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菲格拉斯城堡
菲格拉斯城堡坐落在城中一座贫瘠荒芜的小山上，堡垒和塔楼错落有致，好似风景画一般，被巨大的石板圈在中间，如同白色的雅典卫城。入口的小路有着预料之中的荒凉，令人生畏，但一走进布满铜钉的大门，我却感到一种清修般的宁静。诚然，这座几个世纪以来矗立在岩石之上的城堡展示了它管辖西班牙北部边境的威力，不过在如今看来，这难免显得有些戏剧化，少了一些原始的野性。
这就是那个“军营”，我此行的目的地，从北部进入西班牙的志愿兵会在这里集合。我的护卫一路上停下来喝了好几次茴香酒和干邑，现在看起来更加热情和愉快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自然想早点离开，于是推着我走进门口那个正面是玻璃墙的接待处。
“我们又给你带来了一位！”他冲房间里喊着，“他是英国人，我想，要不就是荷兰人。”说着，他把我的行李扔到房间另一头，拍了下我的背，抬起沉重的眼皮朝我眨了眨眼，然后走了。
一位军官坐在窄桌前向我鞠了个躬，他的眼睛浮肿，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他吸了吸鼻子，询问我的名字和直系亲属，并把我的回答写在一个儿童练习册上。写字的时候，他的舌头也随着钢笔的走向不停转动，呼吸沉重，有节奏地吸着鼻子。终于，他要了我的护照并扔进一个抽屉里，我看到抽屉里还有好几本不同颜色的护照。
“我们会替你保管好的，”他说，“你需要一些预防剂吗？”
虽然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还是说了声“好”。他递给我一袋东西，我放进口袋里收好。接着，他给了我一张崭新的一百块比塞塔，一顶缀着流苏的军便帽，然后说：“你现在是一名共和军士兵了。”他意味不明地打量了我一会儿，接着突然站起身，举起拳头敬了个礼。
“欢迎你，同志！”他喊道，“你不会在这儿待很久的。等我们集合起一个护卫队的人就带你们走。同时，你需要参加训练、政治教育、互助讨论等好多活动，还要学习制胜策略、见一见医生。解散！”
他讲话的时候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可能是加泰罗尼亚或者法国口音。他把行李踢回我面前便走开了。我捡起行李，走到了院子里。
此时已将近中午，冬日柔和的阳光穿过北边的地平线，群山好像破碎的玻璃一样捕捉着这光芒，每座山峰都闪烁着蓝色和白色的光晕。在南边，大地在冰冷的海浪中下沉，而在东边则是泛着紫色的海。在地下待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我被这光线灼伤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才适应眼前的景色。我定睛看着无垠的天地和辽阔的远方，为它们的壮阔感到兴奋不已。菲格拉斯城堡和它的庭院如同在纯净的气氛中缓缓升起，离这冰冷清澈的天空越来越近。我不再去想自己究竟是如何到了这里，而是全身心地享受这个美妙的、到达的时刻。
城堡的院子被刷成白色的土坯墙环绕，墙上放着几盆歪歪扭扭的天竺葵。大概三四十个男人懒洋洋地倚在墙根，聊天、抽烟或是吃面包。他们衣衫破旧，风格迥异——有些和我一样穿着便服，另一些穿着柏柏尔人的长斗篷，或是非洲白种猎人身上那种艳俗的夹克，还有些人身上套着军用毯子，从剪得参差不齐的洞里露出脑袋。
我坐在一小群人边上，一个小伙子正在用英文讲话，他说自己叫丹尼。丹尼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全身上下瘦得只剩鼻子和下巴，弓着小小的身躯，红红的手掌布满皱纹。他是来自伦敦柏蒙西的码头工人，今年二十二岁，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他走动的时候四肢来回晃动，就像老房子墙上的壁纸。
“那么我们终于到了，对不对？”他一边不停地重复着，一边发出咯咯笑声。他先是端详了我一会儿，然后又去看那壮观的山间景色，用手紧抓着瘦骨嶙峋的膝盖。“那些家伙说我不可能到这儿，那些老太太也这么说。那现在这样叫什么？我还是到了，不是吗？”
他的两只小手紧握着，用发颤的眼神斜视四周，薄而忧伤的唇间发出嘶嘶声。“我们到这儿了，不是吗？……喂，道格？嗯？”他转头对蹲在旁边的男人说。“而且又来了一位，嗯？”他说着指了指我，“他们正该死地成群结队而来呢。”
丹尼旁边的那个苏格兰人忧郁地看着我，好像在担心我帮不上什么忙。据他们说，他们已经在军营里待了一个星期。所有人看上去都既逞强又迷惘，但这个苏格兰人还表现出一种对其他大多数人都近乎亵渎的蔑视。
“看看这个家伙，”他说着指指丹尼，“他既不会用枪也不会舞棍、搬石头。如果我们还不比他强，就只能求上帝保佑了。”
丹尼身体一僵，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但我们还是到这儿了，不是吗？”丹尼说。
他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到这里了。丹尼指着院子里聚在一起的其他人，他们或坐或站，待在各自的小团体里，有些在打牌，有些在吹口哨，有些在盯着远处发呆，还有些在整日的等待中筋疲力尽，睡得正熟。丹尼说所有人都在这里了：荷兰人、德国人、波兰人，还有从巴黎来的流亡者、从马赛来的在逃暴徒、从威尔士来的乡下人、从英格兰达勒姆来的矿工、加泰罗尼亚人、加拿大人、美国人、捷克人，还有六个面容苍白、沉默不语的俄国人。
那些威尔士人正聚在一起用威尔士语聊天。达勒姆矿工们正抱怨着这里的食物。那个苏格兰人好像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些白兰地，正在兴头上，语无伦次地表达着他强烈的蔑视。
“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怒气冲冲地吼着，“教教他们什么叫政治权威，或者把他们彻底摧毁。我们就要这么干。”
“他醉得太厉害了，”丹尼说，“他还不知道他在哪一边呢——对不对，你这个杂种？”
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男人在地上玩象棋，用石头在沙子上画了方格。他们的神情严肃又担忧，不满地瞥了一眼道格，用公务员般的正式腔调讲着话。
这又是在我预料之外的。在这支特殊的军队里，我原以为会看到肩并肩的兄弟情谊、有着共同目标的勇敢同志情谊，而不是这样按不同国家分裂成的小群体，他们分散在院子各处，只跟自己人愁容满面地讲话。他们中间弥漫着一种不安和警惕的气氛，相互间充满了不信任，甚至是厌恶。
我离开丹尼和道格，漫不经心地四处游荡，假装自己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星期。但在之后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上演第一天早上的情形。几个法国无赖蹲在角落，耸着肩一脸不悦；波兰人如高贵的王子般沉默不语，太阳晒在他们漂亮的颧骨上；捷克人在小册子上胡乱涂画，然后递给其他人修正；俄国人则来去无踪，仿佛是光影间的幻觉；英国人则总是一边玩牌一边咒骂。
但大体上，我们依然是一群难以被分类的年轻人，虽然志趣不同，但都期待在新的领域挑战胆量。这座城堡和庭院就是我们的起点——一方洒满淡淡的阳光、被皑皑白雪环绕的天地。
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一些人坐船，一些人从法国搭乘违法的火车，但大多数人都是从佩皮尼昂[1]坐着卡车偷渡来的。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从伦敦经巴黎到西班牙的志愿兵们已经有了这样组织严密的交通方式，因此我才傻傻地孤身一人前来，甚至还挑了寒冬时节。尽管如此，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行踪并非完全无人察觉。从佩皮尼昂开始我应该就被人盯上了，一直到穿越整个法国。我不太确定事实是否如此，但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因此保住了性命。
第一天中午，大概一点钟的时候，有人开始用棍子敲起桶来，于是大家涌入一个狭长的棚屋吃午餐。几个老妇人分给我们锡制的盘子和勺子，从一口大缸里给我们舀豆子汤。豆子汤滚烫而厚重，居然还混着一点焦油，但对于在洞里挨饿快两个星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饕餮盛宴。
如今，我又一次回忆起那种全身上下各种感官都高度专注的感觉，嗅觉与味觉仿佛都被充分调动，饥饿使人恢复了食欲，我一边一勺勺喝着滚烫的汤，一边感受着无人擦洗的桌子上那厚厚的灰尘、汤盘上生锈的金属、外面刺骨冰冷的景色，甚至还有汤里每颗豆子的饱满。
这一餐吃得简直如同在难民营里过节一样，虽然这里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监狱。人们挤在一起，低着头快速舀汤，或者四处游走找面包；大家一个个都衣衫破烂、不修边幅，却乐呵呵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身上有我期待中的那种激情和斗志。我们好像通过这餐饭互相融合在一起了——除了法国人和俄国人——他们坐下，站起，四处走动，始终待在自己沉默寡言、充满警惕的小团体里。
午餐之后，我和一小群人走到外面——道格，丹尼，还有荷兰人乌利和本·夏皮罗——一个健壮的布鲁克林犹太人，一起盘腿坐在下午微弱的阳光下。我们僵硬地靠在一排刷成白色的油桶上，那些穿着雨披的人也纷纷裹紧了身体。
起初我们只是呆滞地坐着，沉默不语。这里看上去没有什么纪律或者规程，也没有什么管事的人过来说我们。
道格说：“我已经来这儿十天了，但还没摸过枪。”
“我连见都没见过。”乌利说。
“到处都是你这样的人，离开闲逛可太危险了。”道格说道。
“我家里有五把呢，”乌利说，“为了在水上打鸭子。要是我知道他们这里有需要就全都带来了。”
我们又无所事事地待了一会儿，然后被叫去听讲座，老师是一个穿长黑雨衣、脸色粉白的比利时人。他借助一堆地图和口号来证明佛朗哥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台下众人似乎突然丧失了兴趣，于是讲座就这样渐近尾声。
“明天是政治教育课，”老师说，“现在是自由时间，大家可以去城里。下课。”说完他拿起地图走了。
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悠闲地走出城堡的大门。门口的哨兵把步枪靠在墙上，正和一群孩子在外面的小路上玩耍，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举起拳头致意了一下。
菲格拉斯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山城，有整齐的道路和漂亮的房子，还有开阔的空间供晚上散步。然而战争让这座小镇渐渐凋敝，变成了空城，在这里覆盖上一层阴郁不幸的尘垢，好像就连窗户都不能反射亮光。此刻，这渐暗的黄昏似乎带来一阵不自然的寂静，仿佛所有生命都销声匿迹了。
沿着山路往下，车站旁有几间屋檐低矮、冷冷清清的酒馆，地板上湿漉漉的。道格和乌利领我从一间逛到另一间，显然他们在这里人气颇高，每走进一间酒馆，吧台后驼背的老女人都会举手致意。
但这并非我记忆中的小酒馆模样——在那些酒馆里，巨大的葡萄酒桶外挂着水珠，闪闪发光的酒瓶上贴着故弄玄虚的斗牛士标签。事实上，在这儿我完全没看见酒，于是又走进一间酒吧后，我点了咖啡。他们给了我一杯热气腾腾的棕色泥浆，喝起来有皮革和铁锈的味道。
“放下那东西，”道格说，“跟我们来。”我们走下楼梯，来到一个灯光幽暗的酒窖，墙上贴满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海报，生动而粗陋的图片上满是拳头和人脸，画中人叫嚷着表达反抗，为自由而怒吼，他们高高举着枪和旗帜，飘动的横幅上印着颜色鲜亮的标语。
一个瘦削的老头站在拐角处，看到我们走进酒窖，立刻转身背对我们，弯下腰试图把什么东西藏进斗篷。他腿间传出一阵翅膀扑棱和鸟类的刺耳尖叫声——他正偷偷把一只鸡塞进口袋。
“好了约瑟普，”乌利说着探头打量起满地垃圾的酒窖，“在哪儿呢？拿出来啊老兄。”
“哎，”老头气喘吁吁道，“又是你这个法国人，老天啊！为什么你不回自己的国家去呢？”
乌利和道格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苏格兰黑话咒骂着，欺负戏弄老头，直到他抱着手臂挣扎着跑到屋子另一边。他一边嘟囔着咒骂战争和外国佬，一边在一叠粗麻布中翻找，掏出一个满是污渍的羊皮酒壶。
我们坐在地上轮流喝着酒，这是一种乡下酿的干邑，酒液辛辣灼烧。
约瑟普把挣扎不停的鸡挤成一团塞进斗篷里，暴躁地看着我们喝酒。这个毛茸茸的黑色酒壶完全由山羊皮和树脂做成，干邑酒则是苦油提炼的。但它灼痛了我们的嗓子，温暖了内心最深处的角落，而这正是我们三个坐在酒窖地板上的男人此刻最需要的。
“上帝保佑这里。”道格擦着嘴嘟囔道，“我永远不想离开这儿，永远都不想。”
丹尼突然迈着蛛网一样的小脚，悄无声息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满脸歉意，抠着鼻孔。
“哎，谁能相信呢？”他咯咯笑着说，“我们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有没有给我留一滴酒？当然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道格厌恶地看着他，但还是把干邑递给他。丹尼笨拙地冲我们点点头，喝了口酒。
我们来西班牙不过几星期时间，还没怎么准备好为自由和事业而奋斗，现在却蹲在这个北方酒馆的酒窖里欺负一个疯癫的老头，一个个喝得醉醺醺。
看我们已经喝光了三壶酒，约瑟普哀怨地求我们付钱，道格递给他一张崭新的一百块比塞塔。
“不，不要！”约瑟普却摆着手拒绝接过那张钞票。
“这是政府发的好钱。”道格说着，把钱塞进他手里，“拿着，这是一个士兵的工资。”
老头屈起膝盖，不满地抱怨着，握成拳头的小手推着道格。
“不，不！”他哭叫着，“我不能忍受！卡梅丽塔！尤拉莉亚！快来！”
一个纤细的身影像灵缇犬一样轻盈地滑过，温柔地走下酒窖的楼梯。老头伸出颤抖的手抓住女孩的肩膀，他斗篷里的鸡冲出来飞到了墙上。
“你到哪儿去了婊子？”他吼道，恶毒地掐着女孩，“你为什么又留我对付这些法国人？”
女孩转头看向我们。
“随便给他点儿什么。”她小声说，“皮带，围巾，烟——什么都行。不过快点儿，他快发疯了。”
女孩穿着镇上常见的紧身黑裙子，有着西班牙裔印第安人那样的长眼睛。她推着老头走上楼梯，让他上床睡觉。道格、乌利和丹尼跟在后面，一边断断续续地唱着歌，一边催促他往前走。
一缕冬日的晚霞透过墙上高高的百叶窗投射进来，我感到在干邑酒浓重的气味之后，还有一种轻柔的麝香味。那个年轻的女孩蜷缩在阴影里，她褪下自己的裙子，正往赤裸而满是瘀青的肩膀上倒白兰地。
她一边用修长的棕色手指把酒液揉进皮肤，一边警惕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好像彩色玻璃的碎片，在落日余晖中闪烁着。我听到男孩子们在楼上跺脚的声音，他们正伴着老旧手风琴奏出的嘶哑音乐唱歌。但我无法加入他们。我被困在底下，困在这个酒窖里，困在干邑的气息中和这个幼兽般光泽油亮的女孩的身影下。
她轻抚着上臂，动作近乎猫的舔舐，弓着脖子低着头，黑发垂下来。她再次抬起眼睛的时候与我视线交汇。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瓶干邑，把赤裸的肩膀转向我，默默等待着。她的皮肤斑驳，细小的青紫色瘀痕一直向后延伸到被裙子遮盖的地方。我在掌心倒了几滴干邑，笨手笨脚地擦在她湿润灼热的皮肤上。女孩叹息一声，僵直了身体，然后随着我的动作摇晃起来，将我带入她的节奏中。
她那件磨旧的黑裙子松垂着，为我笨拙的手指腾出了空间。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带着一种令人着迷的专注。她轻轻转动肩膀，露出更多布满瘀青的皮肤。我又往掌心倒了些干邑。她慢慢躺倒在粗麻布上，我的手随着她的身体移动。楼上的男孩们唱起了《牧场是我家》。
除了急促的呼吸声，女孩一直沉默不语，任由夕阳的红色光芒洒在她身上。她那舞者才有的纤瘦身体，现在几乎赤裸至腰部，露出了优雅的皮肤，似一块精致而纤薄的波斯印花布。她仿佛想将自己的美丽与瑕疵通通任性地展示出来，又或者根本不在乎这些。她握住我的手停顿了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