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我离开中国大陆,来到香港就职《香港日报》期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达到顶峰。当时的情况使得所有在华西方记者和普通人理所当然地赋予慈禧太后诸如“嗜血的老泼妇”、“冷酷的巫婆”之类的蔑称。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某位美国传教士(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在这位老太后率领大清朝廷返回北京后,将她的名字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刚刚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认为她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3位女性君主。话虽如此,鉴于那段时间的极端情况,西方人还是更愿意把慈禧太后跟耶洗别[1]、麦瑟琳娜[2]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那位美国传教士对她的溢美之词其实很难获得普遍接受。西方人对慈禧太后的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那些受邀带着子女访问紫禁城的驻华公使夫人和其他名媛贵妇在西方世界受到了强烈谴责,特别是当这些妇孺从那个“双手沾满西方儿童鲜血的老巫婆”手里接受礼物的时候。

所幸,从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慈禧太后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乃至她去世后的两年内,西方人转而开始发自内心地称颂、赞美这位老太后。出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美国人对慈禧太后的好感是最突出的。与此同时,欧洲旧大陆对慈禧太后态度的转变也可谓冰火两重天。近年来,某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向西方世界介绍慈禧太后的作者仍然保持着对她的偏见,某些人却在逐渐改变着对她的看法。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1902年至1908年的6年当中,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挽回了曾经因为支持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还成功将自己转化为颇具维新色彩的人物,从而赢得了很多西方人的好感。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其实很难判断那些被西方中国历史爱好者描述出来的慈禧太后形象究竟有几分可信度。

正如本书的最后部分所说的那样,我自己其实也无法对慈禧太后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客观公正地陈述那些事实。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主要是出自对那些慈禧太后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品行、能力的钦佩。仅仅通过本书当中那些蹩脚的中文地名、人名的英文拼法,专业读者就可以发现作者其实并非货真价实的汉学家,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软肋”。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将本书的潜在读者定位于那些最广大的非专业人士。我相信,这些普通读者起码儿不会吹毛求疵地计较“慈禧”两个字到底应该拼成tzuhsi还是tzehi。

这里,我要向派克教授、贾尔斯教授,以及威海卫总督史超活·骆克[3]等人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及时为作者解答了种种疑问。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此时身在威海卫的庄士敦[4]。庄士敦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份慈禧太后书法作品的碑刻拓片,那是他在陕西游历时偶然获得的。不仅如此,庄士敦先生滞留香港期间还向我介绍了大量与中国风物有关的知识,最终激发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我还要感谢《香港日报》的股东沃伦·史密斯先生,他慷慨地允许我查阅保存在伦敦办公室中的大量相关资料。感谢坎宁安先生,《香港日报》的前任经理,他为我提供了李鸿章的自画像,以及康有为的若干照片。感谢雷恩斯夫人,她将自己收藏的两枚已故慈禧太后的印章贡献出来,供我欣赏、参考。

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伦敦

1910年9月


【注释】

[1] Jezebel,出自《旧约·列王记》,耶洗别是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亚哈王的妻子,亚哈王在位年间,她大建崇拜异教神的庙宇,杀害上帝的众先知,迫害著名先知以利亚,并欲置之于死地。西方文化中,耶洗别是淫荡、恶毒女人的代称。

[2] Messalina,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妻子,这个人在西方是女色情狂的代称。

[3] James Stewart Lockhart,中文名字叫骆仁廷,苏格兰人,汉学家,供职英国外交部,一生主要在中国活动,曾参与香港新界划界,1902年起任威海卫殖民总督。

[4]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他曾在威海卫英国殖民机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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