待临盆。但此时的我好像对即将面对的外部世界并未做好准备，我的身体在犹豫，不舍得离开那具温暖的子宫。临产的征兆反反复复多次，最终医生果断用剪刀剪破胎衣，羊水才破出。终于，2月25日凌晨，我七斤的肉身带着由于压迫而产生的种种不适，赤裸裸地来到现实的社会空间。我号啕大哭，似乎是委屈，又好像是在抗议着什么。

1966年、1967年分别为丙午年和丁未年，历史上的这两年，时常伴随着天灾人祸降临人间。故阴阳家有言：“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宋代柴氏四隐之柴望专著《丙丁龟鉴》并上书朝廷，将起自秦昭襄王以来的相关事件一一记录，而有“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变应之，而归本于修省戒惧，以人胜天”。杨绛先生也著有《丙午丁未年纪事》，描述她经历的那段蹉跎岁月。“丙丁劫”因此被人看成一段艰难困苦岁月的预示。

而我却生在庚申日，这天干地支的阳金遇上丙丁交接之际的阴阳猛火，也预示着一段不同寻常的淬炼历程。丙丁之火，在古老的中国相类中，也是太阳与星火的象征，进而引申为文明气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破石而惊天，最终护送玄奘向西方取经。而地支申金在古老的五行思想中，正是金猴、巨石与西方的象征。这股古老的东方文明力量，或可看作是我在四十多年后不断往返中国与欧洲，推动中欧文明互鉴交流的预兆。

从自然节气角度来说，二月降生对于羊羔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时段。此时，漫长的冬季耗尽了秋夏攒足的水分和热量，万木枯萎，大地一片苍凉。凛冽的寒风像个强盗，它们劫掠大地，连那些残枝败叶都不放过。阴沉的天空像位判官，吝啬地度量着施舍的额度。冬云在北风暂时歇息的时候聚集，遮蔽着阳光，连深色的阴影都抢夺了过去。灰色的人间拉开了我人生初期灰色的序幕。

正月里，节庆一个接着一个，是人类在压抑中爆发的时刻，犹如末世的狂欢。这恰是烹牛宰羊的时节，羔羊成了餐桌上的上品、人类欲望的牺牲品。因此，按中国的习俗，此时降生的孩子面对的将是一段长长的难熬的岁月，直至春雷骤响，甘霖普降大地。

父亲

我的父亲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曾在陶行知先生主办的晓庄师范任教，后在南京即将被日军围困的时候逃离，经过铜陵，最终落脚于祖籍安徽省太平县岭下苏村避难八年。抗战胜利后，祖父在安庆、合肥、芜湖辗转几年，最后稳定在芜湖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工作。祖母早年曾入学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专，后因家里认为当时学校里的人体绘画有伤风化而被勒令退学。祖母也是中国第一代拒绝裹脚的女性，三十年前，我曾看过她写的自述回忆录，其中有关于这段中国新女性顽强抗争经历的描写。

私塾里的启蒙霞光

父亲1936年出生于南京，一年后就随家人回到安徽。父亲姐妹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他五岁时先进了私塾，后因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而不断转学，从太平县到了万安镇，从徽州到了东松岭，五年级那年又转到繁昌县。

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新思想和传统思想不断冲突的时期，一方面，现代性的学校逐渐取代传统的私塾教育；另一方面，新思想的流传如星星之火，在枯萎苍凉的旧荒野疾速传播着，即使是在岭下苏这样偏僻的山村里。

父亲和我说，他的人生观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一名小学老师的影响。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一位特别的老师苏绍丹，这位老师是浙大毕业生，也是因躲避战乱而偏居于此。在那个硝烟弥漫、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位苏老师思考的竟然是如何树人的问题，强调的是要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这在今天看来实乃石破天惊的话语，在传统的儒教体系之中必定会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亦如启蒙的霞光，刺透奴化教育的黑暗。这种教育理念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并很快破土而出、发芽长大。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父亲自我的意识开始萌发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反抗的行为。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苏石磐的老师，经常读错汉字，父亲就带领同学嘲弄老师，把“别字先生苏石磐”几个字在村子里的墙上到处书写，搞得沸沸扬扬。这位别字先生的哥哥是当时的校长，叫苏石泉，有权依法体罚学生，因此就以冒犯老师尊严为借口惩罚父亲，让父亲下跪认错，被抵制后用戒尺抽击掌心直至红肿。

父亲引以为豪的另一次作为是和老师之间发生的辩论和妥协。五年级的时候，他转学到了繁昌县，在那里又遇到一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语文老师苏强恒。一次，这位苏老师刚刚布置了下两节课的作文题目，父亲利用课间休息的短短时间就写好了，开始上课不久就拿着写好的文章提前交卷，老师觉得他不认真，很恼火，拒绝接受并严厉斥责他。这个时候，父亲义正辞严地反驳道：“苏老师，你不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么，为什么你不看我的文章就武断地评判呢？”他聪明绝顶地用老师的观点反击了老师，令老师尴尬，令同学们震惊。但姜还是老的辣，老师看了几眼文章后，又说：“你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但若是能多用些时间完善一下，岂不更好么！”

投身工业强国梦

父亲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这算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紧俏专业方向。1956年大学毕业，在留校半年参加肃反专案组工作之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毅然从江南鱼米之乡来到北方重工业城市太原，投身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基础建设。

父亲被分配在太原矿山机器厂，这是中国三大矿山机械制造企业之一，是以阎锡山开办的育才机器厂为基础，后在“一五”期间扩建的项目，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个限额以上的项目。他们这一代人是满怀豪情壮志参加国家建设的，饱经战乱的土地终于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之前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政治上站起来容易，但一个尚处于农耕文明的国家在工业时代站起来却并非易事，这个理想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毛泽东也有具体的理想，那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工业体系。面对翻滚的人群和飘扬的旗帜，他在开国大典上还有一句话就是：“今天我看到的是红旗的海洋，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看到烟囱的海洋！”无疑，那一代人无论领袖还是普通人，工业梦就是强国梦。

父亲总在抱怨祖父给他选的专业不够恰当，他始终认为自己更适合学习文科。但是现在看来，祖父的选择实乃不幸中的万幸，在那个动荡的非黑即白的年代里，父亲因为专业的缘故远离了思想，专注于技术，一直埋头苦干从事技术攻关，避免了更多的是非。尽管他一直认为机械设计专业有悖于自己的兴趣，但条理性和结合实际的工作方法还是令他在枯燥的机械设计领域成绩斐然。他是中国液压润滑领域的专家，担任过华北润滑研究所所长，后出任太原矿山机器厂副总工程师一职，退休前是设计院院长，一直都在机械设计的第一线工作。

饥饿岁月里的美食家

父亲是长子，但遗传在他身上只体现了一半的力量，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这个家族血液中少有的东西。比如身高，他在这个家族是个奇迹。爷爷奶奶和姑姑叔叔们都是身材矮小的南方人，唯独父亲的身高不断突破家族的想象力而疯长，最后停留在一米七八的高度上。所以每次看父亲在南方的全家合影时，那种鹤立鸡群的样子稍微有点喜感。

这样的身高打破了既有的成长节奏，加之那一个时期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们的口粮65%以上是粗粮）和对待革命工作的高度热情，刚入职后不久他的睡眠状况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体重也因此急速下降到了九十斤，成了典型的成人版“豆芽菜”。很快，父亲就进了疗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疗养。他在风景如画、古风浓郁的著名景区晋祠疗养，这一段疗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早期福利制度的优越性。从家里影集中数量不小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度过的幸福时光，钓鱼、游泳、郊游……最幽默的一张照片是他和几个同期疗养病友的合影，几个刚游完泳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并排挺立，沐浴着阳光，照片上的题字是：“友谊之花开在晋祠湖畔”。

据说刚入疗养院的时候，父亲很苦恼，才刚刚二十岁就因身体健康问题疗养，精忠报国的锐气严重受挫。而失眠这种症状很难找到具有明显疗效的方法，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经过反复揣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窍门。他发现对于失眠，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拼命去玩儿，把精力全部消耗掉，晚上睡觉就不成问题了。父亲创造的疗养方式带动了另外几位病友，他们整天疯玩儿得不亦乐乎。但是这种自我解放的疗养行动打破了疗养院的传统秩序，因此招来院长的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