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书相逢

用了“人，与书相逢”这个标题，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应该是“人，与同一本书数次相逢”，也不对，应该说“肯定能相逢”才对。

记得年幼时，祖父曾教我朗诵汉文典籍，用的是闽南口音，也就是福建南部到台湾一带的地方口音，与北京口音相差甚远。提到汉文典籍，本该是人们常说的从初学者的《三字经》到“四书”，但令人难以琢磨的是，祖父居然连《诗经》这类难读难懂的东西也让我读了。至今我手边还珍藏着一本《监本诗经》。这本书直到最后一页都有红笔留下的批注，或许祖父自己读书时仍想着怎样教给孙子才这样做的吧。

其实祖父要教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我只是像书中的附录一样坐在旁边陪读而已。虽然只是个附录式的陪读，但我还是跟着祖父一句句地重复着。因此，到了懂事的年龄，我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等典籍了。当然，书中的意思完全不懂。

上中学后，开始有汉文课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接二连三的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呀！”仍历历在目。原本那些不知所云就背诵下来的文理字义，现在至少能逐字理解了。

这可以算是第二次相逢吧。

对于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通晓汉文典籍这种事首先就不太现实，充其量也就是停留在表面理解的程度罢了。

经过十年、二十年，由于某种机缘巧合，再次接触到曾经读过的汉文典籍时，你会感觉到生活阅历积淀了多少，你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就能加深多少。由于我以文笔劳作为生，所以和书总有这样的机缘，第三次相逢，甚至第四次或第五次的相逢也是有的。说不定，到今天为止你也有过类似的念头——这里的文章字句一定另有深意，只是无奈心浊不清，这才意识到只有心灵更为清澈之时才能发现深意所在之处，而这种心灵的清澈总有一天会发生。这也许就是和同一本书多次相逢的理由吧。

我与鲁迅就有过这样的相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学生时代，我最初阅读的鲁迅作品是日译版本。这是一本由日本改造出版社发行的日文版《大鲁迅全集》，比中国最早发行的《鲁迅全集》还要早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台湾读到了鲁迅的原著。虽然现在鲁迅的书在台湾成了禁书，但在战后的头几年里，鲁迅的著作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书一样，也摆放在台湾的书店里。在台湾读到鲁迅原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以从不同于阅读日文版本的另一个视角观赏到作品所描写的时代舞台。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大陆旅行，每当再次读到《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时，我仍能从作品深处发现新的东西。

虽然很想推荐大家反复阅读同一本书，但我知道那些长篇巨著可不是轻易就能反复阅读的。就连古典小说，印象十分深刻的也不过是阅读中邂逅的某个章节。而鲁迅的作品以短篇居多，十分适合拿来反复阅读。如此说来，日本的俳句、短歌或者诗歌就更适合了。

我外出时，总要带上一本以前读过的袖珍本诗集。岩波书店出版的《李长吉诗集》要么被我翻得破破烂烂，要么被我遗忘在车里，现在手头上的这本已不知是第几本了。长期旅行在外，总是要换换心情的，所以除了带上自己十分崇拜的诗人的个人诗集外，我还会准备如《唐诗选》这样的名诗集。

在与书重逢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从相同内容中感受获取新发现的那种喜悦，还有一种与往昔的自己不期邂逅的怀旧感，然而这又绝非一种单纯的怀旧，它能让我们突然醒悟“平日被忘却的根的所在”，甚至能唤醒我们“现在的我来自何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与书相逢的过程也是在怂恿我们“今后应该走向何方”。

时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在李长吉的诗中封存着自己的青春，只要翻开书页，似乎随时都可以和年少的自己对话。哪怕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如此大赞反复阅读一本书，听起来也许像个精读论者。实际上，我的乱读是相当严重的。当然，精读和乱读是可以并存的，这自不待言。

1979年12月《朝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