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做教师还是做个体户？
第1节 “北大踹了我一脚”
谁能想到，一向被北大边缘化的俞敏洪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北大的“风云人物”，而他成名的方式则是被北大公开通报批评。一向平庸、谦卑的俞敏洪究竟做了什么会被记大过处分？拥有文人式清高的俞敏洪在颜面尽失后，又会何去何从？有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们本身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伟大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使他们变得伟大。”如果鲁迅不选择弃医从文，也不会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如果拿破仑不选择进入军校学习，他也不可能从一个科西嘉岛的无知少年成为一代军事奇才。如果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不挑战蓝色巨人IBM的权威，他也不会成为个人电脑时代的领军式人物。
同样，如果俞敏洪不选择学习英语专业，不选择进入北大教师队伍，他也许还在江阴的一个小山村里过着平淡的日子。俞敏洪能在北大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拥有一份人人求知不得的“铁饭碗”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可是，一个毁灭性的公开处分突然从天而降，在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北大任教与为了挽回颜面而离开北大之间，俞敏洪又将如何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俞敏洪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在校外的民办外语培训班做兼职老师。兼职使家里的经济环境有了转机，俞敏洪也从爱人那里赢得了一些自尊。正当俞敏洪沉浸在忙碌而幸福的日子中时，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突然从天而降。
1990年秋天一个多少有些寒意的傍晚，俞敏洪正和朋友在家里吃晚饭，他们兴奋地喝着小酒，描绘着未来的美好前景。突然听到北大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俞敏洪的名字，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在广播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大意是说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在外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接下来，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在北大的高音喇叭里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贴了一个半月。
北大的处分决定就像一道惊雷一样，一下把俞敏洪打“蒙”了。在决定宣布之前，俞敏洪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校领导在处分决定出台之前也从未和他进行过任何沟通。突然袭来的处分对俞敏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惶惶不安与措手不及。
一时间，在北大校园里沉寂了10年之久的俞敏洪竟以这样的方式一朝成名，轰动了北大。他成为了人们诟病和谈论的话题。在课堂上，令他更不能忍受的是学生们不信任的眼神，从他们的眼神中，俞敏洪分明能读懂他们对他的误解：他是一个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的商人。
俞敏洪内心是坚强的，他可以忍受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批判，但是俞敏洪的内心又是脆弱的，他不能忍受学生们对他任何的轻蔑与不信任，哪怕是一个眼神。在处罚决定出台之后，班上的学生们对他充满了议论与批判，俞敏洪在学生们异样的眼神中感觉到，这是他离开北大的时候了……
在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北大任教与为了挽回颜面而离开北大之间，有着文人式清高的俞敏洪选择了后者。1991年9月，一向谦卑、懦弱的俞敏洪做出了一个令家人和朋友都十分意外的决定——辞职，离开北大。被北大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后，颜面尽失的俞敏洪也许只能选择辞职，就像俞敏洪的同事、新东方的李杜所讲的：“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俞敏洪潇洒地从北大辞职后，随即而来面临的是很现实的问题：背负着记大过的处分，又该怎样继续他的生活？一家老小住在哪里？接下来以什么为生？告别了生活了11年的北大校园，俞敏洪内心充满落寞、苦闷与愤恨，“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功成名就后的俞敏洪曾经说：“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被北大赶出家门的俞敏洪，选择了做一个那个时代人人不屑的“个体户”。
第2节 希望在拐角
当俞敏洪做出国培训的时候，北京已经有几百家培训机构，那么，为什么在大时势下只造就了俞敏洪一个财富英雄？就像俞敏洪所发出的疑问：“别人说我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为什么那么大的时势就造就出了一个俞敏洪，而不是‘李敏洪’或者‘王敏洪’呢？”
时事造英雄
1997年，亚洲正值金融危机，受金融风暴冲击，内地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朱镕基南下视察深圳，同地方企业家们探讨走出金融危机的办法。据说，当时万科集团的王石力倡房地产业的开放，王石还讲了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两个老太太在天堂里相遇了，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美国。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钱，终于在临死前买了一套大房子，可刚搬进去，就上天堂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在上天堂以前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
在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面前，如果要解决出口下降、消费过冷的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启动内需。据统计，当时全国居民的储蓄已经高达5万亿元，如果能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中国自然会平稳度过危机。于是，朱镕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
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对发放住房建设贷款网开一面。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沿袭了几十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止。
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全面发展，潘石屹、易小迪、冯仑等新科房产富豪横空出世。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描述这段时光时曾意味深长地写道：“楼市清淡，SOHO现代城推出后一直销售委靡，潘石屹特意请来曾经创办过香港最大房地产代理公司利达行，并已转战北京楼市多年的邓智仁出任项目的总策划。邓智仁使尽了百般手段，SOHO现代城的广告和新闻日日见报，但是消费者的心就是热不起来。到1998年11月，邓智仁终于失去了耐心，跟潘石屹大吵一场后，心灰意冷地弃‘城’而去。这个月，正是北京房地产销售的淡季，潘石屹在公司内部除了天天喊口号，也实在想不出什么新招来。就在这时，‘风水’突然变了。从11月20日开始，现代城的销售嗖嗖地上去了，最高的一天，卖了17套，成交额一下子就是3000万元。这离邓智仁弃现代城而去还不到20天。潘石屹们的好日子就这样凭空而降了。”
可以说，中国《福布斯》排行榜上的房产富豪们无一例外得益于中国当时房产政策的调整，即便他们身上都笼罩着一层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即便他们的创业故事充满传奇和迷人魅力，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大环境，潘石屹们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财富和地位，可谓时势造英雄。同样，俞敏洪的成功首先也得益于当时的留学热和英语热，他在合适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合适的行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留学浪潮，留学浪潮仍在继续，每年出国深造的人数不断攀升，留学成为产业。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家庭为了孩子的前途，宁愿花一大笔钱将孩子送出国去读书。曾几何时，“你出国了没？”俨然已经成为人们见面时的招呼语。因为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需要，所以俞敏洪看到了商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俞敏洪成为了这次留学浪潮的受益者，正是这股长盛不衰的留学热潮成就了俞敏洪，成就了中国教育界的产业神话。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中国要想融入全球，首先要过语言关。于是，1984年，英语成为高考的必考科目。英语也由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1986年，我国还将职称评定与必要的英语水平联系起来，专业技术人员要想得到晋升或参与评定职称，必须要通过英语测试。1987年9月，大学开始实行英语四级考试制度，1989年开始实行英语六级考试制度。随着政策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英语的高潮。
不断高涨的英语学习热情，蔚然成风的出国留学浪潮，不仅为创业初期的俞敏洪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同时也为日后新东方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英雄识时势
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曾经说，如果他没有从里德学院退学，没有去旁听里德学院的美术课课程，他也许就不会创办苹果公司，更不会在10年之后，在风靡全球的Macintosh电脑上使用那么多丰富的字体。
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乔布斯的生命中好像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年以后再回顾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了。“你在向前展望的时候不可能将这些片断串联起来；你只能在回顾的时候将点点滴滴串联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联起来。”
乔布斯的成功是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的过程，看似发生在乔布斯身上的每个片段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可是当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乔布斯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在每个不经意的点滴间乔布斯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些片段在苹果成功的那一天被串联起来。同样，俞敏洪进入英语培训领域、创办新东方的过程也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感觉，可是当把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个片段串联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俞敏洪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俞敏洪在谈到他的创业经历时曾经说：“最初我为别的培训班教课，看到学生比较多，觉得要是自己招一个班的话，要比为别人教书拿的钱多。当时也没有想搞长久，打算教一段时间就出国读书，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国外。想不到的是我的商业才能被不自觉地挖掘出来，原来我完全没有想到能把事情做大，但是随着很多问题的处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不错，于是就做起来了。”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感觉到俞敏洪进入培训领域、创办新东方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将它变成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也没想过要掀起一场关于中国民办教育的革命。他只是想挣钱来糊口，为了挣到更多钱他才打算自己单干的。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俞敏洪没有在北大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也没有在北大教书六年的经验，俞敏洪能顺利进入外语培训领域这块新兴市场吗？就像他后来所承认的：“如果没有在北大当老师的那六年，我肯定就做不了新东方。因为在北大当老师的六年，让我的教育水平日益变得成熟，而且我在北大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培训班兼课了。那个兼课就帮助我把培训的风格和北大的教育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在新东方的教学风格。”如果他没有三次留学惨遭拒签的失败经历，他能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吗？又如果他的性格里没有清高的一面，他会因为要挽回颜面而毅然从北大辞职、选择自己单干吗？
其实，也许正是这些在俞敏洪身上发生的点滴才使俞敏洪能够进入外语培训市场。当俞敏洪做出国培训的时候，北京已经有几百家培训机构，为什么在大时势下只造就了俞敏洪一个财富英雄？就像俞敏洪所发出的疑问：“别人说我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为什么那么大的时势就造就出了一个俞敏洪，而不是‘李敏洪’或者‘王敏洪’呢？”
的确，在外语培训市场，新东方可谓一枝独秀，霸占着培训市场的大半江山。这自然和俞敏洪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人们都说，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必然有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新东方也必然是这样的，俞敏洪自己的性格、文化理念、做事方式和远见等，与新东方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势不仅造英雄，英雄还必须要识时势。
对俞敏洪而言，进入培训领域是一种迫于生存的无奈选择。但是偶然中总是蕴含着必然，必然总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所构成，新东方成功的那天也可以说是俞敏洪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的一天。
第3节 “个体户”的奋斗
新东方学校是从零做起的，俞敏洪凭着他最初的商业才能和免费张贴广告的方式，让新东方度过了创业初期最艰难的阶段。从1993年到1995年，新东方的收入已经有几百万元，学生达到1万人，新东方开始声名远播。接下来，不甘寂寞的俞敏洪又将怎样继续壮大新东方？
“新东方”诞生
俞敏洪提出辞职后，正式脱离北京大学，开始了自己的“个体户”奋斗史。当俞敏洪的前途和事业进入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于是，心存希望的他在培训市场上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天地。
出走北大后，俞敏洪找到他曾经做过兼职的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继续在那里代课维持生计。但是，这样的教书生活毕竟收入有限，面对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俞敏洪开始思索自己单干的事情。于是，他和东方大学商议，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自己单独办一个英语培训部。东方大学不但一分钱不用出，俞敏洪还会上交15%的管理费。东方大学不用出任何力，只是提供一块牌子就能获得收入，他们自然愿意。这个培训部就是俞敏洪新东方学校的最初发端。
1991年冬天，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边支一张桌子，放一把椅子，在教室外面的墙上挂起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招牌，29岁的俞敏洪开始了自己艰辛而充满希望的创业生涯。
“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成立的第一天，来了两名学生，他们试探性地走了进来，看到只有俞敏洪夫妻两人，教室里面只有破桌子、破椅子，再走近看看登记册，上面空无一人。这两个学生一看这情景，自然充满怀疑，以为遇到了骗子。当他们站在那里显得犹豫不决时，俞敏洪赶忙走上前去，凭着在三尺讲台上练就的口才，他说服了这两个学生报名。当送走这两个学生，夫妻俩还在满心欢喜时，这两个学生又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感到不踏实，说有些后悔，又把报名的钱拿回去了，夫妻俩都感到了瞬间的失落，但很快他们就恢复了过来，期望着明天能有所收获。
可是，一天天都在夫妻俩的期望中过去了，培训部还是没有招收到一个学生。很多人都进来看看报名表，看到上边一个人名也没有就离开了，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俞敏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每天都在思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他利用中国人从众的心理，在报名表上先填写了几十个假名字，这样来报名的人就会以为已经有很多人报过名了，从而减轻他们的猜疑心理。即便这一招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但是要养家糊口的俞敏洪实在没有别的出路了。这一招真的奏效了，终于有一些学生来报名了。
尽管困难重重，但夫妻二人一条心，共同努力将培训部办得有声有色，眼看着培训部一天天好起来，俞敏洪渐渐萌生了自己办培训学校的念头。
1992年底，俞敏洪下定决心要创办自己的培训学校。不过，要想脱离东方大学自己单干是需要执照的，可当时办学资格审批十分苛刻，要办一所民办学校必须要有副教授以上的职称，但俞敏洪只有讲师的职称，按理说他是没有资格申请独立办学的。为了获得办学执照，俞敏洪开始了他的“长征”，他每个星期都要去海淀区的成人教育办公室，拿包烟坐在那里和工作人员聊天、熟络感情。这样过去半年多的时间，成人教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他的诚心打动了，考虑再三，最终批准了俞敏洪的办学执照，但规定如果半年内俞敏洪的学校有学生前来告状，执照立马被没收。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终于拿到了办学执照，还是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新东方学校”诞生了。
小广告刷出来的希望
上世纪90年代初，资讯还没有如此发达，网络还是高科技产品，刚刚起步的俞敏洪也没有钱在报纸或是电视上打广告，为了扩大新东方的影响力，他只能以用糨糊粘贴小广告的方式做宣传。
俞敏洪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与面子，骑着自行车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室外四处张贴小广告。俞敏洪冻得受不了了，就会从怀里掏出一瓶二锅头喝上两口，搓搓被冻僵的手接着贴小广告。糨糊如果冻住了，他就不得不提着糨糊桶回到办公室，重新用炉火温热。最初的创业是艰难的，俞敏洪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当时，北京的培训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很多人都选择把小广告贴在北大三角地那块长十几米、高三米的招贴栏上。不论是谁，只要招生广告一贴上去，立马就会被别的广告所覆盖。一次，新东方的一位员工也到北大三角地去贴招生广告，刚好把自己的广告糊在了别人的广告上，不料竞争对手还没有离开，一气之下就捅了俞敏洪手下员工一刀，血溅现场。著名作家凌志军在《中国新革命》中曾对这一场景意味深长地写道：“今天，三角地竟因争夺广告而发展成为持械行凶的现场，这是社会风尚由‘热衷国家政治’转向‘物质第一要义’的一个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