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人生序幕
二月羊
1967年2月25日凌晨，在太原市中心医院的产房里，一声响亮的哭声划破寒冷冬夜，宣告一个新的生命离开温暖的母体，来到那个暴虐的时代，进入那个纷乱的社会。
有一天，我按照医学常识精准地推算了一下，惊讶地发现自己生命起点之特别。原来自己个体生命孕育的开始竟恰逢那场劫难的爆发，并与之相伴十年，艰难地生长、苦涩地体味。
自受孕到出生，生命体的生长便浸泡在一个歇斯底里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体验虽然没有产生意识，但它的意义犹在，即我生长的起点即是一场浩劫运动的起点，而唯有自己的生命在和它的赛跑中获胜，才有可能摆脱这个魔魇。
人的生命一直在空间和时间的交合之中展现，空间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时间是生命形态的长度。空间在时间中拓展，而时间记录着变化的过程。在子宫里的日子，空间是恒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被压缩的，因为充溢的羊水黏稠、浑浊，母体外部的光线艰难地穿越层层阻隔，在羊水的扰动中摇曳。而时间却变得更加精确，身体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生长。子宫——这个承载生命本体的空间，像一个在星际之间摆渡的飞船，随着孕期的延长，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近了。
山西省的工业基础在当时的中国来看是处于前列的，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强国梦想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也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巨大的扭曲，也造成了城市性格上的分裂。在那个时代，中国的重工业都掌控在国家的手中，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来到这里发愤图强。
我的父母在工作中相识，他们都供职于一家国有大型重工业企业。这家企业以生产采矿机械为主，拥有8000名职工。工厂建于1925年，本为山西近代军阀阎锡山创办，后在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了大力发展。这个时候，无论是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还是有良好教育经历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我的父母也是由于这次工业革命的良机才收获了姻缘，从此在这片热土上工作、生活、繁衍子嗣。
有人说过“生命不死”，其“生命”的寓意指的是平行于生理的意识，即哲学家说的“我思故我在”。投胎或许有一种在地性规范，即此地的亡灵寻找就近的肉身。我的父母原籍都不在此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这个古老的城市，带着自己顽固的记忆。而我却不然，似乎先验性的记忆全在此地。多年之后的而立之年，当我第一次踏入令当地人引以为豪的那些晋中豪商富贾的大宅门时，一种未曾谋面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时，我像被电击一般地伫立许久并泪流满面。
我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妈妈怀我五六个月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开始商量给我取什么名字。当时家里一直期望这个孩子是个女儿，但那时的技术又没有办法预知性别，所以他们决定给我取一个不管男孩女孩都适用的名字。
《我的心像山峰一样伟岸4》 油画，作者：刘力国
父母给我大哥取名“苏芃”时，革命形势还没有进入高潮，所以那个“芃”字还保持了高调的文学性。当然，大多数革命群众别说理解这字面蕴含的诗意了，连发音都读不对。所以他们在给我取名的事情上汲取了教训，颇费了一番思量，最后取了一个关照两种性别又兼具革命意识的名字“苏丹”。
这个名字够响亮、够别致，不光革命烈士刘志丹的名字中有一个“丹”，更有甚者，亚非拉兄弟国家其中一个国名竟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实际上，它还是反映出知识分子骨子里难以割舍的文艺气息，显得革命气质不够茁壮、开阔，具有表达上喜欢暧昧、行动上擅于妥协的特质。
小时候，我非常不喜欢“苏丹”这个名字，一是因为它太特别了，与当时反对突出个体的风尚显得格格不入；二是它太过文艺，缺乏那种革命的粗犷气质，不能暗示我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大刀阔斧地战斗，不知天高地厚般厮混，去革命的惊涛骇浪里叱咤风云。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惧怕在陌生的环境中、大庭广众之下的点名，那每每引发的哄笑和窃窃私语让我羞愧难当。我只想要一个极普通的，能让自己隐藏在芸芸众生之中的代码。
十月怀胎不易，又逢乱世，人性中凶相毕露，社会上杀气腾腾。我的生命在意识尚未萌发之前虽然接收不到那些汹涌澎湃、扑面而来的恶，但是环境中的恶行即使仅仅化作嘈杂，政局的动荡引发的环境败坏也还是会直接作用于每一个人、间接施加于每一个怀胎的母亲，因此作为母体着实不易。
妈妈由于出身不好，一直担心被同事们质疑和揭发家庭背景中的问题。幸运的是，这种事情最终竟没有出现，这或许是由于妈妈平日里的友善化解了人性中的锋芒，也或许任何劫难之下亦有避难的角落。
母亲精心呵护着体内的这个生命，慢慢等待着我瓜熟蒂落。临产的时间到了，社区医院条件有限，于是妈妈进了市属的中心医院等待临盆。但此时的我好像对即将面对的外部世界并未做好准备，我的身体在犹豫，不舍得离开那具温暖的子宫。临产的征兆反反复复多次，最终医生果断用剪刀剪破胎衣，羊水才破出。终于，2月25日凌晨，我七斤的肉身带着由于压迫而产生的种种不适，赤裸裸地来到现实的社会空间。我号啕大哭，似乎是委屈，又好像是在抗议着什么。
1966年、1967年分别为丙午年和丁未年，历史上的这两年，时常伴随着天灾人祸降临人间。故阴阳家有言：“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宋代柴氏四隐之柴望专著《丙丁龟鉴》并上书朝廷，将起自秦昭襄王以来的相关事件一一记录，而有“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变应之，而归本于修省戒惧，以人胜天”。杨绛先生也著有《丙午丁未年纪事》，描述她经历的那段蹉跎岁月。“丙丁劫”因此被人看成一段艰难困苦岁月的预示。
而我却生在庚申日，这天干地支的阳金遇上丙丁交接之际的阴阳猛火，也预示着一段不同寻常的淬炼历程。丙丁之火，在古老的中国相类中，也是太阳与星火的象征，进而引申为文明气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破石而惊天，最终护送玄奘向西方取经。而地支申金在古老的五行思想中，正是金猴、巨石与西方的象征。这股古老的东方文明力量，或可看作是我在四十多年后不断往返中国与欧洲，推动中欧文明互鉴交流的预兆。
从自然节气角度来说，二月降生对于羊羔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时段。此时，漫长的冬季耗尽了秋夏攒足的水分和热量，万木枯萎，大地一片苍凉。凛冽的寒风像个强盗，它们劫掠大地，连那些残枝败叶都不放过。阴沉的天空像位判官，吝啬地度量着施舍的额度。冬云在北风暂时歇息的时候聚集，遮蔽着阳光，连深色的阴影都抢夺了过去。灰色的人间拉开了我人生初期灰色的序幕。
正月里，节庆一个接着一个，是人类在压抑中爆发的时刻，犹如末世的狂欢。这恰是烹牛宰羊的时节，羔羊成了餐桌上的上品、人类欲望的牺牲品。因此，按中国的习俗，此时降生的孩子面对的将是一段长长的难熬的岁月，直至春雷骤响，甘霖普降大地。
父亲
我的父亲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曾在陶行知先生主办的晓庄师范任教，后在南京即将被日军围困的时候逃离，经过铜陵，最终落脚于祖籍安徽省太平县岭下苏村避难八年。抗战胜利后，祖父在安庆、合肥、芜湖辗转几年，最后稳定在芜湖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工作。祖母早年曾入学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专，后因家里认为当时学校里的人体绘画有伤风化而被勒令退学。祖母也是中国第一代拒绝裹脚的女性，三十年前，我曾看过她写的自述回忆录，其中有关于这段中国新女性顽强抗争经历的描写。
私塾里的启蒙霞光
父亲1936年出生于南京，一年后就随家人回到安徽。父亲姐妹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他五岁时先进了私塾，后因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而不断转学，从太平县到了万安镇，从徽州到了东松岭，五年级那年又转到繁昌县。
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新思想和传统思想不断冲突的时期，一方面，现代性的学校逐渐取代传统的私塾教育；另一方面，新思想的流传如星星之火，在枯萎苍凉的旧荒野疾速传播着，即使是在岭下苏这样偏僻的山村里。
父亲和我说，他的人生观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一名小学老师的影响。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一位特别的老师苏绍丹，这位老师是浙大毕业生，也是因躲避战乱而偏居于此。在那个硝烟弥漫、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位苏老师思考的竟然是如何树人的问题，强调的是要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这在今天看来实乃石破天惊的话语，在传统的儒教体系之中必定会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亦如启蒙的霞光，刺透奴化教育的黑暗。这种教育理念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并很快破土而出、发芽长大。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父亲自我的意识开始萌发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反抗的行为。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苏石磐的老师，经常读错汉字，父亲就带领同学嘲弄老师，把“别字先生苏石磐”几个字在村子里的墙上到处书写，搞得沸沸扬扬。这位别字先生的哥哥是当时的校长，叫苏石泉，有权依法体罚学生，因此就以冒犯老师尊严为借口惩罚父亲，让父亲下跪认错，被抵制后用戒尺抽击掌心直至红肿。
父亲引以为豪的另一次作为是和老师之间发生的辩论和妥协。五年级的时候，他转学到了繁昌县，在那里又遇到一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语文老师苏强恒。一次，这位苏老师刚刚布置了下两节课的作文题目，父亲利用课间休息的短短时间就写好了，开始上课不久就拿着写好的文章提前交卷，老师觉得他不认真，很恼火，拒绝接受并严厉斥责他。这个时候，父亲义正辞严地反驳道：“苏老师，你不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么，为什么你不看我的文章就武断地评判呢？”他聪明绝顶地用老师的观点反击了老师，令老师尴尬，令同学们震惊。但姜还是老的辣，老师看了几眼文章后，又说：“你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但若是能多用些时间完善一下，岂不更好么！”
投身工业强国梦
父亲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这算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紧俏专业方向。1956年大学毕业，在留校半年参加肃反专案组工作之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毅然从江南鱼米之乡来到北方重工业城市太原，投身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基础建设。
父亲被分配在太原矿山机器厂，这是中国三大矿山机械制造企业之一，是以阎锡山开办的育才机器厂为基础，后在“一五”期间扩建的项目，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个限额以上的项目。他们这一代人是满怀豪情壮志参加国家建设的，饱经战乱的土地终于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之前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政治上站起来容易，但一个尚处于农耕文明的国家在工业时代站起来却并非易事，这个理想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毛泽东也有具体的理想，那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工业体系。面对翻滚的人群和飘扬的旗帜，他在开国大典上还有一句话就是：“今天我看到的是红旗的海洋，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看到烟囱的海洋！”无疑，那一代人无论领袖还是普通人，工业梦就是强国梦。
父亲总在抱怨祖父给他选的专业不够恰当，他始终认为自己更适合学习文科。但是现在看来，祖父的选择实乃不幸中的万幸，在那个动荡的非黑即白的年代里，父亲因为专业的缘故远离了思想，专注于技术，一直埋头苦干从事技术攻关，避免了更多的是非。尽管他一直认为机械设计专业有悖于自己的兴趣，但条理性和结合实际的工作方法还是令他在枯燥的机械设计领域成绩斐然。他是中国液压润滑领域的专家，担任过华北润滑研究所所长，后出任太原矿山机器厂副总工程师一职，退休前是设计院院长，一直都在机械设计的第一线工作。
饥饿岁月里的美食家
父亲是长子，但遗传在他身上只体现了一半的力量，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这个家族血液中少有的东西。比如身高，他在这个家族是个奇迹。爷爷奶奶和姑姑叔叔们都是身材矮小的南方人，唯独父亲的身高不断突破家族的想象力而疯长，最后停留在一米七八的高度上。所以每次看父亲在南方的全家合影时，那种鹤立鸡群的样子稍微有点喜感。
这样的身高打破了既有的成长节奏，加之那一个时期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们的口粮65%以上是粗粮）和对待革命工作的高度热情，刚入职后不久他的睡眠状况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体重也因此急速下降到了九十斤，成了典型的成人版“豆芽菜”。很快，父亲就进了疗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疗养。他在风景如画、古风浓郁的著名景区晋祠疗养，这一段疗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早期福利制度的优越性。从家里影集中数量不小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度过的幸福时光，钓鱼、游泳、郊游……最幽默的一张照片是他和几个同期疗养病友的合影，几个刚游完泳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并排挺立，沐浴着阳光，照片上的题字是：“友谊之花开在晋祠湖畔”。
据说刚入疗养院的时候，父亲很苦恼，才刚刚二十岁就因身体健康问题疗养，精忠报国的锐气严重受挫。而失眠这种症状很难找到具有明显疗效的方法，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经过反复揣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窍门。他发现对于失眠，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拼命去玩儿，把精力全部消耗掉，晚上睡觉就不成问题了。父亲创造的疗养方式带动了另外几位病友，他们整天疯玩儿得不亦乐乎。但是这种自我解放的疗养行动打破了疗养院的传统秩序，因此招来院长的严厉批评。
不久，在贯彻落实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活动中，《山西日报》一位著名的严姓记者来到疗养院并召开座谈会，父亲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表意见，以自己的遭遇来批评院方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不久《山西日报》发表文章，报道并评价了父亲介绍的疗养院管理情况。在这种舆情的干涉下，院长取消了对他钓鱼的禁令，于是父亲就每日肆无忌惮地在汾河边的池塘边疯狂垂钓。那个时候，山西本地人吃鱼的还不多，钓鱼者寥寥无几，因此他每天收获颇丰，出院时居然积攒了几十斤鱼干带回单位，身体也得以康复。
从父亲晚年的身体状况来看，那一段疗养经历功不可没。然而这次疗养似乎也为他的身体状况留下了不良的口碑，在他的意识里形成了永久性的自我评价。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照的位置上，而那时关照他的只能是家里人。因此，家里最有营养的食物总是优先给他，此外还要有麦乳精、蜂乳、阿胶之类的补品辅佐。他每天晚餐之后就要躺在床上片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静卧”，据说这是防止胃下垂的妙招。这样他也就逃避了餐后洗碗、清理桌面等繁杂的工作，当他惬意地在床上哼着陈词旧调的时候，就是幼小的我在厨房清洗碗筷的时刻。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竟然以治胃病的名义喜欢上了啤酒，且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在那个人人营养不良的时代里，没什么人会对啤酒这种喝起来苦苦的东西感兴趣，山西人普遍认为啤酒的口味和马尿差不多。每当我拎着塑料桶奔赴一公里开外、位于河北省境内的一个饭店给父亲打散装啤酒回来时，都会在宿舍楼门口遭受同伴们坏坏的嘲笑。
父亲对生活的兴致充分体现在饮食方面，我猜想这也许缘于他对自身健康的危机意识和对食补的深信不疑。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在为寻找食材和提升烹饪技巧而不懈努力，即使在人人身处困境的年代。他擅烹饪，在苍白的岁月里依然可以凭着智慧和热情熬制出催人泪下的“鸡汤”。在食品供应匮乏的时期，他竟然可以深入到山西人饮食习惯的盲区，钓鱼、捕虾、捉泥鳅和青蛙，甚至在汾河河滩抓蛇以补充营养、打牙祭。这些在山西本地人眼中怪诞的举止，曾在邻居中造成不小的轰动，北方人对南方人的食谱之宽广、欲望之强烈除了惊愕还是惊愕。
那时，父亲单位在干涸的汾河河滩拥有一大片农场，他们会定期去参加农业生产。每一次他高卷着裤腿回来的时候，都会带给整个单元惊喜。尤其是孩子们，他们欢呼雀跃来到我家的厨房里，睁大眼睛、伸长脖子，等待父亲打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有时是活蹦乱跳的青蛙争先恐后向外涌，有时是裹挟着泥鳅的黑色淤泥成堆地倾倒出来，然后泥鳅们艰难地蠕动着，想摆脱光线和周围的目光。当青蛙被烹调完毕，香溢四下，最终本地人食谱的堡垒一个个失守。泥鳅的制作过程相对复杂，这些终日厮混在暗无天日黑泥中的家伙长相丑陋，身形邪恶。但泥鳅着实美味，用红烧鲫鱼同样的调料烹制，完全可以冒充河鲜。泥鳅钻豆腐一直是美丽的传说，它解放了我关于烹饪的想象力。
每逢佳节或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就会大显身手，那也是他在我眼中最有魅力的时候。一个人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烟熏火燎，乐此不疲。他烹制的菜肴大体上属于淮扬菜系，酱油和糖的用量大，且擅于使用花椒、大料、陈皮、桂圆等调味品，必要时还会用虾仁、海虹、扇贝等增加鲜味。因此他做的菜看上去总是一个颜色，但吃起来非常鲜美。貌似他自己也非常享受去市场买菜到回家烹饪的全过程，直至风卷残云、杯盘狼藉之后，他高涨的情绪才开始回落。
技术革新能手
父亲一直从事技术工作，他是液压润滑方面的专家。尽管他一直声称自己学错了专业，但凭着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逻辑性的工作方法，还是在被命运安排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小的成就。这首先得益于做事情的态度，五十年代接受强国梦教育的人大多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他们总是希冀把国家在特殊时期遭受的孤立变成一种动力，在铁壁前苦苦求索、在荒野中摸索前行。
印象中父亲总是早出晚归，经常还有夜班，出差也比较多。这种工作状况导致他根本无法周全地照料我和哥哥的生活，于是我们很小就开始分担各种各样的家务，从洗碗到做饭，从清扫房间到去煤厂拉蜂窝煤。那个时候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个唱段：“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写照。
父亲的另一个工作特点就是经常去外地出差，几乎每个月都外出。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火车和公共汽车是他出差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卧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一次乘夜车回来之后，他都要拉上窗帘在家里蒙头大睡一天。对于孩子们来说，爸爸的出差是一种生活中的福利，因为他总能带给我们预料不到的快乐。
父亲的主要工作是机械设计，在我看来就是绘图，用各种标号的铅笔绘制复杂无比的机械图纸，图形的周围标注着数字和宋体工程字的说明。父亲的宋体工程字写得很漂亮，图也画得层次分明。他擅用铅笔，以至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常把两支铅笔倒过来作筷子使用。
父亲在工作中最显赫的成就都来自强调独立自主的年代，主要仰仗他出色的技术攻关能力，这种工作踏实能打硬仗的本事让他在同行和工人中获得了上佳的口碑。工人阶级的评价简单粗暴，往往是一看行动、二看结果。曾经有一个厂长指挥大家做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废品，在拆除这个一动不动的巨大装置时，工人们把劳动号子“抓革命呀嘛呼嘿，促生产呀嘛呼嘿”直接改成了“蒋某某呀嘛呼嘿，草泥马呀嘛呼嘿”，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臭老九”遭贬的年代父亲虽说没有春风得意，倒也没有遭遇革命群众的抵触，听说工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在科技攻关这件事情上有几件项目一直令他自豪，其中1968年低速大扭矩内曲线马达的自主研发就是他小试牛刀的开始。这个项目属于广西水泥厂高标号水泥进口设备，原产于捷克，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出现维修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生产。得到求援信息后，父亲主动请缨，多次奔赴现场查看问题寻找症结所在，最终经过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在矿机厂的车间里自主研发生产出了这台马达。听说测试成功之时，整个车间一片沸腾，工人们把瘦弱的父亲反复抛向空中。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是他个人才华得到释放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了重视，个人价值得以体现。他先后主持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包括当时一机部重点攻关项目——750液压泵、八十年代中期综合采煤机等。综合采煤机技术是引进英国安德逊公司的基础结合自主研发而成的，当时父亲去往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负责谈判和监制工作，这第一次出国就走了近半年。
八十年代出国还真是个大事儿，政审、培训非常严格。临行前还给每一个人配发三百元置装费，以及灰色西服、深蓝色中山装各一套，外加劣质领带一条。后来在父亲从苏格兰寄回家的照片上看到，他在正式商务场合更多是穿中山装。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立刻感觉这些照片激活了死气沉沉的环境。直到近几年在和父亲的交流中我才获悉，他主持的技术攻关项目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的语文启蒙老师
由于从小教育环境不佳，我的学习习惯和基础都很不好，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一名教师，这都得益于父亲从小的教育，主要体现在写作方面。父亲爱读书，那时候没有书架，他读过的书就放入纸箱堆在床底。这些纸箱就是我们幼时藏猫猫的掩体，也是老鼠的巢穴。每一次清理卫生从床底拖出这些纸箱，都会发现老鼠的踪迹。它们在诗集上排泄，留下地图一样的尿印和一粒粒黑色的粪便。另一方面，它们不识字，却爱啃那些书本，留下成堆的纸屑。比之老鼠，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小时候风行用纸折的“元宝”游戏时，我发现了这些书的另一个用途，于是开始撕书，结果被他一顿胖揍。
父亲对我们的语文训练是从日记和书信开始的，也许他看不惯我们小时候模仿报纸口吻写作文的假大空风格，又不好干涉。于是就指令我和哥哥给远在芜湖的爷爷奶奶写信，甚至给表兄表弟们写信。父亲家风很好，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通信频繁，我和哥哥问候爷爷奶奶的信件就夹在他们的信中一起寄出。家庭书信的内容多了一些生活细节和情趣，少了许多“当前形势一派大好”之类的套话，显然生动鲜活了许多。每次爷爷奶奶也会回信夸赞我们，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之后。
在知识方面，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在我们面前，他有随口就来的能力，但情节基本上都是森林里动物们的故事，在动物都被阶级斗争阵营分化的时代，他也没能超越这些俗套，狼、狐狸总是代表着反面角色，而大象则是正义的化身，当然最后的胜利属于百战百胜的猎人。就是这些无聊乏味荒唐的编造也引起我们浓郁的兴趣，想必这是想象力缺乏启蒙的缘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动物演绎的升级版，“文革”时期“孙悟空”是正面形象，可以大讲特讲，父亲就趁势把故事延伸到其他章节，比如“火焰山”“大闹天宫”等。后来这些内容又变成了严肃一些的《三国演义》，他是一个三国迷，几乎熟悉其中每一个人物和每一段精彩故事。开始他只是每晚在我们睡着后讲给妈妈听，结果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开始偷听，“温酒斩华雄”“长坂坡”和“马跃檀溪”这几段简直太精彩了，感觉超过了当时所有革命英雄的叙事。听了一遍之后，我就能完整重复他所讲的，这让他吃惊不小。
《灯下伏案工作的父亲》 素描，作者：王宁
父亲喜爱文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学，记得被我撕毁的书中就有一本宋词选，其中有几页插图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张应该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湍流旋急中，一只长舟上载着几个把酒临风高谈阔论的人；另一张是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配图，清明朗月下，一叶扁舟空泛广袤无边的湖水之上；李清照那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插图我也有几分印象，闺阁窗棂后，一个云鬓高挺、柳眉凤眼的女子探出半个身子来……这本宋词选颇有意境的插图令我对词这种不拘一格的文体产生了兴趣。
“文革”一结束，父亲便开始训练我们背诵唐诗宋词。他把这些诗词工工整整地写在信纸上，包括作者和朝代，然后逐字逐句讲解，把那些寓意和画面用他的语言表达勾勒出来。最终，他还会让我和哥哥进行背诵比赛，然后在间隔几天后进行检查。父亲为我们讲解的第一首唐诗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第一首宋词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父亲在为我们朗读“大江东去，浪淘尽……”时显然很是投入，脑袋晃着，手舞足蹈。
到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能熟练背诵三十余首唐诗和几首宋词了，虽然拿当下的幼教标准去衡量都算不了什么，可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的。自然主义、诗性的光芒虽然异样但迷人，它像吸铁石一样调动了我内心的情愫。这个转折对于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让我对传统文学建立了情感上的基础，直到现在，我的案头还经常放着一本《古文观止》。《古文观止》对我的影响很大，就像欧阳江河谈到的个人词库一样，我书写中的相当一部分源自于它。
写作的爱好或许和血液里的东西有关，但父亲的启蒙是重要的、关键的，是他让我在心智、情感成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得到了弥足珍贵的阳光和水分。
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于1943年，她的家庭背景相比父亲的要复杂得多，这曾经是她长达三十余年沉重的精神负担。妈妈的祖父是闯关东的山东人，从山东胶州到大连后，就一直在大连码头工作。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受雇于日本人的一家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市政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后来全家迁居北平。在北平，妈妈一家住在南小街竹竿巷的一个院子里，妈妈在家里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如今，那个二环内的院子早已在城市化的洪流中被荡涤得无影无踪。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家庭一切都在向变革的方向急剧发展，最终这个家庭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解体了，一家人各奔东西。外婆带着我不足两岁的姨妈随国民党空军去了台湾，外公则不知去向，留下两个尚在幼年的孩子（妈妈和舅舅），无奈之下，他们由妈妈的外婆带到山西太原投奔妈妈的舅舅。那个时候，舅姥爷是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资本家，生活富裕，出手阔绰。但是他们不知道，革命的巨浪已经渐渐逼近，即将席卷这个“旧世界”。
寄居生活
舅姥爷一家本已人丁兴旺，有三儿一女共六口人，在富足的时候突然增加三口人还不成问题。作为山东人后裔的舅姥爷一家都生得人高马大，舅姥爷一米八五，三个表舅身高都在一米八五以上，其中大表舅和小表舅身高都接近两米。这使得他们一家人在当地非常引人注目。舅姥爷本人相貌不凡，眉宇间透着一股江湖气象。而实际上他也的确性格豪爽、乐善好施，在勤劳致富的日子里常有慷慨之举。
后来，他的处境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这样一大家子人口就显得非常艰难了。寄人篱下的生活难免会催生生活中的自理、自觉甚至敏感，同时也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自立意识。于是初中一毕业，妈妈就选择了太原师范这种公费学校，以减轻舅姥爷一家的经济负担，这对于一个有大学梦想的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为此妈妈哭了很多次。
在师范学校，妈妈的专业是音乐教育，她这方面的素质很优秀。据说妈妈从小的志向就是当演员，她能迅速用角色调动自己的情绪，收放自如。她也喜欢唱歌，擅长模仿旧上海的歌坛明星，但这些被斥为靡靡之音的歌曲也让她在学校获得了“黄色嗓子”的声誉。这个声誉在“文革”未到来之前还是一种微妙的称谓，毁誉参半。
妈妈由于出身问题一直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所有的政治荣誉都和她无关。但凭借善良和开朗的性格，她还是积极地融入了社会的主流：在单位人缘不错，至今仍然和许多过去的同事以及学生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社区邻里关系和睦，常常支使我在过节的时候把食物送到一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家里，同时鼓励我和哥哥主动参与社区公共劳动；在工作上更是有很好的口碑，教学工作和组织文艺活动获得的好评不断。妈妈为人处事的方式和她的善良对我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这也使得我从小就对家庭之外的环境产生一种友好的认识。
结缘
母亲196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1963年经人介绍和父亲结识。由于妈妈家庭背景比较复杂，这一点在那个时代对年轻人择偶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介绍人也向父亲坦诚地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妈妈什么都好，就是出身不好，父母不知下落，以及从小寄养在资本家亲属家里等等。好在父亲开明豁达且骨子里有一股叛逆精神，倒是没有在乎这一点。
他们第一次约会地点选在了人民公园，两个人沿着湖边慢慢走了一圈。那时候的年轻人谈恋爱都比较腼腆，父亲打破僵局的方式毫无创意可言，他问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妈妈落落大方地说：“我叫宋伯元，宋庆龄的宋、伯乐的伯……”妈妈字正腔圆的发音产生了作用，一个南蛮子在山西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遭遇了像广播电台里一样的北京口音，这或许是好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久，爸爸出差去长春，妈妈来送行的时候给他带了一大盒点心，这盒点心让爸爸吃了一路，点心名副其实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之后他们开始频繁约会，每周约会地点都在太原人民引以为豪的迎泽公园。由于双方都是性格开朗豁达且有较强利他主义倾向的人，他们的交往很顺利，感情发展迅速。到了1964年2月，他们决定结婚了。妈妈说爸爸当时也是一无所有，工作快十年了，手表、自行车都没有，衣服上打着补丁。他们订婚的礼物就是一对钢笔，一支是“幸福”牌，另一支是“永生”牌。虽然生活清贫，但婚礼还是有那么一点浪漫的。在那个时代，他们居然采取了去上海旅行结婚的方式，当然此番父亲还是搭了公费出差的顺风车。
《中国女孩》 油画，作者：祁志龙
上海甜蜜的旅行之后，妈妈随父亲去了芜湖，那是爷爷奶奶的居住地。对父亲来说，这是新家和旧家的交接仪式；对妈妈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去长江以南的地方，风土人情亦是充满新奇。妈妈说那一年冬天，江南小城居然下了一场很大的雪，万象更新。爷爷奶奶看到妈妈很是惊喜，因为这个北方儿媳妇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彪悍女性。妈妈个子高挑，身材苗条。老人们的评价是：“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这应当是很高的评价了。奶奶把她当年结婚时的戒指拿出来送给妈妈做礼物，那只戒指很精致，其上镶着一块切成多面体的红色宝石。可惜这只戒指后来被邻居家孩子偷去卖了……
妈妈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这个要求在结婚前被爸爸草率地答应了下来，但是一直没有兑现。学校里的一架木质脚踏风琴和几台手风琴是她一直使用的教具，但她从未放弃拥有钢琴的梦想，直到三十年之后迁居北京，她才实现了这个夙愿，爸爸也才兑现了那个遥远的诺言。
文艺宣传队
“文革”时期也是单一文艺形式泛滥的汛期，人们满眼都是样板戏怒目圆睁的剧照和大批判下形态极度夸张的漫画，满耳都是新京剧字正腔圆的唱腔，满脑子都是解构重组后的经典画面。我们的认知被形态化了的文艺形式牢牢控制着，无论表演者还是观看者都在瞻仰着样板树立的高峰，然后心安理得享受着技艺对模仿的支撑。厂矿机关因为有着众多“先进的”人口和更加严密的组织形式，成为复制这种文艺的源头。优质的、劣质的节目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再通过相互的切磋、比较而促进和淘汰。父母所在的单位是当地名气最大的企业之一，在文体方面可谓人才辈出，同时还拥有当时屈指可数的、条件优良的演出场所——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矿机工人俱乐部”。这一方水土在特殊的历史氛围里居然孕育出了几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如阎维文和成方圆。
妈妈是矿机中学文艺活动的领导者和策划者，她负责中学的文艺团体组织工作。那时候，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有半专业化的文工团，中学都有乐队，小学有鼓乐队。妈妈领导的乐队以民乐为主，穿插着少许的小提琴、手风琴和大提琴。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民族乐器，从大众化的二胡、京胡到不太知名的板胡，还有可以拉出像驴叫声的低胡；还能分辨出琵琶、柳琴、月琴、中阮这些看起来有几分相似的弹拨乐器；能清楚地听出扬琴、古筝、木琴的音色。除此之外，乐队里还有若干舞蹈和声乐方面的佼佼者，在没有高考的年代，中学的乐队除了宣传工作之外，另一种职能就是为省、市、地区以及部队的专业文工团输送人才，因此中学乐队的排练、演出密度非常大，母亲每天早出晚归。
由于工作繁忙，妈妈经常把我带在身边，幼小的我就成了表演团队中的边缘人口，总是厮混在排练教室或礼堂后台，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旁观那些骄子们声情并茂的演出。会演是最令人期待的，学校之间的竞争关系调动着所有人的情绪，雪藏的主力总会在关键时刻祭出，以期技惊四座。与掌声雷动常常相伴的还有口哨声和哄闹声，鼓励和压力本来就是造就人才的两种因素。妈妈带领的乐队阵容整齐、强大、高手林立，总是在大型文艺会演中出尽风头。
“文革”时期中学的文艺风潮之所以如此癫狂，除去政治宣传方面的刚需，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就业。那个时代，高考的中止切断了年轻人走向社会的重要途径，“接班”和“下乡插队”是大多数人无奈的选择。拥有一招半式文艺特长是那时在社会中升迁的一条捷径，其实所谓“升迁”不过是找一份稳定的、不必上山下乡的工作而已。很多人带着这样的梦想和家人的期待，通过中学乐队涉足文艺领域。于是他们就成为那个混乱时期有规则和自律的另类人群，这些人通常起得很早去空旷的地方练嗓子，拿着乐器练曲目。在斗争中麻木的人民需要娱乐，革命的策划者和引领者需要宣传的生动形式。
如此单一的曲目、唱腔、动作每每招来潮水一般的掌声，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个令人费解的奇迹，但那时却是必然，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的意识融入了集体之中，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的也就毫无疑问是集体的意识，而事实上集体是“无意识”的。记得当时有一部舞剧《草原儿女》，它是一对蒙古族少男少女在翩翩起舞中进行游牧文化和阶级斗争叙事的经典。这部舞剧是通过电影拷贝来传播的，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通过包场在电影院观看过此片。小学生喜欢观看那优美的舞姿和聆听悠扬的蒙古族音乐旋律，还有少许略有几分惊险的阶级斗争情节；中学生的观演中则出现了一些猥亵的插曲，因为那个美丽的蒙古族少女在音乐高潮迭起时的旋转会掀动裙摆，若隐若现地露出被丝袜紧裹的下身，这一幕无疑就成为清教主义时代走漏的春光，像迷魂的药物在剧场里掀起了人性的波澜。
《〈草原儿女〉文艺会演》 素描，作者：王宁
这部舞剧的某个片段曾被妈妈用自己学校的演员编成一个节目，为了加强现场效果大胆使用了录音磁带配乐。如此一来，这个演出就有了几分电影中的效果，这是一次由田园牧歌向工业文明娱乐表现变革的大胆尝试。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那一次还请来了已经选送省艺校的舞蹈演员张志安，相当于打擦边球违规聘用专业演员参加业余比赛。最终的结果是当曲子余音袅袅、演员动作戛然而止时，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被这个半工业半农耕文明的文艺形式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所措。
班主任
妈妈在学校当教师多年，学生众多。首先因为她教的主课是音乐，属于素质教育部分的公共课程。但由于她的聪慧，在特殊情况下有时也会临时客串一下其他课程。在学校，她是个万金油，好像还教过一段时间语文，似乎还有数学之类的课程。这样的情况下，她接触的学生非常广泛，大家几乎都认识她。
在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学生被政治势力挑唆去造反的年代，当班主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每一个班里都有几个难于管理的刺儿头，一般而言，唯一对他们能有管束作用的就剩下家长的棍棒了，工人阶级管教孩子的方式粗暴直接，有些情况令人发指。这时候妈妈会挺身而出帮助那些孩子，劝阻这类家长，后来有一些学生终生对妈妈充满感激。那时体罚在学校里也司空见惯，但是妈妈的班主任却当得很好。记得有一个高中十九班在当时很难管理，最终学校领导指名由妈妈做班主任，后来通过和学生认真细致地交流并辅以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这个班级和妈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至如今。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个时期我们家小小的房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聚集很多学生。他们到家里面来找妈妈讨论文艺会演，讨论班级纪律，讨论各自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困惑。这几乎成了我们家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令父亲不堪其扰，颇有情绪。那个时期，学生的校园生活其实蛮快乐的，从不间歇地筹备大大小小的各种演出，师生们之间的话题没什么文化课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主要内容就是班级的管理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实在不好管理，调皮捣蛋的孩子非常多，而且调皮捣蛋的行为经常出格，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种情况下，维护课堂的秩序就需要课下做更多的工作。每逢此时，妈妈就会表现出她超凡的协调能力和耐心，有计划有步骤地一点一点化解矛盾。这一切根本上源于她的爱心，我想这也许和她童年的记忆有关，她在用对其他孩子的爱心来补偿自己曾经的匮乏。通过尊重、热心、坦诚，她得到了同学和家长的拥戴。每逢过年的时候，这种成就就会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拜年”表现出来。
大拜年
山西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里过年的风俗格外浓重。“过年”这种民间的信仰在“文革”时期也得到了基本的尊重，成为一年之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富足的时段。什么备年货、熬年夜、吃年夜饭啊，穿新衣、贴春联、拜年拿压岁钱啦，包着钢镚儿的饺子，裹过香料的瓜子、花生，还有软硬杂拌儿的糖果啊，元宵啊，一样不能少。其中“拜年”是春节中最显赫的人文景观，人们通过登门拜访祝福吉祥来相互祈福，联结、加强或修复社会关系。在厂矿宿舍区里，拜年的阵势非常热烈，车轮战一样的礼尚往来基本上会让每一个家庭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处于休克状态。
拜年的热度往往和每一个家庭家长的社会影响密切相关，工作岗位和交际能力是影响热度的重要指数。每一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基本上是一拨人走的时候，另一拨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了。有时候甚至几拨人会同时到达，大家就在狭小的空间里站着、坐着，相互打着招呼，妈妈热情地拿出糖果招待大家，我和哥哥端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那简直就是一种麻木了的幸福感，洋溢在一张张脸上，每一个人会在一周内吃下超过全年总量的糖果，这种腻腻的甜也是维持幸福感的能量。
《大拜年》 素描，作者：王宁
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倒也简单，“文革”后期派性意识逐渐淡漠，人们主要靠工作和邻里关系保持社会关系。登门拜年人数的多少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关系的指数，平日里社会关系处理得当与否，会在拜年人数上得到充分表现。平时寡淡，即那些不苟言笑、不擅交际的人家里登门拜年的自然也就少一些。但像妈妈这种性格的人就比一般人有更大的社交面，同事、学生、家长来拜年的就非常非常多，络绎不绝的人群一般会持续到大年初七左右。尤其那种学生们成群结队，穿着一新、满面春风地进来齐刷刷一起大声说“宋老师，过年好”的情形，回想起来真是温暖。
来家里拜年的学生中不仅有好学生，比如矿中历史上凤毛麟角考上大学的那几个学生，也有走上歧途、名声响亮的几位“老炮”。一次，一个叫崔敏的好学生来到我家给妈妈拜年，转弯抹角地表达出想吃好东西的愿望。妈妈就友好耐心地询问她想吃什么，糖果、瓜子、水果一样一样地问了个遍。结果都未能令崔敏如意，最后该学生“不怀好意”地慢吞吞地说：“宋老师，我看到你们家地上有花生皮皮呢！”这句话让妈妈恍然大悟，忙不迭地从柜子里取出当时的奢侈美食——烤花生。赵华根也是妈妈最早的学生之一，他进过少管所，后来又成了“社会人”中颇有名气的大哥。但是此人人性不错，一直记得妈妈对他的关心，只要不是服刑期间，每逢过年都会登门拜年。记得他在八十年代末的一次拜年，还带着两个随从，后来才听说是在被追捕期间冒着风险来给老师拜年的……
万里寻亲
由于妈妈从小经历了家庭的离散，父母各奔东西，留下了她和舅舅，最终又被寄养在别人家里度过风雨飘摇的岁月。这种亲情上的失落和家庭的撕裂，给她的心理造成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在政治氛围严酷肃杀的时候，由于她的性格特点，一直能够和周围的邻里、单位同事和睦相处，甚至还包括一茬一茬的学生。这也给她自己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微观社会环境，从而躲避过了凶险的政治迫害和歧视。而当寒冷的冬天过去，冰层就开始解冻，死寂的一切慢慢复苏。
先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销声匿迹了，而后那些把台湾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的连环画也不再层出不穷。年轻歌手郑绪岚一首《兰花与蝴蝶》传遍大江南北，被抒情歌曲陶醉的人们偶尔会突然意识到这本来是歌颂赞美台湾风物的……有一次，电影院突然放映了一部台湾的纪录片，把我看得目瞪口呆，因为透过银幕上的映画我分明看到一个文明的社会。从电影院满怀疑虑地回到家，突然发现家里气氛有点特别，鬼鬼祟祟中隐藏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不一会儿，哥哥把我拉出去悄悄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妈妈和表舅的谈话，谈到台湾亲属们的近况，并说到妈妈有个妹妹也在台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妈妈和台湾方面有联系，但是此时由于两岸敌对的情况正在慢慢缓和，这个“通敌”的信息已经不会引起丝毫惶恐了。
其实妈妈对那种骨肉分离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但她只能把这种失落感长时间地埋藏在心底。此时，政治逐渐走向开明，和解已是必然，从此妈妈开始寻找自己的亲人。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妈妈找到了她的生母，生母在台湾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子女。
1990年，她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外婆，从台湾返回大陆省亲。外婆那次先去了北京再到太原，她来感谢妈妈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她的弟弟、弟媳，是他们收养了妈妈和舅舅。胞弟一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对妈妈和舅舅的接纳，让外婆在放弃了自己的骨肉以后，良心上稍稍获得些许平衡，因为孩子毕竟在亲戚的抚养下成长，没有走向最坏的境地。我相信妈妈面对外婆时的感情也是非常矛盾的。
妈妈知道她还有一个从未相见的妹妹，后来又得知这个妹妹早在八十年代已经移居美国，而此时的外婆内心充满矛盾，不希望她们姊妹相认，直到去世时依然没有和姨妈披露这一个秘密。离开北京去了台湾之后的家庭变故，使得外婆不愿意向子女们，尤其是姨妈，坦承过去的家庭波折。她要维护她含辛茹苦所建立起的威望，一种一直以来受子女们尊敬的崇高形象。这个顾虑让她纠结，最终无法超越。
但是，妈妈内心想要找到妹妹的这种情感依然汹涌和强烈，她认为这是人生中最后一个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因此，妈妈在外婆去世后一直在通过各方的途径试图和姨妈联络，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历经二十余年。
在历经诸多波折，姐妹两个分别六十五年以后，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二个年头，妈妈和她的妹妹跨过了相隔万里的大洋，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相见了。那一天，众多亲人陪着妈妈去机场迎接她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姐俩相见的那一刻，妈妈步履迟缓，因为她很难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也许她甚至在怀疑这场景是不是真的。
我看到她的迟疑和失态，于是上前把她搀扶到了姨妈跟前，姐俩相见对视的一瞬就相拥而泣，这就是血缘的神奇所在，既是直觉的，又是理性的。当时的这一幕感人至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因为这种亲情的割舍和旷世离别，完全是普通人为一个时代做出的巨大牺牲。是政治争斗人为制造了这种意识形态和空间的对立，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分成了相互猜忌、仇恨的两半。一对姐妹跨越这条鸿沟，居然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令人无限感叹。
奶妈
本来计划2017年暑假去看望奶妈，没想到老人家四个月前已经过世了，享年九十岁。
“奶妈”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已经彻底消失的传统事物，是人类社会所生产的、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之一。相信它曾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存在着，是利他主义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它曾经帮扶着一个个困顿中的家庭完成养育子嗣的职能，进而延续着家族的香火和维持着人丁的兴盛。
如今，这个事物已成编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被计划生育政策、现代化的育儿机构，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取而代之。奶妈的过世让我百感交集，泣下沾襟，由此开始第一次系统而认真地审视自己人生之初那段特殊的经历。
异母之乳
“奶妈”就是非生母的哺育者，她的存在会涉及家庭和社会伦理，令被哺育者产生亲情的摇摆并造成一种隐痛，这种隐痛会恒久地潜伏在家庭成员情感联系的脉络中，形成一种障碍。但奶妈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又无一不体现一份天真，表现出了母性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母爱、博爱。
不知道算不算幸运，我曾经有过一位奶妈，因此自幼就享受过截然不同的两种母爱，一个是养育之恩的、下意识的；一个是血缘的、伦理的、自觉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母爱在特定的时空里会交错，并造成我在家庭情感交流上一定程度的困惑。
儿时，每当同时面对生母和奶妈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去表现真实的情感。因为我隐约觉得总有两种期待同时并存着，有两种责难随时储备着。这种分裂的感受是童年中最残酷的杀手，令童真蒙羞。因此我不得已学会表现迟钝，以逃避这种抉择。但是真正的感受也在随着时间，随着成长变化。它们此消彼长、盈亏无常，有时渐行渐远，有时又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在超越时空并步入成熟之后，我的理性和克制终于能够平衡这种复杂的情感，敢于正视这曾经有意回避的情感经历。
我出生之后不久，父母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繁忙，并因饱尝养育第一个孩子的艰辛，就开始为我寻找奶妈。最终在百天照拍完后，通过邻居介绍，将我交付于太原百公里外原平县一个偏僻乡村中的一户人家，代价是每个月十九块钱。
记忆中，那个村子挺大，是个社区职能配置全面的自然村子，有砖窑、饲养场、粉条加工厂、粮库、大队部以及学校等产业和机构。村子隐藏在黄土高坡连绵起伏的丘陵之间，有一条山泉蜿蜒曲折流经此地，故名“山泉村”。
在那里，生产大队拥有强有力的领导权力，他们传达上级的精神，制定整个村子的发展规划，管理着人们从政治生活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家庭墙上显赫的位置张贴着领袖神采奕奕的画像，并悬挂着一个军绿色、方形、中间带圆孔的有线喇叭，每日里嗞嗞啦啦断断续续地传递着来自首都的报时和新闻。此外，大队还会通过高音喇叭对人民群众发号施令，那一组灰色的喇叭盛气凌人地架在全村最高的地方关照着四面八方，俨然一个控制话语的“村霸”。它们双管齐下控制着传向这个集体神经末梢的电流，带动着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劳动力挥汗如雨地建设社会主义。
农民之家
奶妈一家人都是朴实、善良、勤劳的农民。奶妈姓邢，叫邢录林，温顺贤惠，擅长各种家务和农活；她的丈夫（奶达）叫李开忠，人如其名地忠厚老实，在村里负责着生产队里的仓库保管工作。奶达是大队广播里的名人，我经常能听到高音喇叭大呼小叫地呼喊：“李开忠，马上到大队仓库来！”
奶达看管的那个阴暗的库房也是我幼时玩耍的乐园，放农具的库房里杂乱有趣，老鼠喜欢在此做窝，娶妻生子，尽享天伦之乐。存放粮食的库房里整洁开阔，但总是空空如也，我想这是因为在那个农村供养城市工业的时代，过度上交公粮的缘故吧。我去粮仓的另一个原因是偷蓖麻籽，一开始只是觉得这种样子长得像甲壳虫的植物种子很好玩，抓一把回家，让它们摆开阵势或排成一字长蛇阵。后来发现奶妈对这种东西很看重，因为这些种子可以拿去换取食用油。于是我就经常光顾仓库，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然后将蓖麻籽揣满裤兜带回家，看着奶妈欣喜的笑容自己感觉很有成就。几十年后，在大兴文创产业的今天，大量弃用的粮仓被改造成展厅、艺术家工作室。每一次我都会乐此不疲地投入改造的计划之中，因为我对仓库这种地方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受。
奶妈、我和秀贞姐姐 这是我两岁时回城市前和奶妈以及我的秀贞姐姐的合影，它证明了我生命中复杂丰富的过程。我相信人和人的相逢一定有一种缘由，我尊重并感恩这种相逢。
奶妈一生共育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三个儿子都大我许多，老大叫李自保，老二叫李自连，老三叫李文保。两个女儿中比我大两岁的叫李秀贞，小我一岁的叫李秀云，小名二嫫儿。大哥李自保长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好像做过民兵队长，记忆中他总是风风火火，后来参军去了北京。二哥李自连因为小时候在庙里睡觉得了怪病，一直有癫痫。三哥李文保是个放羊娃，陪我玩儿的时间多一些。姐姐秀贞眉清目秀，很关照我。
我是这个家庭的宠儿、全村的“明星”，绰号“奶宝子”。那时候，农村的家庭人丁兴旺，由于缺少避孕的知识和手段，常常“计划外怀孕”。奶妈一生怀过很多孩子，在全国大规模饥荒、口粮不足的时代，这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出生后就处理掉了（溺死了）。据说接收我之前就溺死了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儿，于是我总觉得身上背负着两个生命，沉甸甸的。
巧妇当家
奶妈心灵手巧，除了农活以外，还做得一手好面食，剪得一手漂亮神奇的窗花，画得一手栩栩如生、鲜活明快的炕围画。山西北部生活困苦，粗粮多、细粮少，奶妈能把面食的可塑性发挥到极致，利用面食形状的变化来平衡口感的不足，并以此表达对白面的无限赞美。山西面食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就是花馍，即用发面叠成有各种美好寓意的图案，再点缀上粉红、鲜绿等色彩，最后用红枣和红豆“画龙点睛”。当花馍出笼的时候，那种鲜艳的色彩和美妙的花样会穿透缭绕的蒸汽，让整间屋子充满一种幸福。
炕围画是山西当地的一种习俗，也具有保护墙面的功能，题材多为花鸟鱼虫等轻松活泼的类型。炕围画的材料是油漆，奶妈家里的炕围画是墨绿色基调，画面有一只喜鹊和几处花卉。一个农妇就这样用自己的才艺和热情营造生活的氛围，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炕”这个家庭的核心空间充满着吉祥安宁的气氛。
奶妈奶我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估计奶水不足，所以我身体缺钙缺得厉害，开始站立的时间比大多数孩子都要晚，据说两岁才会走路。因此我在那个炕上待的时间就更多一些，记忆中的画面视角很多也都是以炕为出发点：仰视纸糊的天棚，夜晚炕桌上油灯的光芒会把人的肢体影子巨大而扭曲地投放于其上；坐着平视则大多是隔着花窗望向院子，奶妈亲手剪的红色窗花贴在窗格中心，为满院的景色附会了一股吉祥的意象；雪天院子里的景色单调了一些，于是视线收缩到玻璃上结露的冰花之上，我一直为它复杂多变的样式而迷惑；家庭成员齐聚的时候，短腿的炕桌成了聚会的中心，视线聚焦在食材单调但花样繁多的面食上。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记住了一岁多的时候，父亲来农村看我时在炕上晚餐的场景，尤其是那一盆凉拌的豆芽菜。奶妈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偶像，儿时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躺在奶妈怀中注视着院子里光阴的变化，听着她吟唱儿歌、民谣。山西北路人家民谣很多，这些民谣或儿歌讲求押韵，不追求话语的逻辑，和日常生活叙事有关，那些无厘头的搭配穿插非常有趣诙谐。这种节奏和单调的重复性，加之昏暗摇曳的灯光，对儿童来说都是催眠的因素，就这样，我总是在一种对慈爱索取的满足中睡去。
乡村生活场景
就人的天性而言，农村是孩童的天堂。无边无际的田野是步履和视线撒野的广阔天地，每一年里滚滚的麦浪和神秘的青纱帐都再现了黄土地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满了茁壮的、吐着一缕一缕胡须般穗子的苞米地则证明它的生产能力，还有枝杈横斜果实累累的桃树友善地伏下身躯，让人们从容地采摘；高大健壮的马匹和骡子气宇轩昂地拉着木制的马车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奔走，车老板甩出长鞭，在空中制造出“啪啪啪”的声响；沉闷倔强的老牛扎实地拉着木犁翻地，汉子们手扶着犁，把种子混合着汗珠一起播入土地；毛驴在场院里自在地打着滚儿，尽情享受卸磨之后舒坦的时光……
在村子里，老人们总是聚集在一棵年届古稀的老槐树下抽旱烟，闲言碎语议论着人情世故，一只老鸹藏在绿荫之间不时发出苍老古怪的叫声。村里每家都有独门独户的院落，石头院墙护佑着隐私，木质大门后附带着粗壮的门闩。居住、仓储、饲养各据一方，自成一方天地。
夏天，院子里也是农忙的战场，满眼金黄的麦秆和饱满的麦穗，脱粒机疯狂地吼叫，石磨慢条斯理地转动；秋天，院子中央的枣树果实累累，树梢结的果总是最红、最大、最甜；公鸡和母狗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控制着乡村的声场，一个撕扯出凄厉提醒着逝去的时间，一个洋溢着热情议论着社会的友情。隔墙鸡犬相闻，出门满眼万物生长，郁郁葱葱。街巷里，人们相见嘘寒问暖，黄发垂髫，邻里和睦，此乐何及。自给自足的自然村落还是科普的学堂，村里的牲畜、庄稼万般习性都会在围观游戏中得以见识和学习。
《炕上的手影游戏》 素描，作者：王宁
恬静的乡村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场景，在记忆的回沟里被格外地珍藏下来。它们如同拷贝到电脑上的影片，随时可以拿出来回味一番。我时时翻看的两个片段，似乎都跟牲畜有关。
片段一：放羊
在奶妈家的农村，我有过一次不算完整的放羊经历。奶妈有三个儿子，老三李文保就是个放羊娃。三哥他们的羊群是我在山西地域看到过的最大部落，他的少年时代就是赶着羊群在广阔天地中度过的。记得小时候每当傍晚羊群回村时，那景象甚为壮观。它们如洪水一般从村口涌入，刹那间，狭窄的小巷里就挤满了羊群，包括那个小广场也被羊群淹没了。披着羊皮的牧羊者挥舞着皮鞭啪啪作响在羊群的后边叱咤风云，恓惶的羊群懦弱地发出咩咩的叫声，几条牧羊犬跑前跑后、围追堵截，扮演着协警的角色控制着羊群的秩序。山西的羊群中品种混杂，既有绵羊，也有山羊；有纯白色的、黑色的，也有黑白相间的。头羊形体明显要大许多，它顶着隆重的羊角，像个智慧的长者，山羊年纪不大却都留着微微翘起的胡须，它们的站姿也比绵羊更为挺拔。
此时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他们或是围观起哄，或是合伙捉弄羊儿们。孩子们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让公羊斗架，方法就是两个人分别用腿夹住一只公羊，用手拧住羊角让两只羊对撞。本来相安无事的两只羊在人类的挑唆下立马就进入了战斗状态，无休无止；另一种恶作剧是强迫山羊睡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抓住山羊的腿和角把它侧放在地上，然后取来石块或砖头压在羊身上，再一起发出哄声。这时，那只可怜的山羊就会闭上眼睛，于是孩子们特有成就感地左顾右盼寻找认同，得意忘形地坏笑着。突然，牧羊老汉暴怒着从远处奔来，顽童们立马在牧羊人的怒吼中惊弓之鸟般地散去……
村里的放羊人是个老人，我的三哥和另一个少年是帮着他赶羊的，所以推测起来应该是数目可观的一大群羊。同时与他们为伍的还有几只牧羊犬，那个时候山西的山野里还经常闹狼，牧羊犬的作用一是帮着撵羊，二是夜里防备狼的偷袭。三哥小时候经常陪我玩儿，但放羊之后就没空了，一走就是好多天，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沃地。就是让羊长期待在野地里，用羊粪肥沃土地，牧羊人那时候就要背着铺盖卷儿随着羊群不断迁徙，在野外风餐露宿。一天夜里，他们突然回村了，裹着羊皮外套的三哥牵着一条大黑狗威风凛凛地回到院子里，那风范让我非常羡慕。我喜欢大自然，羡慕四处奔波的状态，还喜欢温顺的羊儿和凶巴巴的狗儿。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和奶妈闹着要和三哥他们一起放羊，相信当时那种哭闹对大人的骚扰是相当有效的。因此，连续几次折腾之后，奶妈竟同意了。
第一次随羊群出村时的兴奋难以言表，我混在浩浩荡荡的羊群中，像驾了云，对未来征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遭遇想入非非。羊群走在沟壑里，制造出的响动如雷声，激荡起飞扬的尘土。逃离村落和顽童的羊儿们显得比我更加兴奋，它们一边疾走一边咩咩叫，从中我感染到了无比欢乐的情绪。
《牧羊人》 摄影作品，作者：段建宁
羊群也是个乌合之社会群体，需要率领、驱赶和控制，牧羊人主要的责任是定向驱赶，狼狗负责控制羊群的边界，提醒掉队的羊，恐吓走神的羊。羊群的率领者则是生着一对涡卷大角的、体形硕大的领头羊。绵羊们是驯服的群体，在头羊的带领下随着大溜在沟壑间行进，在高坡上散漫。山羊则是不安分的异己分子，它们常常游离于群体之外，甚至特立独行地攀缘在地势险峻之处，骄傲地向乌合之众发出嘲笑。
喜悦很快就被终结了，大人们只是让我体验一下和羊群为伍，一路上不断劝我退出，最后在出村子不远的地方里应外合强行把我带离。对此，我只能用愤怒的哭号抗议。
之后，我放羊之心依然不死。在吸取第一次的教训后，我加大了哭闹的力度和在日常生活中叛逆的强度，同时恼怒地斥责大人们的尾随，以杜绝他们今后对我放羊行动的再次瓦解。终于，奶妈和奶达又一次答应了我的请求，千叮咛万嘱咐地和三哥说了许多注意事项，再一次惴惴不安地把我送出村口。
这一次的出行可就非同小可了，我们的“队伍”一走就是半天，山西的牧羊人不像内蒙古的牧羊人那样能骑在马上，他们全靠脚力在黄土高坡上穿越，在穷山恶水之间跋涉。当年只有五岁的我竟全然不觉劳累，兴致勃勃地坚持到下午。骄阳之下的行走无疑是种苦差，渐渐地，风景也单调起来，到处是一模一样的黄土、直挺挺的白杨和肤浅的河滩。大家也始终觉得我是累赘，自始至终在劝我见好就收。终于，我半推半就地退出了。
《放羊》 素描，作者：王宁
记得三哥拦了一辆马车，和车夫讲好把我送回村，然后我就带着一半的满足和一半的沮丧登上了回程。马车的颠簸中，我很快睡着了，等车老板摇醒我时，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村口向远处眺望的奶妈。见到我，奶妈如释重负，她把我抱下车，一路上不断感慨着、抱怨着往家走。在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的时代，奶妈一定是在村口站了很久很久……
原平人管羊叫“咩羔羔”，这是个多么可爱的名字，代表了人类对这种动物无限的感激和信任。回到城市后，我很少再看到成群的咩羔羔了，但父亲常唤着“咩羔羔”逗我，他用那南方口音来学晋北方言发出的声音非常幽默，充满爱意。
成年后，我在内蒙古和新西兰的大草原上又看到过大群的羊，但在那绿油油的草地上看到的羊群无论如何也无法唤起儿时回忆，因为在那贫瘠土地上放牧的场景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苦涩，这极符合我对记忆的筛选要求。我珍惜这种经历，把它变成了记忆，最深刻地隐藏在大脑的沟回之间，只有在夜幕降临沉沉入睡的时候，它或许会重现在眼前。
片段二：养猪
记得奶妈他们那个村子不仅有集体养猪场，许多农户家里也都养着猪，猪的存在修复了人们种植和日常生活中计划性的瑕疵。猪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拥有不可思议的胃口和无限宽广的味觉，日常生活中剩余的饭菜，野地里五花八门的荒草，在它眼中都是美餐。消除剩饭野草的同时，猪在生活中还会生产大量的肥料，猪粪和稀泥能与切碎的秸秆混合腐烂成肥。
一直以为猪都是圈养的，到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一个山东的同学说到他小时候放猪的经历，我还挺吃惊。后来逐渐明白圈养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结果，因为失去自由的猪可能更容易长胖罢，在小小的猪圈里唯有闷头吃饭、倒头睡觉才是长膘的诀窍。同时，圈养也省去了很多照顾它的精力，因为放养的猪儿一旦看到了世界的开阔、丰富就一定不情愿回圈。放养的猪儿在四处觅食的过程中会产生自身的消耗，这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的确，圈养的猪都拥有了浑圆的身躯和温和的性格，它们从不惹是生非，对猪圈以外的事物毫不关心。它既是一个寄生者，又是一个生产者。猪的存在深入地影响着农民们的生活习惯和农家的空间形态，猪圈是民居建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用材和形式与民居建造同出一辙，浑然一体。猪圈是半封闭性的，向天空开敞、向主人们封闭。它是院落中的院子，一方天地之中嵌套的另一方天地，一个家族中寄生的另一个“家族”。山西民居中人居环境的整洁和猪圈的龌龊被规划在同一个环境中，居然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家庭养猪是农耕文明智慧的一种表现，用现在的话说是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的细节呈现。农民们养的猪分为肉猪和母猪，肉猪是为了产肉，基本一年左右就出栏宰杀；母猪则是产仔，贩卖猪仔获利。过去山西北部地区极为贫穷，人们一年四季吃不上几顿白面，更不用说肉了。
我上小学时就知道，猪浑身都是宝。猪圈稀泥里打滚儿的肥肥猪儿们身上，寄托着一家人关于美味的想象和财富的希望。我奶妈家里没有养猪，但我跟着她串门儿的时候看到许多人家都在院落入口旁砌了猪圈，每一次我都会向里面多瞟几眼，那些长着黑毛的胖乎乎的家伙，要么挤在槽子边上埋头争食，要么躺在秸秆和稀泥之间呼呼大睡，从不过问圈外世界的变化。
在农村争睹劁猪是一件很满足好奇心的事情，因为它是暴力和科学结合的行动，暴力在科学的指导下对饱食终日的猪儿们进行偷袭，引发的惊恐、逃避、抵抗是乡村生活景观中比较奇异的一种。我一直搞不清那些手执利刃的人究竟对猪儿干了什么？为什么围观者中有许多人坏坏地笑着？为什么要对猪儿进行这种粗暴的手术？直到上高中时，生物老师才为我解开了这个谜。
劁猪是人类对家畜进行阉割的诙谐称谓，目的是改良其暴躁性情并增肥，这种奸邪的手段背后充满了人类的傲慢。劁猪者的到来总会在村子里的孩童们中间引起骚动，这种针对生殖器官的施虐是潜意识的，存在于所有动物的配偶竞争意识之中。如今以驯化和生产堂而皇之地进行，必定会引来众多的围观者。我曾经懵懵懂懂地混在小伙伴们乱哄哄的队伍中，尾随着劁猪者闯进一个又一个院子，挤在猪圈的围墙之外观看这猥琐又残酷的宫刑。劁猪者一般着装轻便，上衣紧紧扎在裤腰里，挽袖子卷裤腿，眼疾手快一刀断根。
猪儿们惊恐地尖叫着，四处乱窜，躲避着这突如其来的无比下流的偷袭。恐惧掩盖了疼痛，耻辱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当劁猪者手术完毕并做简单处理之后在那畜生屁股上一拍，它就无比欢快地逃去。当劁猪者三下五除二完成了阉割的活计，此时，最迷人的一幕出现了，在孩童们幸灾乐祸的欢呼雀跃的衬托下，劁猪者扬手扔出那土豆大小腥臊的睾丸，久候的看家狗儿飞身跃起，衔走了这味道独特的肉团，逃之夭夭。贪吃的狗儿这最后的一跃，彻底了断了这猪繁衍后代的念想……这个画面生动无比，把猪的无奈和人天性中的狡诈和顽劣精准地刻画了出来。
《劁猪》 素描，作者：王宁
几乎所有猪的宿命都是被杀，家猪是被宰杀，野猪是被猎杀。在这广袤的地球上除了印度某些邦，猪儿们生命的归宿就根本没有寿终正寝这一幕。观看这牲畜生命最后的时刻，喜感和悲情总会结伴而出，和屠宰的程序一起汇聚成为一种血腥的仪式，或为民祈福、谓之牺牲，或以此终结猪儿们无忧无虑的一生。
旧时农村宰杀猪是一件大事，它的时空感很强烈，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性庆典或宗教性仪式。猪儿们的悲剧性谢幕转眼间就成为人类节庆的序曲，普天同乐只是人类文明语境之中的描绘，大多建立在牲畜受到虐杀和悲鸣嚎叫之上。即使那些和主人们终生厮守相伴的家猪也难逃这种宿命。杀猪的场景中，以杀老母猪的场景最为壮观，因为这家伙体形硕大，需要更多的人手帮忙，同时还因为它有英雄母亲般的居功自傲，以为它会一直保持别样的“人生”。
届时，几个壮汉合力将硕大的母猪绑在一张门板之上，旁边是一口热气腾腾的巨大铁锅。一生饱食终日无忧无虑的肥猪此时才感觉到大难将至，于是竭尽全力发出惨烈的嚎叫，这嚎叫响彻村落的上空，回荡在各个角落，不知是乞求还是诅咒。为首的屠夫运足了力气，镇定片刻之后将锋利的屠刀插入猪的脖颈，顿时血流如注。
接下来，另一个人在猪的脚腕部切出一个小口，然后鼓足力气去吹，再有一个人手持木棒有节奏地敲击猪的肋部，血就源源不断流入下面的盆中，最终凝聚成一块褐色的血块。奄奄一息的猪随之被放入滚开的大铁锅中，这是剃去猪毛前必要的程序。随后就是开膛破肚，清理内脏、剥皮和肢解……
这暴力的、血腥的场景在屠夫们井然有序的计划和安排中慢慢结束了，看热闹的人群也渐渐散去。夜幕降下，一切又归于平静，月亮升起后，油灯依旧染红了纸糊的窗格，杀猪已经变成一个生动的故事，在闲言碎语中流传，在梦境中被拆解。
《佛光》 油画，作者：王宏剑
那一次观看杀老母猪之后的第二天，杀猪的邻居送来一碗热乎乎的猪血韭菜汤，奶妈他们自己不舍得喝就让我喝了，我咀嚼那被切成豆腐块状的猪血时，竟然感觉到这是生活匮乏中的美味补偿且全无血腥味。那碗漂着少许油花的热汤至今仍牢固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是一场“屠杀”的尾声，如暴虐温柔的化身，温暖中藏着几丝残忍，虽时隔四十余载，却余味犹存，挥之不去。
离别与进城
奶妈在我两岁时应我父母的要求把我送回了城市，她一路上哭哭啼啼，搞得火车上对座的人们都很诧异。我相信那是一种情感的撕裂，对她对我都是。这段残忍的记忆至今影响着我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令我不忍去主宰类似的事情。我从小喜爱农村，那里是我成长的环境和第一处文化的母体，大自然是我的老师。城市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复杂、阴沉，处处潜藏着危险。
对城市的最初记忆就是1969年回太原时，从尖草坪火车站一下车后看到的灿烂灯火，这对油灯世界中成长的我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种绚烂、繁华令我惊诧惶恐，唯有紧紧抓住奶妈的衣衫方能得到一种安全的感觉。走进阴暗的楼群，工业化的居住方式也有一种压迫，第一次看到人类被这样密密麻麻地安置，没有庭院，没有动物陪伴。两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全家人蜷缩在一间房子里。但是那灯是明亮的，几乎消除了房间里所有的黑暗，墙上不再有神秘的阴影在晃动，嘈杂的人声充斥着狭小的房间。父母的邻居同事们好奇地看着我这个突然回归的乡下娃，他们南腔北调地大声议论着，让我无地自容。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生母，她友好地递给我一块蛋糕，结果被我无情地丢到了地上，我操着浓重的原平口音大声表达着自己的需求：“额要吃窝窝呀！”围观的众人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因为这是他们期待的回答，印证了他们了不起的预判，这笑声充满着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的自豪感……
在我童年的成长环境中，父母给孩子找奶妈的事例不在少数，结局大多会长久地影响孩子和亲生父母的感情，因此很多家庭果断切割了孩子和奶妈的联系。我的父母难得的开明豁达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奶妈一家保持着联系，他们总是嘱咐我不要忘记这种非常的养育。除了让我和奶妈在她进城探亲时见面以外，还让我在五岁、十八岁时又回去过两次。
十八岁的那次回乡是我读大二时的暑假，那种独自在一个叫“唐林岗”的小火车站下车，再步行十余里寻找儿时记忆的感觉真是奇特。记忆被尺度扭曲着，虽然那些大树、街道、砖窑还在，但早已不如魂牵梦萦中的那般茁壮、幽深、伟岸。站在弄堂口，我迟疑着，努力确认着现实和记忆的关系，直至走进村子中央过去老人们聚集的那一方小广场，那棵老槐树依然健在，但树下寂静无人，连那只老鸹也不知去向。一辆驴车颤颤悠悠驶到我的近前，赶车的长者头戴草帽，满脸刀刻一般的皱纹，如同罗中立笔下的《父亲》肖像那样凝重，而他正是我的奶达。
我又走入那条狭窄的小巷，石头垒砌的墙体已经有几分破败，几丛野草趁着主人的疏忽登上了墙头并发出诡异的笑声。随着槐木拼接的破旧木门发出一声牛叫一般悠扬动听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场景携带着几分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许久以来梦中的画面，一棵苍劲的枣树挺立在一座硬山卷棚屋顶的老屋旁边，其上果实累累，其下庭阶寂寂。黄昏虽然不再掌灯，但炊烟依旧袅袅升起，面食朴素的香味混合在柴火燃烧发出的清苦中，带动我的缕缕思绪四下里散开，游走于这院落中每一个角落，安抚着我激荡澎湃的心。
当时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八年之后，农村的生活方式在逐渐富足的情况下悄然发生着变化，粗粮早已淡出日常生活，啤酒开始出现在餐桌上，妹妹二嫫儿整天学着录音机里港台歌星的腔调唱流行歌曲。奶妈想用昔日的油炸麻花款待我，却无可奈何地看着三哥以雪花啤酒和我推杯换盏。砖厂还在生产，但昔日里村前的那条溪流已经成了水库，养上了鲤鱼、草鱼和鲫鱼。山泉村人也一改千百年来的口味，开始吃鱼了。
大约在2012年，我又一次见到奶妈。当时我出差太原，突然听说老人家暂住在曾是我家邻居的她的妹妹家里，我就抽出时间去故地探望。这是最为匆忙的一次相见，也就和她老人家在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当时她已经八十七岁，我们见面后相拥而泣。她不停地喃喃自语，表达着对我的牵挂和思念，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熟悉的乡音。更重要的是，此时已经有了哺育后代经历的我，才真正理解一位哺育者的情感。临别之时为了安抚她，我一再表示会去看望她，然后就匆匆逃离了这种情感决堤泛滥的窘境。谁曾想，这竟是最后一别。我呀，真是个骗子！
我的兄弟
我有一个大我两岁半的哥哥，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四年的时间。一家两个孩子在那个时代尚属于较为少有的情况，周围邻里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三个以上的孩子，印象中最多的一家共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因为孩子太多，那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家人窘迫的生活状况的映衬下，其他家庭的幸福指数就一直都很高。那个家庭中全家九口就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计，连吃穿都成了问题，孩子们参加学校活动的衣服和白色的球鞋都需要向邻居去借。这还不算最多的，宿舍区里有一个家庭光儿子就有九个，可谓七狼八虎兵强马壮。生活困难的岁月里，孩子多无疑会令本已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吃、穿方面的寒酸和居住方面的尴尬是直接需要面对的，更不用说娱乐和教育了。
但孩子多，尤其是兄弟多，自有其好处，人多势众在社区和学校里就不受欺负。因此我小时候很羡慕那些兄弟多的孩子，因为一旦他们其中一个遭遇挑战，兄长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施以援手。有一次下课后，我和另一个同龄孩子发生冲突，争斗中略占上风，可是不承想这孩子的哥哥是位飞行员，那个结实的后生风风火火赶将过来，揪着我的脖领子抡圆了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
在我中小学的记忆中，上课时，教室的木门经常被一些同学的兄弟们一脚踹开，然后就直奔目标，拎起来一顿暴揍。这些暴虐的行为像龙卷风一样，席卷课堂所有的威严与神圣，犹如安静温和的协奏曲在暴力美学方向的跑调，肆无忌惮地发出沉钝粗粝的声响和凄厉的哀号。最有趣的是，假若争斗双方彼此都兄弟成群，那么小型纠纷就会逐步升级为家族械斗的大片，终将制造出惊天动地的效果。
兄弟姐妹多的另一个好处是，他们之间在关系上是多边性的，一些矛盾可以缓冲、调和、转移。但是当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年龄相近的男孩，情况就简单明确了，矛盾直接无法回避，竞争和嫉妒成了主旋律。因此我们兄弟两个很少在街头争斗中相互帮扶，也不会在学习上相互鼓励，反而因为年龄的接近经常争执，每日里彼此斗嘴、嘲弄、贬损，大打出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让妈妈很恼火，反复教育我们要向其他家庭的兄弟学习，要团结友爱。其实我和哥哥儿时的不睦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的，并非粗枝大叶的说教可以解决。
差异
恐怕我们兄弟二人相互间巨大的差异是一个情感上无法超越的原因。我和我的哥哥长相上差异很大，若不是有父母做参照，几乎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是亲兄弟。令我嫉妒的是，哥哥几乎结合了爸爸妈妈相貌上的全部优点，尤其是眼睛也未遗传苏家最为强大的“小眯缝眼”的遗传基因，看起来光眯俊眼的。而我则收罗了父母的所有缺点，这让我从小有一种潜在的自卑和愤懑。除了相貌，性格和肢体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哥哥机灵，生性好动，喜欢折腾，也喜欢动手；我则木讷，爱胡思乱想，喜欢动口。无论是游戏、运动、学习，还是文艺表演，他都是孩子里的佼佼者，而我一直是伙伴们嘲笑的对象。
相貌差别也许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暗示，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从内心深处怀疑自己和哥哥的血缘关系。我从他身上不仅看不到任何自己的影子，甚至看到的都是相反的气质和性格特征。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和社会性方面的，我两岁时的突然回归促成了陌生的兄弟之间的一种竞争格局，生活习惯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矛盾。此外，由于年龄相近，形成了可以相互抗衡的客观事实。于是我们的成长岁月一直相伴着嫉妒、争抢和相互的冷嘲热讽。我们之间的竞争长达十几年之久，直到他上大学离开太原，我平生才第一次对他产生了“想念”这种情绪。
刚从农村奶妈家回来的时候，我是标准的农村娃模样，被开放的天然环境打磨出的粗糙皮肤，带着农耕文明信仰痕迹的着装（比如脚上穿的老虎鞋，头上戴的虎头帽），浓重的有几分喜感的山西北路口音，都令我成为社区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娃娃。更要命的是，我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与城里的娃娃们大相径庭，许多言行竟然成为周围邻居和家里人之后十几年里的笑料。工业化的进程中，嘲笑农村人似乎成了城里人摆脱无聊和贫困的零嘴，过不了瘾但是可以填补忽隐忽现的虚空。哥哥则不然，他从小生得眉清目秀，社区里的大人，甚至包括女孩子，见了他都会有几分溢于言表的赞许。此外，他反应机灵、动手能力极强，只要是球类运动，他都拿手，比如足球、篮球，更不要说他最擅长的乒乓球了。甚至在弹玻璃珠这个领域，他也是个顶尖的高手。这要得益于他特殊的肢体构造。哥哥的拇指大关节明显比常人位置靠下，所以他的一拃要超过别人许多。这在游戏过程中非常重要，就如同姚明的身高在篮球场上的优势。
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表现在身体素质方面。由于成长的环境和平日里活动的范围不同，哥哥从小多病，而我则更具生命力。他的视力一直不好，牙齿也出过问题。妈妈先是在各个医院寻找大夫，给他治眼睛，尝试了针灸、理疗等多种治疗手段，最终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让他恢复了正常。哥哥的牙齿是在南肖墙的一个牙科诊所治疗的，他躺在一张理发馆使用的那种老式椅子样的治疗椅上，大夫用各种器械给他处理牙龋，我则在屋外隔着玻璃好奇并有点幸灾乐祸地向里面张望。由于发烧太过频繁，妈妈还让他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术后的康复时期每天给他吃太原市最诱人的“冰砖”（含奶量很高的冰糕），那些冰砖只让我尝过一口，美好的味觉感受令人终生难忘。
由于哥哥体质不佳，父母对他的关照要更多些，好像那个时代各种奢侈的补品他都吃过，什么麦乳精、花粉、蜂王浆，这令我好生羡慕。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也来几场大病，以此获得关注、获得美食。然而就算我数九寒天里穿个背心在外头疯跑一圈，第二天感冒还是没有降临到我的身上！到了高中和大学时期，我们两个的体质差距就更大了，我的运动能力开始大幅提高，身高和体重也渐渐超过了他。
《我和哥哥》 综合材料作品，作者：王宁
城里人从娃娃抓起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城乡间巨大的差距一直是个铁一般的事实。因此，伟大领袖号召城里的青年去农村上山下乡，于是文艺作品中的许多内容都是过度美化乡村的，比如《朝阳沟》中的城市女青年银环嫁到穷山沟里的励志故事；郭先红的长篇小说《征途》，更是讲述了一群来自大上海的知青在黑龙江北大荒的成长经历；还有小说《新来的小石柱》中，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城里的体校大显身手的奇迹。而荧幕前和收音机旁被感动得时而落泪时而昂奋的人们一旦回到现实，大都表现得极其冷静，因为大家深知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
由此父母对我们兄弟两个的人生定位和未来去向早有安排，在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其中一个孩子必须下乡，另一个可以“留城”。鉴于我从小在农村奶妈家生长具有乡土气息的缘故，爸爸妈妈决定在不远的未来哥哥将留在城市当个工人，并陪伴他们退休后的生活。而我将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上山下乡的重任。根据这种定位，在培养孩子的方向上，他们就早早地给我们安排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培养道路，即对一个儿子侧重培养，对另一个加强管束。
显然父母为哥哥选择了“培养”的定位，并下了很大功夫培养他的一些专业技能，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在城里工作时得到比较好的岗位。比如说，在那个注重思想意识形态宣传的年代里，掌握一门乐器，或者具备唱歌舞蹈的才能，都会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个时候，动这方面脑筋的家长很多，当个像电影《芳华》中那样的文艺兵是绝大多数俊男靓女的梦想。
哥哥从小就被按照一个能演奏乐器的文艺工作者的目标去培养，根据我的记忆，他不仅学过手风琴、小提琴和扬琴，还吹过几天口琴，可谓多才多艺。在妈妈组织的中学生乐队里，哥哥是唯一的扬琴手。不像二胡、板胡和手风琴这些大众化乐器，当时北方的扬琴老师非常少。妈妈满太原帮他物色指导老师，最后，一个叫邸志强的青年教了他很长时间。
哥哥从小在学习乐器上的确没少下功夫，每天鼓捣乐器，起早贪黑地排练。小时候，我也经常跟着他和王亚新、武虎根去柳巷的琴行买松香和琴弦。那台扬琴也是我们家的一件特殊摆设。琴弦密密匝匝的扬琴气场颇大，用手拂过会响起流水般意境的乐音。《小松树快长大》和《社员都是向阳花》是他经常表演的曲目。
另一方面，在文化课的学习上，家里对他也比较重视，因此他的学习一直比我好得多，在班里也属于听话、守纪律的男孩。和对哥哥的“培养”相反，父母主要以“管束”来限制我的行为出格。当时妈妈认为我这个孩子将来要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索性就提前让我先去社会的大风大浪里撒野吧。因此我小时候得到的技能培养较少，得到的管束比哥哥多了许多。
先天不足再加上技能培养欠缺让我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过多的管束让我对社会增加了少许亲切感。在外边疯跑的时间多了，衣服和鞋子的损耗也就更大，衣服上的补丁、鞋袜上的破洞也更多。在干干净净衣着整洁的哥哥面前，我永远永远是一个灰头土脸、邋里邋遢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向往农村，残留在记忆中的乡土似乎一直在召唤着我。
合谋者
我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少合作的，而且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困难时期，绝大多数家长在有限的物质消耗控制方面，都要和孩子斗智斗勇。这种情况下，兄弟之间的立场就是一致的了。因为个体能力不足，所以我们都知道两人配合才能在这场和大人的斗争中获得局部胜利。合谋的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彼此告发，毕竟唯有孩子最了解孩子间的秘密。那个时候孩子多的家庭，整天瞎忙的家长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常常让稍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监督弟弟妹妹，告密被赋予了崇高而合法的名义。
我和哥哥在这方面还好，由于年龄接近，他的监督对我没有太大的权威性，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挑战既定的规则才能获得快乐，于是成了合谋者。当然，干那些“不法勾当”时，绝大多数建议是他提出的。我充其量是个帮手，小时候笨手笨脚的我在许多领域都是一个累赘，是团伙游戏中的弃子。踢足球赛和扔沙包时尤其如此，我的迟钝总会招来同伴的抱怨和咒骂，扔沙包比赛每一次最先被击中离场的都是我，要不然就是在足球场上屡屡被飞来的球击中脑袋。
但是我依然疯狂地迷恋集体性的游戏，屡战屡败，愈战愈勇。记忆中，哥哥在球场上风光无限，却从不提携我，反而经常借机给予我更大的羞辱。在足球这个事情上，哥哥曾唯一一次求助于我，当时他执意去做一件父母坚决反对的事。
有一阵子，他一直想要一只红白相间的足球，并且早就在解放百货大楼三楼体育用品专柜物色好了，就是货架上最醒目的那只样品。于是每逢周末父母带我们逛百货大楼的时候，他就撺掇我支持他的计划。
一般来说，让父母破费的要求都是他来提出的，但是他要求我在态度上响应他。也就是每次计划遭拒的时候，就以漫不经心、噘嘴和步履拖沓表达不满。一连几个月孜孜不倦地苦求毫无进展，那个三块五毛钱的胶皮足球像个月亮一样高高悬挂在悬赏物质殿堂的顶层，遥不可及。有一次因我们闹得太凶，回家后父母声色俱厉地正告我们断了这个念想。但是哥哥依然不死心，他又动了其他“邪念”。
父亲家教很好，父母和爷爷奶奶每月都通一次书信，以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而到邮筒投递的工作一般由我们承担。一般来说，隔一代的长辈会给孩子们更多宠爱，于是哥哥打起了爷爷奶奶的主意。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我，并要求我在父母封信封的时候把握时机，配合他把一张恳求爷爷奶奶买足球的字条塞入信封。经过我们俩的协商，字条是这样写的：“爷爷奶奶你们好，我们现在非常喜欢踢足球，但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买。求求你们给我们买个足球吧！”落款是我们两个的名字。
其实这一回我是完全被动地被哥哥胁迫了，因为首先我并没有觉得足球有多么重要；其次我也深知即使拥有了足球，就凭自己的能力也踢不上几脚。但我还是忠心耿耿地追随了他的行动。这个行动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于装入信件到信封再封口的短暂过程，也蛮有挑战性的。因为父母一般会自己把信封封好口才交给我们的，这就需要在这个环节中予以干扰，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把糨糊藏了起来，父母找不到糨糊就把找糨糊和封口、邮寄的一系列事统统交给了我们。赶巧那天宿舍区停电，于是借着昏暗摇曳的烛光，我们两个小鬼一唱一和，瞒天过海一气呵成。
但寄走那封信后，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忧虑，担心爷爷奶奶老眼昏花忽略了纸条，更担心他们看到之后勃然大怒地责怪父母教子无方。于是，我和哥哥每天忐忑不安地等待来自芜湖的回信。终于有一天，晚饭后父母严肃又和蔼地把我们叫到身边，从一个来自芜湖的信封中抖落出那张纸条，摊开在我俩面前。
面对物证，我俩无法抵赖，战战兢兢等待处罚。父母先是宣读了爷爷奶奶的回信，信中老人们先叮嘱父母要注意教育孩子，然后认为买个足球也有合理之处……爸爸妈妈先告诫我们今后不可以这样鬼鬼祟祟，最后做出决定，下个周末带我们去百货大楼三楼，去——买足球！
竞争
哥哥一直是我在家里独一无二的竞争对手，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颇为微妙。在极有限的空间里，我们彼此挤压竞争空间。从小我俩共睡一张大床，天冷的时候抢被子，天热的时候争被单。有一次我半夜被冻醒，发现床上只剩自己一个人，哥哥和棉被全然不见了踪影。爸爸妈妈开灯后也很诧异，四下里搜寻后发现老大裹着被子像个僵尸一样在床下酣睡。那时家里的那一张桌子，既是餐桌，又是书桌。桌子的两个抽屉貌似公平地分配给了我俩，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那只抽屉不是原配，不仅油漆颜色不对，尺寸也不合。于是它只能半推半就卡在桌子上，这样我的抽屉就毫无秘密可言，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容器。事实上，我也的确没什么可以保存的东西，一贫如洗。反观我的“隔壁”则是森严壁垒，那个殷实的抽屉一直牢牢地上着铁锁。那是我非常向往之地，里面存放着上档次的文具和各种小玩具，尤其还有成套的连环画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起，每本都编上了号码。那场景叫人艳羡，那种封锁令人发指。
《合谋》 素描，作者：王宁
全民挨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兄弟两个在食物上的竞争更加频繁和激烈，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父母不得已在某些方面采取了配给方式，尤其是鸡、鱼、肉、蛋和牛奶、点心等美食的分配上，否则公平性将受到严重“践踏”。
有一次早餐分配牛奶，爸爸留足自己的份额后，将其余部分交给哥哥再次分配。结果演变为一次赤裸裸的剥夺，我只得到了仅能覆盖碗底的一丁点儿。看着那可怜巴巴的一碗底牛奶，我快哭了，而那一边哥哥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喝。还好爸爸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把他碗中的一部分牛奶倒给了我，算是安抚。还有一个细节，家里打牙祭的时候，父母会为我们分好菜食，而每一次我都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而哥哥则相反。后来我了解到有心理学观点认为，这是区别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重要迹象。
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上的争抢令父母恼火，但是他们并不完全反对竞争，甚至有时候还是促使我们竞争的始作俑者。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会用一种抢答游戏训练我们两个的反应，即将我们翻看过的连环画中或电台中收听到的还有电影中看过的正反面人物逐个报号，然后让我们抢答。而妈妈会用谜语鼓励我们动脑筋破译和提供解决方案。到了初中之后，为了提高我们学习的能力，爸爸开始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考验我们的记忆力，比如背诵古文甚至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一百位这样疯狂的游戏。至于命题作文，这是学校训练系统之外的加餐，让我们俩同时就一个命题写作可谓“用心险恶”。写完之后，他还要当着我们的面朗读，他的南方口音会让书写不顺畅的地方显得非常突兀，我们会不时地抗议。背诵唐诗宋词是从小学开始的，他也会定期考核我们记忆的牢固程度。在这些方面的竞争略微使我在哥哥面前找回了一些自信，对作为弟弟的我来说，老大的成长和进步轨迹就是我的参照基础。
《分牛奶》 素描，作者：王宁
哥哥和我相继考上大学虽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还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周围邻居对于他的金榜题名反应还算平淡，但是我考上大学还是令一大批人诧异。其实他们闹不明白，长期的竞争对于居后者来说，那个参照体系就已经成了进步的“脚手架”，架子搭到哪里，我就能攀爬到哪里。到考研时也是如此，九十年代初期，哥哥和我分别在1990年、1991年相继考取硕士研究生，这件事在学位尚未泛滥成灾的时期还是蛮轰动的。而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再一次的循规蹈矩、故伎重演。
追随与崇拜
尽管兄弟二人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和不睦，但是在两件事情上我还是非常崇拜哥哥的。第一件事情是学骑自行车，成长的岁月里，自行车的风景真是令人难忘。自行车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家家户户必备的宠物。大型国企里更是如此，生活区和生产区之间需要自行车来摆渡，每逢此时总是车轮滚滚如大河奔流。
上幼儿园的时候，矮小的我站在路边观望那车轮构成的风景时，就觉得能骑车的人很了不起，立起来两个车轮的车子静止的时候会歪倒，而轮子飞转的时候却可以平衡。工业化的早期，自行车是最能体现工业福祉的日常生活物品，精细的山西人民更是如此，他们会无微不至地关照自己的自行车，比如用彩色塑料绳在自行车的主梁上编织进行装饰，用彩色的塑料刷子卷成环状绑在轮轴处，这样自行车车轮飞转的时候就会形成一轮彩色的光晕。这是手工艺对工业的友好帮助，以消除陌生感。
自行车的骄傲地位使得它成为全社会追逐的对象，家庭中的成年人、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自不必说，当然还包括小偷……那个时代追风少年的标志就是提早骑车，即未成年人骑着成年人用的自行车在鲜有机动车的道路上风驰电掣。由于身矮肢短，小孩子学自行车要分三个阶段。过于矮小的要从“掏裆”开始起步，歪着身体将右腿从三角形的钢梁之间伸过蹬在右脚蹬上，然后重心压在左腿上使劲半圈半圈地蹬车。这种骑车方法考验孩子的平衡能力，即车体应该向外适度倾斜以平衡身体的重量。那时候，放学后的操场上有很多这样歪歪扭扭艰难骑行的孩子。第二个阶段就是腿半长不长的时候，将屁股梗在横梁上的骑法，这样骑车身姿可以挺拔端正了，但是会比较“扯蛋”。第三个阶段就是和成年人一样，坐在车座上大模大样地骑。哥哥在二年级的时候就采用掏裆技术学会了骑车，当然过程中没少跌摔，身上伤痕累累的。好在他胆子很大，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敢载着我满大街乱窜。而我一直没学会这个技术，最终放弃了。直到初二那年，我的身高已接近成年人，我用一个下午练习直接以第三个阶段骑行姿势完成了这个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人生标志性技法。但是我依然非常钦佩老大从小敢于挑战生活的胆识，还有他卓越的平衡能力。
哥哥第二个让我钦佩的能力是打乒乓球，他是业余选手中的佼佼者，从小立志成为国手。那时候，中国的体育明星好像只在乒乓球项目获过世界冠军，容国团开创的丰功伟绩让民族的自豪感找到了一个倾泻的途径。于是之后国手们在世界乒坛上屡创佳绩，庄则栋、张燮林、邱钟惠、徐寅生、王传耀、李富荣、郗恩庭、梁戈亮、许绍发、李振恃、郭跃华……受这些民族英雄的激励，全国人民普遍迷恋乒乓球，我的社区里也有自己砌的水泥球台，小伙伴们整日里围着球台你推我挡不忍离去。即使是乒乓球这种易于普及的运动设施，在当时也面临着人多资源少的窘境，于是孩子们用擂台赛的方式为游戏设定规则。
那时候，哥哥绝对是招人恨的台霸，社区里除了一个叫“刁小三”（《沙家浜》中的主角）的半专业选手外，几乎无人能把哥哥打下台来。这样他打得时间越长球感就越好，良性循环了。整日对着墙壁练习和在水泥台上搏杀的时光里，他居然还买了一本专业书《乒乓球的旋转与技术》，天天研究各种打法。我也时不时偷看几眼，然后对着空地猛练，再蹲在地上看球的旋转方向。有一次我们结伴去太铁体育馆看“跃进杯”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我当时就泄气了，心中升起一股对这项运动的绝望感，回家后一度萎靡不振；他则不然，貌似开眼界反而更激发了他心头的挑战欲望。
《学自行车》 素描，作者：王宁
后来在这项运动中，哥哥也算有所斩获，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校内比赛中获得过出色的成绩，但后果是右胳膊明显粗于左胳膊。相信这个运动虽然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专业建树的爱好，但是一定曾经带给他无上的荣耀和乐趣，让他在不同的环境中捡拾自信。年过半百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敢于追逐梦想的少年都没有虚度光阴。
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国策为中国减少了四亿人口，也断绝了许多血缘关系，消除了很多称谓。估计有超过一代人之间不再有“兄弟”“姐妹”之称，随之而来的是未来生活中“叔叔”“伯伯”“姑姑”“姨妈”“侄儿”“外甥女”这类称谓的消失。“兄弟”从家里走向街头反映出一种窘迫的现象，如今满大街“哥们儿”“兄弟”的呼叫声中透着肤浅和廉价。兄弟是一个概念，蕴含着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关系，血缘关系会在各种是非和利益之间接受考验。
家庭中的兄弟更像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模拟，对于个体的社会性早熟具有试管效应。所以相比看起来幸福无比的独生子女，兄弟间的复杂微妙更具有一种合理性，它是人性和社会性最好的锤炼方式。如今，哥哥和我都在京城，但见面不是很多，空间距离的原因吧。父母经常住在他家里，老人们还是觉得大儿子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