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傲然独放还是自甘堕落？

第1节　打击接踵而来

俞敏洪憧憬着自己的大学生活该是丰富而多彩的，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留下一些印记。就像《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所说的那样，俞敏洪也带着他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上路了。可是，北大留给他的并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人生中一段最痛苦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真可谓是天之骄子、时代宠儿，他们可以享受高等教育的免费午餐，毕业后国家还安排分配工作，可谓“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在那个年代，进了大学的校门犹如进了“象牙塔”，从此过上衣食无忧、飞黄腾达的日子。

当俞敏洪经过三次高考，拿到通向“象牙塔”的通知书时，他内心的喜悦胜过每一个人，他的家庭和他所在的村庄也因为他而沉浸在喜悦之中。母亲为了庆祝儿子考上北大，特意宰了家里那头100多斤的猪，宴请全村乡亲。就这样，俞敏洪在一片欢喜声中度过了大学前的整个夏天。

从出生到18岁，俞敏洪一直在小村庄里生活，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块土地，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他本来应该过一辈子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可是，上天却赐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是把他带向不可知的远方。这一次，俞敏洪带着他那颗充满激情的心，独自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成功后的俞敏洪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曾经深情地写道：“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现在想来，是心中那点模糊的渴望，走向远方的渴望。”

还没有从成功的喜悦中清醒的俞敏洪，就踌躇满志地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他憧憬着自己的大学生活该是丰富和多彩的，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留下一些印记。就像《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所说的那样，俞敏洪也带着他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上路了。

从小山村来到大都市的俞敏洪是欣喜的，北大的每一个地方都让他感受着它的博大与自由，他喜欢古香古色的北大校门、宁静的林间小路、宽广的未名湖畔，甚至连家乡到处可见的小野花也因是在北大而让他觉得格外夺目耀眼。自从迈进北大校门的第一天，俞敏洪就确定他是喜欢北大的。可是，从乡村教师到北大学子的身份转变似乎太快，俞敏洪还来不及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他的大学生活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北大给俞敏洪的印象是美好的，可是当他第一次去食堂吃饭，看到同学在喝玉米粥时，俞敏洪既奇怪又纳闷，玉米粥在俞敏洪的家乡是猪食，可在北大却人人都在喝。此时，俞敏洪隐约感觉到，在这里，等待他的不仅是美好和前程似锦的未来，还会有一些他说不出的“别样”感受。

的确，等待俞敏洪的大学生活并不完全是美好的，展现在他眼前的狼狈情景，让他显得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而昔日乡村才子的美称似乎成了那时最好的嘲讽。

进宿舍的第一天，俞敏洪就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打击。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正在看书，出于好奇和热情，他问到：“看啥书呢？”“《第三帝国的灭亡》”，那个同学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说。俞敏洪觉得很奇怪，满脸不解地问道：“上英语系，看这种书干嘛？”看书的同学朝俞敏洪丢了一个白眼，自顾自地接着看书了。这个白眼给俞敏洪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改变了他的大学生活。

接下来，俞敏洪发现，他和班里的同学是那么不同。班里有50名学生，只有他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在北大西语系这个洋味十足的地方，俞敏洪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不像其他同学一样能吹拉弹唱多才多艺，甚至连普通话也说不好。再看看他一身寒酸、土气的打扮，很少能有人相信他是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曾经有同学这样调侃那时的俞敏洪，想找俞敏洪吗，那个穿着最寒酸，瘦得跟麻杆一样，说话总是含糊不清的人一定是俞敏洪。

俞敏洪尽管没有好出身，也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可是在学习上他很自信，因为他的英语成绩考了93分的高分，他自然被分到了A班。可是，刚刚开学的时候，俞敏洪就傻眼了，他曾经引以为豪的英语此时也成了绊脚石。

俞敏洪接受的是应试教育，他英语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肯下功夫背诵课文、单词、语法，所以书面成绩很优秀。可是，在北大的讲堂上，很多课程都是全英语授课，这对听力和口语都没有接受系统训练的俞敏洪来说简直是灾难，他在讲台下听课就像听天书一样。让他更尴尬的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的英语总是带有很浓的乡音，不仅说不好，听力也不行。老师无奈地对他说：“你除了俞敏洪三个字能听懂外，恐怕什么也听不懂了吧！”

一个月后，俞敏洪从A班直接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最不顺利。普通话不会说，英语口语、听说能力一塌糊涂。分到A班，一个多月就给我调到C班，C班属于落后的班。我也没有能力参加班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就是上不去，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就是在北大的五年。”

就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中，俞敏洪开始了他充斥着挫败感、自卑感、失意与无奈的灰色大学生活。

第2节　活在被北大遗忘的角落

俞敏洪在北大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始终生活在被北大遗忘的角落里，就像徐小平所调侃的：“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但是，当苦闷、自卑的俞敏洪在未名湖畔写下那首著名的《一只蚂蚁》小诗时，就注定他终有一日会挺立在屈辱与失败的废墟上……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俞敏洪变得孤立、无助，在北大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俞敏洪变成了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时隔多年以后，俞敏洪曾这样阐述小草般的生活方式：“像草一样活着，尽管活着，每天还在成长，但是你毕竟是一棵草，你吸收雨露阳光，但是长不大。人们可以踩过你，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产生痛苦，人们不会因为你被踩了，而来怜悯你，因为人们本身就没有看到你。”也许正因为俞敏洪曾经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他才会懂得“小草的悲哀”。

俞敏洪不会说普通话、没见过世面，在进入北大之初，老师和同学们经常给他的待遇是“白眼”。渐渐地，多少有些自卑的俞敏洪开始不愿意接触身边的同学，他开始独来独往，过着“一个人的大学生活”。俞敏洪在北大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北大的个人活动、集体活动跟俞敏洪好像没有关系，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种学生活动，就连几乎每个大学都会有的经典卧谈会，俞敏洪也从来没有自信地参与过。

因为自卑，俞敏洪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除了跟宿舍几个人相熟外，其他的人俞敏洪一概不认识。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的交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些东西。”

爱情对于自卑的俞敏洪来讲更是奢侈的，因为自卑，俞敏洪不敢接触女孩，和女孩说话的时候甚至不敢直视人家，所以懵懂时期的俞敏洪并没有邂逅他青涩而甜蜜的爱情。他在大学期间甚至没有主动交往过一个女生。“北大五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俞敏洪形容自己那时对爱情的渴望是：“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虽有夸张，却也反映出了几分无奈与嘲讽。

曾经有人将大学生活概括起来，无非三个词：知识、友谊、爱情。在这其中，俞敏洪的大学生活丢失了爱情和友谊，他已经成为北大的边缘人，生活在被北大遗忘的角落里，就像徐小平所调侃的：“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俞敏洪曾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7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10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

在北大的日子里，俞敏洪是痛苦和自卑的。很多年以后，当俞敏洪回首这段岁月时，他坦言自卑对一个人未必是一件坏事，自卑可以让人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比如俞敏洪在大学时期的自卑，是因为他口音难听、知识面狭窄等，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样总比整天盲目自信、不思进取的人强很多。其次，自卑感也是激励人前进的原动力。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感，人类正是通过思维而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同样，自卑感也是俞敏洪前进的动力。

自卑还有一个好处，就像俞敏洪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自卑让俞敏洪在很多时候都能沉得住气，能够做到比别人多想一点，多做一些。同时，自卑也使人变得非常敏感，继而得以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这些由自卑带来的优势都注定了俞敏洪做事会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当苦闷、自卑的俞敏洪在未名湖畔写下那首著名的《一只蚂蚁》小诗时，就注定他不会屈服于自卑，终有一日会挺立在屈辱与失败的废墟上，就像好友王明夫所认定的：“我觉得俞敏洪在北大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诗来，就注定了若干年后他会比在北大时候很风光的同学要成功得多得多。”

第3节　挺立在孤独与屈辱的废墟上

北大对于俞敏洪而言是个令他百感交集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他在这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屈辱。但也许正是因为他忍受了孤独与屈辱，才造就了他百折不饶的品性，就像评论所说的：“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从“丑小鸭”到“单词王”

很多时候，屈辱和孤独会使一个人爆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曾经说：“创业是孤独寂寞的，要用左手温暖右手。”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在重新回到雅虎担任CEO时，曾对媒体无奈地说：“这是一个孤独的工作，你必须要打一些艰难的电话，并且被迫做出一些重要决定。”同样，俞敏洪所忍受的孤独与屈辱，也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就像他所说的：“忍受孤独的能力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忍受失败的能力是重新振作的力量源泉；忍受屈辱的能力是成就大业的必要前提。‘忍受’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你背后的巨大动力，也是你成功的绝对要素。”

大学期间的俞敏洪是孤独而自卑的，他没有朋友，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俞敏洪把他的大学变成了一座坟墓。但是在自己设定的“坟墓”中，俞敏洪并没有选择“无声无息地死去”，而是逐渐把“坟墓”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罩，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坚韧而不服输的俞敏洪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布局自己的人生，他选择了忍受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看到这种忍受力的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自尊受到了打击，俞敏洪才有了前进的动力。当他想起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白眼”时，他暗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从此，俞敏洪除了每天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英语。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课，他干脆不去上课了，自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整天捧着收音机听英语广播，不分日夜地练习听力和发音。晚上熄灯后，俞敏洪也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甜美的梦乡，而是在楼道的尽头，借着楼道里微弱的灯光接着背英语单词。早上同学们还没起床的时候，勤奋的俞敏洪又站在未名湖边背起了书，每天他都要花十几个小时狂听狂背英语。很多年后，当俞敏洪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时，曾经说：“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我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把眼睛都听绿了，像饿狼一样。”

就这样，在其他同学都忙着五彩缤纷的大学生活时，俞敏洪却杜绝了一切人事来往，也不去上课，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经过两个半月的疯狂学习后，他终于能听懂别人讲的英语了，逐渐地他能跟上班上其他同学的脚步了。

可是，好强的俞敏洪对这些并不满足。当他看到班里呈现群雄并起的情形时，他也在思索着自己究竟擅长什么？班里有的同学开口滔滔不绝，“美式英语”、“英式英语”全都手到擒来；有的同学专攻翻译，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已经翻译好几本著作；而有的同学专擅标准语音……身边的同学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风生水起”，喜欢折腾的俞敏洪自然不能让自己落下。那么，他究竟擅长什么呢？发音、口语都不是俞敏洪的强项，他的强项又是什么呢？俞敏洪开始思索自己下一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俞敏洪发现，自己比别人的优势在于：自己掌握的词汇量在经过疯狂学习后，突然间比别人多出许多。许多同学们不知道的生僻单词，他也能准确说出涵义，堪称是一本“活字典”，连老师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俞敏洪找到了开辟自己“地盘”的路：掌握更多词汇，利用词汇优势打开阅读之门。有了这样的目标后，俞敏洪又开始了魔鬼般的训练，为了掌握词汇他曾经背破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后来，俞敏洪因为掌握大量单词而被称为“超级英文词典”，他掌握大约8万个英文词汇，比一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还要多一倍。

凭借“活字典”的名号，俞敏洪在西语系站住了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云彩。

书籍“点亮”生活

大学时期的俞敏洪是孤独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没有朋友而把自己的大学过得一塌糊涂，在书中他寻找到了属于他的快乐和满足感。

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俞敏洪被诊断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接受隔离治疗。在休学养病的日子里，几乎没有同学来看望俞敏洪，这使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俞敏洪更加压抑和孤独。在无数个黑暗、孤独的夜晚，他只能靠看书来打发郁闷的时光。在休学的日子里，俞敏洪共读了600多本书，天文地理文学典籍，俞敏洪对自己感兴趣的书都看了一遍。尤其对《三国演义》异常痴迷，俞敏洪从中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读过的600本书，可能是他在北大除了学英语以外的最大收获。

俞敏洪病好了以后回到北大，他只能随着下一级的同学上课。就这样，俞敏洪在北大读了五年大学。

北大五年，除了读书以外，对于俞敏洪而言，他的大学生活是痛苦的。但是，也许正因为他忍受了孤独与屈辱，才造就了他百折不挠的品性，而这些都是成功所必需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北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经历在北大的挫折和自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稳定的自信状态。如果不是北大的文化氛围，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理念，也不会成功创建新东方。所以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

第4节　开启事业之门

俞敏洪知道，凭借微薄的月薪不可能攒够出国的学费。于是，俞敏洪就和几个同学一块打着北大的旗号，在校外培训班代课赚取出国的学费。可是，谁又能想到，当俞敏洪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1985年，俞敏洪大学毕业。毕业从来都是一个感伤的话题，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将各奔东西，也许永不相见。可是，对于俞敏洪来讲，并不存在这样的情感。因为当他因患肺结核而休学一年时，他与原来班上的同学更加生分，而与下一级的同学则更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他并没有体会到感伤。毕业，反而使他有种解脱的感觉。站在毕业的起点上，俞敏洪又将怎样开启他的事业之门？

俞敏洪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学校需要大力扩充英语教师队伍。于是，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的俞敏洪就此进入了北大人民教师的行列。向来，中国的教师都是与“清贫”紧密相连，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教师的待遇更低、收入更加微薄，当时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师岁月也是在这样的清贫与无奈中开始的。

刚开始当教师的俞敏洪，每周要上8节课，月工资只有60元。学校分给俞敏洪的宿舍是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地下室。更为不巧的是，这间房子还是全楼下水管道的必经处。每晚，俞敏洪只能在哗哗的水流声中备课、学习，而早晨又会在哗哗的水流声中醒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从此俞敏洪得以重见阳光，这让他无比感动，甚至决定把一辈子献给北大，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当俞敏洪还陶醉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与满足中时，他发现自己昔日的同事、校友已经纷纷出国，到外面去学习镀金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国高潮，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出国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就像俞敏洪后来所说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

此时，刚刚分到一间10平米房子的俞敏洪，还在感激着北大校领导的英明，享受着自己清贫而衣食无忧的教师生活。可是，那时俞敏洪已经成家，好强的妻子自然不会满意俞敏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俞敏洪说：“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曾有人说，一个男人最悲哀的时候是被自己老婆都看不起的时候，七尺男儿俞敏洪也曾经说：“如果被自己的老婆看不起那才是最痛苦的。”对于原因，他说道：“这个是肯定的，又想跟自己的老婆在一起，老婆又看不起你，那个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有着这份感悟后，俞敏洪自然不会允许老婆看不起他。于是，俞敏洪在妻子“窝囊废”的呵斥声中开始发愤图强。从某种意义上讲，俞敏洪的成功应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就像他自己所坦言的：“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觉得，与他们相比，我是个失败者。”

1988年，俞敏洪也涌入了参加出国考试的浪潮中，他每天晚上都挑灯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可是，不幸的是，等俞敏洪打算为自己贴上一个“海归”的标签时，美国却一改常态，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的政策。随着大环境的变迁，俞敏洪出国的目标也最终变成了一个绚丽而渺茫的梦。

面对这样的艰难，已经习惯失败的俞敏洪没有灰心，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忍耐力，一定可以申请到合适的学校。可是，一直到两年以后，俞敏洪也没能如愿。他后来曾自嘲说：“我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是美国的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条件苛刻，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二流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都是没有奖学金的。美国大学的学费一年最低也要2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这对于月收入只有120元的俞敏洪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即便他可以再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那也要等上222年才能攒够出国的学费，坚韧的俞敏洪在12万元面前第一次感到了绝望。不久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俞敏洪的出国梦想再次点燃。美国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俞敏洪提供四分之三的奖学金，他自己还要掏5000美元的学费。即便是5000美金对当时的俞敏洪来说仍是天文数字，但这在俞敏洪看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俞敏洪知道，凭借微薄的月薪不可能攒够出国的学费。于是，俞敏洪就和几个同学一块打着北大的旗号，在校外培训班代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收入30元。那时，在校外兼课的收入远高于他在北大的工资，这对当时一心想赚钱出国的俞敏洪来讲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办新东方前两年的目的都是为了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万的去美国读书。”

可是，谁又能想到，当俞敏洪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