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叶赫那拉的身世
慈禧太后可能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1835年下半年，慈禧生于北京，也就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她的父亲名叫“惠征”[1]，是位八旗军官。慈禧的家庭属于著名的满洲那拉家族，这个家族已经前后延续了200多年。除了慈禧这位日后鼎鼎大名的女儿，惠征还有几个儿子，他们的家庭当年算不上富裕。满族人都有自己隶属的旗，八旗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也就是明代末期，由努尔哈赤创立的。作为旗人，惠征不需要工作，特别是不需要从事那些体力劳动，就可以从自己隶属的旗获得粮饷。在某些西方作者笔下，惠征被描述为隶属满洲正白旗相当于中将军衔的高级军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个人物，西方人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本书作者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慈禧是惠征女儿。话虽如此，关于慈禧太后的出身，西方世界还流行着一种获得普遍接受而且还被作家们反复提及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当初的慈禧其实是个广州女孩，并非满族，而是汉人。只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慈禧被卖到了满族家庭，然后又以满族人的身份，通过皇帝的选秀女活动，最终来到北京定居。类似这样的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按照大清帝国的选秀制度，能够进入皇宫的秀女必须是纯粹的满族人，而且满汉间严格禁止通婚。也有人辩解说慈禧虽然本身是汉族人，但是由于被满族家庭收养，所以就变成了满族人。这样的说法也没什么根据。要知道，在重男轻女的大清帝国，收养女孩的事儿非常少见。即便某个满族家庭打算收养孩子，他们也只会在同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更何况，即便慈禧被满族家庭收养过，也无法改变她原本的汉族身份，因此不可能获得选秀女的资格。
如果说将慈禧描述为汉族人的说法是荒唐的，那么把她的祖父认定为欧洲人的说法则荒谬至极。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居然还有人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关于慈禧血统的古怪说法，无论是将她描述为汉族人后裔，还是欧洲人后裔，都有其特定原因，因为这位强势的女性的确跟我们通常能够见到的那些八旗子弟存在太多不同点。众所周知，虽然自1902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旗人给人造成的印象仍然是懒散、无知、骄奢淫逸，跟他们那些曾经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荒野上，靠渔猎为生的祖先们相比简直就是天渊之别，类似慈禧这样的人则属于其中的例外。在挽救濒临崩溃的大清帝国方面，慈禧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后者可能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也可能是最英明的皇帝，绝对担得起人们送给他的那些“明君”“圣主”之类的美誉。作为乾隆皇帝的曾孙，咸丰皇帝实在乏善可陈。要知道，一个始终生活在温柔乡里的民族很难保持住自己的血性。除了秉性、做派，慈禧的外貌也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人认为她的面孔接近欧洲人，至少跟标准的满族人有所区别，然而也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慈禧太后由内到外都是标准的满族妇女。
咸丰皇帝
对于以上种种奇谈怪论，本书一概不予采信，作者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认定慈禧就是惠征的女儿。慈禧娘家的姓叫“叶赫那拉”，光绪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慈禧的童年，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些基本的常识。身在北京的满族妇女，即便本身地位不高，相比汉族妇女，也仍然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早在当今的妇女解放潮流爆发前，满族妇女就可以随意上街溜达，有时还可以自己步行去买东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禧的童年时代相当宽松自由。就像西方人经常在中国见到的那些孩子们一样，童年时代的慈禧可以自由自在地浪迹街头巷尾，背上往往还要背着个年龄更小的弟弟或妹妹。遗憾的是，由于慈禧太后父亲的家境并不特别富裕，这位将要主宰紫禁城、高居万人之上的贵妇人的童年其实也很清贫，甚至还必须分担某些日常的家务劳动。自由却又清贫的童年锻炼了慈禧的体格，也增长了她的智慧。至于教育方面，我们可以断言， 15或16岁时以秀女身份走进紫禁城的慈禧基本是个文盲，她的那点儿学问是进了皇宫以后才学到的。在此之前，如果说慈禧读过什么书，那恐怕也只有《孝经》而已。《孝经》是孔子的著作，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高，却往往得不到西方学者重视，被认为是部失败或者平庸的作品。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孝经》可能都是众多中国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启蒙读物，无论他们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
清代上流社会儿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的生命周期几乎是跟东西方世界相互接触、交恶，直至爆发冲突的过程重合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关于慈禧早年经历的各种史料实在太过稀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的我们或许就可以了解到这位命中注定要跟洋人斗智斗勇一辈子的老太后最初听说这些来自西方的“蛮夷”时，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感受。进行这样的内心窥探应该是件非常有意思事，只可惜，相关史料其实根本就找不到。由于史料局限，我们甚至无法确定，直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跟着丈夫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前，慈禧是否知道洋人的存在。众所周知，当时的满清朝廷异常封闭、无知，即便地位高如慈禧太后，其实也没太多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晚年时代的慈禧虽然已经习惯了跟洋人迎来送往、虚与委蛇，却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过年轻时的自己究竟如何知道这些“蛮夷”的存在，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话虽如此，最初接触西方人的中国人大多对洋人抱有鄙视乃至敌意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大清朝廷内部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洋人就是茹毛饮血的牲口，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年轻时的慈禧大概也不能免俗。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免伤和气的考虑，暮年的她才不愿向洋人们提及这些往事。
按照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慈禧太后生于1834年11月。此前不到1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历史，特别是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交往历史发生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件事儿发生在慈禧出生前，年幼的她当然无需为此负责，并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然而从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和代言人的慈禧却必须面对以这件事为开端的一系列麻烦。1834年统治中国的是大清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这位皇帝17世纪中期登上宝座，当时已经在位14年了。道光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儿子。这位皇帝死后虽然照例被赋予了各种荣誉称号，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肖子”。道光皇帝为人懒散、放荡、贪婪、暴虐，对他的臣民们而言，也算不上是个好皇帝。39岁那年，道光皇帝被确认为太子。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奖赏，主要是因为道光在1813年发生的刺杀皇帝阴谋中救了父亲嘉庆的命[2]，登上皇位的道光很快就表现出与此前几位皇帝明显的不同之处，他曾下定决心整治自乾隆皇帝统治晚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遗憾的是，国家和个人生活方面连续发生的几次不幸事件极大挫伤了道光皇帝的锐气。道光皇帝的皇后很早就去世了，他的长子年仅20岁就染上了鸦片烟瘾。不仅如此，从他父亲统治时代晚期就开始逐渐积累的国内矛盾此时也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不断爆发的反抗和起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这之后，就在慈禧太后出生的那年，洋人们又开始找麻烦了。
1834年4月，查理一世国王与东印度公司定立的合同已经维持了200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对华贸易规模水涨船高，东印度公司也获得了垄断性优势。200年后，英国政府感觉有必要修改当初的条文，由自己直接控制英国与广州间的贸易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广州是大清朝廷指定的唯一与西方商人进行合法贸易活动的对外口岸。1834年，律劳卑勋爵[3]由英国皇室任命为驻华商务总监。同年7月，他在前往广州途中来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暂时停留。按照从巴麦尊勋爵[4]那里获得的指令，律劳卑勋爵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点:①尝试将中英贸易由广州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②尝试直接跟身在北京的清廷建立外交联系。律劳卑勋爵还被告知说，这样的努力可能毫无效果，但起码儿可以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 william iv)与大清帝国建立最友善外交关系的诚意，同时还要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愿意采取任何配合手段，保证和促进中英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政府的想法看似非常完美，却从根儿上就错了。这是中英交往过程中英国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以后的日子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会犯上无数次。英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做决定前没能对形势，特别是大清朝廷方面的意图作出准确评估。律劳卑勋爵抵达广州沿海水域时，大清朝廷并没有就此事得到事先通知，更不知道英国政府出于保护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地位的需要，已经任命他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比英国政府更早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在他还没动身离开英国前，就曾要求政府将相关消息提前知会远在北京，向来以保守、自大闻名于世的大清朝廷。对此，巴麦尊勋爵却只是授意律劳卑勋爵给两广总督写封信，简单介绍下情况。更糟糕的是，英国政府授予律劳卑勋爵的身份证明只是由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执照，两广总督后来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东西。
英国外交官律劳卑
在律劳卑勋爵写给政府的报告中，两广卢总督(统领广东、广西两省的地方官)[5]被形容为“放肆的野蛮人”。这位总督是个典型的大清官僚，他傲慢、顽固、极端保守，而且把别的其他国家都看成没开化的原始部落。由于律劳卑勋爵自行其是地来到广州，又没事先打招呼，卢总督顺理成章地把他当成了洋人的“奸细”。于是，他命令广州商行[6]，也就是当地唯一获准跟洋人贸易的商人组织成立个代表团，前往澳门会见滞留在那儿的律劳卑勋爵，通知他必须继续留在那里，直到获得准许，才能动身前往广州。问题在于，这个代表团的动作太慢。他们抵达澳门时，律劳卑勋爵已经到了位于广州的英商会馆，同时又给卢总督写了封信。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位于广州附近沙面岛的英国领事馆、商会是那以后30年才出现的。
卢总督坚决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他给广州的中国商人们发了份告示，抱怨“洋人奸细”不懂礼数，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同时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律劳卑勋爵的信，还将命令广州的中国商人们降低针对英商的贸易额度。由于英国政府的失误，律劳卑勋爵陷入了异常尴尬的境地，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慌乱中，他犯下了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再加上卢总督本身的强硬态度，最终让所有滞留广州的英国人，乃至所有滞留当地的西方人都陷入了异常危险的境地。针对卢总督的告示，律劳卑勋爵写了份“反告示”。这份“反告示”随后被翻译成中文，通报整个广州城。在这份“反告示”中，律劳卑勋爵谴责了卢总督的无知和顽固，声称这位总督破坏中英贸易的妄想就跟阻断广州河[7]的水流一样不可能。卢总督对此的答复是立刻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贸易，同时驱逐当时困在英商会馆里跟坐牢一样的律劳卑勋爵。中英两国的冲突由此升级，两艘英国战舰奉命上溯广州河抵达黄埔岛周边。上溯过程中，英军战舰跟清军炮台发生交火。另外，还有一批英国水兵被挑选出来登陆上岸，承担英国商会的守卫工作。
清代广州街景
就在这时，被中英冲突搞得心力交瘁的律劳卑勋爵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834年9月底，他返回了澳门。同年10月11日，律劳卑勋爵这位中英两国因误会而导致冲突所造成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就当初巴麦尊勋爵设定的目标而言，律劳卑勋爵基本一无所获。直到临终，他的信也没能送到卢总督手里。不仅如此，律劳卑勋爵的主动离开还被卢总督视为与“蛮夷”斗智斗勇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心花怒放的他最终开恩，恢复了广州当地的中英贸易。
从当年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律劳卑勋爵的来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根本微不足道。除了来自卢总督的简要通报，清廷对此事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份简报中，卢总督将此次事件描述为某位试图挑战天朝权威的部落首领已经因自己的无礼遭到了教训，嚣张气焰大有收敛。当年的大清朝廷和卢总督根本没有料到，发生在1834年的这件事为随后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从那以后，大清帝国连续遭受苦难和屈辱，旧有的观念和意识逐渐变得一钱不值，整个国家也被排斥到了文明世界以外。
【注释】
[1] 叶赫那拉·惠征，1805—1853，原隶镶蓝旗，后被慈禧升至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监生出身，历任文选司主事、验封司员外郎、保源局监督、山西归绥道、安徽宁池广太道等职。咸丰三年被革职，病死江苏镇江。同治元年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端恪”。
[2] 指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白莲教攻打紫禁城事件，嘉庆皇帝当时其实不在宫中，未来的道光皇帝以皇子身份带人击退了白莲教的进攻，因而得到父亲嘉奖，作者此处说法不准确。
[3]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年10月13日-1834年10月11日，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皇家海军军官， 1834年奉命出任首任驻华商务总监。这位英国外交官1834年试图前往广州履职时，遭到满清地方官员严词拒绝，中英两国因此爆发了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史称“律劳卑事件”。作者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4] lord Palmerston，巴麦尊是个贵族封号，这里指第3代巴麦尊子爵Henry John Temple。这个人在1830至1834、1835至1841、1846至1851三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先后参与了2次鸦片战争的决策和实施。
[5] 即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卢坤， 1772—1835，字静之，号厚山，顺天府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兵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广东惠潮嘉道、山东兖沂曹济道、湖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广东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6] 即十三行。
[7] 即珠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