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隐逸诗述论

第三章 隐逸诗述论

第二章论述了隐逸的类型及隐逸思想产生的渊源。隐逸思想在先秦基本定型,先秦隐逸思想的产生和文献典籍关系密切,《易经》是儒家隐和道家隐的重要源头。隐逸思想是隐逸诗歌的内核,隐逸诗歌是隐逸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本章将对隐逸诗歌的概念、类型、发展过程做一简单的梳理。

第一节 隐逸诗界定

怎么界定隐逸诗?学界的分类大多从广义的角度,将其限定为与隐逸主题有关,包括描述隐逸生活的、企慕隐逸生活的、吟咏隐士的、讨论隐逸价值的。台湾洪顺隆《由隐逸到宫体》将隐逸诗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隐逸诗,应包括游仙诗、山水诗、玄言诗、田园诗等,但上述游仙诗等也是隐逸情绪的副产品,可是他们不是以写景为主,就是偏重于吟咏抽象道德理论,……我指称的隐逸诗是狭义的,以歌咏穷约生活,企慕古时的高士、隐者、逸民,向往山林、江海、农耕、渔钓等世外幽境,甚至以患达为俗累,以隐逸为高尚的思想等作品,故所谓隐逸诗者也,必是直接触及隐逸本质或者概念的篇什”。狭义的隐逸诗,即反映隐逸生活的纯隐诗。其后,他在《六朝题材诗系统论》中又将其分为慕隐、反隐、隐思三类。除了纯隐诗之外,还把反隐类诗歌纳入其中,扩大了隐逸诗的范围。漆娟在《论汉魏六朝隐逸诗》中认为:“凡以向往和歌颂隐逸生活为主题的,描写隐士不入仕的人生行为、思想和言行或者抒发这种隐逸情怀的,都可称为隐逸诗。”主要从内容上定义隐逸诗歌。从形式上看,隐逸诗也有多种形式,有赋体的招隐与反招隐,有咏史、咏物、咏怀、应制、奉和等。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界定隐逸诗,形式可做参考,主要从内容入手。

本书从广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内容以隐逸为主(包括反映隐逸生活的纯隐诗,赞颂企慕隐逸生活的作品,歌颂隐士的诗,反对隐逸的诗歌,招隐与反招隐诗等)的,都可归入“隐逸诗”类。

第二节 隐逸诗人概念界定

隐逸诗人是隐逸诗歌的创作主体,与隐逸诗歌分类一样,可以分为纯隐逸诗人,兼有隐士和诗人两种身份。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隐士终身不仕,他们是隐士,很多也是诗人。其次则是企慕隐逸的诗人,中国历朝统治者皆尊重隐士。六朝以前,隐逸行为还没有完全得到认同,对隐逸的诘问与非难时有发生,招隐与反招隐的战斗绵延持久,先秦的韩非子曾猛烈抨击过隐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介子推辞官携母归隐,被烧死山中,不得善终。北海太守征隐士逢萌,后者不理不睬,太守竟然“怀恨而使捕之”(《后汉书》)。自东汉末,特殊的时代背景使隐逸渐成风气,自《后汉书》列“隐逸传”开始,到六朝时期尊隐成为流行时尚,社会各个阶层流露出对隐逸的羡慕之情,尤其是士大夫,很多人其实并不是隐士,但将隐逸摆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既表达对隐逸的尊重,又抬高自己的身份,作为入仕的一个资本。这样在六朝时期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企慕隐逸的诗人的数量大大超过纯粹隐逸的诗人,这就极大地丰富了隐逸诗歌的题材和内容。为了研究方便,本书主要从诗人身份及诗歌创作两方面定义“隐逸诗人”,凡是有过隐逸行为的,创作过一定数量隐逸诗的,或者虽没有隐逸行为但诗歌中隐逸诗占较大比例的,均称其为“隐逸诗人”。

第三节 隐逸诗发展简论

一 先秦隐逸诗概述

(一)《击壤歌》《采薇歌》《接舆歌》《孺子歌》《楚聘歌》等

隐逸诗是隐逸思想的载体,六朝隐逸诗的源头在先秦。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歌》,“击壤”本为游戏,与耕作没有关系,周处《风土记》载:“击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部。”(《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初去郡》李善注引)类似于以土块掷标靶的游戏,后以木易之。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与《高士传》皆有所引,并称歌者为“壤父”,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词”,名曰《击壤歌》。

关于此诗创作时代,《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曰:“帝尧之时,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云云,于是景星曜于天,甘露降于地。”击壤歌产生于尧之时,历来聚讼不已。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击壤歌》入先秦诗卷一,列《弹歌》之后,因此歌历经多次演变,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出于《庄子·让王》,完整雏形见于东汉王充《论衡》。此歌具体创作时间已不可考,但基本上可以认定源于先秦时期。

此诗内容,历来有道隐与儒隐之辩,这都不关乎要旨。重要的是,民击壤而歌,凿井而饮,井田而食,帝力何有。反映了先民自然简朴、外力不能干扰、适性生活的图景,已经形成隐逸思想的基本内核。

关于《采薇歌》,《史记》曰:“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饿且死而作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御览》采上有言字。)其薇矣,(《书钞》无矣字。)以暴(《御览》作乱。)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书钞》、《御览》无矣字。)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归矣。(《书钞》、《御览》无矣字。)

考证此诗时代,《吕氏春秋·诚廉篇》记载:“昔周之将兴也,伯夷、叔齐相谓曰: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不若避之以洁吾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其曰神农氏,曰以乱易暴,曰周德衰,与此歌相出入。”据此,逯钦立推测,“此歌之出殆在秦之末年也”。按周武距秦缈远,以“周德衰矣”喻“秦末乱世”尚可,但要推论出此诗作于秦末,则过于牵强。首先,在《诗经》时代,采薇已经盛行。薇是古代的一种常见野菜,是野豌豆的一种,许慎《说文解字》云:“薇似藿,乃菜之微者也。”“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薇本是穷苦人家的救荒本草。《诗经》各篇(《小雅·四月》《召南·草虫》)中的“薇”皆指蔬菜,后衍生出征人远戍思乡、隐士志行高洁等诸多内涵。朱熹《诗集传》认为:“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故其自言,以采薇起兴。”“念归期之远,而忧劳之甚,然戍事未已,而无人之使归而问其室家人之安否也。”伯夷、叔齐事,在先秦流传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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