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说新语》美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先贤时彦为《世说新语》的整理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多个领域里取得了突出成绩。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学者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不断翻新，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问题域”，并尝试着探讨文本深处蕴含的文化、美学意义，并且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都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总的来看，现存的研究困难和问题依然不少，目前学界对《世说新语》美学的研究仍处起步阶段，发掘此书的文化底蕴亦尚在浅层。以往从美学角度探讨此书的，多是做些概括性强的全景式描述，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深入分析。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世说新语》这样记述名士风流和士大夫情趣的作品自然被束之高阁还可理解的话，那么从拨乱反正直到今天，思想大大解放了，研究它的人和文章也逐渐增多了，却仍然没有一部从美学角度全面、深入解读它的专著，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其审美文化特征的有意识发掘，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这在十多年前就引起了个别学人的注意，如有论者指出：“重视《世说》与社会、政治、历史、道德等‘外部关系’的研究，固然是应该的，但对《世说》文本自身的形式问题(如文体、叙事、艺术、审美特质)或曰‘内部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研究现状？
笔者认为，实用理性的学术传统和稍显刻板的学科分界，是造成目前《世说新语》研究缺憾的深层原因。如果从事古典学术研究始终抱着“古为今用”、“学以致用”的态度，不能在根本上摆脱功利主义，就难免在面对古代文化典籍时，总是做各取所需的选择。对于包罗万象的《世说新语》，文体的归属问题至今尚存争议，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把它看作“志人小说”的先声、中古口语的“活化石”或“清谈之总集”，又或者干脆笼统地称之为“魏晋士人生活百科全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说，人们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读解任何文本，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们确实忽略了从处在文、史、哲交叉地带的美学的角度集中探讨《世说新语》，似乎对它进行全面、系统的美学研究会“僭越”了现有的学科分界。
另一方面，现存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大多秉承西方，而忽略了中国古典美学指谓对象的多义性、模糊性和重直觉的诗性特色。在考量魏晋六朝的美学时，似乎只有明白标榜论“文”的《典论·论文》、《文赋》和称得上体系、条理的《文心雕龙》、《诗品》等才能成为研究对象，而《世说新语》仅只是反映某种背景或论点的材料佐证，这在思维上还是存在“先入为主”的问题。因此，在笔者看到的研究此书和探讨魏晋时代各种思想的论著中，虽有不少关于它审美文化特征的描述，但往往不是流于片段就是仅以其内容作为论据，忽视了文本自身独立的美学研究价值。
实际上，能否从美学的角度研究《世说新语》，首先取决于这一文本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倾向。从内容上说，虽然此书主要记述的是汉末至东晋时期士族阶层的遗闻逸事，但却集中体现着魏晋时代特有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尤其典型地展现着当时乃至后世中国士人群体的审美气质和美学趣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从美学角度切入《世说新语》的是宗白华，他写于1941年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虽然篇幅短小，无论在把握《世说新语》所具审美内涵的深度上，还是论及其对美学影响的广度方面，都显得较为粗略。但他明确指出：“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可见，高超的审美感悟和精深的艺术素养，使宗先生成为此领域毋庸置疑的拓荒者。大师级美学家的提示，既是对本选题学术意义的肯定，也使笔者在学理层面上丰富、超越前辈思想成为可能。
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李泽厚、刘纲纪也认为，这虽然为人物品藻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但它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却足以使他们暗自庆幸。而且，《世说新语》虽然“并非美学理论的著作”，但它“以精练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汉末至东晋社会审美意识的重大变化，对了解魏晋的美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此书与中国古典美学原本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人物品藻古已有之，但其至“世说新语时代”时才获得相对独立的、审美的意义，而人物品藻的审美化又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审美意识的自觉和普及。
袁济喜认为：“中国完整意义上的美学，应该说是在六朝时代开始的。”本文则要接着指出，早于《文心雕龙》、《诗品》的《世说新语》，已经基本结束了先秦两汉时期美学依附于政教道德的狭隘境界，将艺术审美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及个性追求熔为一体。如果说人学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世说新语》则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明确《世说新语》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厘清它对后世艺术观念与鉴赏、美学范畴及方法等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可以为解读此书提供新的维度；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找到中国美学自觉生发的源头。
由于《世说新语》是极具原创性和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资源，所以探究它的文化底蕴和美学价值，不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其他具有诗性特征的理论文本，还能帮助培养、丰富人们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趣味。而且，本课题的拓展性和创新性也将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并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及美学精神，做到真正的“素质教育”并切实提高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艺术、美学也作为生产力的今天，本文的探究或可为人们在工艺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实现审美的增值提供经验或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世说新语》记述的魏晋人物品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由道德范型的人格审美向个性至上的人格审美之转变，而这种转变是渐进的、复杂的。并且，此书生动地记录了魏晋名士的言行，描述了他们的形神之美，却又更多地表现为只言片语。因此，如何通过整理、归纳和分析，发现《世说新语》中那个潜藏的、内容丰富的人物美学体系，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为此，我们就不能过于孤立、单一地研究此书，而应从多个角度和侧面来考察它的美学知识逻辑及价值意义。
虽然完全读懂《世说新语》的词语不易，但这点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尚在其次。由于此书在本质上是魏晋玄风影响下的产物，而玄学的核心命题是“得意忘言”，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方式。所以，如何揭示这部经典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即如何把握书中人物的简约对话和旷达行为所显示的深层次意义，将成为我们研究的难点。此外，以往研究者探讨最多的是《世说新语》中的魏晋清谈、名士风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及影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往往涉及很多主观判断、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因此，如何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与评价魏晋名士的心态和生存真相，也是我们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难题之一。
总之，现有的学术资源尽管很少直接述及本论题，但学界无论对《世说新语》文本所做的多方面探讨，还是在有关魏晋时代哲学思想、社会习俗和语言心理等的研究上，都已取得较多突破和进展，这些都为本文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很大便利。袁济喜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既可以从整个通史的融贯中寻绎其内在规律，也可以通过重点剖析某一时代的美学思想来窥探整个中国美学史的文化特征。”具体到本文来说，我们的研究即是从剖析《世说新语》文本及其所标识的魏晋审美文化入手，探讨古典美学的基本问题，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此书在文学史、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揭示其对后世艺术观念与鉴赏、美学范畴及方法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