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月牙儿》版本的演变
王艺
摘要：《月牙儿》是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完成于1935年，之后经历了多次再版，内容基本无异，而1956年的再版则发生了多处改变，尤其是将性心理和性爱描写场面删除。两个版本的《月牙儿》在内容上相差无几，但在文本措辞和场面描写方面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月牙儿》两版文本的比较分析，指出1956年版本中的删改对作品文本表现力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作者修改原作的动因，揭示出时代氛围变化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月牙儿》；新旧版本；创作影响
《月牙儿》是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35年4月，初刊于《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14期（1935年4月1、8、15号），之后1935年人间书屋版、1947年晨光书店版、1948年春明书店版的《月牙儿》，都是根据初刊本《月牙儿》再版，只有几处标点符号有异和少数字词（例如“的”、“地”）有修改，其他方面没有变动，笔者称之为旧版。而20世纪50年代重版的《月牙儿》则有较大幅度的改动。《老舍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所收《月牙儿》，计有字词改动19处：15处换词、2处删除、2处添加标点（另有4处别字修改），段落变动4处（第20、28、32、33节）。此后，1959年的短篇小说集《月牙儿》、1985年的《老舍文集》和1999年的《老舍全集》中所收的《月牙儿》都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本再版，笔者称为新版。
问题在于，《月牙儿》问世之初即获得了巨大声名，老舍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部短篇小说，新版却删除了不少性爱、性心理描写，此外还有几处方言词语被普通话代替。本文要追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动，是因为旧版的相关部分“不堪入目”，还是另有原因？本文试图通过《月牙儿》新旧版本文本的比较分析，指出新版本中的删改对作品文本表现力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作者修改原作的动因，揭示出时代氛围变化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
一、新旧版本变动处分析
本文以1935年版的《月牙儿》为旧版文本，以1956年版的《月牙儿》为新版文本（下不赘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老舍的13篇小说为《老舍短篇小说选》，老舍在《后记》中写道：“除了不太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的风格。有些北京土话很难修改，就加上了简单的注解。”这算是为修改作了一个解释：字句的修改是以普通话代替北京土话，而“不太干净的地方”则是指作品中的性描写基本上全部删除。
1．字词变动分析
《月牙儿》新版本有6处将方言词语改为普通话，如“吃挂落”改为“吃亏”、“灰不溜”改为“灰渌渌”等。这6处中，笔者以为，将“斜斜着”改为“歪歪着”不仅语意发生轻微变化，而且与后文中的“斜着”在句子形式上断开，读起来稍显拗口；将“买卖地”改为“铺子里”和将“心程”改为“心思”，语意更清晰，表达更加浅显易懂；将“吃挂落”改为“吃亏”和“灰不溜”改为“灰渌渌”这两处将晦涩的方言改为简易的普通话，用语更为通畅且文雅；将“低落”改为“低贱”，虽然解决了词语的晦涩，但笔者认为此处的改动有失神韵。“低落”的语境是“第一号”女招待半是嘲弄、半是劝告女主人公放开架子：女招待也能嫁银行经理、坐上几天汽车呢，而且她上班不勤快赚的却比女主人公多，还比女主人公讨喜，这样的人是不会觉得自己“低贱”的；用“低落”既有低贱的意思又有此时落魄的感觉，但又不直接指出“卑贱”之意，能满足“第一号”女招待不轻贱自己的虚荣，也能显出她劝女主人公的“真心实意”。
2．性描写段落删除分析
《月牙儿》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母女二人相继被逼为娼的悲剧，必然也会涉及底层生活（卖淫）的粗鄙。旧版《月牙儿》中直接涉及性描写的是第21节和第33节，这两个部分分别是主人公第一次受骗失身于“温和可爱”的校长侄子和彻底沦为暗娼后、不分对象地出卖身体时的性心理描写。在第一次与校长侄儿交往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心情是这样的：
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从他的头发上我看着那也在微笑的月牙。春风像醉了，吹破了春云，露出月牙与一两对儿春星。河岸上的柳枝轻摆，春蛙唱着恋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气里。我听着水流，像给嫩蒲一些生力，我想象着蒲梗轻快地往高里长。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生长，似乎正往叶尖花瓣上灌着白浆，什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后放出一些香味来，象花蕊顶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象四外的花草似的，承受着春的透入；我没了自己，象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想起来自己，我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我失去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我和妈妈一样了！（第21节，画线标记为新版删除部分）
当“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的时候，象征主人公心情的月牙儿是微笑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春风沉醉，吹破春云，柳枝轻摆，青蛙鸣曲，嫩蒲散香，水流轻快，蒲梗抽高，嫩蒲似乎得到了春的力量，更显示出一些生机，而小蒲公英则生长得更为勃发，这一切都在溶化春的力量，把春收起来然后放出清新的香味，四外的花草承受着春的透入，就像主人公在承受她所心仪之人的爱抚一样，都化在春风中了，都溶进月光里了，无言地表达在了此刻的感官享受中——“我象把自己交给了春风，任凭人家摆布”。象征主义在表现主人公的“性”的享受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老舍在齐鲁大学执教时编印的讲义《文学概论讲义·第十一讲》中提到过象征主义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心觉，把这种心觉写画出来。这种心觉似乎觉到一种伟大的无限的神秘的东西；在这个心觉中，心与物似乎连成一气，而心会给物思想，物也会给心思想。”老舍也曾在《老牛破车·景物的描写》（1937）中说过：“真的，差不多没有再比写景能使文字充分表现出没来的。”因此他用春风春云、柳枝蛙鸣、嫩蒲野花、馨香月光这些自然中弱小但又有强大生命力的意象勾勒出一幅幽静的月夜春风图，将主人公的性心理含蓄曲折地象征出来，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综合运用色彩、气味、声音等多种因素，在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给人以美的享受，用清新的香味、动听的恋歌、自然的色彩、勃发的生机，表达理想的性爱，勾画出主人公的性心理活动，淡化了情节，增加了美感，如此的隐蔽含蓄而又娓娓道来。新版中将这一部分删去，在行文上虽然没有错乱，但在表达效果上则大打折扣，像这样粗暴地删去性心理的段落，在《骆驼祥子》和《离婚》的修改版中同样可见，实在令人惋惜。
虽然主人公沉湎在这样理想的性爱中无法自拔，但当主人公“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时，她就从理想回到了现实，而此时，月牙儿已经被云彩掩住了，主人公的希望和理想也随之黯淡下去。“我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便是理想与现实的转折点，叫主人公沉醉于性爱的快感之时，而又不得不想起自己的受骗上当乃至失身，在这样的煎熬之中，主人公失去了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性爱的欢愉只是一时的，欢愉之后的痛苦则是永久的。现实中的月牙儿“被云掩住”，是心灵创伤的象征，是希望的破灭，是沉沦的先兆，而这一切都是在转折点以后发生的心理苦痛，没有转折点的揭示，主人公只怕要沉沦在性欲中直至天明而不得自拔、自省吧。联系后文，主人公明白了那个青年“是利用我的无知，畅快他自己”罢了，而她通过做女招待失败的经历也明白了男人“所要的是肉，他所给的也是肉”，他要“肉”的方式便是“咬了你，压着你，他发散了兽力”。对于两性关系的深刻剖析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变成了以“肉”易“肉”的交易，当时那晚的美好不复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依赖于这些文字的表达和传递，而新版将这些“露骨”的文字删去，虽然没有造成行文的凌乱，却给阅读和体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的变化带来妨碍。
同样是“性”心理的描写，等到主人公受尽波折、彻底沦为暗娼时，又产生了不一样的体会：
据说有些女人是可以浪漫地挣饭吃，我缺乏资本；也就不必再这样想了。我有了买卖。可是我的房东不许我再住下去，他是讲体面的人。我连瞧他也没瞧，就搬了家，又搬回我妈妈和新爸爸曾经住过的那两间房。这里的人不讲体面，可也更真诚可爱。搬了家以后，我的买卖很不错。连文明人也来了。文明人知道了我是卖，他们是买，就肯来了；这样，他们不吃亏，也不丢身份。初干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还不到廿岁。及至作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况且我不留情呢，我身上的各处都不闲着，手，嘴……都帮忙，他们爱这个。多喒他们象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算，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第33节，画线标记为新版删除部分）
初干的时候，主人公还不到20岁，她的心理还是很纤细柔弱的，但是“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叫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来换得饱腹的“肉”，身体上的年轻力壮使她觉得自己不再害怕了，反而知道了如何更好地讨好她的客人。她知道身上各处的部分都可以运动，手、嘴巴……都能帮忙，“况且我不留情呢”，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地取悦她的客人。这时候的性爱已经不再是当初懵懵懂懂时候的享受，而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下去，主人公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享受了，只是希望卖力地让客人享受，不留情，不再害怕，身体各个部位不闲着，都只是为了赚钱。暗娼不是一个体面的职业，甚至跟主人公的设想大相径庭，但是被生活磨去棱角和羞涩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乎工作的“体面”了。放在以前，主人公会因为小媳妇发一句哀求和一滴泪水而羞愧不已，并且主动离开勾引自己的校长侄儿，也会因为“第一号”女招待的一句讥讽而恼羞成怒，出言还击，现在房东认为她的职业是“不体面”的，连房子都不再租给她，主人公这时候“连瞧他也没瞧，就搬了家”，她已经不在乎工作是否“体面”的问题了，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只要能赚钱，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了。她靠零卖自己的肉体而获得温饱，本身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她不以这样的遭遇为耻，反而在这种过程中察觉出“有意思”的“趣味”，则更是令人悲哀的事情。反观前文，主人公想要“浪漫地挣饭吃”，而现实告诉她勾引文明人是不大容易的，因为“人家不上那个当，人家要初次见面就摸我的乳”，现实也教会她“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新版把“摸我的乳”改为“占便宜”，删去“拿钱来，我陪你睡”，语言上较旧版文雅些，但表达效果明显不如旧版那样直接有力，刻画出主人公流氓式的性心理。也许在生活面前，不讲“体面”的人反而更加“真诚可爱”，主人公这时候类似于“豁出去”的性心理，正是她真诚坦荡性格的一个隐现，真诚地堕落，真实地生活。
二、新旧版本变动对作品文本表达的影响
新版《月牙儿》中，词语变动达19处，几乎将作品中的大多数北京土话都修改成了普通话，这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一方面是方便读者理解文意，不会造成阅读障碍或曲解；另一方面，京味的特色也就随之被改淡了。新版虽然将“吃挂落”改为“吃亏”、“灰不溜”改为“灰渌渌”、“买卖地”改为“铺子里”、将“心程”改为“心思”等解决了方言晦涩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词语所含有的北京特色也一并被消除了，语言上所特有的京味也不复存在。如前文举例的“低落”改为“低贱”，北京人最大的礼仪特色是好面子、讲排场、不肯轻易丢了身份，“第一号”女招待虽然只是一个服务员，但是她从来不干那些端茶送水的脏活，“只要给客人倒茶，递手巾把，和拿帐条，别的不用管”，她的潜意识认为自己是“落魄”而非“低贱”，身份是“低下”而非“卑贱”，她“自信”地认为女招待也是能嫁得了银行经理、坐得了汽车的；她以自己的“豁得出去”为榜样，十分瞧不起女主人公“藏着掖着”的做作姿态，“真心实意”地劝告女主人公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靠自己努力。正所谓“笑贫不笑娼”，哪怕是卖身，这也是一种温饱之法，甚至还有发展前景，比暗娼体面，又比妓女自由，虽然“低落”但不“低贱”。旧版中，虽然只是一些方言词语的嵌入，但仍能看出北京传统文化对于市民阶层根深蒂固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负面成分也体现在人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这样好面子、死守身份的腐朽堕落思想也正是老舍所要批判的国民性性格的体现。新版将这样富有特色的词语用普通话来代替，京味减少的同时，语言中的深刻内涵也许也随之消失了。
而性描写的删除对于作品产生的影响就更复杂一些了。对于性心理描写的删除，不仅在文本审美层面造成困扰，而且对于女主人公性格的塑造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旧版中两次直接的性描写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第一次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的放荡纵容，她的形象也从受压迫的底层劳动人民变化为既带有被压迫、被剥削色彩的劳苦大众形象，又带有懒散粗俗、放荡纵欲色彩的暗娼形象，而这样巨大的变化正是通过主人公对待性的态度和性心理变化的过程体现出来的。第一次直接性心理的描写，刻画出的是一个害羞懵懂、未涉世事的少女形象，那些自然中弱小而美好的景物既是她身心愉悦感受的表达，也是她害羞懵懂、善良柔弱性格的象征。失去校长侄儿的照拂后，主人公看到了妈妈所走的路在不远处等着她，但她暂时还不愿走上那条路。这时候主人公善良纯真的性格还未被社会磨灭，她对待人生和社会抱有希望，反省自己的沉沦，希望过上正常、体面的生活。而做女招待的失败经历，让她不得不走上卖“肉”这条路，到后来彻底沦为暗娼时，主人公的性心理已经近乎流氓，粗鄙而无耻，空虚而麻木。对于文明人，她直接说道“拿钱来，我陪你睡”；对于有钱想要独占暗娼的人，她十分不屑，还有法治他们；尤其是对那些“手里攥着一块钱，唯恐上了当”的人，她细细谈条件，“干什么多少钱，干什么多少钱”，这两句看似无差别的重复借用陌生化的手法，表达她此时生活状态的枯燥和无聊，而在这种机械的重复和作践自己的过程中主人公竟然觉得“很有意思”，此时她精神上的压抑变态和心灵上的麻木空虚已经到了不言自明的程度，而她的身体也已经破败到了极致。主人公在潜意识中是想要找体面的工作，“自食其力”，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逼迫她只能走上她母亲的道路，“女儿的道路是世袭的，是专门的！”如果不是经过身心的严酷折磨和对现实的万般绝望，女性是很难发出这样愤怒的呐喊的。
性描写的删改对另一类人物形象也产生了影响，他们就是来买“肉”的文明人。文明人嫖娼时，“多喒他们象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算，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这些人自诩文明人，可是在性欲上却如此粗暴野蛮，主人公此时对待性的野蛮也反衬出这些文明人的野蛮、这个社会的野蛮。五四时期，作为西方文化思潮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至上”等观念对青年的影响很大，这些观念既是促进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推力，也是放荡自我、摧残女性的绝佳借口，许多文明人打着这样旗号制造了许多青年女性上当受骗、失身堕落的悲剧，令人发指。《离婚》中的张秀贞受骗于小赵而不自知；《微神》中的主人公被阔家公子抛弃沦为暗娼，最后死于打胎；《阳光》中的富家小姐与周围的青年放荡纵欲，最后失去生命中的“阳光”……在这样的黑暗现实中，《月牙儿》的主人公也无法避免这样的悲剧，她失身于校长侄儿后正式上市卖“肉”，文明人知道主人公沦为暗娼后不是伸手援助而是来买“肉”，因为这样“不吃亏，也不丢身份”，而且极尽折腾，最后“象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算”，这样的文明人难道不才是真正的野蛮人么？在与文明人的周旋中主人公明白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直接告诉他们“拿钱来，我陪你睡”，要不然“人家只用一角钱的冰激凌换你一个吻”，主人公还是得饿着肚子回家。新版把“摸我的乳”改为“占便宜”，删去“拿钱来，我陪你睡”，语言上较旧版文雅些，但表达效果明显不如旧版那样直接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文明人的丑恶嘴脸。而这样披着新潮思想外衣的拙劣模仿者正是老舍所要批判的反启蒙形象，他们满口“自由平等”、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做法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又一体现，并且葬送了启蒙精神中最宝贵的人性光芒。老舍的创作虽然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始终秉持五四文学精神：关注人生，关爱弱小，批判旧的思想文化，暴露国民劣根性。在旧版《月牙儿》中，老舍的创作真正地践行了五四文学精神，关注底层人民生活，批判旧的思想传统，批判国民劣根性。新版中的删改无疑减弱了这样的批判力度，也消除了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个性色彩。
三、新旧版本变动探因
老舍修改旧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字词的整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运动，而性描写段落的删除的原因则更复杂一些。严格的文化政策和明确的文艺创作方针，官方身份的带头示范作用，文人对作品的严谨创作态度，洁化叙事的创作传统……无一不对老舍产生了影响，具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的内在因素
“文章不厌百回改”，作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想要尽善尽美，修改旧作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老舍虽然曾经说过“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认真勤勉的作家，对于旧作的修改，是老舍创作精益求精的体现。
《月牙儿》新版考虑到北京土话的传播范围有限，于是将其中的几处方言用普通话代替，在文本传播上解决了方言晦涩难懂的问题；多处将“女子”改为“女人”，则是考虑到“女子”的文言文色彩较重，也带有北方地区的方言色彩，改为“女人”，较为浅近，贴合劳动人民大众的用语习惯。两处加标点的地方，也更符合普通话标点符号的运用规则，如“教育”加上双引号，明确表示一种反讽的意味：在小学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帮助主人公找到事做，教育没法填饱主人公的肚子，教育也不能挽救主人公被迫“上市”，但“教育”能在主人公“卖肉”的时候对付一些家中有妻子却想独占暗娼的有钱人。旧版“中学学生样儿的”改为“学生样儿的”，笔者以为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六三三学制”，中学学生大多在15—18岁，如果指明“中学”学生去嫖娼，就可能带有丑化新社会新人物的色彩，删去不改变句意也不会产生阅读障碍；旧版“世上的妈妈都最会骗人”改为“妈妈都最会骗人”，人们把妈妈的诓骗叫作安慰，但主人公的妈妈似乎忘了这个。她找到“我”以后“开始捡点我的东西，问我的进项与花费”，即使知道“我有了病”，也没有言语，“听着看着人家蹂躏我”，骂客人给的钱少，劈手夺下客人的钱包，连醉酒客人的鞋都拿回来，这样的母亲是饿怕了的，为了母女两人的温饱只能眼看着女儿受虐，只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势利。对于此处修改，笔者揣测为：老舍明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楚，但是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联想到世上其他和自己母亲一样坚强温柔的母亲，联想到新中国新气象下翻身做主人的积极勤快的劳动人民，老舍不忍心将世上的其他母亲都变成这样的母亲，因此去掉了“世上的”这个定语。
老舍文艺思想的变化也是他修改旧作的一个内在动因。新中国成立前后，老舍因翻译英文版《四世同堂》而滞留美国，周总理授意曹禺写信邀请老舍回国，老舍强忍身体的不适，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老舍看到新中国新首都日新月异的变化，广大劳苦大众真正翻身做主人，心中的激动喜悦和爱国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他的笔也为这样的变化感到高兴。他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作品是新太平歌词《过新年》（1950）：“……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但只见，金星的红旗高悬起，秧歌新戏锣鼓喧天。人民的胜利真胜利，胜利的新年好新年。劝诸位，紧跟着毛主席向前进，实现新民主，国泰民安。”而他从此也紧跟着毛主席，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赞美新中国，歌颂新政权。一方面是心中对新中国新气象的赞美和欣喜，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写家”和官方领导身份的定位，迫使老舍的创作进入一个转型期：放弃了先前的“幽默”和“玩玩”，认真地为人民写作，并确立了“文艺应当服从于政治”的创作理念。老舍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新作暂且不论，对旧作进行修改也是贯彻这一方针的一种新的创作。而对旧作的修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作家的普遍做法，如曹禺对《雷雨》、《日出》的修改，巴金对《家》的修改等。巴金的旧作（如《家》）激扬着革命的旋律，尚且会遭到批判，更何况老舍描写旧社会、讽刺现实的作品呢？老舍对《月牙儿》以及对《骆驼祥子》和《离婚》等的修改可以说是他新文艺思想的体现，配合国家的政治运动，树起示范作用，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老舍十分崇拜毛主席，回国后读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毛选》中的《讲话》，老舍感谢毛主席给了他新的文艺生命，认为“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所以还需进行修改，而“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而老舍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后期的话剧、太平词等作品也确实是这样的习作了。
（二）政治标准的外在动因
1．文化政策的推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需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为新政权服务。从清末时期开始的国语运动再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为语言文字的变革提供了较好的群众基础；1949年开始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运动也受到了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一项艰苦而持久的语言文字变革运动，于国于民裨益甚多。但凡事利弊并陈，作家作为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如果为了配合政治任务而过分强调少用土语方言，那么在遣词造句上难免会有束缚。老舍作为本土本色的北京作家，其作品中的语言尤其是北京口语的运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虽然《月牙儿》发表于老舍创作的早期，但其语言功力丝毫不显青涩，其中的北京方言更是俯拾皆是，自有其京味韵致。但是北京土话的使用范围毕竟有限，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汉字简化方案和推行普通话的政策，作为文学家和官方领导的老舍——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曾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既需要也有必要对文学创作进行规范，不仅控制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东西必定尽量用普通话，不乱用土语方言”，而且借再版自己新中国成立前作品之际，对旧作进行整理删改，主要是将生僻的异体字改为标准字，将过于晦涩的方言改为普通话。《月牙儿》新版本多处将方言词语改为普通话，如“吃挂落”改为“吃亏”、“灰不溜”改为“灰渌渌”等，2处添加标点，更符合现代汉语的运用规范。其中的利弊前文已做分析，不再赘述。
2．文艺氛围和政治标准的变化
1949年是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五四文学传统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文学（即工农兵文学）阶段。五四文学标举的人性解放的个性话语和启蒙话语被集体主义话语所代替，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也大都转变成为“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作家在具体文艺政策的指导下，其创作势必与工农兵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作家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因缺乏明确的方针指示和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而难与新文学顺利融合，因此“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这样明确的文艺方针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创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其拆改旧作的一个明确指导原则。
再者，经过诸多思想政治斗争的洗礼，以老舍为代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自愿地、诚恳地、光荣地“向真理投降”，而投降的最大行动就是检讨自己：1950年曹禺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称自己读完《讲话》后热泪盈眶，并要努力“改正自己”、“踏上正路”；1951年老舍在《〈老舍选集〉自序》中检讨自己：“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成问题……我希望，以后我还不偷懒，还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1954年在《〈骆驼祥子〉后记》中检讨自己“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的问题；1951年沙汀发表《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检讨自己过去的创作“暴露太多，光明太少”的问题；就连貌似最为“顽固”的沈从文也在1951年发表《我的学习》检讨自己“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缺少认识，少联系”……
就《月牙儿》的内容而言，与革命斗争似无关联，但其作品中“性”描写背后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意味却是十分浓厚的，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似乎有辱女性贞洁形象，或者说没有与工农兵文学产生血肉联系，这些都是需要修改的，问题是如何修改？有人曾经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长篇小说发问：“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革命的成功也许强制人们集中注意力到更迫切的目标，使‘性’悄然没入文学创作的盲区？也许革命的成功要求重写一个更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历史教材，担负起将革命先辈圣贤化的使命？”这些问题不仅陈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革命长篇小说的困惑，更适用于发问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作家为何要删改旧作中的性描写。新社会的到来确实使人民大众翻身解放，但是，这种“翻身”仿佛使人失去了“肉身”，这种“解放”又似乎招来了新的“禁欲”。也正是这样的“禁欲”，带来了50年代拆改旧作和创作新作中的洁化叙事倾向，即“将一些所谓道德上、政治上甚至语言上不洁的内容删改掉”，所以对于老舍将旧版《月牙儿》中性描写部分的删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洁化的叙述。
五四文学传统中，性作为情感的正常表达，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被赋予“个性”与“自由”的意义。“性”在《子夜》初版本中显示出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性”在《骆驼祥子》初版本中是祥子堕落的重要条件，“性”在《死水微澜》初版本中具有反封建反礼教的意义，随着修改本的删除，这些重要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同样，“性”在《月牙儿》旧版中是主人公堕落的诱因，也是其真实人格的反映，更是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主人公在第一次与校长侄儿的交往中是自愿委身于他的，因为这个男子“很体面，也很和气”，既送钱解决她的燃眉之急，又帮助她找好地方住，是“那么温和可爱”，“这个少年不叫我怕他”，和他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他的笑脸好像笑到我的心里去”，是在恋爱自由的基础之上与他结合，她此时的性心理也是十分愉悦的。虽然后来她发现这个男子不过是“利用我的无知，畅快他自己”罢了，但是她内心的感官享受确实是愉快和自由的，她虽然多次后悔自己的堕落，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她喜欢的男子，她又万分不舍、难以自拔。这样纠结忐忑、欲拒还迎、既期待又抵抗的性心理正是主人公作为一个女性所正常表现出来的心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她作为一个人所必需的情感需求和心理需求。但是这样的性心理显然是工农兵文学所不能容忍的，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不但“性”成为反动阶级的特性，“爱情”也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于爱情的渴望和需求都成为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女主人公还未堕落为暗娼时，她仍然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分子，她纯洁的女性形象不能被小资产阶级情调所染指，她作为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坏的正面形象，其贞洁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需要维护，所以新版中要把主人公追求爱情过程中的性心理和性行为都删去，直接表现出来的是校长侄儿玩弄女性的卑劣和女主人公无知受骗的悲惨遭遇，把主人公在追求性享受过程中的个性和自由掩盖甚至磨灭在她被骗失身的悲剧中。与之相似的删改也出现在《骆驼祥子》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祥子第一次被虎妞引诱，初版本从“屋内灭了灯”至“星样的游戏”这一段，借写星星在天空中的各种运动、光焰和地上秋萤也作星样的游戏来暗指性事，写祥子对虎妞和性的又爱又怕的心理，修订本中全部删去，将描写的重点放到祥子受虎妞的引诱而堕落，对于祥子的个人感受则忽略不谈，后文中又删去了许多类似的心理感受，使读者很难体会祥子在与虎妞交往中的性格复杂性的演变。
也许，纯洁的女学生形象需要且必要维护，那历来为人不齿的妓女形象又如何与新文化接轨呢？工农兵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工人、农民和战士，主要内容也集中在这些人物如何与资产阶级思想和落后人物做斗争的故事，核心是歌颂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和创造新生活的伟大成就，而妓女形象不属于其描写的主要对象，其堕落心理和出卖身体的谋生行为也很难改造成积极向上的斗争故事，但是妓女这一形象却是旧社会的特有产物，其生活经历也是旧社会吃人的鲜明力证，甚至可以说“在旧社会中，妇女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无论如何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残酷的悲剧”。所以对于妓女形象的处理就毫无悬念地成为新社会打倒旧社会的有力证据。《月牙儿》新版的改动意在突出旧社会的迫害作用，把主人公完全塑造成为一个被旧社会剥削和压迫的人物，自己的个性不复存在，个人的感官享受也要屈服于职业的不正当性。前文中提到主人公要“浪漫地挣饭吃”，她认为专卖给一个男人不算“浪漫”，卖给更多男人才能挣饭吃，而她成为暗娼后的性心理更是粗鄙无耻，纵欲放荡，毫无“被迫”性质，反而在这种无聊和重复的过程中觉得“很有意思”。新版把这种近似于流氓心态的性心理删除，把主人公耽于肉欲享受的心理也一并删去，把主人公的堕落归结于文明人的冷漠和旧社会的迫害，直接突出旧社会吃人的黑暗现实，也就间接表明新社会改造人的光明现实。在这样的意义上，主人公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成为旧社会千千万万被逼良为娼的纯洁妇女形象的代表，成为旧社会遗留的且亟待改造的失足妇女形象的代表，成为新政权正确、新社会美好、新生活幸福的有力证明。这样的改造在《骆驼祥子》的修订本中也有旁证，旧版中的“白面口袋”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而自愿成为妓女，她这种生理感官的特异性和身体器官（标志性的胸部）的夸张性令人震惊，有人批评这样的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表现”，“如果不是小市民的庸俗的虚构和传闻，那也算绝无仅有的非本质的现象”，而出现这样情节的原因是作家被“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支配，并且“忘不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这样的评价虽然出现在1980年，但是这种评价的源头却是来自延安文学，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期间。因此，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修改旧作势在必行，如何修改也是一项考验作者的难题，老舍的做法是将性描写全部删除，将人物的遭遇和心理变化做一个调整，不惜以模糊人物性格的代价来融入新文学的写作和评价体系中。
从《月牙儿》新旧版本的分析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政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老舍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和对旧作的拆改尽量用普通话代替土语方言，有利也有弊，在配合政治运动的同时减弱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也可以看出老舍当时所处的环境对两性关系的严肃态度和对“性”的忌讳，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月牙儿》中性描写的删改，既是“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改变旧有的习惯和感情，也是在毛主席的明确的文艺方针指示下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配合行动。
- 作者简介：王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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