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了汉末至东晋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和言行风貌,尤以反映魏晋名士的清谈、风度为中心内容,其突出的艺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深得千百年来文人学士所爱赏,被学者们称为“名士底教科书”(鲁迅语)、“风流”之“宝鉴”(冯友兰语)、“清谈之总集”(陈寅恪语)等,并对中国文化及士人精神产生了持续、重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注重“体性”,所谓“体”,指作品的文体或风格特点;而“性”则指作家的才能个性或气质禀性。如果借用这一范畴对《世说新语》进行“辨体明性”的研究,即辨其外在的文体和风格、明其内在的本质与特性,或许将发现:它不是通常意义的美学文本,却是纯粹完整的审美之作。进而言之,作为承载儒、道、释三家思想文化的经典作品,《世说新语》不仅展示了魏晋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而且在“体”和“性”方面均对后世美学产生了普遍、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世说新语》研究综述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一部志人小说,它“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作为魏晋时代人生哲学和文艺美学的结合体,《世说新语》由特定的社会、人生与思想诸种因素酝酿而成,书中表现的文人士大夫独有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对后世影响甚巨,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并被当作案头必备之书。自宋明以来,不断有人翻刻、评点《世说新语》,如刘应登、刘辰翁、王世贞、王世懋、李卓吾等人的点评,无论是文字训诂、艺术鉴赏,还是奥义索隐,都成为此书研究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世说新语》之美,较具代表性的是明人吴瑞徵的《世说新语序》,其用“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超言”等“六义”概括了此书的语言之美。晚清民国以降,李慈铭、王先谦、叶德辉等在此书的校勘、考证和辑佚方面屡有收获,而刘盼遂、李审言、沈剑知、程炎震等也通过传统的训诂、考据、索引等手段,做了大量的文字疏解和疑难考释工作,为后人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学术积累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世说新语》研究,始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对此书的探讨多是在研究魏晋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下进行,主要论著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容肇祖的《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刘大杰的《魏晋思想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和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而最早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研究《世说新语》的则是鲁迅与宗白华。1924年7月,鲁迅在西北大学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最早赋予此书以“志人小说”的身份;1927年7月,他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了“魏晋风度”这一重要命题。1941年宗白华则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成为《世说新语》美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此外,1944年冯友兰的《论风流》一文,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揭示了此书的思想及审美价值;同期王瑶先生在探讨中古文学史时,亦多以《世说新语》为例,探讨“玄学与清谈”、“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问题,共同开创了此书研究的新局面。

自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后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大陆的《世说新语》研究相对沉寂。但这一阶段王利器的《世说新语校勘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根据唐写本和明清以来的多种异本参校,订正了影宋本《世说新语》的多处讹误,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亦成为后学研究魏晋玄学和美学的必备参考书。此外,陈寅恪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徐震堮的《“世说”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刘叶秋的《试论〈世说新语〉》等论文也在探讨魏晋清谈和晋宋口语方面颇见功力。同一时期,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世说新语》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如徐复观在1966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将汉末魏晋之际的人物品鉴之学看作中国艺术精神得以形成和完善的重要环节,可以视作《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史上的一个进展。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香港大众书局1969年版)、王叔岷的《世说新语补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和詹秀惠的《世说新语语法探究》(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等,也在此书的校笺考证和语言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杨著”取材宏富、旁征博引,逐一对证三十六个门类分别讲述了魏晋名士的何种品行,并汇集了历代学者在《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方面的大量成果;“王著”与其他注释类不同,侧重于“补”和“正”,将《世说新语》中的语句与其他古书中的相似语句进行了对读;“詹著”较多地借鉴了周发高《中国古代语法》中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语料例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说新语》的语法面貌。

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主线的引导下,《世说新语》研究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突破。随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的先后问世,大陆学界再度掀起研究《世说新语》的热潮。上述两种版本影响甚大,笺注偏重于史,以考察史实、按语评论为主;校笺偏重于字词,更侧重疏通义理和训解文字。此外,在对《世说新语》全书的疏证考订方面,较有影响的注释版本还有李毓芙的《世说新语新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张撝之的《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张万起和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此书的传播。周祖谟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中指出:“《世说新语》虽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的确,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作为“小说之上乘,说部之显学”的《世说新语》,除了进行校、注、选、译之外,主要从文学文献、历史文化和语言修辞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与建构。

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世说新语》的专著,它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献考据方面,如在版本问题上作了细致的条分缕析和考镜源流。其后,萧艾的《〈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张叔宁的《〈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王守华的《世说新语发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和范子烨的《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继续深化了此方面的努力,尤其是“萧著”对刘孝标注,“范著”对书的原名及体例、成于众手说和残卷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这类致力于解决局部的、技术的、材料的研究,如有学者所言:“崇实黜虚学风的复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以文献问题为主的学术目标,使有关问题的研究继续地走向深入。”

国内学人在注重《世说新语》文学文献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对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思想加以发掘,如宁稼雨的《〈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蒋凡的《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和申家仁的《〈世说新语〉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其中,“宁著”对魏晋时代的玄佛思想状况和士人言行、生活行为及文化风俗等作了“发散式”研究;“蒋著”力求在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对于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进行探索,考察了魏晋清谈及士人的婚姻、家庭、教育等问题;“申著”则在社会人生的视角上,从“人性人情”、“生活态度”、“处世之道”等八个方面解读《世说新语》,以期它在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

语言研究是整理古籍的基础,只有弄清楚语言,才能正确地标点断句、译注古书。而《世说新语》不同于一般的古籍,其语言笔调大量采用晋宋口语,使通常的训诂学感到束手无策,所以也就进入了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他们掀起了研究《世说新语》通俗词语的热潮。如张万起在《世说新语词典·前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中指出:“《世说新语》……这部书口语性较强,能够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语言风貌,因此也为语言学家们所重视,成为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文献。”此外,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吴金华的《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振德等的《〈世说新语〉语言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等,都从音韵修辞的角度,整理、研究了此书的文字和语法,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在此不做赘述。

新时期以来,《世说新语》的艺术审美价值、所记魏晋清谈的思想内涵以及人物品鉴的美学意义等重要课题,都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涌现出一批角度新颖、内容扎实的专题论文。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有不少章节都是围绕着《世说新语》展开,可谓此书美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另外,从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人物品评与审美”中可知,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六朝美学的所有理论构造都与兴起于汉末的人物品鉴思潮密切相关。

同一时期,台湾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亦相当引人瞩目,较具代表性的有唐翼明的《清谈与清议考辨》和梅家玲的《〈世说新语〉的叙事艺术》等论文。另外,台湾学者还较早地涉及《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美学的研究,如在八九十年代即有张蓓蓓的《魏晋人物品鉴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徐丽真的《〈世说新语〉呈现之魏晋士人审美观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4年)、赖丽蓉的《魏晋人物品鉴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等先后问世,但它们也存在着研究范围和视角过于狭窄以及研究内容重复等问题。

新世纪以来,有关《世说新语》的疏证、建构和整合研究方兴未艾,如在注释方面就出现了朱铸禹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天华的《世说新语新校》(岳麓书社2004年版)和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修订版)》(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几部力作。刘强的《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又进一步订正了“朱著”存在的个别讹误,将《世说新语》的历代评点汇于一帙。近年来,对于此书的微观和宏观研究均渐趋精深,如刘伟生的《世说新语艺术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运用文体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对《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叙事艺术、语言艺术等作了系统分析和论述;海外华人学者萧虹的《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综合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探讨此书反映的社会风尚、它的历史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龚斌的《世说新语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更是在辞语考释、史料辑补、疑难阐释、评论辑录等诸方面全面总结前人硕果,洋洋近百万言,堪称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注释版本;而刘强的《世说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则创建了包括文献学、文体学、接受学、美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在内的“世说学”理论框架。“龚著”和“刘著”的问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在综合性、总结性著述方面的缺失。关于《世说新语》在海外的传播、接受和研究,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世说新语》的美学影响”部分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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