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归与欢迎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从法国境内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在雪中走了整整两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十二月；这不过是我在那时做的诸多蠢事之一罢了。但第二天晚上，在边境线附近，在一个牧羊人的带领下，我终于翻过了最后一个山头，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小农庄。
到达那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农庄看起来就好像层层叠叠岩石中的一块。我敲了敲门，没等多久，一个拿着步枪的年轻人开了门。他举起一盏灯照亮我的脸，然后仔细打量着我；我看到他戴着共和军[1]的袖标。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我说道。
“请进。”他回答。
我回到了西班牙[2]，等待我的是一场横跨整个冬天的战争[3]。
年轻人把步枪背到了肩上，示意我进屋来。穿过昏暗的通道是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屋子里，一对老夫妇，另一个拿着枪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十一岁左右、面容憔悴的小姑娘正站在那里。他们就像拍全家福那样挤作一团，对我露出呆滞的微笑。
他们让我进屋时，四周一片静默——这些人突然见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年轻人，没穿外套，膝盖以下被雪浸湿，背包里露出一把小提琴弓。“哎！”突然，老妇人招手让我去炉火边，在那儿，高高堆起的松果正泛着熊熊火光。
我蹲在炉火旁，在呛人的烟雾中暖和起来，用力感受着这“到达”的时刻。穿越边境的巨大岩石时，我曾第一次有了类似的感觉。那时，气压与声音、气味的变化，令人仿佛感到有一扇大门在身后合上，将我离开的那个国家彻底关在门外；与此同时，随着比利牛斯山南麓不断延伸，伴着新鲜空气的涌入，一扇全新的大门豁然而开，将与此前不同的满目疮痍与西班牙的辽阔土地展现于眼前。我的身后是高卢烟和酱料的气息，喷香的肉和丰饶的农田；而在我的面前，我只记得那鬼魅般的情景——破布和柴烟散发的难闻气味，干鱼的咸味，酸坏的葡萄酒和恶心的感觉，石头和荆棘，老马和腐烂的皮革。
“你要吃什么吗？”老妇人问道。
“别发火。”她丈夫说。
他清理了桌子的一角，老妇人递给我一把勺子和一个盘子。另一边，小女孩正在擦一把枪，她皱着眉，伸着舌头，好像是在完成作业。冒烟的松果堆上吊着一口老旧的黑锅，老妇人从锅里舀了一些汤给我。汤很烫，但味道寡淡，这锅野兔的骨头汤可能已经煮沸十次了，变成了水一样的神秘液体。吃饭的时候，我的衣服不断冒出热气，身体打着冷战，不过也渐渐暖和起来。与此同时，两个男孩跪在门口，正抱着他们的步枪观察我。所有人都在看我，除了擦枪的女孩——她正专注在更要紧的事上。不过从外表看，除了那神秘的背包，我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威胁。但即便如此，最初充满怀疑的沉默氛围也结束了，轻松欢快的低语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
“你是什么人？”
“我是英国人。”
“啊，是的，他是英国人。”
他们礼貌而庄重地互相点头表示赞同。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翻山过来的。”
“没错，他翻过了那座山……靠步行。”
在我喝汤时，他们全都在桌旁围着我，一边揪眼皮一边眨眼，欣然点头并重复着我说的一切，就好像在迁就一个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
“他是来加入我们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而这又引发了他们的一阵动静，连那个女孩都仰起憔悴的脸庞，傻笑起来。但我也很高兴，在暴风雪中的峰峦间徘徊了两天之后，我竟能够如此轻松地到达这里。我现在同朋友们待在一起了。身后是洋溢着和平气息的法国，而眼前厨房里的这群人却正遭受着战争的盘剥——男人们抽的是山毛榉叶做的烟；汤被熬到水一样寡淡；在我们周围，手榴弹像一串洋葱一样挂在墙上；火枪和子弹带堆在角落；敞开的橙色箱子里，银色子弹像鱼一样密密地排在一起。这个时期，战争尚只发生在当地的范围内，所以步入这里就好像踏进了另一个房间。而这正是我故地重游所要探访的。不过此时，我已被困意淹没，听着模糊成一片的低语声，感受着脚下属于西班牙的岩石。男人们的眼睛眯得更紧了些，注视着我这位不速之客和正被火烤干的笨重行李。这时，老妇人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肘领我上楼，其中一个男孩紧跟在后面。我被带到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刷过白粉的石头裸露了出来，屋里有一张很大的铁床，上面盖着厚厚的羊皮。我筋疲力尽地躺下，老妇人在地上放了一盏煤油灯，把冰凉的手放在我额头上，然后对我生硬地道了声“晚安”。房间里没有门，只在墙上有一个豁口，那个男孩舒展身体，疲倦地横躺在那儿。他的下巴靠在枪筒上，大大的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快要沉入梦乡之时，我才想起我所有的行李都落在楼下了，但此刻
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对全副武装的兄弟叫醒，他们已经穿好兔皮斗篷准备出门了。他们递给我一桶雪让我洗漱，然后小心翼翼地领着我走下台阶，让我坐在凳子上，老妇人则给我倒了一些咖啡。小女孩的头发已经梳得光亮，她正在往弹药带里填装弹药。在我喝咖啡的时候——尝起来就像生锈的纽扣味——她一直盯着我看，容光焕发的脸上透出一丝狡黠。
“他翻山过来的。”小姑娘活泼地说，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男孩们咯咯地笑起来，老头咳嗽了一声。
他们拿来了我的行李，帮我甩在肩头背好，告诉我马和马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他们特意从镇上派了车来。他们不想让你继续逗留在这儿了……毕竟你是大老远跑来加入我们的。”
两个男孩半推着我走上小路，其他人跟在后面，然后停下来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朝他们青紫的手指哈气。老妇人和小女孩头上围着鲜艳的披巾，老头却不知为何戴了一顶高顶礼帽。
等在路边的马车看起来好像做工粗糙的施肥车，车夫脸上挂着空洞而焦虑的神情。“走吧，走吧，走吧。”他哀怨地不停小声抱怨着，嫌恶地瞥了我几眼。
男孩们帮我坐到车后面，并跟着我爬了上来。
“就是他了，那个英国人。”他们用一种滑稽的语调生硬地说。
车夫不屑地哼了一声，展开了鞭子。
“马和马车，”其中一个男孩说着，轻推了我一下，“我们得救救你的腿，你一路翻山越岭，腿一定累坏了。如果我们不保护你的腿，我们还要你做什么呢？你也就对我们没什么用了，对吧？”
我开始对这种轻佻的调侃感到些许无聊，只好沉默地坐着，打着寒颤。男孩们紧挨着我在两边坐下，像哨兵一样举着枪，随时准备射击。每隔一会儿他们就用枪指指我，欢快地互相点头，好像处在一种神经质的兴奋状态中。“出发！”车夫吼道，不耐烦地抖动缰绳。老头和他的妻子庄重地举手示意，告诉我要听从上帝的安排。小女孩朝马扔了一块石头——或许是朝着我扔的，但石头打到了马，惊得它猛然一动。于是我们开始缓慢地移动，顺着陡峭的山路嘎吱嘎吱地向下走，现在，兄弟俩一人一边抓着我的胳膊肘。比利牛斯山高耸在我们身后，山体雪白而坚硬，山峰被升起的太阳染成红色。男孩们对着这样的景色不禁点了点头，咧嘴一笑，然后又突然推搡起我来，露出栗色的牙齿。
在这个冰冷的冬日清晨，我们打着滑溜过玻璃般闪亮的岩石，摇摇晃晃地沿着山谷前进，途中经过一些被雪覆盖的村庄，俱都空空荡荡，悄无声息。这样令人遍体生寒的寂静绝非自然的状态，因为自然状态下的安静总会被山羊铃铛或鸟叫声打破，而这种寂静却像是一场瘟疫光临此地，致使万物俱绝。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多个场合都意识到了这点——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战争带来的、使人昏沉和麻木的感受。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一座同样被岩石阴影遮蔽的小镇，它伫立在山坡上。一个驼背的妇人缓慢地走过来，背着很大一担柴禾。一只猫飞快地窜进墙上的洞里。我发现兄弟俩突然变得紧张不安起来，上身挺得像柱子一样直，抿紧嘴唇坐在我旁边。两个穿着卡其布雨披的民兵从一个门廊走出来，快步沿街走到我们前面。这时甚至连车夫都打起了精神，煞有介事地打量着周遭，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将要发生。民兵领着我们走上广场，走向破旧的市政厅大楼，上面挂着共和军的旗帜。兄弟俩冲台阶上坐着的几个哨兵喊了几句，其中一个起身进了大楼。我想，是时候来一个恰当的欢迎仪式了。我下了马车，兄弟俩跟在后面。这时，四个带着刺刀的卫兵走了出来。
“我们把间谍给你带来了。”兄弟俩说着把我推向前。卫兵们紧紧围住我，给我戴上了手铐。
他们把我在一个地窖里关了两天。头一天他们给了我一种汤，但第二天就把我忘了——等待与遗忘正是战争中的另一个部分。地窖里阴冷潮湿，墙上结了一层冰，好像蛛网纹路的蕾丝。但幸运的是，我已经被之前那间小屋的卧室锻炼得坚强了许多，在那里，洗脸盆里的水在冬天会冻成冰块。这个小房间古怪而狭窄，形状像棺材一样，墙四周甚至还有铁环，就好像要从里面把房间拎起来似的。天花板上只挂着一个昏暗的黄色灯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我只能睡在坚硬的地板上。
我躺在那里，浑身打着哆嗦，也没有人来看我，就这样迎来了第三天。我懒洋洋地猜测着现在还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我不请自来地来到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并未受到同志般的热情欢迎，却只换来怀疑和沉默。事后，我惊讶于当时的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现得多么平静，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又是多么顺理成章。
佩雷斯上尉也是我预料之外的一位，他是第三天傍晚来找我的。伴着钥匙转动的轻微声响，他打开了地窖的门。他并非那种长着络腮胡子的传统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位衣着考究的苗条男子，身穿优雅的束腰制服，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他脚上的马靴擦得锃亮，把他的腿衬得好像涂了一层巧克力般富有光泽。他在门口朝我微笑，递给我一个装着咖啡的锡杯。
“你休息好了吗？”他用轻柔的嗓音问道。
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弓着背坐在地板上，看着他拿来两把椅子面对面放好。
“请坐。”他温和地说，“或者我该说，起立，坐下。”说着他略显做作地笑了一下。
这位军官看上去双眼困乏、做派慵懒，但一在我对面坐下就立刻变得无礼而冷淡。我是怎样到西班牙的？又是从哪里出发，因为什么？在我告诉他来龙去脉后，他遗憾地摇摇头。
“不，先生！你不可能是翻过比利牛斯山而来的。你不可能带着这些‘马戏团道具’翻山过来。书、相机……竟然还有一把小提琴，上帝啊。”他把一只纤细而温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这位年轻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不是翻山过来的，绝不是。你是走海路过来的，是船或者潜水艇把你送上岸的。你是从不来梅[4]出发的，对不对？你别惊讶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我们甚至连你要来干什么都知道。”
他苍白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摇着头完全不理会我的否认和解释，然后又捏了捏我的膝盖。
“但是同志……”我说。
“佩雷斯上尉。”他纠正道。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看我的护照。”
“我们有好多呢，亲爱的孩子。全都是假的。我们甚至还发现一间办公室，租一天二十块。”他严肃地看着我，“是那把小提琴出卖了你，还有你的德国口音。要知道，你谁也骗不了。”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拍了拍手。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我之前见过的那四个卫兵闯进地窖，房间里立刻被挤得满满当当，几乎不留任何缝隙。他们以一种“友好”的方式紧紧围住我，尽量让刺刀避开其他人的眼睛。
“跟着他们走。”军官说道，“他们会照顾你的。”然后他退回走道，让出了空间。我们经过他身边时，他打响指示意向我们告别——光芒四射、油光可鉴又一尘不染，他是我在那场战争中见过的最后一个这样的人。
卫兵们把我打发到院子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空中挂着一轮冰冷的月亮。整个镇上空空荡荡、一片寂静，沉沉夜色里门户紧闭，连一丝孩子哭闹或狗叫的声音都听不到。我的守卫们放松了下来，步伐沉重地走在我旁边，轻推着我的胳膊肘，边喘粗气边吹口哨。他们的个子都像鞑靼人一样矮，鼻孔里冒出热气。最矮的那个转着他的步枪冲我笑。“哎呀，”他说道，“你走了那么远的路来见我们。我们听说是翻山过来的？”“没错。”“嗯，我们快到了。你不用再绕着城转来转去了。”
我们确实没再走多远——在月光下，我们沿着一条小街走进了一个简陋的废品厂，一直走到地上的一个坑洞旁。卫兵们把四周的雪清扫干净，掀起铁盖，把我扔进了漆黑一片的洞里。那里不是很深——大概六到八英尺，但很窄，周围都是石头。“晚安，金发小伙，”他们喊道，“这下面比山上暖和，这种天气，你明白吧？”他们在我头顶上方盖上铁盖子，插好沉重的锁。之后我听到他们在雪地里跺着脚走远，我又是孤身一人了。
这个洞的底端比上面宽敞，我蜷缩在潮湿发霉的稻草上。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从护栏往外看，连星星都看不到。我用膝盖抵着下巴，朝手指头哈气，开始思考我的处境。此刻，我对自己的遭遇仍未感到惊讶。的确，我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质疑或反抗。但从我到西班牙的那天起，就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接管了我的命运，但那时的我还没有发觉这有多么蹊跷，也并不知道我把自己推向了怎样的险境。
我知道自己一定不是唯一一个穿越边境来投奔共和军的人，一定还有其他只身前来的志愿者——但他们也像我一样被扔进这样黑乎乎的狭小坑洞里了吗？这会不会是用来考验我们的训练？以此证明我们意志忠诚？
我现在又冷又饿，在这样漆黑冰冷的寂静里，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危险的气息。我想我受到的明显不是常规的“招待”。起初在市政厅地窖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两天可能只是例行公事，但之后我被头朝下地扔进了这个好像中世纪就建成的坑洞里，似乎表明我被特意挑选出来了。
但我依然没有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扰，这倒愈加激发了我的冒险欲望。我那时正处在年轻气盛的年龄，从不怀疑我从危难中幸存下来的可能性，傻瓜一样相信我正过着幸运和受神庇佑的人生，而这种幻觉也正与人们发动战争的原因相同。独自一人置身于这吞噬万物的寂静中，我感到了命运的封印，既沮丧又兴奋。虽然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但我那时却并不知道自己离死亡有多么近……
可能过了几天，也可能只是几个小时，我听到头顶渐渐有脚步声靠近。铁盖被打开了，我瞥到一缕星光，这时另一个俘虏被扔进了洞里，倒在我旁边。“现在你们就能成立个委员会了！”有人朝下面喊道。接着，铁盖被重新盖好，缓慢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一片黑暗中，我们挨得很近，现在的我们是这个石头“坟墓”里互相看护的囚犯，又像是一对狱卒。“他们给了你这个。”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我，递给我一片坚硬的碎面包。这里的空间刚好容得下我们两人一起躺着，虽然我看不到他，但至少空气变得暖和了。我们一起在这个漆黑的洞里待了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只有卫兵过来，打开人孔快速抬起铁盖，递给我们面包、兑水的葡萄酒和一个桶。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和一个看不清脸的陌生人紧紧挤在一起，感觉实在很奇怪。通过他的声音和呼吸，一起吃东西喝酒时无意中碰到他的手，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他身上还有一种新鲜而原始的气息，一种来自野外、混合着松树与橄榄的气息。我记得我们每天都睡很长时间，陷入了一种极其困乏的状态，醒着的时候我们会聊聊天。他说自己是个逃兵，语气似乎很高兴，因为我们之间完全相反的差别而大笑不止。我努力想加入这场战争，他却努力想要逃离，而现在我们俩却被困在同一个漆黑的洞里。我是从法国翻山来到这里的，他却是在逃往法国的路上被抓的，而最能确定的事则是，据他说，我们都会被枪毙。
的确，为什么不杀了我们呢？这个逃兵看起来已经听天由命。我的这位同伴把现在的形势解释给我听，他耐心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倦怠，却毫无怨言或自怜。西班牙的这场内战持续了十八个月，已经进入了激烈的冬季战争阶段。共和军节节败退，无法再心存侥幸，只能力求万全。佛朗哥叛军的装备更加齐全，在国外也有强大的同盟；而我们这边却没有武器，没有朋友，连食物也几乎没有了，并且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人——除了死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这样的可疑分子呢？他们没法留着我们、养活我们，更别说放了我们。公开审判我们就更不可能了，对他们来说太过奢侈。相比之下，杀了任何可疑的人则更安全也更迅速，因此这理所当然地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的这位同伴说自己叫迪诺，今年二十二岁，出生在瓜达拉马山的一个小村庄里。在他小时候，村子被摩尔人烧毁，他和弟弟一起跑过边境，成了爆破手。他们总是单独行动，而他亲眼见到弟弟因为导火线出了问题而被炸飞。他曾在瓜达拉哈拉参与战斗，但他不喜欢那种作战方式——大多时候在壕沟里游荡，接着就是屠杀和一片恐慌——因此他又一次离开，想要朝北去往法国。他被逮住了两次，又两次逃了出来，但他觉得这次他们是真的抓住他了。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是的。他看到过很多囚犯和逃兵被枪毙，而说起共和军处决犯人的方式嘛——随意，毫不正式，通常气氛愉快。和迪诺一起被关在黑暗里，我一边听着他用温柔调侃的声音描述那些场景，一边想到自己正离死期越来越近，不知道我们俩谁会先被叫走。
毫无预兆的，这一刻在我们半睡半醒之时来临。头顶的铁盖被悄无声息地迅速抬起，有人低声叫着那位年轻逃兵的名字，我们俩只来得及在暗中摸索到对方，匆匆握了一下手。
迪诺举起胳膊，他们把他抬到出口，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了他的脸。他的脸消瘦，两颊凹陷，一双大眼睛却神采奕奕，他长而尖的面孔好像埃尔·格列柯[5]画中升天的圣徒。终于，两个黑影把他从狭窄的通道拉了上去，铁盖再次被合上。我听到了玻璃杯叮当作响、一些随意的闲聊、迪诺短促的笑声，接着响起了枪声……
我靠着墙仔细听着，一切都结束了，我颓然倒在稻草上。我的手碰到了逃兵落下的军便帽。帽子被汗浸湿了，还带着他脑袋的温度。
几天之后，在黎明时刻的红色天光里，有人拉开铁盖喊道：“嗨，金发小伙！”一双胳膊伸下来帮助我上去，我的手腕被抓住，整个身体被举出了这座坟墓。
我的双腿在颤抖，但我把这归咎于两个星期没锻炼的缘故，晨曦灼伤了我的眼睛。这次轮到我了吗？整个院子闪着雪光，而我预料中的仓促准备——椅子、手推车、平底木箱、手里握着一瓶干邑的困倦军官，还有衣衫褴褛、排成一列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的士兵——这一切都在。不过却不是为我准备的。另一个年轻人被捆在椅子上，猛抽着烟，像鹦鹉一样喋喋不休。
而我却被人领着快速穿过院子，来到一条小路上，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在一辆老旧的黑车旁边等着我们。他们把我推上后座，分别坐在我的两边。一个宽肩膀、戴帽子的男人坐在司机旁边。
我们的车开得飞快，沉默地穿过这座闭塞而悲惨的城镇，驶向空旷的郊外。我们爬上一条坑洼不平的路，来到了荒凉的高原。风卷起粉色的雪花。高原上零星散落着岩石和荆棘，灌木被雪压弯了腰，广阔的冬日天空将这一切笼罩其中。
车里因为不透风而变得燥热，两个卫兵穿着厚重的棕色大衣，此刻像出汗的马一样冒着热气。他们的鼻孔里也热气腾腾，鼻子油光发亮，汗水滴落在他们膝盖间的刺刀上。
他们俩都长得很奇怪，其中一个个头很矮，像小丑一样，有着青紫色的下巴；另一个粉嘟嘟、胖乎乎，一看就是娇生惯养的男孩。我试着跟他们聊天，但没人搭理我，只有人会意地吹了声口哨。我们开得很快，沿着一条空旷而昏暗的路不断前进，每到一个拐弯处，所有人都随着车摇晃。
我们正朝哪儿去？等着我的又是什么？虽然卫兵们沉默不语，但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有什么东西已经主宰了这一切，它势不可当，既无法扭转，又无法叫停，一些言语和思想上的疯狂与混乱已经误判了我来这里的单纯原因。那时的我还不曾意识到，把任何一个人放入类似的情境中，都很可能被罪恶感淹没。
起初我认为，我突如其来的被捕入狱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伪装做戏，也和军队特有的粗枝大叶有关；但如今我觉得自己越陷越深，落入一些模糊的罪名之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已不再苦苦寻找答案。
太阳越升越高，将石头照得发白，眼前的景色好像过度曝光一般一片空白。吹着口哨的卫兵坐在我两侧，虎背熊腰的军官在我前面，我确信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厄运。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光线——毕竟我刚刚在黑暗中待了两个礼拜——我眼前的景象颤动着渐渐成形，变得越发荒凉野蛮。但我从未感到眼前掠过的景色是如此珍贵，这无可取代的世界披着千疮百孔的外衣，到处都是人类留下的潦草痕迹，譬如一间盖着稻草的破旧小屋，或是一片坡状梯田。虽然车里弥漫着油烟的热气，我的每一次呼吸却都显得昂贵难得，好像偷来的一样。就连这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虽然怪异而邋遢，现在也渐渐呈现出命运赋予的力与美，他们既是守护者也是破坏者，手中握着某个人的生命线。
我们的车大概行驶了一小时，前排的军官突然坐直打了个响指，车便靠边停下了。冰冷而死寂的荒原弥漫着黄色的雾气，除了远处的树丛，一片空旷。他们命令我下车，一个卫兵拿枪顶着我的背，朝树的方向指了指说：“走！”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他们在监狱那边明明可以更隐蔽地完成任务。但这里确实又非常合适，无疑他们之前曾在这里行刑过。军官下了车，咳嗽了一声，吐了口痰，然后朝我走过来，轻推了一下我的肩膀。“来吧，金发小伙，”他说，“快点儿走。”于是我抬起头向前走去。
我看着广阔而冰冷的天空、铺满石头的平原，朝着远处的树丛走去。我听到我身后的卫兵们拉动枪栓的声音。这里确实可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地方——被岩石环绕的平原，须臾间将尽的黎明，周遭空荡的寂静，还有前方的小树林，对一次安静的处决或谋杀来说简直如天造地设一般。我能感觉到薄底鞋下头石块的锋利。身后的卫兵拉动了枪栓。
如果我的死期已至——现在我已经非常确信这一点——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看。我的目的很简单，如果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能到达前面的小树林，那就是我逃跑的最后机会，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离我最近的这棵树已经被风吹弯了腰，看起来有一千岁那么老，它的根像融化的蜡一样倾泻在岩石上。卫兵在我后面呼哧呼哧喘着气。我能在他们开枪前到达那边吗？我能在子弹飞速击中我之前听到枪声吗？我能在眼前一片漆黑之时听到任何声响吗？我几乎是在装模作样地缓步走着，极力掩饰我的急切。终于，我走到了树林边，准备逃跑……
其中一个卫兵走上前抓住我的胳膊。“好了，金发小伙，”他说，“坐下。”他的同伴已经蹲在树底下，用刺刀打开了一个沙丁鱼罐头。那位军官和司机边打哈欠边挠着痒加入了我们，大家围成一圈坐下。他们给了我沙丁鱼和一些面包，一瓶干邑在我们中间传递了一圈。我看着手中的食物和周围自然而安全的地形，一阵难以抑制的喜悦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卫兵们舒展身体，开始聊足球。军官拍掉衣服上的灰尘，给我卷了一支烟。他冲着眼前由老树和岩石构成的风景挥挥手，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野餐地点，他们大约一个星期来两次。我问他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菲格拉斯[6]。”他说道。他们要把我放到军营去。“我觉得你应该更愿意开车而不是走过去。”
但他说仍然由他负责看着我，如果我愿意这么想的话。一直到他们把我送到旅指挥部，他才算完成任务。他用那双雾蒙蒙的蓝眼睛古怪地看着我，有些生气，有些好笑，又很冷淡。
为什么他不早告诉我这些？那辆车，全副武装的卫兵，山上偏僻的下车地点，这是另一次考验还是什么愚蠢的西班牙把戏？他真的和看上去一样无害吗？如果我当时猛冲进树林里，他还会觉得好笑吗？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我那么做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1]即西班牙内战中由第二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领导的共和政府军。
[2]作者曾于十九岁时（1934年）前往西班牙游历，详见其“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
[3]即“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
[4]不来梅（Bremen），德国北部城市。
[5]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
[6]菲格拉斯（Figueras），西班牙的城市，位于距法国边境二十公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