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笔下的“孤女”形象与其“隐身”哲学
邹世奇
摘要：杨绛的创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其小说、戏剧中塑造了一系列“孤女”形象。本文发掘了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的作家心理根源，并对几个主要的“孤女”形象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孤女”群像背后所包含的杨绛的“隐身”哲学，以及这种人生哲学对杨绛创作的总体影响。
关键词：杨绛；“孤女”；形象；“隐身”；哲学
一、杨绛作品中的孤女群像
杨绛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戏剧、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孤女”形象。杨绛的原生家庭十分幸福，父母慈爱、家境中产；终其一生，杨绛对父母、兄弟姊妹的回忆都十分温暖，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她却偏爱塑造孤女。这也许是因为，1919年下半年，杨绛读小学三年级，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得了一场大病，病得最重的一夜名医已经不肯开处方，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杨绛一家人包括母亲及他们姊妹兄弟六个全靠父亲一人工作抚养。杨绛自叙：“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得是工厂。”这件事情，除在她自己的散文中有记叙外，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载，考虑到该书为唯一征得杨绛同意而写的她本人的传记，可见父亲病危这件事在杨绛心中造成的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都带着童年时的印记。现实中，杨荫杭先生终于病愈，杨绛侥幸躲过了成为孤女的厄运，但童年那场刻骨的忧惧，令她在作品中一遍遍设想、经历孤女的遭遇，写了不少关于孤女的故事。
喜剧《称心如意》中的李君玉，她的母亲是赵家的五妹，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画家。父母双亡后，大舅妈荫夫人写信将君玉从北平召到上海，很快君玉便看清了亲戚千里捎书的真相：不过是要利用自己做大舅赵祖荫的秘书，以挤掉大舅对之存有非分之想的秘书陆小姐，除此外自己在这个家中并不受欢迎。面对舅舅、舅妈的鄙薄，她并不因自己将寄人篱下而委曲求全，照样毫不掩饰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于是，率直天真的李君玉被从大舅家赶到二舅家，从二舅家赶到四舅家，最后又从四舅家被赶到舅公家。无论被赶到谁家，李君玉都恪尽职守，她白天给大舅做秘书，很有耐心地承受大舅的有意责难，为的是让大舅淡掉叫回前任秘书陆小姐的念头，认真地接受自己这个秘书；晚上给二舅打游记稿子、给二舅妈带孩子，任劳任怨。在舅公徐朗斋家，同样凭着勤劳、能干与乖巧，让舅公逐渐喜欢上自己这个外孙女。她看清这薄于纸的亲情是完全不能指望的，她想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尽心、忍耐，使孤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从而能够在亲戚家求得一寸容身之地。她同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回北平，找个工作。所以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同时，她也绝不会自轻自贱，依旧维持着自尊与骄傲。她静静地看着舅妈们各种虚伪的表演，始终随遇而安，不怨愤也不自怜，积极、坦然地面对命运。她甚至并不发愁，因为知道愁也没有用。她开朗、活泼依旧，甚至不乏幽默。她看透纨绔表兄轻浮无根的“爱情”，回绝得干脆利落。因为目光清明，所以她看透赵景荪这类阔少对美貌的追逐以及朝三暮四；因为灵魂高洁，所以她根本看不上赵景荪这类人，更不屑于借由与不爱的人结婚来改变命运。
李君玉是杨绛笔下最坦荡的一个女子，她看破阴谋却不屑于搞阴谋，所求不过靠自己努力工作求得一个立足之地；在薄情的舅舅家是如此，在厚爱她的舅公家依然如此，并不顺势思谋后者庞大的家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反倒令舅公十分感动、满意，最终选定君玉为自己的继承人。剧作家用她手中掌控命运的笔，给了李君玉一个“称心如意”的前程。
《弄真成假》中的张燕华，与李君玉的安于命运安排相反，张燕华却试图扼住命运的咽喉，自己扮演翻云覆雨的命运女神。张燕华寄居成功的商人、叔父张祥甫家。她本来与周大璋是一对恋人，周大璋是穷人家孩子却假充世家子弟，在见了张祥甫的女儿张婉如后，贪图她的家产移情别恋。张祥甫太太的侄儿、大学教师冯光祖爱着张燕华，张燕华却嫌弃他迂腐、穷酸。张燕华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比李君玉的调子要冷得多、阴暗得多：她想不通自己聪明、美丽，却为何没有堂妹张婉如的好命，后者天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自己却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心里燃烧着地狱之火，这是嫉妒的火、愤懑的火，会烧毁了自己与别人。与其说她爱周大璋，不如说她爱上一条改变命运、提升社会阶层的路。眼看张婉如与周大璋你侬我侬，她绝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发誓一定要亲手改变命运，一定要是自己与周大璋结婚，她也确实略施小计就做到了。她趁冯光祖去苏州吃喜酒的机会要求冯光祖带上张婉如一起，张祥甫正想拆开女儿与周大璋，就极力赞成。张婉如此行来不及通知周大璋，就托张燕华带话，张燕华趁机要张婉如留下周大璋送她的金戒指作为传话的信物。张婉如去苏州后，周大璋果然来张府找她。燕华便骗他说张婉如与冯光祖去苏州完婚，并托自己退回周大璋给她的定情信物金戒指。见到戒指的周大璋深信不疑、失魂落魄，立刻转而向暗示自己也有大把陪嫁的张燕华求婚，两人于是私奔杭州旅行结婚。婚后张燕华发现周大璋家一贫如洗，周大璋发现张燕华分文嫁妆也无，但为时晚矣。
张燕华堪称杨绛作品中的“女诸葛”，略施手腕就改变了自己、周大璋、张婉如也许还有更多人的命运。因为她以孤女的视角，早早看破了事态炎凉，对人性知之甚深、把脉甚准，知道冯光祖、张祥甫、张婉如、周大璋这些人在一定的情境下会是怎样的反应。她确实自己扮演了一把命运女神，成功地把自己嫁给了想嫁的人，但真正的命运女神却在更高处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她一心要嫁的“富家子”周大璋，原来是个一文不名、满口谎话的骗子；她处心积虑嫁进的“豪门”，原来是一个阶层比自己还要低很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寒门。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她错看了周大璋。周大璋是一个拼命向上爬的底层人物，这样的人物无论现实世界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有很多，大部分也并不那么面目可憎。问题在于周大璋向上爬的手段不在于个人奋斗，而在于投机取巧。命运也曾给他机会，他开杂货铺的舅舅曾经资助他出国留学，而他却自始至终没有求知向学的心思，只想着去国外镀层金好作为向上爬的资本；回国后在保险公司工作，也并不想着努力上进，只把心思用在追逐富家女上，梦想拽着未来妻子的裙带一跃爬上上流社会。张燕华和周大璋的灵魂惊人的一致：一样地认为没有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是命运对自己严重的不公，却又不愿经由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只想走婚姻这条捷径。
以李君玉与张燕华相比，前者能看穿真的纨绔子弟赵景荪的轻浮，后者却看不透一个假的富家子周大璋，被他拙劣伪装的表象所欺骗、误了终身；前者选的是虽无炫目外表与家世，却对自己一片真心、从北平守护自己到上海的恋人陈彬如；后者却舍弃了不善谈恋爱、有书呆子气却一片赤诚的优秀青年冯光祖。如果说最能代表一个女人真正品位的正是她看中的男人，那么张燕华的品位实在低劣。张燕华的智谋、诡诈超出李君玉何止十倍，眼光和识力却比李君玉差之甚远。她被自己的贪欲和嫉妒蒙蔽了双眼，分不清金子与沙砾；反不如李君玉天真纯洁，不慕荣利、不起贪心，命运却给她安排了最称心如意的结局。在剧作家杨绛看来，若缺少大智慧、看不清世相，便越是玩弄机巧阴谋越是弄巧成拙。在对李君玉、张燕华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杨绛似乎不乏中国古代“善恶终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命运早已安排好一切，给心地淳厚的人以慷慨的馈赠，或等着看机关算尽的人绝望地哭泣。
《洗澡》中的姚宓原本家境优裕，父亲姚謇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来一直暗中资助地下党，故事展开的文学研究社前身北平国学专修社也是他家早年的产业之一。然而父亲在姚宓大学二年级时心脏病猝发去世，母亲受刺激中风，姚宓卖尽家产为母亲治病，母亲保住了性命却也落下终生残疾。姚宓于是辍学挑起家庭重担，进入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
姚宓爱读书、有学问，饱学之士许彦成说她“好像什么书都看过”。大学没有毕业，水平却胜过罗厚等研究生，然而因为要工作所以不能继续升学，姚太太时常为此垂泪。姚宓悉心照料妈妈，经常抱着妈妈的病脚入睡；与妈妈虽是母女情深，却也能谈天交心如闺中密友。“姚宓一回家就减掉了十岁年纪”，只在母亲面前，姚宓才任小女儿情怀肆意流露，显露出纯真、调皮的一面。在家门之外，姚宓将小女孩的稚嫩，甚至包括学问一一藏好，“天天穿一套灰布制服，像个三十岁的人——不是人老，是样子老”，少言寡言，做少年老成状。天资聪慧再加上孤女深刻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她分外早熟，一早看透文学研究社复杂、龌龊的人事纷争，却只是暗自小心、三缄其口。当她的论文被人写了批判文章，她凭着批判文的署名“汝南文”三个字，用拆字法一眼看出作者就是同事江滔滔、施妮娜、余楠、姜敏，令博学的才子许彦成都深感钦佩。除了天生聪敏外，又何尝不是一早洞悉周围险恶用心的结果。
姚宓尽管低调到极致，也总会被有心人看出她本来的样子。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丽琳正要站起来，忽见姚宓无意间掀起的一角制服下露出华丽的锦缎。她不客气伸手掀开制服，里面是五彩织锦的缎袄，再掀起衣角，看见红绸里子半掩着极好的灰背，不禁赞叹说：“真美呀！你就穿在里面？”姚宓不好意思，忙把制服掖好，笑说：“从前的旧衣服，现在没法儿穿了。”女人看女人，眼光总是最毒的，何况是杜丽琳对姚宓这个情敌间的审视。杜丽琳曾这样评论姚宓：“好阴险的女孩子！她那套灰布制服下面掩盖的东西太多了！”姚宓灰布制服下遮没的“五彩织锦的缎袄”、“极好的灰背”，既是她锦绣内在的象征，也是父亲在世时她娇养、优越的过往生活的象征。“从前的旧衣服，现在没法儿穿了。”固然是从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衣服在1949年之后没法穿了，又何尝不是父亲在世时掌上明珠的优裕生活无法重现了，读书时风花雪月的诗性生活无法再来了。尽管穿上了隐身衣、低到尘埃里，那无可掩饰的芳华也总会在某个刹那绽放，散发出动人的光彩。
除杜丽琳外，还有一个人看破姚宓的灰色制服只是她的保护色，那便是许彦成：“在这一刹那间，彦成仿佛眼前拨开了一层翳，也仿佛笼罩着姚宓的一重迷雾忽然消散，他看清了姚宓。她凭借朴素沉静，装出一副老实持重的样儿，其实是小女孩子谨谨慎慎地学做大人，怕人注意，怕人触犯，怕人识破她只是个娇嫩的女孩子。彦成常觉得没看清她，原来她是躲藏在自己幻出来的迷雾里，这样来保护自己的。料想她是稚年猝遭家庭的变故，一下子失去依傍，挑起养家奉母的担子，少不得学做大人。彦成觉得满怀怜惜和同情，看着她孩子气的笑容，自己也笑起来。”正是因了这一份深刻了解、这一瞬间的心有灵犀，才有了他俩惺惺相惜的爱情。然而对这爱情，姚宓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放弃，这退让是出于为对方的妻子考虑，是不愿意破坏别人家庭，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善良、“高尚”决定，同时又何尝不是出于对现实的妥协，出于保护自己和许彦成，害怕受到伤害的无奈、隐忍考虑。
以上这些孤女或坦然顺应命运的安排，或企图凭借手段掌握自己及他人的命运，或穿上隐身衣以躲避可能的伤害，各自代表了一种孤女的生存姿态，也各自带着不同的冷暖色调。如果用四季来作比，天真淳朴、乐观向上、毫无心机的李君玉带着温暖、阳光的春天色调，沉默早熟、安静如水、内涵丰富的姚宓则自带秋天的色调，而深自压抑、心机深沉、手段凌厉的张燕华无疑带着寒冬的色彩。每一个孤女形象中也或多或少都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一个纯真自然、涉世未深的孤女，大概就会是李君玉的样子；姚宓与杨绛的对应是读者和研究者公认的，那样冰雪聪明而又深自敛抑，沉默而高贵，美丽而富文学才华，分明就是杨绛想象中年轻时的自己；而张燕华，也许杨绛会调皮地想象自己像童话中的魔女，拥有改变自己和别人命运的智慧与魔法。
二、孤女形象背后的“隐身”哲学
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写道：“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孤女因为未成年，不能完全自立；因为是女性，天生弱势；更因为失怙，没有了任何倚恃，无疑是所有人中最卑微的，于是别人便轻视她们、欺负她们，视她们如小动物，不怕在她们面前现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因此她们才最有机会看到别人无缘看到的世情真相。作者塑造了这样多不同姿彩的孤女们，也许正是要借她们的眼睛更好地传达世态人情的真相。张燕华看到的叔父张祥甫，是会一边把自己的女儿张婉如宠得如同公主，一边却会把侄女张燕华当女佣人使唤的；聪慧如姚宓，也不能避免被朱千里轻薄、摸手，而只能“立刻沉下脸，抽回手在自己的衣背上擦了两下”。曾经的千金小姐姚宓，尝尽了父亡家败以后，各色人等在她家原先的产业国学专修社中蝇营狗苟，自己反要小心翼翼避开各种明枪暗箭，在他们手中讨生活的滋味。至于李君玉，她的出现仿佛就是为了从各个舅舅家依次走过，借她一双眼睛展览众生相的：大舅赵祖荫，一边视君玉父亲画的裸体画为洪水猛兽，喝令女佣：“嘿，阿妹，你看什么？走开！别看！快把这些东西包上，捆上。”“他就是这样的，最怕这种光着身子的女人，妖精似的。”（笔者按：荫夫人语）君玉穿了件颜色衣裳，就赶忙提醒她：“啊呀，君玉，你还穿孝呢。”一边却厚颜无耻地追逐秘书陆小姐，真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生动演绎。荫夫人，一个口蜜腹剑的人，暗地里编织各种得体的借口把君玉从这家送往那家，甚至为争财产使出杀招离间君玉和认她做孙女的舅公，表面上却对君玉相当客气、说话相当动听。二舅赵祖贻，自恃当过外交官，见识不同凡响，整天琢磨着写万国游记沽名钓誉，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不行，“你二舅得外国人画的才要，中国人学着画的他看不入眼”。一副标准的洋奴、西崽相。四舅妈懋夫人，看似整天忙于慈善事业，一副新女性的风貌，但实际不过是借着慈善的幌子把丈夫的钱圈过来，一旦听说丈夫有了外室，居然要丈夫走到哪里自己跟到哪里，也不慈善了，也不新女性了，分明是一个披着新女性外衣却拿丈夫当长期饭票、新旧女性的好处都想要的女人。
隐藏好自己，同时冷眼看世情，是杨绛十分重要的人生信条。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曾记述了一个颇富象征意味的情节：杨绛等牛鬼蛇神们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窗户上挂着两个破苇帘，有人提议撤掉，杨绛认为，有这个帘子在，里面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有利于看清对方、保护自己，后来实践证明果然如此。
被认为是老年杨绛化身的姚太太就深谙“隐身”哲学，她足不出户，喜欢隐于家中玩福尔摩斯的游戏，即通过观察和推理，知人论世，找出人与人之间不为常人所觉察的某种关联，比如她曾通过观察推论出姜敏是姨太太所生，后来证明果真如此；对其他人性格、行为的推断也都基本准确。长期隐身观察的结果，令姚太太的胸襟和识力、世事洞明的程度，远远不止停留在仅仅帮女儿识人、绕开陷阱这样的层次：姚太太捐出北平国学专修社，大学未毕业的姚宓因此有了在研究社图书馆工作、进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姚太太将亡夫藏书室的图书捐给清华大学，姚宓因此又有了去清华进修的机会（在《洗澡之后》中，姚宓在清华图书馆与此前调去清华执教的许彦成重逢）。若考虑到1949年后的政治环境，捐出家产的举动，更意味着十分惊人的政治嗅觉和超前眼光。
这与杨绛本人的经历异曲同工：1949年后去清华工作，为了逃避开会而只肯做兼职教授；工作中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饭吃的典型；为了怕犯错主动从文学创作遁入翻译，偶涉文学研究，研究对象也总在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古典文学间徘徊；“文革”中被批斗时用高帽子罩住眉眼站着睡觉，等等。而杨绛本人也是爱玩福尔摩斯游戏的：“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文革”中杨绛偶然发现检讨的审阅者在不搞运动时是和善的普通人之后，她还在“牛鬼蛇神”身份掩护下主动侦查，一次次试探他们的底线：故意以要修煤炉之类不成理由的理由请假，请革命群众为自己扎刺的手挑刺，向革命群众要纪念章和毛选，等等，都成功了，她于是得出结论：他们都是“披着狼皮的羊”，即在批斗、台上表演之外，全都心存人性之善。
李健吾说过：“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她有缄默的智慧。”杨绛的确很有沉默的、遁世的智慧。无论是隐身于苇帘后面，还是隐身于孤女的卑微身份，本质上都是为了使自己免于暴露在别人的视线内，同时令对方充分暴露在自己视线里，“人在明、我在暗”，能更方便、更细致地观察别人，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更好地保护自己。中国文化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传统，民间亦有“枪打出头鸟”的俗谚，古来张扬个性、引人注目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与之相对应的，儒家提出“中庸”，道家崇尚“无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一种“隐身”，为了避免被“摧之”、遭“枪打”的悲剧命运。而杨绛的“隐身”智慧，就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经过对生活、对人性的细致观察之后，形成的一种生存智慧、处世技术。这种智慧的核心在于，藏身暗处静观默察，永远不跟现实正面对抗，永远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这是一种自保的智慧，钱杨夫妇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相对很少，与这种智慧不无关系。同时这种智慧是小乘佛教所谓的“自度”，离大乘佛教“度人”境界显然有着非常大的距离。
三、“隐身”哲学对杨绛创作的影响
隐身是道家法术，“隐身”哲学的根源就在于佛老思想中的顺势而为、不强求、冷眼旁观。杨绛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打上了这种人生哲学的烙印。
最明显的表现是：杨绛笔下的人物大都非常地“识时务”、非常地顺势而为，基本上从来不会为了爱情或所谓理想而一往无前，永远不会跟强大的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比如《璐璐，不用愁》中的璐璐，虽然被英俊、富有性格魅力的化学系男生汤宓所深深吸引，却几乎没经过多么艰难的心理斗争就决定听从父母安排，选择形容猥琐，却出身官宦人家、将来仕途光明的小王，而留洋的理想显然更加高于与小王可能缔结的婚姻，不是因为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因为“出了洋，谁还说得定——”，因为出洋带来的光明的婚姻前途和无限可能。“璐璐，不用愁”这一标题，本身就含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人生态度。《“玉人”》中中学教师郝志杰原本怀着对少年时代偶遇的美丽少女枚枚的美好回忆，然而这点憧憬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此郝志杰的反应是：“我是想明白了。我原是驯良的牛马，不是吃人的老虎狮子——或臭虫跳蚤。走千家不如守一家。吉凶悔吝生于动。一动不如一静。反正我到了后方，照样还是推磨。推磨是我的活儿，推磨也顶好。”放弃爱情幻梦，顺带连去内地做大学讲师的人生梦想都放弃了，认命得十分彻底，且轻易得让人吃惊。《大笑话》中学者林子瑜和王博士的寡妇陈倩真诚相待、情纯意洁，他们朦胧的情愫在周围污浊人心的衬托下宛如一朵白莲花。然而当这段感情被人撞破，林子瑜便近乎本能地挥泪告别陈倩，宁愿抱残守缺地守着婚姻，容忍一个志不同道不合的妻子，却连想也没想过为爱情抗争一番。也许在他们的人生观里，根本没有拼力挣脱现实一说，有的只是妥协、“顺势而为”。类似不彻底的爱情故事还有《洗澡》，杨绛倾注了最多感情的人物姚宓，在丧父、家道中落后努力放低身段，将美丽、聪慧、才华一一藏好，以求在人心险恶的俗世中少受伤害。遇见了理想的爱人，却秉持着“隐身”哲学欲迎还拒，姚宓、许彦成二人同游香山时的互相躲避、互相追寻，简直就是“隐身”哲学的现实爱情演绎。最终，为了不伤害许彦成的妻子、不伤害许彦成和自己，姚宓终于挥慧剑斩情丝，切断了与许彦成的爱情联系，而作者杨绛对姚宓其人及其最终决定显然高度欣赏、认同。杨绛笔下唯一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爱情的故事是ROMANESQUE。在读大学生叶彭年，在一段近似传奇的经历中邂逅了暗娼梅，两人一见倾心，叶彭年决定放弃学业，丢下父母、未婚妻，带着梅远走高飞离开上海，投奔他在天津的一个朋友。故事的结局是私奔计划被梅身后的黑势力发觉，叶彭年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梅。小说是一个戏仿传奇，最终有一个现实的结尾。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叶彭年，在小说里是一个十八九岁、单纯实诚的少年。在杨绛的世界观里，也许只有这样的少年才会为了理想而对抗现实，并且即使这样，这故事也还是不太可能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生，所以杨绛将它命名为“Romanesque”，罗曼史、浪漫故事。
务实的聪明人往往对弱者缺乏同情，表现在杨绛的创作中，就是作品对故事、人物的态度常常是十分超然、冷漠的。比如小说《鬼》，父死兄逼的富家小姐贞姑娘无奈嫁与结婚多年未育的王家少爷为妾，王家少爷身体和精神都不很健全，且对贞姑娘毫无情义，贞姑娘便将爱情寄托在少爷的英文教师、落魄大学生胡彦身上，黑夜里去到胡彦的住处与其欢会，并痴心等待胡彦的迎娶。贞姑娘身世堪怜，其追求爱情的行为甚至不无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意义，然而杨绛却以一种冷漠旁观的态度把这个故事处理得甚至有些龌龊。据作者的叙述，贞姑娘是个“惹气精”，喜欢听壁角，她深夜去胡彦住处时穿着一身过时的衣物，“死人下棺材穿的”绣花鞋，蜡黄的脸因擦了太多的粉而惨白，嘴唇却又擦得血红，以至于把胡彦吓得不轻，以为遇见了鬼，次日醒来不见贞姑娘越发肯定她是鬼，便把她留下的花笺用墨笔打上十字、用朱砂砚镇上，自己则立刻逃走，多年后还将这场与鬼的艳遇作为和妻子枕边的谈资。整个叙述让贞姑娘追寻爱情的过程成了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这场情事唯一的结果便是让贞姑娘怀孕得子，她与胡彦的“鬼胎”阴错阳差成了王家偌大家产的继承人，而贞姑娘因祸得福改善了命运。这个结果其实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加彻底地嘲弄了所谓“爱情”，展示了生活的荒谬、命运的无常。如果说《鬼》的人物身上自带卑琐的因素，《大笑话》中的人物则明朗阳光，陈倩美丽、纯情，林子瑜更是集中了男性知识分子的几乎所有可能的优点：他简单通透，却又处事练达，对陈倩的感情纯洁坦荡。然而就是这样一对人物，杨绛依然把他们爱情的失败处理成一个笑话，结局甚至都不能叫作悲剧，只能叫闹剧，其叙述令人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对比杨绛写自己亲人那些深情绵渺的文字，便可感受到杨绛对他人苦乐的冷静和漠然。杨绛有一些写她家不同阶段的佣人和保姆的散文《阿福和阿灵》、《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镜中人》等，虽然散文记叙了杨绛对佣人、保姆的关心帮助，显现出她是一个贤良的主人，但文字的俯视视角，以及所表现出的等级观念、智力优越感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众生的苦难缺乏悲悯之心，这是杨绛作品无法回避的一个特点。
长期隐于帘幕后默默观察的结果，便是对人情世故十分透彻了然。杨绛有一篇《听话的艺术》：“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依照‘可能与必然’，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头发。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假如某要人代表他负责的机关当众辟谣，我们依照‘必然与可能’的原则，恍然道：‘哦！看来确有其事！’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当面称谀，那更需违反心愿，宁可不信。他当然在尽交际的责任，说对方期待的话。很可能他看透了你意中的自己。假如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谄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也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训儿子对付冤家的好办法——过火的称赞，能激起人家反感；也可能是借吹捧这人，来贬低那人。”世事洞明的人在面对为人处世天真、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时，往往对后者不够圆滑、精明的处事方式十分不以为然，同时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情商优越感。比如《〈傅雷传记五种〉代序》中，傅雷1954年在北京参加翻译工作会议，他提了一份书面意见，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来说明翻译问题，结果触怒了例句的众多主人，对此杨绛的看法是：“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
傅雷在杨绛眼里是这样的：“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锺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在杨绛的笔下，中国现代最优秀的翻译家、出色的批评家，“孤傲如云间鹤”的傅雷，变成了钱锺书（甚至杨绛自己）的小粉丝，任钱锺书打趣，对钱锺书服膺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而杨绛认为“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这是何等的居高临下、自信自负！即使她说得属实，也不免令读者生出不适之感。考虑到该文写成时傅雷夫妇已经过世，人品学问犹令人仰望怀想不已，便更加显得此文的凉薄，对逝者缺乏起码的尊重。
对于傅雷夫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生选择，杨绛这样说：“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撼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利权力的现实吗？”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作者对这对夫妇悲壮结局的惋惜、愤慨，可是如果结合其对傅雷的其他评价以及杨绛自己的处世哲学来看，更未必不是对傅雷处世原则的极大不认同。
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这样说：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了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他说：“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识时务，很聪明。
杨绛翻译过哲学著作《斐多》，她说：“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思想上崇信的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行动上却遵循着孔子的务实原则，杨绛老练的处世技术使她绝对不会令自己陷入傅雷的境地，即使陷入了也不会做出傅雷那样的刚烈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苛求知识分子都像苏格拉底、傅雷那样去以身殉道，可是对理想主义殉道者缺乏敬意的态度则无论如何令人不敢苟同。
- 作者简介：邹世奇，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此时杨绛的七妹已出生，二姐已因病去世。见《回忆我的父亲》，《杨绛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版本下同。
- 《回忆我的父亲》，《杨绛全集》（第二卷），第111页。
- 杨绛：《〈听杨绛谈往事〉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 《汉语大辞典》对“孤儿”一词的解释是：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的。戏剧《弄真成假》中张燕华的生母去世，父亲健在，然而娶了继母后便对这个女儿完全无关痛痒，女儿与人私奔，在他看来还不如新夫人要配花边重要。因此笔者也就将张燕华归为孤女一类。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244页。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249页。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244页。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293页。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384页。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259页。
- 《隐身衣》，《杨绛全集》（第二卷），第200页。
- 《洗澡》，《杨绛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 《称心如意》，《杨绛全集》（第五卷），第16页。
- 《称心如意》，《杨绛全集》（第五卷），第22页。
- 《称心如意》，《杨绛全集》（第五卷），第54页。
- 《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第二卷），第77页。
- 《第一次下乡》，《杨绛全集》（第五卷），第165页。
- 《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第二卷），第80页。
- 《璐璐，不用愁》，《杨绛全集》（第一卷），第5页。
- 《“玉人”》，《杨绛全集》（第一卷），第134页。
- 《听话的艺术》，《杨绛全集》（第三卷），第242页。
- 《〈傅雷传记五种〉代序》，《杨绛全集》（第二卷），第304页。
-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杨绛全集》（第二卷），第301页。
-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杨绛全集》（第二卷），第303页。
-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杨绛全集》（第二卷），第306页。
-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 《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全集》（第四卷），第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